第一节 人口发展概况
如果有人告诉你李果村人口曾经多达两千四百余口，可能你不会相信。因为东西两堡的面积之和还不到0.15平方公里。直至今日，李果村村里村外都住满了人，也不过将近一千口人，谁能想到这里曾经居住过两千多口人呢？然而老辈人确实有这样的传言，现在还可以拿出至少三条佐证。其一，在西堡以南以西，东堡以北以东曾发现有大量的古旧地基、古井、古街巷遗迹，范围几乎是现在两堡面积的1.5倍。最南端的郭家庄遗址距现在的村子约一里半路。这个遗址有没有发掘的价值尚无定论，但直至公社化后期，人们还以郭家庄作为那一带耕地的称谓连续多年种植红薯。另外，根据尉乙酉家保存的祖上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析产分单得知，东西堡与郭家庄中途大路以东，还有一处称为李家庄的地方。而据张高村八十二岁的李绍祖叙述，他家祖上就是从“官道（西山煤运故道）上那个庄子上”（方言中前一个“上”发she音，后一个“上”发shi音，一点也不拗口）。搬迁到现在的张高村的。另外，上辈人也依稀说过，他家原来住的地方有一株老梨树，可以与上述关于李家庄的记载互为印证。西堡南城外至关帝庙以北甚至有油坊、磨坊等作坊聚集的商业区。这些都充分证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村民居住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人们的经济生活也丰富得多。只是到了明朝晚期修筑城堡时已经处于人口低潮期。当时人们为了减少筑建城堡的工作量和经费开支，才以大致满足当时人口需要为度，形成了后来的城堡圈。时间一久，人们就把城堡当成了村子的界限，以往的繁盛逐渐被人们淡忘。其二，位于堡外的庙宇，建筑时间都远远早于村内的庙宇，其规模也远远超过村内的庙宇。村南的龙王庙、关帝庙，村西的财神庙、土地庙都有完整的院落，关帝庙还有偏院，龙王庙、关帝庙内都有水井。这说明这些庙宇原本都位于居民区的中心。民居破败了、拆毁了，甚至荡然无存了，但庙宇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神圣，也就被较长时间地保存了下来。相反堡内的庙宇大多创建于建堡前后的几十年内，规模也和城堡的大小相称，已经没有了以前庙宇的气势。其三，从东堡饮用水井的凿井碑记中发现，当时捐资的村民中，姚、乔两姓占60%以上。而到四百年前村内修建九江圣母行祠时，东西两堡都没有了姓乔的。号称“七十二家姚姓”的姚家也仅存三户，证明大量的原居民由于某种原因减少甚至消失了。其原因不是他们离开了此地，就是没有了后裔。
建村两千三百余年，人口一度超过两千口的村子，为什么会日渐萎缩呢？如果按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则，似乎是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了起来，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了。然而事实上又不是这样。细究起来，大致有三个因素：第一，明代的大移民导致了村内人口的减少。金元时期，民族矛盾导致的战争大多发生在华北、华中、华东的平原地区。平展辽阔的地区被金戈铁马的游牧民族统治者所觊觎，汉民族也成为他们清剿驱赶的对象。山西一带多为山区，又是多民族聚居区，相对平静一些。汾河中下游肥沃的土壤更是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河汾文化的又一个小高峰。元朝末年统治者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民族镇压，加上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肆虐，导致了连绵十余年的红巾起义。镇压和反镇压的殊死争战此休彼发，两淮鲁豫百姓“十亡七八”。明王朝初期的靖难之役又延续了这种战乱形势。冀鲁豫皖几乎成为无人之地。而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相对稳定，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成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到洪武十四年（1382年），河南人口189.1万，河北人口189.3万，两省人口总和才相当于山西人口的91%。李果村人口达2400人应当就是那个时期的事情。明王朝政权稳定之后，为了发展经济。大规模从“窄处”向“宽处”移民。所谓宽处，就是地广人稀、土地大量荒芜的地区。反之，窄处是指人稠地窄、人口密度过大，土地负荷过重的地方。据《山西通志》记载，从洪洞大槐树集结的十八次大移民中，平阳府总是征发移民的重点区域。以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和永乐十年（1412年）的两次移民为例，平阳府分别移民184万余口和164万余口，分占山西全省的37.9%和40.4%。太平县作为平阳府少数几个平川县之一，更是窄中之窄，移民的数量必然相当可观。第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人口锐减。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繁衍多年的人口积聚因天灾骤然减少的情况经常发生。汾河流域虽然山高坡陡，很少受到水灾洪祸的危害，但地处内陆，十年九旱，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般年成的收入还差强人意，大旱之年就会严重歉收，造成饥馑，清代的光绪初年就是如此。光绪三、四、五年（1877年—1879年）连续大旱，三年五季不收，粮价昂贵。历史上有这样的惨烈的饥馑记载“卖儿鬻女、拆房毁屋，易以斗粮犹不可得”，“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饥馑相望，往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者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者恒八九”，“周围村庄死人七分有余”，太平县知事劳文庆事后悲叹“稽其户口，仅存十之五六”。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全县人口从道光五年（1825年）的17万余口锐减至8.9万余口。李果村的人口也空前地下降到历史最低值400余口。另外，更早一些的康熙年间还先后发生过三次大地震（1668年、1690年和1695年），“人口死亡过半”，这也是造成村内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原因。第三，长期的战乱限制了人口的发展。明朝末期李自成的起义军曾经三打太平县。清代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也对当地有所波及。最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从1938年日寇进驻汾城到1945年日军投降，整整八年。白天日本鬼子横行、夜间阎系军队骚扰。要粮要款要柴草、抓兵抓伕抓苦力。阎锡山的国民县政府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都驻扎在沿山一带。清剿和反清剿的战斗经常发生。为了躲避战乱，家底殷实的人家举家外逃，一般人家的青壮年也是东躲西藏，土地大片荒芜，生活没有来源。少数人做起了盗抢劫掠的歹事。官寇兵匪、轮番祸害，村民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从日本投降到1947年土地改革前夕，村内人口更是降到了二百口以下，全村仅剩59户，186口。到1950年土改复查，一部分躲避荒乱的人家陆续返回故里，村内人口才达到341口。
除以上三大因素之外，也不排除其他的情况。如有的人家当了大官，创了大事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就举家搬到食采邑、受俸禄的地方；或者随着眼界的宽阔，有的人发现了生存环境更优越的地方，便主动迁往别处；也有一些人为着其他理由，搬往附近村子，据张高村一户姓许的和一户姓潘的老辈人传言，其祖上都是从李果村搬迁过去的。汾城小东关也曾有一家户主为郑庚喜的住户，后来举家定居陕西西安，也是李果村人，土改前后还回到李果村耕种属于他家的土地。而这三个姓在现存的碑碣及其他资料中都找不到依据，说明他们搬离李果村的年代甚至更早一些。
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建国至1960年处于休养生息期，人口增长速度平稳，十年间增长了20.4%。1960年至1970年迎来了人口增长高峰。一方面人口基数有了一定规模，自然增长较快，另一方面由于本村生产条件较好，吸引了一些外来人口来村落户。另外，在这期间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十年内净增长48.2%。1970年至1980年，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十年净增长降低到14.4%，1980年至1990年进一步降低到14.2%，1990至2000年又下降到13.2%。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不仅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国家的计生优惠政策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低生率的形势得到了巩固。同时由于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上学就业离开村子的年轻人每年都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村内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连续五年都在930人左右徘徊。眼下全村人口为212户933口。
李果村人口的发展形势，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与村民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观念密不可分。20世纪中期，人们对解放前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颠沛流离的经历记忆犹新，于是他们坚持勤恳、奋进的生活态度，珍惜平和、温厚的人际关系，所以包容性和人性化是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基本理念，封建的家族观念、狭隘的乡土意识相对淡薄了一些。也有一些村子受那些落后观念的影响，导致排外思想严重，他们对外来人口抱有成见，心存警戒。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每当这时，暂时借住的非传统村民都不能留在村里，无论你是村人的亲戚朋友，还是到村里经商打工，即使你平时为人处事没有什么不妥也照样不能留，长期定居落户则更是不可能的事。李果村却不是这样，李果村人心胸相对宽阔，他们对那些因遭受灾荒逃难远来的外乡人，远离故土扛活、打短工、艰苦谋生的穷苦人，非常同情。他们对招赘来的女婿，对寡妇再嫁也毫不歧视。李果村也不像某些地方封建礼数习俗严重，嫁出门的女儿再回娘家村不受欢迎，不是明媒正娶则遭人白眼。总之一句话，李果村人对弱势群体持同情、宽容的态度，对那些生活贫苦或者遭逢不幸、为了生存选择不得已的道路的人和事，能够给予尽可能的谅解和包容。新中国成立初，西堡的81户人家中因逃荒要饭或长期“停活”（打长工）而转为正式落户者20户，外嫁女儿因各种原因又回村安家的5户，占到总户数的31%。寡妇再嫁的有，叔嫂结合的有，只要正正派派地做人，本本分分地过日子，大家都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东堡当过一任农会主席的邢玉录，仅有一个女儿，由于命运的捉弄，先后招赘了五个男人，坚强地把一个家庭维持了下来，村人也毫无歧视之意。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本来没有陈姓家庭，但外地迁来一户，因前夫去世而招赘来两户，现在陈姓已发展为四户十多口人。进入二十一世纪，村人的观念又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们不再把自己当作土地的依附品，也不再墨守“养儿为防老”，把子女束缚在原有农耕家庭的窠臼内。他们努力为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创造条件，鼓励子女成才。于是，让子女在大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放飞希望，创造新生活，成了新一代村民的追求。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跳出了农门”，也有一些农民子弟通过参军、招工及其他渠道走出农村，脱离了农业。兄弟两个，姊妹两个双双在大城市就业，村里只有父母两人在“根据地”留守的家庭也越来越多。
第二节 新老住户的姓氏分布
说到村子里的居民，离不开姓氏这个概念。姓氏和村落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没有权威的著述给出准确的解释，但有相当多的村子都以姓氏命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部分说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姓氏和村落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不过，历史的长河浩渺无边，沧海尚且可以变为桑田，冠以姓氏的村落名称渐渐变成了一个个符号也就成了颇为普遍和正常的事，村里的居民逐渐不再以一个或几个姓氏为主。豁都峪口有个3000多口人的大村子——侯村，现在几乎没有姓侯的。据说老年间姓卢的不少，近百年却是崔姓占绝对优势。人们口头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侯村原本是姓侯的一统天下，之后搬来姓卢的。卢（楼房）把侯（猴子）关住了，姓侯的逐渐不发达了。再往后搬来姓崔的，又把楼（卢）“摧”倒了，姓卢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才形成现在“崔多卢少不见侯”的局面。这固然是一种玩笑式的说法，但也说明历史久远的村落里，姓氏的更换替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以某姓氏冠名的村子仍然以该姓居民为主，必然是以下三种原因在起作用：第一，该姓氏是实力雄厚的名门望族，且封建宗族的传统意识浓厚。第二，村子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比较特殊，相对比较闭塞。第三，村子的历史还不够长。李果村恰恰与这三种情况都不搭界，所以姓氏的变化发展比较复杂。再久远的资料已经无法搜集到，但就现存的明季前后的碑碣、契约类文字资料、土改及建国前后的相关记载与现有居民姓氏的分布情况来看，姓氏的变化非常频繁和剧烈。比如镌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创建九江圣母行祠碑记》所反映的本村姓氏就已经和稍早的资料记载有了出入。《碑记》涉及的户主姓氏十二个，尉姓占了总户数的几乎一半，接下来人口较多的是王姓、霍姓，其余家、杨、戚、姚、刘、胡、崔、郭、张等九个姓氏合起来占五分之一略强。到土改前，李果村的姓氏增加到19个：占原姓氏半数的姚、戚、崔、杨、家、胡都消失了，刘、郭二姓各有一户，也是不久前刚迁入的。新增的曹、贾、赵、景、李、余、黄、韩、宗、邢、邹、傅、夏等共13姓，占到当时姓氏的68%。现如今，李果村的户主姓氏增加到26个，较建国前减少了一个傅姓，又新增了8个姓氏：分别为马、陈、崔、胡、薛、吴、苗、乔。其间出现过的罗、杜、武、裴尚不计于内，新增姓氏就占了总数的31%之多。
目前全村933口人，就户主来看，涉及二十六个姓氏。
在介绍村内居民时，重点介绍各个姓氏在本村的发展和演变，有时也会涉及老住户和新住户的概念。新住户和老住户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我们暂且把连续五代（最小一代是已满18岁的成年人）住在本村者称为老住户。
王姓
王姓为全国人口大姓之一。最早的王姓相传是周灵王太子姬晋。他因直谏被废，但后人仍称他为王家，因此以王为姓。此外，殷纣王时的大臣比干、春秋时的齐王田、战国时的魏信陵君等的子孙们也改姓为王。历史上的王姓在山东、山西分布很广，太原王家在近、现代影响非常大。李果村最早的王家何时迁入，没有记载，但不会晚于明朝中期。几百年来，王姓在李果村发展较快，现在已是村内第一人口大姓，共56户，242口，占全村人口的25.9%。溯其郡望，李果村的王家分属于琅琊（现在山东胶南一带）郡和太原郡，琅琊王家迁入较早，人户众多，并有自己的本族祠堂。祠堂内部根据渊源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现在的王步霄、王步经、王步纬、王玉庆、王桂阳、王晋阳、王龙、王赋良、王赋哲、王步高、王步随等十余户。西支包括现在的王深源、王冬元、王海源、王水源、王新胜、王贵川、王宝川、王有才等十余户。太原王家则是从汾城城内迁入的，因为汾城原来是县城，故称为“县里王家。”直至解放初，太原王家在清明节都要回汾城城西的西垣祖坟参与家族祭扫。这一支包括现在的王重阳、王端阳、王玉阳、王德阳、王晋阳、王红林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属新来户，王全林兄弟五人是父辈时由三公村迁来；王俊生兄弟两人是父辈时由南焦彭迁来。
王姓历来重视理财，善于经商，思想解放，踏实肯干。太原王家就出现过许多工商业巨子。李果村的王家诸户经济实力发展也很快。到明崇祯初年风行建堡圈城时，大多数人口居住的煤运古道以西，尉姓虽然占多数，但王姓已经形成“外围包抄，并向村中心发展”的趋势。村西沿线和村北村南的西段都是王姓的院落。并且在出资建堡中拿了“大头”（即大多数），因此“尉家盖了房，王家圈了城”的说法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到清末民初，东支王家出过方圆百里闻名的大富户王功成，他是现在步字辈的曾祖父，当时在村里有庄园、外地有生意，店铺商号遍布宁夏、甘肃许多府县。据说他外出三个月不用住旅馆下饭店，因为所到之处都有自家的铺面。他先后娶了三房妻子，生下两个女儿五个儿子，被人夸耀为“李果村，王功成，五男二女并三房。”但就是这个处于家业鼎盛期的王功成，却因为商业上的失意悬梁自尽，致使家业走了下坡路。幸亏他的三夫人“撑得住门面，端得起架子”独力担当，全权料理，才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王家虽是败落了，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至土地改革，后人中仍有两户被划为地主成分。西支王家也有过飞黄腾达的大亨。他在宁夏的银川（当时为县）做过县太爷，与西北军阀马鸿逵称兄道弟，并且把儿子也安排到马鸿逵的军队里当军官。他虽然一直在外头闯荡，却从来没有忘记李果村这片故土。他为儿子娶了两房媳妇，一房作随军太太，一房则在老家看门守户。为了安抚这位冷清在家的太太，也为了在家乡光耀门庭，他不断派人送些特产细软回来。每次驮队的气势都很大，往往前头的驮子进了村，后头的牲口还没有进地界阁。他还命人重新翻盖了院子，北厦脊梁板子上赫然写着这位太太贾金枝的大名，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习俗中是很难见到的。院子的大门楼也建得很有特色，没有高高的石砌台阶，但门廊深阔，石雕精美，从门口望去是长长的甬道，可谓“门廊森森，甬道深深。”房屋设计风格古而不朴，巧而不俗。县里王家一支当数在县城开星源斋古董铺的王俊。他做事精细，为人低调。玩古董这一行最忌讳心贪走眼，他却处处小心谨慎，生意做得很稳，很少失手。他做过的最让人称道的一笔生意是收购连村的诰封楼。诰封楼是封建皇帝封赐给臣民的荣宗耀祖的标志物，是一种工艺精细的楼阁模型，里面供奉着皇上的诰命。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这类东西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随即被人们当成了奇货可居的收藏品。当时的连村共有五六处诰封楼，招引的各地的古董商趋之若鹜。其他几处都被人们炒作得神乎其神，价格也扶摇而上。王俊通过仔细观察，反复斟酌，买下了别人都不看好的张家小大宅的一座。据说带回来后发现这座诰封楼原来是楼中有楼，内置寸许高的纯金铸像一尊。这个说法虽然从来没有得到王俊本人的正式证实，但星原斋后来确实发了一把。不过，这位星源斋的王掌柜正当壮年却患病身故，加上县城随即被日军占领，骚扰得生意没法做，星源斋也就摘牌歇业了。也许是因为“瘦倒的骆驼壮过牛”的缘故，土改时星源斋王家也被划为富农，在起获分发浮财时让村民们开足了眼界，但由于孤儿寡母，人缘也好，并没有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尉姓
尉姓原为复姓尉迟，先祖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尉迟部，到北魏王朝，是著名的皇族九姓之一。这个尉发yu音，过去北方官话发yue音，与战国著名军事家尉（wèi）缭子同属于复姓。《百家姓》中有蔚（作形容词读wèi，名词却读yù，如河北蔚县），有复姓尉迟，却没有单独的“尉”。多种读音弄得人们迷惑起来，一部分姓尉的人也不知自己的姓该发什么音，这在姓氏用字中也是一个特例。太原郡是尉姓（即尉迟）的发祥地。隋朝末年出了个尉迟恭，字敬德，忠心耿耿地追随李世民打天下，李世民对他的信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说在当时外忧群雄割据，内患权力争夺的恶劣环境中，只有尉迟恭和秦叔宝守卫在身边，李世民才能安稳地睡觉。所以李世民当了皇帝后封这两个人为门神，这让他们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爱戴。尉迟恭不但武艺高强，还为人正直，爱惜人才，“敬德访白袍”的典故就一直被人们传颂着。因为他率直憨厚，刚正不阿，古戏文中把他和张飞、包拯并称为一文二武三个“黑脸”。更为可贵的是唐王朝政权稳固之后，他就“解甲归田”，不居功自傲，不专横跋扈，开启了军事家不干预政事的先河。贞观七年（634年）太平县治迁至敬德堡（现在的汾城镇），作为鄂国公的尉迟恭欣然接受了这个举措。现在的尉柏峪口的尉村是鄂公府的职田庄、汾河边的西尉、下尉是其驻屯家兵，喂养马匹的地方，居住着尉公府的家兵庄客。与本堡毗邻的李果村居住的尉姓人家，应该是由鄂公本家繁衍的后代。
李果村的尉姓，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人口大姓。据镌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创建九江圣母行祠碑记》记载，当时的尉姓人家占全村户数的48%。到建国前，尉姓在村内有两个祠堂。村外的古墓地有前户祖茔（大碑楼地）、后户祖茔、北院坟、西院坟、楸树园坟等古坟茔（所谓古坟茔，是指当时已经没有五世以内的直系后裔）七处。前户祠堂的尉家到康熙中期还有茂字辈族人十余个（茂策、茂玉、茂盛、茂德、茂全、茂珠、茂泰、茂显、茂怀等）现在有尉有福、尉顺来、尉文胜等。后户祠堂的尉家人户众多，分为北院、西院、后院、新院四个支系，可惜各支系都没有保存完善的族谱。从现有的资料推演，后户尉家分支建茔当在23世之前的宽字辈，北院宽字辈以下依序是尚字辈、九字辈（以下不详），这一支到民国年间从本村消失。西院宽字辈以下依序是尚字辈、文字辈、方字辈、君字辈、奎字辈、企字辈（中间十二世不详），树字辈、三字辈、致字辈、安字辈、世字辈。新院和后院两支建支稍晚，但人丁较为兴旺。自清嘉庆以来新院尉家依序为贵字辈、逢字辈、采字辈、天字辈、文字辈、东字辈，现有尉金斗、尉金河、尉顺生、尉文龙、尉文奎、尉文宏、尉茂红、尉文伟、尉文刚、尉成拴、尉成义、尉临生、尉晋红，尉武红等16户。后院尉家依序为之字辈、树字辈、凤字辈、有字辈、基字辈、彦字辈，现有尉乙酉、尉春有、尉才有、尉跟有、尉学有、尉学书、尉培基、尉兆基、尉彦俊、尉彦生、尉彦丰、尉彦中、尉满仓、尉文合、尉文伟、尉银锁等16户。
尉姓人家偏重于传统，耕读传家的意识较为浓郁。他们认为“顺天之时，分地之利”、老老实实地做好庄稼是村乡人的本分，若尚有余力，让儿孙们去读圣贤书，虽然不是一定要金榜高中、荣宗耀祖，但让后辈人修心性、明事理，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农耕社会时期，李果村的尉姓人家在村内营建了大量的农耕式家族建筑群。随着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和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虽然也有一部分人随着大势所趋做买卖、学生意，向着工商业转移，但大多数人还是钟情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勤勉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天气物候，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耕、种、收、藏，都熟记于心；对什么样的农活应该怎么样去做，做到什么标准，也有着充分的把握；对自己每块土地的旮旮旯旯的干湿肥瘦，对自己牲畜的能耐脾性，清楚得像自己的孩子。像新院的尉采明，后院的尉凤翥，前户的尉天玉，都是地地道道的庄户把式。以尉天玉为例，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青壮年时期一直给富足人家“停活”（当时把打长工称为停活），因为自己也有几亩薄地，“停活”也只在本乡本土。多年的“停活”让他练就了庄稼活转一圈的全把式，大到摇楼、吆车（chā赶大车）、摊场、扬场，小到“打麦穗（xu）”接大绳（多股粗麻绳拉断后，分股编接在一起，编接部分状似麦穗），样样精通。就说摇耧下种吧，当地人都知道，秋庄稼是三分在种，七分在管，但麦子（当地主产粮食作物小麦）可是七分在种，三分在管。一趟耧种过去，“籽眼”（播种量）大小、种深种浅都成定局，没有你返工重种的机会，所以一料子（即一季）庄稼赖好全在摇耧把式的手上。垄背笔直、行距均匀，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精到。老远听见耧疙瘩（老式播种耧上牵动“拔签”保证种子均匀通畅下行的木制晃锤）叭嗒叭嗒似乎挺悠闲，但耧把式肩、臂、腰、腿没有一处不使劲；眼晴、耳朵、心不能有半点儿走神。一般把式摇耧还要配一个牵耧的，弄不好牵家和摇家还会互相赌气。天玉摇耧却是单独上阵。“三一制”，指 一人一耧一牲畜。五黄六月，龙口夺食，麦子的收割碾打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打麦场上的活是一环紧扣一环，容不得半点懈怠。丢下耙子拿扫帚，每一样家具都要专门的技巧，只有天玉这种把式才能做到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抓起木锨扬场（把碾出的麦秸高高地抛散开利用自然风把麦粒和麦秸分开），不论脚下怎么转，扬出来都是一条线。抡起扫帚掠场（把风带不走的麦秸从麦粒堆中清理出去），“动皮不动肉，掠出鲫鱼背”。最后收场踩草垛也离不开他。不论多少人往上叉草，他总是不紧不慢，左抖右刹，保证一层层均匀瓷实，浑然一体。越到垛顶越要做到垛心实在，周圈匀停，最后收顶还要有模有样，蘑菇头也好，四平垛也好，搞出个艺术造型，使你禁不住啧啧连声。做农活少不了与牲口打交道，天玉强调的是“畜生也通人性，你善待他，他就听你摆调”。他最不满意年轻人用鞭子抽打牲口，他总是说“鞭子是个招呼”，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鞭子是人们向牲口传递信息的工具。那时候赶大车，一辆车套三条骡马，比现在开汽车、火车难得多。没有机械，没有仪表，只有三个脾性各异的活物，出了岔子还真受不了。可是在天玉手里，牲口也听话，车也听话，上坡下坡，孬路好路，沟沟坎坎，拐弯抹角，都是顺顺当当。20个世纪有部电影《青松岭》，村里人一看到电影中赶大车的把式就想起了天玉，大家都说，天玉个头矮了点，长相也没有电影演员那么排场，但赶车的技巧绝不在“青山叔”之下。别人问天玉，你这套本事是跟谁学的，他总是嘿嘿嘿地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但实际上你长时期观察他干活不难发现，一个好的庄稼户把式，心计、眼窝头（眼力）、手劲（手上的自我感觉）三者缺一不可，没有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就拿不准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得抓紧时机去做什么；没有反复的实践，就做不到察言观色，把握火候，问题防患于未然，措施优先于补救；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就做不到松紧适度，恰到好处，得于心而应于手。
尉姓也出过读书人，但一直没有成大气候的，20世纪60年代谢世的尉植轩算是个典型。论学问他是上了档次的，他曾经在“名压平阳十八县”的南高刘家坐馆执教，也曾是收受过“白花花的银子”用盘端的名师宿儒。与北院尉家北厦、东堡城头古槐并列为李果村三宝的《九江圣母行祠碑》能够躲过“文革”破四旧浩劫而保存至今就多亏了他。还是在集体化初期，村里（当时的第二生产队）要把坍塌成瓦砾坡的大庙旧址修整成“晒花场”（集体晾晒粮食、棉花的场地），尉植轩指着这通碑对大伙说，“这座碑上记载了咱们李果村村名的来历，千万别让它毁了”。经过大家商议，最终把这通碑夯进了当时晒花场的围墙内，之后，晒花场改建成库房，墙体也没有动，因此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植轩年轻时为人聪颖，悟性好。虽然算不得学富五车，但也三坟五典，无所不涉，稗官野史、颇多采撷。但清廷途末，科举已废，军阀混战，斯文扫地。当帮闲文人，他觉得溜须拍马，有失“士”之人格；提笔为刀，又耻于“绍兴师爷”式的狡诈；寄意山水之闲，却苦于兵连祸结；欲效诗酒之雅，又当不得柴米衣食。所以，满肚子的学问只是帮乡亲们代书代读；笔尖上虽有功夫，只能帮村公所誊抄些差伕粮秣。上了年纪，他越发闲暇，泊池边的老槐树下就是他的讲坛，只要有几个听众，就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说事言理，条清理晰。许多时候旱烟袋早就熄了火，他还举在手上兀自比画。条件虽然艰苦但治学严谨的习惯始终不会改变。那时候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不多，一些只能一知半解看闲书的人，经常把鲁肃说成鲁“萧”，把晁盖说成“晃盖”，每当这些人云《三国》、拉《水浒》时，一旦让他听见了他就犯急，顾不得把旱烟袋吐出来，就“嗯，××，你说什么盖呀？”被反问的人一般不敢犟嘴，因为他自己确实拿不准。“嘿嘿，我是胡别哩。”这些“半瓶子”文化人都像程咬金说徐茂公一样，称植轩老汉为“牛鼻子老道”，这不仅因为他脸长眼睛大，一副牛相，还因为他道道多，你不服气不行。
尉姓还出过一位特殊人，叫尉登鳌，他虽说参加后户祠堂的年节祭祀，却不属于四支中的任何一支，这让尉姓的族系发展又多了一个未知项。他本人庄稼活在行，知书断句也可以，算个文武全才，又是高挑个儿，仪表堂堂，不幸半道上害眼病瞎了眼。不知道是视力逐渐衰减使他有了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是他有恒心、有犟劲自己摔打出来的。下地给棉苗整枝摸叉，在家劈柴和面蒸馒头，他干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峰坡庙路旁的高堰上有他家的一排枣树林，枣子熟的时候他往堰头上一坐，孩子们来偷枣子吃，他老远就能感觉得到：“娃娃子，吃几个枣能行，不能往兜里装，更不能上树，摔下来可不得了。”他的拿手活是扭草墩。他把泡湿的麦草、高粱叶子、玉米棒子皮，拧成长长的草绳，再盘成各式各样的草墩，有菩萨打坐的蒲团；有在饭桌旁当凳用的高草墩。左邻右舍用的都是他编制的草墩，老姊妹们在一起纺棉花，每人一个圆蒲团，盘着腿一坐，不高不低挺软和，那可是又舒坦、又环保的优质坐具。渐渐地，人们都称呼他为先生。先生这个词有三种含义，第一，对一般长者的尊敬；第二，对学堂里教书，账房里管事的职业性专称；第三，对结伙为人家祷神还愿的盲人说书者的专称。金鳌是个盲人，但却有文化、懂事体、德高望重，这样称呼他确实很恰当。
张姓
张姓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姓。传说是黄帝的一个儿子制弓箭，张网罗，使人类的狩猎手段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敬重他，因此以张为姓。张姓在历史上没有出过正式皇帝，但从张仪、张良等谋臣，到张飞、张辽等武将；从张角、张梁、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到张华、张旭等艺术家，张姓人才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旁及张衡、张仲景等科学家，道家的鼻祖张天帅，近代敢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张学良，都是些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人。李果村的张姓原本也有老住户，但到土改前，就只有东堡的张汉清、张自安、张大银等三五户。民国以来，从外地逃荒而来或因打长工而落户的张姓人家迅速在西堡繁衍开来，以至于在现有人口中张姓坐上了第三把交椅。其中，原籍为河南南阳府的“六家张”（张计、张书义、张学德、张学全、张振之、张小计）占绝对优势，他们在原籍就是亲戚或本家有互相提携、互相照应的传统，自然发展得较快。另外，有两户是河南青丰县的张殿臣一户发展来的，有两户是由本县西张村、定兴村搬迁过来的。
大多数的张姓人家做人低调，不事张扬。即便是在村里管过一些事的张汉清、张克温、张邦彦等，也是尽量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倒是有两名“妇道人家”在村里闯出了一些名气，就是东堡的毛（mú）娃老婆（bò）和西堡的木林奶奶（当地把母亲称作奶奶）。那时候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姓什么，叫什么，很少有人正儿八经地去称呼，所以也就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刚结婚，被别人称为某某家媳妇子，或某某媳妇，带不带这个“子”，关系很大。单说某某媳妇，只是省略了“的”字，“某某”是指她的男人；而某某家的媳妇子，就是昵称，小了一辈。这里的“某某”是指她的男人的父亲或母亲。年纪大点之后，人老珠黄之后，就不称其为媳妇，而是说某某的老婆。这里婆发轻去声，与发上声的老婆（hǒ）或指老年妇女的老婆婆是有区别的。不好意思或不方便呼叫男人名字的，就带上儿子或闺女的名字，某某奶奶，这里的“奶奶”是母亲的意思而非是祖母。毛娃是乳名，此人大号张自安，主业是吹鼓手，整天跟帮结伙地为过红白喜事的人家服务。因为是“成班的”（负责揽活和组织同行的头人，当时把这些人叫“唱的”，成班的就叫作“唱的头儿”），比别人要格外忙，时常顾不上地里的庄稼活。一般的家庭妇女把“男主外，女主内”分得很清，做穿做戴做家务，再把生的煨成熟的，缝补浆洗，把大人小孩收拾得利利索索，就够忙乎了。再加上体质的因素，女人们下地里干活也是锄锄刨刨（pan）干点杂活，搭个帮手，扛犁扛耙，使唤牲口的活是干不了的。毛娃老婆却偏偏不分那么清。她懂得“消停的买卖，紧趁的庄稼”，“节令不等人”，总是自己披挂上阵，牲口一套就出了城，犁地耙地全都干得了。虽然年轻几岁，是半道里放开的解放脚，但满是土坷垃的地也够难为她的，而她却一点儿也不怯阵。木林奶奶（大号伤心，小时候大概是父母嫌女孩子太多，以此命名），年纪稍大些，是地地道道的小脚，却是个生就的火暴性子，走路像刮风，说话也像刮风。她是跟随老头子给人家停活来到李果村的。老头儿去世早，她就和一子一女将就着过日子。虽然度日艰难，但泼泼辣辣的脾气一直没有变。正因为她胆大泼辣，腿快嘴快，“土改”期间被推举为农会妇女委员。但由于她为人忠厚，分果实时连同招赘来的女婿只登记了两间屋子，与原来的东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相处得还不错。没有料到的是20年后她的儿媳也当上了村妇联主任，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像这样婆媳两代当妇女主任的事还真不多。
以上王、尉、张三大姓的人口占到全村的49.62%。接下来人口较多的姓依次为卫、赵、景、黄、霍、李、曹、陈，分别占全村人口9.4%至2.5%不等。八个姓氏52户265口，合起来为全村人口的28.4%。
卫姓集中住在东堡，起初的三户是由本县南贾村先后迁来的，发展了几年后买了姚家的院子。听已经谢世的老辈人说，他们还记得72户姚家的最后一位孤老太太。这三户人家到李果村刚满五世，却有19户88口，在东堡占了绝对优势。赵姓全村共13户。西堡的几户来得较晚，一支是解放前扛长工的山东临朐人在村落户的，一支是20世纪60年代初从河津县招赘过来的。东堡的赵家人户较多，来李果村也已经有四世，他们从本县的南膏腴村迁来，其中就有前边提起过的门前有棵“栾芽”树的赵连璧老人。他有六个儿子，两个儿子送了人，一个在外工作全家迁出，现在在村的还有八九户。景家是西堡近几十年发展较快的，从景长兴老人自万荣县迁来也是刚满四世。老人四个儿子一个未成过家，一个早年夭折，老二和老三发展到现今的11户46口。黄姓的7户38口也全部居住在东堡，是抗战前从豫北内黄县逃荒过来的。刚来时也只是两户。霍姓原本是李果村的老住户，从400年前建造中心庙宇群捐资的记载中发现，当时霍姓的户数几乎与王姓持平。到崇祯五年（1632年）圈城筑堡建造东城门楼时，捐资人户中霍姓超过了一半。到抗战前，东门巷和北长巷路南的大片废墟，传说都是霍姓原来的产业。那么多霍姓人家到哪儿去了？和东堡的七十二户姚家一样，他们的消失给人留下了无法破解的谜团。李姓的人家分散在村子的不同地方，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太近的关系。东堡的两家时间稍早些，是从万荣县迁来的。西堡的两户是外地人，他们逃荒扛长工辗转来到李果村。另一户为当地人，是从古城镇迁来的。老先生李克勤生意人出身，早年就来到李果村，买下碾坊曹家的东院（残破得只有三间东房），他的儿子是在中药铺当学徒，之后挂牌行医、创办李果村卫生所的李虞端。李医生看病因为不是“远来的和尚”，所以村里人不太宾服，但他的确是个“全科大夫”，中医针灸、西药注射、外科包扎、疮口配药，样样都敢出手，他还有自己的怪招。他参照中医“阿是”穴哪儿疼扎哪儿的原理，你要是肠胃痉挛发砂子，他拿出颠茄、阿托品一类的注射针剂，不搞臀部的肌肉注射，直接往你肚皮上扎，虽是生猛，可也挺管用的。总之，现有的李姓人家都不是太老的住户，不可能和两千多年前的先人李果搭上界。曹姓一开始也是两大家，他们的上辈人在世时，清明节还要到汾城县城以南的定兴村祭扫祖坟，他们的祠堂在县城内城隍庙西北一带。其中一户人家经营米行，成为有名的碾房院，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现在的后人开起了面粉加工厂。另外一户坚持耕读传家，人口发展得较快。村里人对早已过世的曹警如老先生记忆犹新。他家虽然划了地主成分，但老两口人缘极好。老太太针线活做得细、搓麻花、捏花馍，样样精通，谁家有事都去帮忙。她一进屋里便盘起腿往案板后边一坐，手上折腾着，嘴里铺排着，像是师傅带徒弟，又像是现场总指挥。临末尾你要送她几根麻花什么的，她绝对不会要。做完活儿，她麻麻利利地洗了手，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早就出了门，临走时还要交代清，油锅怎么晾，麻花怎么保存。老头子是个“红白喜事实用大全”，什么风俗，什么规矩，什么路数，什么讲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提起毛笔手就哆嗦，可笔尖一挨纸，劲道就上来了，一手老颜体既丰满，又苍劲。村子里谁家办红白喜事，他都是一杆子撑到底。直到年老腿脚不灵便了还是拄着拐杖一圈又一圈地转。有时候一个什么细节没有交代清楚，他也要马上一拐一瘸地再跑一趟。他还特别能揣摩透主家的心事，若是个讲规矩、爱排场的主儿，他就行礼、祭祖、拜天地、告庙、点主、三献礼，给你张闹得堂而皇之，要气派有气派，要气氛有气氛。若遇上个图省事，爱简略的主儿，他也能随机应变，删繁就简，让你“事大事小，到跟前就了（liǎo）”。现在接他这个角色的是曹保安先生，在村子里似乎已经形成了惯例，不论谁家有大事要办，只要曹先生往那里一坐，主家就像吃了定心丸。曹姓第三户是解放前扛长工来村的曹明，儿子曹云亭也已经过世了，他曾担任过村革委会主任。第三代曹秋喜也是个精灵鬼，20多年一直在临汾经商。陈姓是由前头提起过的三个老陈繁衍的，他们分别来自河南内黄县、西山大宁县和本县的太常村，他们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到李果村的。大老陈陈国良是一位老党员，但他说话别人听不懂，脾气还挺倔，所以很少和人打交道，好像总是一个人呼哧呼哧地生闷气。二老陈陈志明虽然从太常村来，但原籍是河南人，他爱说笑话，高兴了不是唱几句河南曲剧，就是哼几句河南坠子。三老陈名字文气，叫陈玉华，但身体有病，三个人中他过世最早。
韩、贾两姓各有四户，人口均不到总人口的2%。韩姓两户都是因扛长工在本村落户的，而且是在同一个东家扛活，土改时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中韩登云还担任过村农会主席。那时对农会干部还没有什么审查程序，这位韩主席也没有入过党，甚至还会一点驱鬼避邪的法师手段，不过没有担任多长时间就卸任了。贾姓在李果村是个特例。土改时贾姓也仅有一户，老太太健在，老哥俩儿没有分过家。在光绪版的《太平县志》人物卷中，收录李果村八个人，其中贾家就有两个，而且是哥俩儿，他们是贾世珍和贾世英。直至解放后，村南还有堆着石牌坊残基部件的贾家坟。照此，贾家应该是老住户，并且是个稍有名声的家族。但回溯到明朝中期创建九江圣母行祠时，参与管事的、捐资的，都没有发现过贾姓，而且现在的贾姓人家也没有到贾家坟旧址祭扫过，看来是前人留下来的资料太少了，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太不可捉摸了。或许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贾家早已经举家搬往别处，现在的贾姓人家不过是他们的远房本家而已。
李果村三户以下的姓氏有13个，正好占全村户主姓氏的一半，其人口只占到全村总人口的9.2%。这些姓氏分别为胡、宗、吴、夏、郭、邢、余、崔、苗、邹、薛、乔、马，其中宗、夏、郭、邢、余、邹、马是土改前迁入的，胡、吴、崔、苗、薛、乔是解放后才迁入或产生的。其中又以乔姓出现最晚，是原来一户卫姓为了续承舅家的嗣祧而改姓乔的。
第三节 “客户”三种
这里的“客户”不是商业或会计意义上的客户，而是指在一定地域内相对于原住户的新住户。客户的概念产生于汉魏时期，唐代正式形成。“客户”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柳芳的《食货论》中：“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可见客户大都是因为躲避各种灾害和逃避捐税租徭而远走他乡的穷苦人，被现住地官府登记收容后，为区别于原住户而称之为客户。《文献通考·田赋三》记载，“开元九年搜括逃户，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除“客户”外，过去还有把非原籍人称为“外路人”的。其实，宋元之际，“路”是一个级别较高的行政区域，约等于现在的省。所以“客户”也好，“外路人”也好，与现在的新迁入人口一样，是如实地反映了一种客观存在，没有什么贬损的意思。在历史现实中，主户与客户，当地人与外路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转化的。以一个村子为例，相对于土改后迁入的新住户，土改前的住户就是原住户，即为主户。相对于抗战以来迁入的新住户，抗战前的住户就是原住户，即为主户。与周围村子比，李果村的客户比较多，若以解放、土改为界限，客户占33.9%之多。王启明、胡玉川、陈国良、崔弗如、薛思问、苗继奎、王春贵等八户是特殊原因迁入的，霍玉山、王福顺、王德顺、尉风梧、尉宁波、王新文、王琪、景玉锁、王炳、赵根管、卫闷娃等11户原本是本村人，为着各种原因没有在本村参加土改，因此成了客户。迁出的罗吉平、武学义、傅海娥、王有山、霍思温和短期内迁入又迁出（或消失）的王世龙、裴登科尚未计入此例。如果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限，李果村的客户更是高达80%。这一时期外地人来村“停活”（扛长工）、逃荒过来后落户，最后参加本村土地改革的情况比比皆是。
客户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有人说“走一处不如守一处”，也有人说“树挪死，人挪活”，这都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在过去，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经受不了自然灾害的打击，如果是兵荒马乱，人们就更没辙了。不过任何时候都是“富人欢笑穷人愁”。家道殷实的，“守”也有家业可守，“走”也走得了。少房子没地的，“守”也是穷，“走”也是穷。
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初期是社会动荡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客户，根据形成的原因，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生活所迫、政策性移民和投亲靠友。
生活所迫主要是指由于原籍生存环境恶劣，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稍好点、勉强能生活下去的地方。正常的年份、平定的时世，只有少数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人们，不得不尝试着出外扛长工、打短工、肩挑担贩讨生活，靠着吃苦和运气，遇上合适落脚的地方便安顿下来。稍稍有了些积蓄后，他们可以娶一个再婚妻子，或者凭着自己的气力和能耐招赘过去，这样，慢慢地就安了家。若是遇到大荒年（在过去是经常的事），遇到战乱（那是近代并不鲜见的事），逃荒逃难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无奈选择。一辆手推车，或者一担两筐，就是全部家当。男人推着车或者挑着担，女人背着孩子，稍大点儿的孩子就得跟在后面跑。白天赶路，夜晚的休憩之所不是破庙，就是麦场上的草堆。遇见好心人收留，也只是门洞、草厦、牲口圈，随便什么地方摊开铺盖就睡，条件虽简陋，但总比“亮（liào）天地里”（野外）睡得“贴稳”。能带一些米面的，就拌和着沿途采到的野菜熬点糊糊喝。带的米面吃光了，就挨家挨户要饭吃。揪心割肉地卖掉孩子换些吃的是经常的事，卖掉了孩子，大人还忍着苦痛宽慰自己说是“为了让孩子能逃个活命（miè）”希冀孩子碰上个好人家不再跟自己活受罪，要饭吃实在是万万不得已的。碰到善心人，不但给你拿点馒头，还会端来一碗面汤。碰上心肠硬的老远见你走过来就把院门关了起来。求人施舍总是低声下气，求爷爷拜奶奶，但实在饿过了火也有顾不上“体统”的时候。那年清明过后没几天，玉山嫂子（霍奎其的母亲）一锅馍馍刚出了笼，院子里来了一伙儿逃荒的，可能是两三家子人跟在一起的。领头的刚叫了声婶子还没说几句话，一伙子人就一涌而上动了手。风卷残云似的，两篦子馍馍一霎那就吃了个精光。玉山嫂子吓得哭了起来。那些人怕摊上事一溜烟地跑了。逃荒、逃难，都是生活实在无着落，所以只要有留他们干活的地方，或者找到先前过来的老乡、亲戚有能耐安置他们的，他们就留了下来，拼着自己的全部力气好好地干活。在李果村扛长工时间久了，有了点积蓄的就置了些房产，但大多数是土改时登记了房子分了地。这样的外地人足足有二十来户。有的给孩子娶媳妇、生孩子、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像张计、李全、邢迷糊、张书义就是这样。也有的扛了一辈子长工，还是孤身一人，年老后无依无靠，集体化后入了“五保”，由集体给养老送终，像王改成、宋发明、李海庭就是这样。
政策性移民是指根据某一时期的大政方针有组织地安排某一类型的人来村落户。这种情况集中出现在从土改前后到“文革”初期的二十年中。李果村先后有三拨人迁入。第一拨是“土改”前后。李果村在当时属于老解放区，1947年汾城县城解放，年底（农历冬至月）就进行土地改革。当时的部队在“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军事任务很紧张，但新兵补员也非常快。一些年纪稍大的，或者受过伤的军人不宜再随军作战，就可以离开部队。那些湖南、四川等原籍尚未解放的人，政府就要求对他们就地安置，一样分房子分地。李果村安排了四位，当时称这些人是荣誉军人。这些人在部队上养成了好传统、好习惯，同村里人相处得很好，又能尽其所长为村民服务。四川籍的罗吉平是文书出身，当时村里开办初级小学，他就当起了教书先生。到1951年、1952年，随着原籍的解放，四位中的三位都回老家去了。罗老师还带回去他在当地办的“师娘”（当地把娶媳妇叫办女人，师傅的太太称师娘，相当于师母），只有马青云不久把老婆孩子都从老家接了过来，成了李果村的永久村民。第二拨是1961年—1962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本来就是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国家财力更加拮据。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大量压缩财政供养人口。上至国家机关干部下至一般的城镇居民，都被动员到农村安家落户。一开始是倡导、动员，后来就发展到定指标、下任务。到了后期，一些人实在被难以果腹的供应粮吓破了胆，认为到了农村守着庄稼地总不至于饿肚子，于是生着法地往农村跑，原本就出身农村的更是争着回原籍，有的人甚至放弃工作不辞而别。像尉宁波，本来在兰州市工商联已经是叫得响的人物，奔波于各大城市开会、考察、联系业务，是个能人（他也是李果村最早坐过飞机的人），就因为老伴回了一次老家，说老家如何富足，过年的吃喝如何丰盛，硬是缠着老尉写了辞请报告。这些人虽然不属于政策移民对象，但也是政策效应的大势所致，李果村那段时间新迁入了十多户。落差最大、最具戏剧性的是崔弗如一家。老崔原籍是本县古城镇东侯村，他建国前就参加工作，当时是山西省轻工业厅一般干部，老伴也在厅属印刷厂当装订工。1961年9月，机关开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体谅国家困难，主动为国家分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政策允许带薪下放，三年后仍回原单位。两口子一商量，积极报了名。临别时机关开欢送会，戴大红花，领导敬酒，搞得着实风光，刚到村时地方上也很欢迎。不料一年不到，大压缩的风刮了起来。本来“六二压”的对象是1958年大跃进盲目上马的单位和个人，可当时的省领导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先拣软柿子捏”，首先自食其言地把1961年带薪下放的干部填补了压缩指标。远在五百里外的老崔一家子一纸通知就由下放干部变成了压缩人员，村上头头们的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了，接下来的命运更让他哭笑不得。之后的“文革”“极左”风快得让他回不过神，一会儿说他老家成分不好（实际上老崔解放前早就离开家，“土改”时村里就没有了任何财产，也从未参加过农村的阶级成分划分）；一会儿说他老丈人有历史问题，不明不白地享受了几年准“四类”分子待遇（那时候把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称为“四类”分子，当作专政对象，但在极“左”思潮时，往往有些并没有真正备案的人也被强行管制），又是挑茅粪又是扫大街。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落实政策，才由原单位为老崔办了退休手续，不过老崔一家终究还是吃了亏。且不说十八年的冤屈没有给个说法，十八年的工资也没补发半文钱，更让老崔揪心的是大儿子已经在此期间结婚生子，年龄已超过了政策允许范围，只好永远地留在农村。第三拨是“文革”时期，这次移民一方面是由于路线教育，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一方面是国际关系紧张所致，“备战”气氛浓厚，各形各色的“异己分子”“内专对象”纷纷被遣返回乡，好像广大农村成了苏俄时期的西伯利亚。这一时期成为李果村“客民”的也有一两户。纵观上述三拨政策性移民，真是灰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第一拨的性质是优待安抚，第二拨就有点连谎带骗的味道，第三拨显然是惩治性的了。然而村里人已经被疾风暴雨般的专政、批斗折腾得厌倦了、麻痹了，所以第三拨人忍受的只是心理上的失落和精神上的“心悸”，人际间的待遇差别反倒回归于“平平”了。
投亲靠友按理说不应该单列为一个类型，因为它和生活所迫、政策性移民并不矛盾，而且往往是相互叠加的。因为老百姓全部是从苦难中熬过来的，谁也离不开亲朋老乡的相互照应，过去扛活逃荒，也都是得有三个薄的两个厚的才得以投奔，所以即使是政策性移民，只要有半分奈何谁也不愿意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只有那些既非生活所迫，又非政策性移民，只是想选择更好的生活环境的人，才以此为理由。例如张殿臣老人，三个儿子都是在原籍生的。老大在部队升了军官在四川安了家。老二没有离开过老家且已结婚生子。只有老三跟他来山西扛活，“土改”时分了房子分了地。到集体化时期，李果村的生产条件确实好，吃穿不愁分红还高，当时老人已经过世（老太太过世早，一直没有来过山西）。老三当了生产队队长，抓生产有一套，大队干部和全队社员都比较宾服他。而老二在原籍生活还比较差，老三就张罗着把二哥全家六口迁了过来。老二人挺勤恳，脾气又好，点子还多，生活条件方面要求不高，也落了个好人缘。大概是刚责任制那会儿，夏进才家的一头牛病恹恹的，干不成活，于是便打算牵到集市上卖掉。进才是个老实人，发愁着怎样答复买主的疑问。老二正好在一旁，买主见他摸摸这只的屁股，扳扳那只的嘴巴一副内行的样子，就问“这头牛到底咋样”，老二乜斜着眼睛半似玩笑半认真地操着河南话，“咋样，能吃能喝不能干活呗，要不这样好的牛他能舍得卖？”买方云里雾里扭不过神，觉得这个满脸憨厚的人一定是开玩笑。横竖买主木木讷讷的，价钱也谈得差不多了，就牵了回去，可没几天，买主却找上门来了。老二早料着这一出，当时就给进才撂下话“他要来了你叫我！”这会儿，老二一进院子就笑着说：“哟，老哥你来了。那天我不是给你说清楚了，‘能吃能喝不能干活’。都是邻二八村的，谁还谎谁啦？大集大市大买卖（当时在农村集市上交易，买卖牲口确实是大买卖），咱总不能说反水就反水吧！要不，咱们改日再牵到集上说去？”三说两说，买主只好自认倒霉。类似这种投亲靠友的还有70年代从村北十里南焦彭村搬来的王春贵，这些人投亲靠友是为了“人往高处走，鸟往高枝飞”，要走能走得过来，要飞能飞得过去，都是有一定的拿法。
李果村民与人为善，包容性强，接纳了大量的客户。客户们也给村子带来了生机活力，对村子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他们带来了不同地域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多吃苦、多闯荡些地方、多经历些坎坷，毕竟能磨炼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思想解放，凡事用心观察，只要见过的事情就敢于尝试，处理人际关系经验丰富，遇事不怕挫折，对事情也能看得开。往大处讲，第一任农会主席是客户，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是客户，“文革”期间革委会主任是客户，村里第一个办代购代销店的是客户……往细处说就更多了，第一个在李果村育秧苗栽红薯的是客户，第一个铺沙子种西瓜的是客户，第一个操刀子宰牛的是客户，第一个砌起铁匠炉 打钉耙水担钩的是客户，第一个用玉米秸秆扎架子裱影帐（chèng）的是客户……客户们也多多少少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例如穿衣服，以往当地人比较讲究，别说是妇女，即便是下地干活的男人也得穿出个模样，绝对不会光脚丫子趿拉着鞋或者“耍刘彪”（戏剧《法门寺》中的反面人物，光膀子不穿上衣）。虽然人们穿的是土粗布，还打着补丁，但也不能显皮露肉的。他们认为有钱人、文人、上台面的人讲究长衫大褂，庄户人也有自己的“短打扮”。后来也有人受“外路人”的影响，觉得大热天还是光着膀子来得舒坦，还能省件衣服，也就学着打赤臂了。再比如吃野菜，那时人们不像现在有意识地追求“纯天然”，所以李果村当地人不多吃野菜，偶尔吃点也是很少的、很传统的几种。可那些“外路人”却很能吃野菜，于是当地人便讥笑客户们“饿怕了（当地人称“怕”为“惊”发jie音）什么草都吃”，早忘了自己的祖先在光绪三年（1877年）那时节也是逮着什么吃什么的。客户们却不那么认为，他们认为野菜不用花钱买，吃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对感到亲近的人他们还会专门送点儿让你尝一尝。有时他们干脆焯好（用开水煮熟）了握（wei，用力除去水分）成团子再送你。记得有一次张家老太太（张计的母亲）在路边掐鬼针草的嫩苗，还说那是野芹菜，这事儿不几天就传遍了半个村子，大家都觉得新奇。慢慢地，大家都吃起了野菜，甚至都吃上了瘾，什么季节吃什么，怎么吃，也都谙熟于心，早忘了起先是怎么嘲笑客户人的。比如说荠菜，当地人开始都不知道它叫什么，更不要说吃啦。客户们来了后，一开春就到麦田里去挖荠菜。因为荠菜苗又嫩又小，又夹在麦苗的缝隙中，所以不能用工具，只能用两个指头抠进土里去拈。他们就相互说：“走，拈荠菜去！”当地人听了似懂非懂，以为“拈荠”就是这种草的名字，之后拿着小铲子之类去剜，反倒成了“剜拈荠”。还有人进一步叫转了音，说他是“年景菜”（当地土话，景、井都读作jié）说它是过去遭年景（人们把1年收成的好坏称作年景的好坏，遭了荒年就是遭了年景）时吃的菜。事实上老祖先们吃荠菜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诗经》里就有“其甘如荠”的句子。现在，许多人在大棚里大量种植荠菜往城里餐桌上卖，可当地人还是叫它“拈荠菜”或“拈拈菜”。
第四节 特殊的住户——知青集体插队点
1968年下半年，已经是“文革”的第三年了。这时，派性斗争已经进入了争权夺利的“高级阶段”，运动初期发挥了“马前卒”“当头炮”作用的“革命小将”渐渐退出了主角的位置，破四旧、立四新折腾得差不多啦，批斗牛鬼蛇神也有些厌倦。初、高中停课，大学停招，半大不小的娃娃们全都无所事事。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六个年龄段加起来是多么大的数目啊！农村还好说，反正你不干活就挣不到工分，到年底就分不了红，大点的孩子在爸妈的关照下当婚则婚，当嫁则嫁。城市里可就不一样了，机关大多瘫痪，工厂停工停产，想干活也没地方去。况且许多孩子本来就不准备“干活”（进工厂劳动）。而不就业先结婚又是大多数城里人不能接受的。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招数，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成为一个带有显明时代色彩的专用名词。最高指示一下达，雷厉风行：积极响应主动请缨的；随波逐流，无可无不可的；是鸭子都被赶着上了架的，全部都开进了“广阔天地”。对于北京的知青们，陕西、山西是首选。论地理位置，陕西、山西算是内地，比起大新疆、北大荒来说，自然不会那么艰苦，距离北京的路程也近得多。论名声，陕西有延安，是革命圣地；山西有大寨，是闻名全国的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襄汾县安排了十四个北京知青集中插队点，汾城一带占了五个，李果村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四个是程公村、良陌村、南贾岗村、吴兴庄）。是因为党的基础组织符合“坚强堡垒”的标准，还是民风淳朴，抑或是贫下中农本色保持得好？是生产水平较高，生活条件优越，北京城里的娃娃们不敢小瞧，还是条件艰苦更能锻炼人？谁也说不清。反正入选了，就是李果村的光荣。统一时间，统一行动，公社领导带队，大队干部出马，生产队派了大车，各队去了群众代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县城接回了这些北京娃。
当时大队部（公社化后期一个村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在泊池西边的尉家祠堂。村里专门在祠堂的后院里为知青建起一排小五间瓦房，其中男、女宿舍各两间一室，剩下一间是灶房。可是房子还是不够住，没有住处的知青就被村干部临时安排到群众家中住。前院的西侧有个小门与后院相通，知青们与大队部同进一个大门。直到一年多之后，才在村小学的西南角隔出一个小院，盖起了一排七个单间，让知青们全部都搬了过去，两人住一间，条件算是好了一些。知青们刚到村时，在正式欢迎仪式上也好，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好，都是一本正经说着“再教育”的话并纷纷表态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德，争取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则说为了革命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用革命传统影响和陶冶这些接班人。只有小学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表演的小合唱还有些人情味：“你们从城里来到咱们村，样样事儿都有我们给你来操心。生活上需要什么你们就吭气啊，可不要不好意思拿咱当外人。”然而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双方都在敬而远之，互相间真正“无间道”的接触并不多，似乎还不如以往那些外来户能迅速地融入于村民们的生活之中。站在知青的角度上，他们没有“外来户”的社会阅历，不会主动地去与村里人交流。另外，他们也不知道哪些是依靠对象，哪些是阶级敌人，万一认错人岂不是犯了立场性错误？站在村民的角度上，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和水平去充当“再教育者”。然而当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是怎样让这些城里来的年青人尽快地适应农村环境。因为城乡生活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让城里来的知青不受委屈，大队尽量保证白面、鲜菜的供应，隔几天还增加点肉食蛋类，对个别人自己花钱去商店采购罐头之类以“补充营养”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让知青们尽快融入农村生活，村干部还用心良苦地向他们介绍村民们的饮食水平和饮食特点，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是略高于一般家庭的水平了。好在一开始知青们集体住宿、集体就餐，像是住学校的集体宿舍。另外，青年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认真谈论国家大事也好，闲无聊时瞎打闹也好，每天的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负责炊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卫成水经常到知青房间里照看照看，问讯问讯，指点指点，热心地帮助知青尽快适应农村生活。接下来是安排知青下地劳动，对于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知青来说，适应繁重的农活可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那时的农村都是生产队集体劳作，不同工种、甚至同一工种不同的地块，就是一个小的单位（相当于工厂车间里的工段），每个单位的人员不固定，人数也不固定。知青们总是尽量被安排到人数较多、工种简单的小组。跟着早就习惯于各种农活的社员们（当时农村普通群众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相当于现在的村民们）一起干活，这些娃娃们当然是力不从心。知青们最先参加的劳动项目是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需要平田整地，里切外垫。当时工具只有铁锹、扁担、筐子（当地是山荆条编的“zuó”）和少量的人力小平车。知青们铲土没有力气，可越是没力气锹把抓得越是短，腰腿弯的角度越大，涨红着脸，还怕人笑话，吓得头也不敢抬。平时轻轻松松，一边干活还一边说笑的社员也憋着气不敢吭声，气氛沉闷得像是劳改队在干活。知青们挑土的时候更是难为情：满筐挑不动改平筐，平筐挑不动改半筐，扁担的重心找不准，迈出步子脚下走不稳，不是前俯后仰就是左右晃动，挑不了两趟就抚摸着发疼的肩膀直喘气。相比生活与劳动上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更不好解决。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网聊、视频，知青只能眼巴巴地盼着爸妈的信件包裹。单调的农村生活让知青们觉得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憋得慌，于是隔三岔五到集市上逛逛，到其他知青点跑跑，就成了下乡知青散心和发泄的主要方式。好在周围几个知青点相隔不远，距离都在七八公里以内，最近的一个知青点距李果村还不到两公里。难得的是，良陌和贾岗之间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个“五七干校”，那里条件不错，有时还能组织些球赛，小环境还过得去。
这几个知青点安排的知青都是北京市石景山中学的学生。石景山区是原首都钢铁公司所在地，是个工业区，学生成分以职工子女居多，各个点上的人员是怎样搭配的，不得而知，但每个点初高中生的搭配以及男女的比例都没什么规律，以此推断，知青点很可能是根据原居住区域划分的。另外，由于受到当时派性的影响，一个知青点基本上是持一个观点的（当时群众组织的派性往往起源于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看法不同则往往会形成不同派别）。李果知青点的这伙人显然不属于以“红五类”为主体的强势派，再加上初中生多，女性多，所以政治色彩不太浓厚，凝聚力也不怎么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安分守己、比较理性的。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知青点有中途逃逸的，有打群架的，有闹出桃色新闻导致什么人被捕判刑的，可李果村这个知青点一直很平静，知青内部也很团结，与村民相处得也挺融洽。之所以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可能也与党支部的管理和淳朴民风的影响分不开。
李果村当时分三个生产队。西堡的南半部分是第一队，北半部分是第二队，东堡是第三队。十四名知青分在三个队里，吃住都在知青点，上工各去各队。三个生产队人口不相等，土地面积也不相等，分到各队的知青也有多有少。第一队是刘汝、赵立明、张百琴、王莉、李海五个人；第二队是耿振林、李忠岐、薛文静、陈继红、杨莲英、安彦庄六位；第三队只有朱丙戌、于慧、刘润枝三个人。分到各队的人数与各队的人口、土地也不是完全成比例的。第一队人口最多，分下来的知青比第二队还少一个。东堡的第三队人口是少点，但也不至于只相当于第二队的一半。当初给知青们划分生产队主要还是遵循了自愿结合的原则。而当时大家认为下乡插队不过是一场政治运动，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人接受一下再教育就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比大学深造的时间还要长。
现在回过头去看，知青们当时的自愿结合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抱着团分到第二生产队的六个人清一色初中生，清一色职工子弟，简单、单纯、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老老实实地等待着有一天会得到再教育的“合格证”。他们对自己当工人的父母不抱什么奢望，这几年也就只回了两三次家。这几个知青的体质强弱、力气大小虽然有区别，但都能吃苦，与队里的同龄青年关系也比较密切，1974年下半年有了相关文件规定后，他们也统一就地安排了。到第三生产队的三位就有所不同。本来第三队在东堡，上工下地要远一些，当时这个队生产条件也比较差，但三个人中，朱丙戌和于慧是一对半公开的恋人，都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显得成熟得多。他们觉得远点儿，苦点儿，都无所谓，只要两人不拆开就行，况且他们还很相信自己的实力。朱丙戌是个多面手，虽然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干起活来却是有模有样，突击队他敢参加，上西山修战备路也敢去。学校校长得知他曾经是首都红代会合唱团的骨干，声乐表演和手风琴演奏都有相当的功力，就请求党支部放他到学校当代教。可他待了没两个月就又回来，因为他觉得还是回生产一线经受锻炼有前途，觉得和年轻人在一起劳动过瘾。之后上调劳力时他进入了县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兵团的文艺演出队。因为他确有实力，性格开朗，在整党建党运动中解决了组织问题之后，知青安置时又被分配到了县卫生防疫站（现改为疾病防控中心）工作，成为全县知青中少数几个进入干部编制的人。整个七八十年代，提起防疫站的老朱，县城里不少人都知道。老朱的特长在县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声乐与合唱指导自不必说，他还连续几届荣获过县城职工乒乓球比赛的单打冠军，担任过县体委特邀的少儿足球教练。那批在襄汾的北京老插，最当红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当官从政的戈西赛夫（蒙古族人，南贾岗知青点插队知青，石景山中学的学生领袖，担任过公社书记，教育局副局长，广电管理局副局长，工作有魄力，雷厉风行，最后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回北京）。另一位就是这位从李果知青点走出来的民间达人。与朱、于搭档同到三队的刘润枝虽是个初中生，却是个有心计的人。她之所以自愿去三队是知道村支部书记家在这个队。她不但经常主动地与支书接触，时不时地进行思想汇报，而且和支书的两个女儿也很合得来。她努力表现自己，白天在东堡劳动，晚上到西堡五保户老贫农宗发明家去住，照顾老人，最终成为知青中第一批入党并很早就离村返城的人。据说她当时是眼睛有病，近乎失明，才被批准返城就医的，但人们都替她庆幸，多亏是组织问题解决后才害上眼病，否则可就惨啦。第一队的几位又是另一种类型。表面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几个满不在乎、凡事都不放在心上的人，却不知其中三位高中生都是真人不露相。赵立明的父亲据说是驻内蒙古某部队的一位军官，被称为“老佛爷”的刘汝更是大有来头，但他们都不张扬，这两位都是不到两年就返城的。张百琴也是在入党手续办妥之际就到南方某地去就业了。王莉和李海两位初中生也是没等“一鞭子吆”（根据政策统一安置）就离开了村子。李海也是修过战备路，参加过突击队的硬汉子，他没有参与就地安置而是返京就业了。王莉与二队的陈继红到山西师院（在临汾，后升格为师大）当了教学辅助人员。到1974年统一安置时，耿振林、于慧分配到县汽车配件厂，李宗岐当了铁路工人，薛文静进了县供销社，杨莲英、安彦庄到襄汾纺织厂当了工人。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改制，耿振林在汽配厂当了厂长，于慧负责财务，使这个厂子在当地“火”了几年。
说到知青，还有一位，就是崔弗如家的二姑娘。当年他们带薪下放的时候把刚上初一的女儿留在了太原，户口也转到了学校，这姑娘在“文革”开始时已经是太原一中高三的优等生了。她在太原等了两年，恢复高考的希望反而愈加渺茫，只好到省政府办了返乡插队手续回到了父母身边。仗着以前在家乡待过，也凭着血气方刚，她简直是个假小子，重活苦活技术活全都敢干，她给耧把式牵过耧，跟男劳力打过井。然而其他知青是京城的，她是省城的；北京知青是集体插队，她是返乡知青，这好像就有了天壤之别，她父亲当时在村里境遇也不太好。这位知青除了参加过几次全县知青大会，收到过几次学习材料外，没有享受过任何政策性待遇。不过，好在扎实的学问底子成全了她，她在1975年开始任代理教师，1977年转为正式民办教师，1978年全省统一在民办代教中招收公办教师，她以优秀的成绩被录用，而且直接拔高去任高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