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文海只想把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也没有讲究什么技巧和文字修饰，没有丝毫虚构。小说发表之后，许多读者和朋友们发短信、打电话说这篇东西让他们流泪了，为文海感动，为文海和妻子的遭遇难过。也有文友说这不像是小说，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文海不知道怎么和大家探讨这篇作品，文海只是想在文稿中还原那样一个过程而已。如果有点什么想法，那就是希望称之为小说，或者纪实小说。
——题记
其实，在文海的印象里，2009年11月9日的天气还是挺好的。虽然阳光不是很明媚，但是天空却很晴朗。只是因为多日来妻子一直在闹病，自己又正在身心疲惫地为职位的升迁投门子、跑关系，所以情绪有些糟糕，因而常常地忽略了天气的好坏。当日，因为在省城重点高中就读的女儿下午要归校，疼爱着女儿的文海提前一个小时回家，准备为女儿做一顿她喜欢吃的饭。
文海提前回到家，令女儿很是惊讶：“爸，今天怎么舍得这么早回家？”
文海笑笑：“还不是因为你下午要回校，爸回来给你做顿好饭。”
女儿撇了一下嘴，要回她的房间继续读书。
文海说：“也不谢谢老爸？”
女儿嫣然一笑：“Thank you very much！”
文海不会英语，但这一句还是懂得的，便还给女儿一个会心的微笑走进了厨房。
汾阳有句话说“迎客饺子，送客面”。文海所谓的好饭，不过是炒几个女儿爱吃的菜，再做点面条而已。女儿不是客，女儿回家来，父母总是要包饺子表示欢迎的，走时则是吃面条表示欢送的意思。
文海家的厨房设在阳台上，阳台比较宽大，围着阳台内壁安置了一套组合橱柜，橱柜上安装着厨灶、厨具。文海的妻子勤快、善做家务，厨房干净整洁。阳台外就是宿舍小区的院子。文海一边做饭一边透过明镜似的玻璃留意妻子回来。饭菜已经备齐，只待妻子回来就可煮面、开饭。可是，看看，再看看阳台外的院子，总也见不到妻子的身影。文海半开玩笑地对女儿说：“你妈为了医护事业，不仅无私奉献，而且废寝忘食！”
女儿说：“不着急，我也不饿，再等等。”
文海的妻子在汾阳医院上班，她从偏远的农村来，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吧，她从吕梁卫校毕业分配到了汾阳医院。那是一所美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兴建的教会医院，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如今是吕梁市最好的三级甲等医院。妻子是个要强的女人，她爱岗敬业，经常加班加点，无私奉献，可以为取得的一点业绩欣喜若狂，可以为院领导的几句夸奖鼓励热情澎湃好几天，也可以因为文海对医院的一些不妥说法大发脾气。她分配到医院的第二年就被省总工会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三等功一次。此后多年来，她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赢得了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和尊重。因而，从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副护士长、护士长的岗位，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知妻莫若夫。文海知道妻子是个心直口快、直爽率性而且只顾埋头工作的人，文海也知道她的毛病和缺点，所以经常善意地指出。她从门诊部调回骨科任护士长的时候，文海就说过：“当护士你是具体干工作，专业水平、服务态度都不会差，如今你是医院大科室的护士长了，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管理上。三个女人一台戏，科里几十号女人，想来也不好梳理，你得讲点策略、讲点领导艺术啊！”
妻子说：“我知道……”
文海明白妻子这样说“我知道”的话，无异于在搪塞、在敷衍。她不喜欢文海这样婆婆妈妈的，似乎也不能理解文海的这份苦口婆心。但是，文海看她整天一副沉思的模样和身心疲惫的状态，总觉得她这个护士长干得不是那么轻松、顺利。妻子人瘦、体质差，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却从不曾请假休息。她总是兴冲冲不差分秒地去上班，却又总是一脸不快地迟迟回家。她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把心掏出来给人，可人怎么就不当回事？”对此，文海认为，好心用不对地方，那就会“好心做了驴肝肺”，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有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发生。这样的话，文海对妻子讲过多次，却似乎没有真正触动过她。她在单位上忙个不亦乐乎，回到家并不管心情如何，照样也不歇着。文海家虽然简陋，但是一年四季窗明几净，四壁无尘；从来没有隔夜的脏衣服、从来没有凌凌乱乱；妻子似乎不把家务做完就睡不着觉，可是家务又怎么能够做完呢？念及这些，文海也是尽可能地为她担当一些的，却总是离她的要求甚远。
文海多次开导妻子：“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妻子不表示什么，好像并没有把文海的话当一回事，仍然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经常单位上不顺心，回家来就发脾气。文海认为这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虽然文海看着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深深地担心，但是也禁不住表现出一些不好的情绪来，说出许多对立的言语，惹得妻子更加生气。后来，文海就采取了逃避的方式，经常借口躲出去抽烟或者干脆到一墙之隔的单位上网或料理一些手头还未完成的工作。
妻子的身体又不舒服，牙疼、胃疼、嗓子疼、浑身没劲儿等等，文海也说不清她究竟是哪里不舒服，她说：“我这是怎么啦，泥捏的，老生病咧？”
文海说：“你一上班就精神抖擞，一下班就这儿疼那儿痛的，每天守在医院，就不能查查？”
妻子说：“查了，没啥。”
文海说：“病由气生，你别动不动就生气，值不值得就闹情绪。在家里，我可以让你、宽容你；在单位，谁会这样对你？你是个小领导，领导和被领导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工作上的许多事情，不一定都是被领导者的不是，领导者你也要检讨自己，要想办法调整工作方法、梳理人际关系。”
妻子不高兴文海这样说：“你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你说，你要我怎么调整？”
文海兄弟姐妹五个，家穷。文海十六岁走上社会，当过油漆工、搬运工，也当过建筑工地搬砖、和泥的小工。1983年，父亲所在的单位成立三产企业，文海在这个只有五六个人的三产企业当了采购员。1985年，父亲所在的这个单位招工，文海作为子弟应招，成为一名电力线路工人。此后，文海爬杆子、攀铁塔检修作业，或者跋山涉水巡线查找故障，一晃过去了十五年。2000年，文海调到行政办公室工作，这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也许正因为这样，文海自认为阅历比较丰富、社会经验也多些。所以经常针对妻子的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办法讲些经验心得和具体的措施。
文海实话实说：“这都是为了你好。”
妻子却道：“我们单位的情况你不清楚……”
文海哑然。
因为这样，见妻子回家来照样情绪低落，照样发脾气，照样说身体不适一类的话，文海就用很激烈的语言刺激：“不要再说你这儿疼、那儿痛了，就你这样，由着性子折腾自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
妻子说：“你诅咒我！”
天地良心，文海真不是诅咒自己的妻子。
但是，如此不幸的事情却是太早地降临到了妻子的身上。
妻子大约是在近13点钟的时候才回到家的。
女儿看妈妈一脸的忧郁，问说：“怎么才回来？不高兴？”
妻子强笑一下：“医院有点事，回迟了。”
文海在灶台忙绿，见她脸色难看，两眼肿泡，有哭过的痕迹，文海问：“单位有事来？”
妻子看女儿不在身边，说：“查了个喉镜，梨状窝有肿物。”
肿物？！这样一个词震得文海心尖一颤，又见妻子已是两眼噙泪，文海赶忙把头转向窗外。其实，那时候，窗外蔚蓝的天空正有几朵美丽的白云悠闲地飘动，文海却没感觉到一丝一缕的美丽。文海克制一下自己，转回头来，压着声音说：“现在什么也别说了，装着高兴些，吃完饭，送孩儿上学走了再说。”
妻子听了，像个懂事的孩子似的点了点头。
女儿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怕是遗传了乃父的秉性。女儿愉悦地吃饭，女儿认真地嘱咐爸爸不要太凶妈妈，又劝慰妈妈多听爸爸的话，不要老是个吵架。俨然她是长辈一般。两个大人却是孩子似的乖顺应承、频频点头。
14点左右，联系好的车停在宿舍区的大门外。文海和妻子送女儿上车。女儿已经坐在了车里，妻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些什么。
大抵女儿是有些烦了，不断地重复：“知道啦，知道啦……”
车开走了，妻子两眼含泪望着远去的车不动身子。文海说回吧，妻子也不说话，跟着文海回家。这时候，女儿却发给文海一个短信：我妈是不是又哭啦？真郁闷！
文海没有把这个短信给妻子看，文海太能理解妻子这时候的眼泪了。
文海一进门就急着问“肿物”是怎么回事情。
妻子把上午做喉镜拍的片子拿出来给文海看。文海说看不懂，只要妻子赶快把具体情况说清楚。妻子说，喉咙疼痛三个多月了，不见好转，现在吃东西下咽的时候感觉有异物阻碍。今天上午去耳鼻喉科检查，大夫说做个喉镜看看吧。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在梨状窝发现肿物。
妻子是个医务工作者，对于肿物的理解更甚于常人。
妻子急切地问询肿物的性质。
大夫说：“自家单位的人，还是慎重些吧！”
话里有话，让妻子惊慌失措。她所以回家迟了，是因为拿着片子找了许多大夫诊断分析。虽然大夫们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却是把一个极为恐怖的感觉传达给了她。
文海听完说：“你不要哭，哭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让喉咙更难受。首先我觉得这病不会像你想得那么严重；其次你让我冷静地想想该怎么办！”
妻子一改往日的急躁模样，低着头不再作声儿。
作为女人，妻子的性格不是很好，她总是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怄气。遇人遇事，她爱用对与不对，在理与不在理来评判。殊不知，在我们的周围许多人是不怎么讲道理的，还有许多事情也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不合她的意愿、无法按她的意愿行事，看不到她想要的结果，她就气，她就吃不下、睡不稳，这怎么能行呢？她对人对事很认真，她事事追求完美，这让她活得很累很累。在单位、在家里，她事无巨细，西瓜芝麻一齐抓；文海认为别人是举重若轻，她则是举轻若重。文海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妻子，这般长久地负重行进，受伤害的是自己的身心、是自己的健康……妻子好像没有往心里去，或者说性格决定了她根本就无法按照文海所言去做。她这次发病其实是在三个月前就出现征兆了，先是牙疼，后来又胃里不舒服，接着喉咙部位的疼痛和难受胜过了牙和胃给她带来的难受感觉。这时候，她们科里个别多事的女人不断地闹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来，比唱戏复杂，却是没有戏曲那么有逻辑、合情合理。又赶上职称考试即将进行，生性争强好胜的妻子在身心疲惫中努力，在病痛的折磨中咬牙挣扎。为了不影响文海休息，甚至与文海分居两室。对于文海的开导和劝慰，她几乎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文海见她又在吃消炎药，说：“究竟是什么病？赶紧查查，别耽搁了。”
妻子说：“查了，查不出来。”
文海说：“别硬撑了，三十不学艺，今年都四十岁了，要个职称有什么用？你身体不好，千万别……”
妻子很不耐烦：“不用说了，我知道！”
文海有些恼火，却就把火气发到医院方面：“什么三级甲等医院，连个病都查不出来，不行我带你去太原查。”
妻子说：“过了这段时间再说。”
文海无奈。这段时间就一拖再拖，拖过了三个多月。三个多月拖出两个如狼似虎的汉字：肿物！
文海沉吟着，说：“我去上班，联系辆车，明天咱就上太原，到省城医院。你也去上班，最好联系你们医院的一位专科大夫与咱们一起去，一来人家懂医，二来人家有熟人，去了好办事。”
妻子点头应允。
文海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很给文海面子的。他先联系了司机，然后向领导说明了情况。司机姓梁，是文海老兄辈的好同事。下午近六点的时候，梁兄来到文海办公室，梁兄说：“看天气预报了，明天有大雪。”
文海说：“老弟我遇到难事情了，明天就是下刀子，咱也得去！”
梁兄没再说什么，准备着明天的事情。
这是2009年11月10日早晨6点，梁兄驾车载着文海和妻子，又进城内接上汾阳医院耳鼻喉科的宋副主任，再去杏苑小区接上骨科的副护士长美莲，一车五人驱车前往省城太原。天还没有大亮，但却是阴沉沉的。车外冷，车内五个人的呼吸，让车窗总是模糊。梁兄极力调试着车内的空调，却是无济于事，坐在副驾座上的宋主任不得不用毛巾擦拭车玻璃。
梁兄说：“这样不行，回去换辆车吧。”
文海同意，车便返回单位，叫醒车队长，车队长说：“这天气就是这样，换了车也不顶事的……”
车没有换，掉头继续赶路。这时候，天空已经零零星星飘起了雨夹雪，车驶上了夏汾高速。路面有点滑，视线又不是很好，梁兄在高速路上小心翼翼地驾驶。美莲的丈夫隔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询问走到哪里了，并嘱咐天气不好，路滑，注意安全一类的话。文海听见美莲总是说没事没事。天大亮的时候，驶入了文水县地段。车身忽然一颠，瞬间失去了控制，飞速转动起来。车里的五个人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只有寂静中的惊恐和车祸的威胁震慑着身心。文海在急速旋转的晕眩中闪出一个念头：“完了，这下完了！”车却就在这时停了下来。五个惊魂未定的人也不知是怎么从车上下来的，看这车时，却见车前的保险杠已经撞坏，车尾则卡在隔离带里。
是因为车尾卡在隔离带里车才停下来的吧？这是在高速路上啊，好在现在路上车少，好在车没有倾翻或者冲下沟去……大家晕头转向，辨别了半天，才搞清楚，车头已是冲着汾阳方向了。大家试着推车，还好，车推出来了。梁兄试着点火发动，竟然发动成功。
梁兄有高血压，他转过车头，说：“回吧，我头晕……”
雪已经下大了，是那种所谓的鹅毛大雪，待伤痕累累的车驶进汾阳城的时候，雪已经覆盖了路面。文海没有回家，他安排梁兄把其他人送回家里，自己先去了单位。文海把情况向单位领导做了汇报。单位领导说：“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车和司机咱可以另派，只是这大雪天，安全是个问题，是不是回去和你爱人单位的大夫问询问询，这病拖几天可不可以？如果拖几天不会有什么事情，就稍微拖几天，要不，估计这天气，高速也封闭啦！”
文海感激单位领导的关心，更理解单位领导的意思。
文海回到家。
宋主任和美莲正吃着妻子煮的方便面，因为赶路，都还没吃早饭呢呀。
妻子是个急性子。这病一天不出结果，她就有一天的烦躁和急不可耐。可是，这时候她却显得冷静了许多，她说：“幸好没出个大事，要是出了大事，我倒没什么，只是拖累了宋主任和美莲，我……我……”
大家都说：“没什么，没什么……”
妻子说：“我这病拖都拖了三个多月了，再拖几天也怎么不了，等天气好了再说吧……”
文海问宋主任：“您看拖两天会有什么问题吗？”
宋主任没有做明确的表示，但文海心里已拿定了主意。
下午，城区已成了冰天雪地，文海希望妻子在家休息。妻子却坚持要去上班，她说到了单位一工作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文海要送她去单位，她却说还没到了病得不能走路的地步，便步行去单位上班了。文海也按时来到了单位。单位没什么事情，文海打开电脑，上网查询有关喉部疾病的资料，并结合妻子的病情进行比照分析，终是不懂医学，了解了一些情况，却不敢妄下结论，更不敢胡乱猜测。只是希望着好人有好报，结果不会太糟。
200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车险后的第二天是妻子的四十岁生日，汾阳有“过四十”一说，过的是虚岁，就像为老人过寿似的，但一般是指男人的。近年来，女人也开始“过四十”啦，只不过铺排比男人过四十小些，只是请最要好的朋友们和亲戚到饭店或者来家里吃顿饭而已。妻子工作忙，又嫌麻烦，提前通知亲戚朋友不要来家，并多次说过“我不过四十”一类的话。文海不是个唯心的人，但文海认为妻子这样说不好。什么叫“不过四十”呢？
“那要怎么说？”妻子反问。妻子说话一贯很真实、很直截了当，也不喜欢抠字眼。她不明白文海理解的“不过四十”是个不吉利的说法。
文海也不多言语，为的是避免吵嘴，坏了心情。
文海懂得浪漫，也颇解风情。妻子的生日，文海完全可以送妻子一束玫瑰的，也可以点上蜡烛营造一次烛光晚餐的。但是文海知道，她实实在在的、勤劳节俭的妻子是不喜欢这些花花哨哨的。
因为昨天的车险，文海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带着这样一种特别的感觉，文海让一脸病容下班回家的妻子歇着，亲自下厨，为她擀了一碗长寿面，双手捧给。妻子艰难地吃了几口，就把面端到灶台上，说：“喉咙疼，吃不下……”放下碗，她没有转身，只是看着窗外依然飘飞的雪花。那消瘦的背影在文海的眼睛里是那般的淡薄，甚至弱不禁风。文海走过去，搂住妻子的肩，希望传递给她一份力量：“再吃点吧，不要老想你那个病。也许省城医院的大夫一看就能告诉你没什么大事，就像昨天咱们遭遇的车祸一样，有惊无险，虚惊一场。”
妻子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文海知道因为她是个医务工作者，可能对自己的病更了解、认识更深刻吧。但是，文海仍然说：“没事，不会有事的，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妻子说：“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
文海心疼，忽然想哭，但他忍住了。
阳台对面，隔院墙有一块开阔的场地，透过迷蒙的雪雾，可以看到，在那块开阔地的边缘有几孔废弃的窑洞。2008年冬，文海七十六岁的老父亲卧床五个多月后，终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的葬礼就是在那几孔窑洞里举行的，文海不知道此时此刻，妻子为什么看着那里垂泪，是要九泉之下的老父亲保佑她度过这人生一劫吗？文海的心里好生难过，老父亲仙逝不到一年，文海泪迹未干，妻子又遭遇未知的病魔，这是雪上加霜啊！
文海不想把这样糟糕的情绪传达给妻子，文海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不说这些，过完生日云开日出，咱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有我在，什么事情也好办！”
妻子苦笑一下，这一笑却笑得文海心尖尖也在颤抖。
妻子的这个生日过得好难，文海在她背身饮泪的痛楚中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文海在想，如果这雪下个不停，妻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出个结果？悬着的心又怎么才能放下？
翌日，文海和妻子相随去上班，走去的方向是朝着东方的，文海远眺东方的天空，竟然意外地看到一轮朦胧的太阳，文海有些欣喜地说：“老婆你看，真的是云开日出了！”
妻子没有言语，低着头走路。
文海到单位后忙了些要紧的事务，然后给新弘太宾馆的总经理王益茂先生打了电话，约好了去见他。这时候，朦胧的太阳早已隐入云层，冰凉的雪花又在毫无诗意地飞扬，竟是不管文海的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煎熬。
文海喜欢文学创作，也喜欢摄影。王益茂先生是新弘太宾馆的总经理兼汾阳摄影协会的会长。一向被文海尊为父辈。但是文海习惯称他为王总。文海知道王总以他七十多年为人处世的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且见多识广，嘉宾挚友遍及各地。文海此来是想讨个主意的。王总听过详情，表情凝重，却是安慰文海一番。又说省城太原某医院有位看片子最好的大夫，是汾阳人，和他惯熟，这雪大，高速也封闭了，不妨先把片子传上去，让人家看看。
文海赶忙问：“有他的邮箱地址吗？”
王总也不说什么，直接把电话打过去询问。对方很快用短信的形式把邮箱地址发了过来。文海不敢怠慢，急忙把电话打到汾阳医院让妻子想办法把片子发过去。
办完了这些，文海披着一身雪花回到办公室。文海再次在网上搜寻有关咽喉部的疾病，再次看到了许多令人悚然的资料。文海想到了二十多年来与妻子相守相伴、点点滴滴的生活情节，还有妻子多日来以泪洗面的悲痛和瘦弱的、总是在抽搐的双肩。文海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怕同事们笑话，赶忙紧闭了办公室的门，背门面窗任纷飞的雪花迷幻泪水蒙眬的双眼。后来就敲击键盘写出了心中的祈祷：
从11月10日一直到现在还在下雪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泪眼蒙眬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
默默祈祷
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啊
深爱着雪的我
却觉得这雪——
好可恨
好无情
好无奈
一次险象环生的车祸
让五条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沐浴安然无恙的抚慰
唯物的我感念上帝
却不得不再一次向上帝祈求恩赐
上帝呀我的上帝
我们爱你
你就再给我们一份爱吧
我们是我和我苦命的妻子
从11月10日一直到现在还在下雪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泪眼蒙眬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
默默祈祷
昨天是妻子的生日
我亲手为妻做了长寿面
但是我们没有生日蛋糕
我们没有心情唱生日的歌谣
身边的爱妻又在哭泣
泪水泡着的病容就像萎靡的花朵
在冰雪阻隔的一方可爱的女儿还在考试
父亲不到一年的坟头依然冰冷着石碑
简陋的小屋里年老的母亲啊还在牵挂着儿女
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
我再无心品读这曾经喜爱的雪
只想放声大哭
可泪湿了脸颊
血却在心尖上滴答
从11月10日一直到现在还在下雪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泪眼蒙眬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
我心乱如麻
我心绪沉沉
但我没有失望
没有失去力量
我知道雪总有停的时候
我知道太阳总是会出来的
可我依然默默祈祷
用我全部的爱
用我永远的虔诚
上帝呀我的上帝
我们爱你
你就再给我们一份爱吧
我们是我和我苦命的妻子
我们是两个真诚生活的人
我们不要荣华富贵
我们不要当官不要发财
我们只要好好地生活
今天早晨我还看见了太阳
现在我看见雪果然小了些
我相信这不是梦
因为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信息
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2009年11月12日
中午，妻子下班回来，告知片子发过去了，并说汾阳医院的大夫们也熟悉王总说的这个人，是专家级的，看片子看得很准。
文海嘴里说：“那就好，那就好。”心里却想，这个“看片子很准”的话其实也是很折磨人的，这就等于是他说没什么事就没什么事，他说大事不好，那这事情可就真是不好了，而这个“不好”是要命的事啊！想到这些，文海说：“不要担心，安心等待结果吧；我相信结果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即使他说的是个不好的结果，咱也不要听一家之言，咱还要找更高一级的医院去诊断。”
省城医院的消息是在下午传回汾阳的，那时候，文海正在王总的办公室按捺着忐忑不安的心等候不知是好是坏的消息。终于等来了专家的电话，专家通过手机对王总说：“从片子上看，情况不是太好，这病有两三个月了吧，赶快让人上来吧！”
文海追问王总：“他说的‘不太好’是指什么？”
王总反问说：“不太好还能指什么？”
文海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王总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得病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治，我有个朋友得的就是这个病，做了手术二十多年了，活得好好的。”
王总的话给了文海信心和力量。
文海说：“那明天就去太原吧，可是这天气，高速封闭了，一级公路雪厚，一般车也不能走，单位上的车前天才给碰坏了，不好再张口要车的。”
王总丝毫没有犹豫，说：“照我说，省城医院也不去了，直接去北京的大医院，找最好的大夫，车也不要发愁，四驱动的就行，用我儿刚买的四驱动车送你们，你们做好准备就行。”
王总做事非常周到。随后又安排文海与妻子医院的领导通话，一来说明情况、二来请求帮助。文海不敢怠慢，一一照办。文海把电话直接打到汾阳医院院长那里。妻子在医院的工作表现有目共睹，院领导一向很赞赏她的工作精神。也许这正是妻子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精力的动力来源。院长非常爽快，说汾阳医院耳鼻喉科的任主任正在北京，可以和他联系让他帮助找专家诊断。文海说：“还是请院长与任主任说说的好，我们明天就可以上去。”
院长没有表示为难，很快回过电话来，说任主任在北京等着。
文海来不及感谢王总的恩情，来不及感谢院领导的关照，急忙赶回家与妻子准备去北京看病事宜。
文海打电话分别唤来了姐姐和妹妹、弟弟把情况向他们说明，并特别嘱咐别在老母亲那里漏出风声。然后，文海想到了妻子的家人。妻子是个苦孩子，早年，她的母亲遭人残害致死，留下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和还未成年的一个妹妹和弟弟苦熬岁月。如今，老父亲又当爹又当娘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并都成家生儿育女，正当安享天年的时候，大女儿却遭此大病，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实情，真不知道他们如何面对。可是，这么大的事情，不与妻子的娘家人言说，出现“万一”的情况，文海又如何交代？这是文海的私心，但这份私心是必要的。于是，文海与妻子商量，把实情向妻子的舅父通报一下为好。在汾阳，素把娘家舅舅称为“舅父”或者“舅爷”，舅舅是娘家的主事之人。妻子的舅舅是本市公安局派出所干警，比文海大几岁。他支持文海的决定，这令文海很是欣慰。
忙完了这些事情，妻子接通了省城上学的女儿的电话。因为女儿归校前，文海已预定了去云南学习的机票。所以妻子编了个瞎话告诉女儿：“妈妈要跟着你爸爸去云南，近期你不要往家里打电话，好好学习。”
女儿说：“哟，我妈想开啦，也知道出去散心啦？”
文海见妻子两眼泪光闪动，赶忙接过电话：“不要和你妈耍贫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女儿知道妈妈节俭，女儿说：“给我买好东西啊，我妈不给买，爸爸给买。”
文海满口答应，心里却是猫抓狗咬般的难受。挂了电话，见妻子坐在沙发上哭泣，文海说：“不要哭啦，这样对喉咙愈发不好。现在还没见最后的结果，不要自己吓自己，好吗？”
妻子说：“你早就想去云南，这回害得你云南也去不成了！”
文海说：“给老婆看病重要还是去云南重要？去云南的机会有好多，可文海的老婆只有你呀！”
妻子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样说着就止了哭泣。忽而焕发出了平日里干练和麻利的神态，她拉着文海满家里转，指点着告诉文海，什么衣服在哪个柜子里放着，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又说家里现在有多少存款，存折在那里，谁谁谁的什么钱还没有给、谁谁谁还有什么事没有了结……
结婚二十多年了，因为妻子的勤快和精细，文海在家几乎是闲人一个，只是把每月的工资奖金如数交给妻子就是了。文海不能想象，更无法面对，这个家里如果失去了妻子会变成个什么样子。文海赌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这是给我交代后事呢？我不看了，你也别给我再讲这些，事情还不至于糟糕到那种地步，这个家以后还是你说了算……”
妻子说：“我是搞医的，我的病我清楚，你也不要怪我，我该说的趁我还能说，一定要说。”
文海低着头，避开妻子的眼睛，克制着自己。
妻子说：“事情到了这种境地，我谁也能舍得下，就是舍不下我孩儿。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咱孩儿受罪！”
文海不知道，此前妻子已经对女儿今后的生活做了安排。文海是后来听自己的妹子说的。妹子哭着告诉文海说，嫂子嘱咐过她，要她来照顾女儿今后的生活。妻子还说，原本女儿和她二姨是最亲的，她二姨也最疼她。可是她二姨生活在农村，生活条件也不好；而文海的妹妹，也就是女儿的三姑，生活条件好，身边只有一个比女儿小一两岁的儿子，姑姑和侄女也还投缘，交代给她姑姑，妻子放心……
文海不相信这糟糕透顶的结果会这么快就出现。因为文海多次查阅资料，即使真是那个要命的病，愈后还有50%可以生存五年的概率呢。而这五年的时间里，谁能说快速发展的医学不会研制出灵丹妙药攻克这个病呢。
文海婉转地把这样的话传达给妻子。妻子却说：“我这是做最坏的打算，做了手术，话也不能说了，我现在把该说的都说给你，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老天爷开眼，真的还有五年时间给我，你说我病病歪歪再拖你五年，你就奔五十岁了，我不忍心拖累你呀！”
文海知道妻子这话的意思。她是说五十岁的男人再找一个真心伴侣就难啦。
文海其实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问题。
二十多年前，文海和妻子经人介绍走到一起。那时候，文海家穷，一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文海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做临时工，多少赚一些工资贴补家用。两个姐姐出嫁后，文海作为职工子弟通过招工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文海和妻子相识半年后，在父母一次次的督促下开始谈婚论嫁。那时，社会上给女方的彩礼讲究“三金一彩”，即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彩色电视机。文海连结婚的房子都是在城外租的两间窑洞，哪里能搞下这“三金一彩”，妻子不太计较这些，妻子算计着，也和文海商量着，把文海父亲给的买录音机和买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的钱加在一起，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钱还是不够，文海第一次把自己两三个月的工资全部截留，没有上交父亲，又托人走关系才拥有了“一彩”。此后，妻子试探着提出再买一金，文海却是好歹不敢答应。妻子也没有强求。婚后，文海和妻子就住在租来的两间窑洞里，妻子上下班单程骑车也要走七八里地，风霜雨雪近三年的时间。头两年因为生活条件差，妻子和文海连孩子都不敢要，只说等住上文海单位的宿舍再考虑也不迟。后来禁不住周围的人们七嘴八舌说闲话，文海和妻子决定先要孩子，于是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是妻子的妹妹，也就是女儿的二姨帮衬着带大的。大约是在女儿两岁的时候，文海一家三口住上了文海单位的宿舍，从此，家境日渐好转。一晃二十多年，文海和妻子都成了单位的中层骨干，女儿也考入了省城重点高中。文海知道，这样的三口之家是有许多人羡慕、有许多人企望不及的。可是，妻子却怎么就在这个时候遭遇上这样一个要死要活的病了呢？她辛辛苦苦携手文海苦心经营这个小家二十多年，却就落得这般一个结局？是老天不公还是上帝冷漠？
妻子还在说着这许多嘱咐的话语：“我有个三长两短谁也没办法，以后你怎么样，我也管不了你，可就是不能让咱的孩子受罪！你答应我！”
妻子这样的话再一次刺痛了文海的心，文海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泪如泉涌大声叫喊：“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你疼孩子，我不疼孩子？不要说了！我还不想半老地里失去你咧，你就忍心这样离去？”
文海这样叫嚷着，见妻子弱弱地坐在那里，赶忙柔和了语气：“你就是病病歪歪拖我一辈子我也愿意，谁让我是你的丈夫呢！况且，事情远不像你说得那么严重，明天去了北京你就知道了。”
妻子大概不想再惹文海情绪激动，默默收拾着行囊。
熬过又一个难熬的夜晚。
赶在上班前，文海和妻子来到汾阳医院，那时候，妻子的舅舅已在医院等着了。三个人先到了妻子所在的骨科。妻子以素常的干练和麻利对科里的工作做了精细的安排，然后与科主任一起找到院长辞行。
天很冷，却是不再下雪，薄如大饼的太阳贴在天幕上漠然人世的纷繁。高速公路还封闭着。王总派出了一部四驱动的新车，安排了两位有经验的司机送文海和妻子去太原车站，坐动车赴京治病。动车票的发车时间是16点40分，因为积雪很厚，路况不明，车提前几个小时上路。又是走到文水境内，车忽然失去了驱动，司机师傅下车来看，却是后轮胎憋了。不是大毛病就好，两位司机师傅把备胎取出来，准备更换。糟糕的是，车上竟然找不到千斤顶。四个人站在冰天雪地里束手无策，好在有过路的老乡指点，总算找到一个修车店，几分钟就把备胎换上了，司机说：“奇了怪啦，好生生的一辆新车，这轮胎怎么就破了？”
这样说着，车继续朝着省城方向艰难驶进……走高速去省城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今天走普通公路竟是用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太原车站。
怀着对未知结果的恐慌和期待，文海和妻子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动车，文海紧紧握着妻子冰凉的手默默无语。隔一会儿，文海去打一杯水回来，要妻子喝点，妻子摇了摇头。
文海说：“多喝点水润润……”
妻子说：“喝水也疼……”
这几天没有睡好，文海搂着妻子瘦弱的肩胛，闭着眼睛迷瞪，脑子里却是在胡思乱想。文海不敢想妻子这个病的后果，怕流出泪来。却就想到了一些婚后的生活片段，妻子真是命运多舛，她给文海讲过，她刚出生的时候，瘦得像一只小猫，她妈又没有奶水，人们都说她怕是活不下来的。是她的父亲每天往返二十余里地去亲戚家讨来羊奶把她喂养大的。她才十八九岁，她的母亲就撒手人寰了，是她苦命的父亲凭着勤劳、勤俭和拼死拼活的下田劳动，把她们三个孩子养活成人的。妻子是家中的老大，母亲的意外身亡在她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阴影。父亲老实巴交、吃苦耐劳、但却有些窝囊的秉性又常常拨动着她脆弱的神经。她以工作上的要强，生活上的坚强，不断修正着人们对她们家、对她这个家中长女的认识和评价。她家穷，她不嫌穷，更不怕穷，却是穷怕了，所以她惜财、她节俭，但是她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同时也不允许别人在她这里讨得钱财上的便宜。然而她又拥有极强的自立精神，与文海结婚前，文海的父亲承诺，租用两间窑洞的钱由父亲支付。婚后约半年，文海与妻子商量：“咱们都有固定收入，我父母那边还有小妹和小弟，我想，房租还是咱们出吧。”妻子爽快地答应了的。到女儿出生后，文海给妻子买了一条项链，补了婚前的“一金”。文海的父母知道后给了妻子三百块钱。妻子很高兴地告诉文海，文海却认为父母那边很不宽裕，要妻子把钱退给父母。妻子异常听话地把钱退了回去。克勤克俭是妻子的生活风范，也是她承袭了娘家那边传统的优良品质。虽然婚后，夫妻俩非常节省地过日子，从原始积累到年年有余，再到步入小康，但是妻子依然是省吃俭用，以勤持家，甚至连一件好点的衣服都不舍得添置。为此，文海难免与妻子吵嚷、甚至大动肝火。但是冷静下来，文海还是能细品出其中的真谛。吃不穷、喝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不管日子怎么过，只要舒心就行。文海错误地认为，由着妻子这样，妻子就会舒心的，所以对妻子宽容、迁就，甚至任她由着性子我行我素，却不知道这样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后来，文海悲哀地认识到，其实妻子从来就没有舒心过；认识到了，却似乎迟了，现在不得不无奈地面对因为“不舒心”，因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的这场疾病。
想着想着，动车到达北京站。
夫妻俩提着大包小包走出车站。
北京的夜晚早已灯火辉煌，高楼大厦之间人流车辆行色匆匆，雪后飕飕的冷风让人感觉不到北京的温度。因为在动车上通过电话，文海和妻子知道任主任所住的宾馆和房间。
文海说：“咱打的过去吧。”
妻子说：“还是坐公交吧……”
文海知道妻子是为了省钱，但文海不说什么；文海知道不随她的意就会让她不高兴，听她的，起码她不会生气。
妻子2001年在北京进修过半年，对北京有所了解。坐公交不过几站地，很容易就找到了任主任住的宾馆。任主任看了片子，不说话。
妻子着急地询问，任主任还是沉吟着不言语。
妻子说：“任主任，有甚你就说甚，都是搞医的，我能承受得住。”
任主任再次看看片子说：“这片子也看不出甚来呀，肿物光溜溜的……”
任主任说，他已经定好了明天回去的机票，这里的专家也已经联系好了。不过正赶上明天星期日，专家到外地做手术去了，星期一才能见面。文海和妻子就极力挽留任主任等周一见了专家再走，任主任认为已经和专家打过招呼了，他就没必要再等下去了，再说科里也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办呢。
其实，后来的事情证明任主任真是没有必要留下来的。文海和妻子主要是觉得北京人海茫茫无依无靠才请求任主任留下来的，再就是文海认为任主任是这种病的行家，一旦结果出来，身边有个懂医的行家帮助分析、拿个主意，文海心里就会有底儿。
文海和妻子没有留住任主任，也没有在任主任住的这个宾馆登记房间，原因是费用太高。文海和妻子提着大包小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寻便宜的旅店，后来找到一家用木隔断隔成小房间的旅店居住，一晚九十块钱。
两天的等待比住牢房还要难受。文海北京有亲戚，但文海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打扰。文海北京有朋友，但是文海不想给朋友添麻烦。那个小旅店离专家所在的那所大型医院不是很远，文海和妻子步行去认地方，却是打听到，在六十公里外还有新建的分院。周一，专家在那里上班。
老院这里是有免费接送车的。于是，夫妻俩商量决定，周日下午坐接送车去分院认地方，以免周一错过见专家的机会。
北京的街头很冷，文海搂着妻子在寒冷中步行。这要是在汾阳，文海是断然不敢这样动作的，可是在北京，妻子在病痛中，文海这样做了，很自然地这样做了。没有谁会关注这样一对来自小城的夫妻，只有俩人相互传递的温情在滋润着两颗煎熬的心。没有心情体会首善之都的风情，没有雅兴领略京华烟云。更多的时间就是坐在窄小的旅店房间里唉声叹气、甚至相偎饮泣。
周日的下午，文海和妻子仍然拎着大包小包搭乘免费接送车，经过近五十分钟的车程来到分院。分院其实是在北京远郊，环境很好，很清静的。这块地域像是正在建设中的开发区，面积很大，也很开阔。接送车停在了分院的楼前，文海和妻子下车来直奔分院的门厅，向门厅口的保安问明了耳鼻喉科的楼层，便等电梯来一直上到六楼。那时候，文海和妻子对这里医院的管理都不甚清楚，病区的楼道门口守着一位女士，不到探视时间是绝对不允许旁人进去的。但是这位守门的女士很健谈也很热情和善的，一口京腔京韵，听起来颇感舒服。妻子向那位守门的女士打听情况，她问清了任主任打过招呼的那位专家的长相模样，也了解到那位专家的确是这所医院这个专科的权威，他还不到五十岁，年富力强，出国留过学，临床经验丰富，最是喉部手术做得精妙，在国内也算是顶尖人物了。大抵这样的信息让妻子感到欣慰，因为文海看到她的脸色比刚来这里的时候要好了许多。妻子和那位守门的女士说：“明天一早我们就过来，可是我们不认识那位专家，能不能麻烦您在那位专家出现的时候指给我们，以便我们及时与专家接触？”
那位守门的女士真是乐于助人，她满口应允。
分院附近正在开发，找个食宿的地方还很困难。看医院的门厅里有广告牌一类的介绍，说据此二三十里地有个小镇，小镇有旅店，便宜，且有免费接送车定点接送。文海遵妻子的意思与同样在找住宿、同样不想多花钱的几个病人家属商量，坐接送车去小镇住宿。那是一辆四面透风的面包车，车里汽油燃烧散发出来的刺鼻味道，能让人背过气去。这已经是北京郊外的晚9点多了，文海肚子里没食，虽然穿着一件棉外衣，但是一样冻得瑟瑟发抖。妻子大概被车里的油烟呛着了，咳嗽起来，却是不顾自己，紧紧地搂住忍不住发抖的文海。文海两眼一热，赶忙把头扭向窗外。窗外，远处的灯光星星点点，近处掠过的景物却是一种灰黑的模糊。不，不，是文海错觉了，也许车窗外根本就没有什么景物。
车到小镇，小镇的旅店果然便宜，五十元一个晚上。便宜没好货，自是不能太讲究房间的设施和好坏的，能有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也不错了。
文海和妻子是早6点赶到医院的，近8点时看到那位守门的女士开始坚守岗位。因为要检查，妻子没有吃饭喝水；妻子不吃饭，文海也不吃，吃不下。只是看着一会儿开一会儿合的电梯门热切期待着专家的出现。专家在这里是主任级的人物，文海和妻子商定，还是称专家A主任更合适，就称A主任。等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位守门的女士暗暗指了指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秀、个子高大的中年人的背影。文海和妻子急忙追了上去，近乎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把情况向A主任陈述。
A主任听完俩人简短的介绍后说：“好吧，你们先在这里等着，等会儿我叫你们。”
大约是在9点钟左右，A主任的身影在病区门口露了一下，招呼文海和妻子进去。是病区楼道右边的第几间房子，文海记不清了，只是见妻子紧随着A主任走了进去。文海看那门上的标牌写的好像是处置室。处置室的房门被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闭上了。在闭上的那一刻，文海看到里面有许多不知名的医疗器材，许多穿着白大褂的人就在这些仪器间不停地穿梭。文海担心着妻子，悄悄地从外朝里把门推开一条缝隙，这样斜着看过去，恰好能够看到妻子半躺半坐在一只高靠背椅上，那A主任背对着门正把一条长长的管子从妻子的鼻孔往喉咙里插。那管子有多长，文海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很长很长，后来知道那就是喉镜。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鼻子或者喉咙里有点东西总是很难受，现在这么长的管子要一直插下去，妻啊，你能受得了吗？妻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眉头却微微皱着，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文海看不下去了，可文海又不能不看下去，那是文海相依为命二十多年的妻子在遭罪呀！从楼道里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大夫，目不斜视地进了处置室，随手把门闭上。文海稍停片刻，再次把门推开，那时候，看见A主任正从妻子的鼻孔一点一点往外拔管子。A主任的脸上很平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样子。妻子脸上却是一种近乎巴结的微笑，她在询问着A主任什么，文海听不清。只是听到A主任好像说了句“到办公室说”的话，便见她几乎是追着A主任似的走出来，文海也追着A主任走，就一起进了A主任的办公室。A主任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规规矩矩站在他面前的文海和妻子。文海想问结果，又怕结果糟糕，妻子接受不了。文海用眼神示意妻子出去一下，妻子却像没有看见，只是对A主任说：“A主任，您知道我也是搞医的，有什么您就说，我能接受。”
不知道是妻子“搞医的”这个话打消了A主任的担忧，还是A主任在维护病人拥有的知情权，A主任没有使用过渡语言，也没有任何铺垫的话，直截了当、语气肯定地说：“我看是个癌！”
妻子虽然是有所准备的，但是仍然愣怔在那里。文海的心像被人朝下揪了一下，沉沉的，要掉进无底洞去，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候，有电话打到文海手机上，是妻子的舅舅问询检查情况，文海把手机给了妻子：“你舅问情况，你去楼道说话。”
妻子果然拿了手机出去。
文海赶忙咨询A主任：“您说的是喉癌吗？这种病愈后怎么样？”
A主任说：“是。我看还属I期。愈后，50%，五年。”
文海之前在网上查过资料，A主任这么说，他是能够懂得的。网上说，喉癌是来源于喉黏膜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分为I期、II期、III期、IV期。A主任所谓I期就是说，术后有50%的患者可以生存五年。文海不太相信妻子会得这样一个要命的病，因为她家没有这类疾病的家族史，妻子不喝酒、更不抽烟，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只是说话嗓音高点，爱发个脾气，却怎么就会得这样个病呢？癌症是这么容易就能得上的吗？文海禁不住说了句：“咋真的是这样个病？”
A主任怪异地瞅了文海一眼。
这时候，妻子回来了。可能是之前她对这样糟糕的结果已经有了预料，或者是她舅舅向她说过些什么了，此时，她显现出一种让文海都觉得惊讶的沉稳和冷静，她问A主任：“下一步该怎么办？”
A主任说：“我写个条子，你们到一楼住院部，看有病房就住院吧。如果没有，今天你们就去老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我画个图，你们去找？菖？菖？菖大夫。”
A主任扯一张便签开始画图，画的是妻子喉部示意图案，却还在梨状窝那里标注了“发现菜花状肿瘤”。有限的医学知识告诉文海，菜花状的东西是恶性肿瘤的标志，这几个字可怕得很！
文海夫妻千恩万谢从A主任办公室出来，直奔一楼住院部。住院部的大夫看了A主任的条子，又翻看了手头的一个册子，然后就开票，并示意到旁边的窗口交钱。这意味着现在就可以住院了，不必再返几十里路回北京城里的老院做检查了。看来是A主任的条子起了作用。
听与妻子一个病房里等待手术的病号说，这个医院名声大、医术好，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多，有的病人挂号后，几个月都住不进来。她们没想到妻子这么容易就能住进来，问说是不是有熟人。
文海接了话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也算是我们幸运吧。”
这时候，有护士进来，看病号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就催促文海出去。这里的病区是不允许非病号停留的，除非下午3点到6点探视时间。文海是守规矩的人，文海嘱咐妻子几句，然后出了病区，和那位守门的女士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在门旁靠墙的长条椅上。先是呆呆愣愣的，继而，一股辛酸涌上心头，禁不住抱头潸然泪下。其实，成年后，文海已很少落泪，只是在父亲病重、谢世期间，好像是泪腺苏醒了，总也克制不住自己。这次妻子的病再度刺激文海的身心，文海觉得自己是愈来愈脆弱、愈来愈不像个男人了。忽而一只纤弱的手臂搂住了文海的肩，已经换上了病号服的妻子坐到了文海的身边，哽咽道：“不要，不要这样，该怎怎吧……”
抬泪眼，瞅着病容憔悴的妻子，文海挤出一丝笑意，那是苦笑，苦苦的笑，为了安慰妻子也为了安慰自己。
晚上，文海赶最后一趟接送车去那个小镇歇息。早上，文海赶最早一趟接送车到医院守护妻子。
妻子住院的当天就开始接受身体检查，检查是一项一项进行的，但不是每天进行，可能是一天只查一项，也可能一天查两三项，还可能一两天也不查一项。就妻子来说，全身上下各个部位几乎全部检查。文海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知道积极配合是绝对必要的。检查前，有导医来逐个病床通知被检查者，然后接到通知者便跟着导医去检查。病号的家属不放心，也跟着去。文海每次都跟着妻子去，说些安慰的话，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样，对医院来说是有条不紊不紧不慢的检查持续了好几天，其中包括周六周日不作任何检查。这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倒也没有什么，而对于患者却是一种无奈的折磨，他们都在急切盼望着早一天手术，早一天解脱手术前的恐惧。妻子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每一项检查完毕，就急着询问结果。文海劝解她说：“不用问了，检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个什么，问也不会有改变的。”妻子却是不听文海劝慰的，她总是要问，而发问前总是要加上一句：“我也是搞医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没事，我能接受。”
A主任是很难见得上面的，妻子问的对象是护士和管床大夫。也许因为是同行，也许是像妻子说的“病人有知情权”。管床大夫和护士们往往就说些自己的判断。先是说像妻子这样的病情至少要切除三分之一的喉，再又说要切除半个喉，直至说到全喉切除，并要多切一块淋巴，如果食道口有问题，还要请别的科室的专家来联合做开胸手术。愈说愈可怕，文海担心，妻子这样一个瘦弱的人儿究竟能不能承受如此的手术？妻子每每把这样不好的消息告诉文海，文海就责怪她不该去问，文海说：“那些管床大夫和护士知道些什么？他们说的只是他们的猜测、是最坏最坏的结果，你不要担心，结果坏不到哪里去，有我护着你咧！”
妻子又哭。
平日里，她是多么坚强的一个女人啊！在“非典”疫情突发的时刻，她主动请缨，义无反顾走进“非典”病房；在她们那个医院每一次的检查验收中，作为重点科室的护士长，她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连续作战。
她又是多么知情达意的一个女人呀！在一张张守护健康的病床前，都绽放着她温馨的笑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头发失去了光泽，面色失去了红润，时间改变了容颜，却改变不了她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在文海的老父亲重病住院期间，还是她这个儿媳妇，为公公端屎倒尿、喂药、喂水，比亲生的女儿都一点不差，直到公公去世的当夜，她依然与文海守护在老人的身边，甚至亲手为公公更换寿衣……
多好的一个女人啊！无情的病魔却就要这般残酷地摧残，却就是这般打击她的精神，一直到崩溃的边缘。
文海转过头去，强忍着泪水。
文海告诫自己，不能再哭了，不能再这般伤心痛苦。来京这些日子来，文海吃不好、睡不着，忧心如焚，百感交集，倘是把身体拖病了，谁来伺候妻子，谁来与妻子相伴？这期间妻子的妹妹和弟弟，文海的兄弟姐妹都打电话请求要来，文海一概拒绝了。一来，妻子还能跑能动，二来病人未做手术前，病区也不让别人待着。大家来了连个坐站的地方也没有，还得解决食宿问题。关键是，文海思来想去，在妻子的身边和心中，谁也无法替代自己。他只能设法保重自己身体，以男人的力量给妻子一个结结实实的依靠，鼓足勇气，竭尽全力，争取顺利闯过这生死一劫。
文海不往最坏的结果上想，只向着最好的效果努力。
同病房有位退休的老师，北京本地人，姓陈。陈老师颈下长了一个大肉瘤，肉瘤的性质也没确定。但是陈老师性格开朗，性情温和。陈老师看妻子思想负担太重，又经常哭泣，陈老师背过妻子告诉文海：“你要这样对媳妇说，就说‘我爱你，以前爱你、现在爱你，以后还爱你，今生今世都爱你’，这样你媳妇就会高兴的。”
文海说：“这个话不好说。”
陈老师见文海为难的样子，又说：“这个话不好说也要说，你爱人听了总高兴，我是女人，女人都这样。”
文海说：“那……那我……我试试……”
这里的病区管理还是相对规范、相对严格的。病号手术后，只允许一个陪侍人在病房陪侍病人。病区外是楼厅，楼厅里有长条椅可供人歇息。在那位守门女士的身后是一个大厅，面积不小，里面很人性化地放了几只圆桌子和不少靠背椅。大厅里有一面是玻璃墙，透过窗，可看到外面的景观，面对玻璃墙也可以享受外面投射进来的温暖的阳光。厅门上没有写字，但是人们都叫这里为“阳光室”。文海也这么叫。阳光室里经常躺着、坐着、站着不少人，大抵是陪侍的家属，他们有的在墙角睡觉，有的在冲泡方便面吃饭，还有的站在窗户前偷着抽烟，间或进来一两个穿着病号服的住院病人，有的带着引流管，有的则在喉咙处安装一个气嘴儿，也就是套管。这些病号一般不说话，那是因为不能说话；能说话者大抵是病较轻者或即将痊愈的患者。说话前要先把气嘴儿堵上，话音则刺耳得厉害。由于守门的女士管理得较严，文海通常是在守门女士还没上班的时候，先入病区，与妻子说说话、问询一下情况。然后，陪妻子吃点早饭。待守门的女士来上班的时候，文海便自觉地出来，到阳光室里停留。一边向其他病人或者家属打听一些有关喉部疾病的知识，一边时不时收看、接听一些来自家乡亲人、同事们关切的短信和电话。妻子不用手机，她嫌话费高，她只用小灵通，但小灵通在这里没有信号，不能使用。有了空座位，文海就坐下来，结合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情况，思考分析妻子的这个病。想着想着就会难过起来，因此就克制着不去多想，并转一转思路想些别的。陈老师说过那个“爱”的话题后，文海就琢磨这个“爱”字。文海在一篇小说里讲过外公临终时的故事，九十余岁的外公，临终前的几天卧病在乡下的土炕上，说起过“爱”的话题。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表姐就拿了块热毛巾来给外公擦脸。外公闭着眼睛任由表姐给擦。表姐却是话多，见外公半天不言语，就问：“外公你想什么呀？想我外婆了是不是？”我看见外公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表姐冲我眨了眨眼睛，又问：“外公你爱我外婆不？”姨就呵斥表姐，不要表姐乱说乱问。没想到外公却说：“甚是个爱不爱咧，爱不爱也在一个屋里活了几十年，生了这一大堆儿女，一个个都出息、都孝顺……”
小说里的描写是真实的，因为外公这么说的时候，文海也在他身边。九十多岁的外公临终也没有把这个“爱”说得明确一些，这个话真就是不好说的吗？文海想，不好说的关键是对“爱”这个字的理解还不甚明白吧。结婚前，文海对妻子这样说过吗？记不清了。反正结婚后是真没说过的。真没说过，却是携手走过了二十多年时光，孩子也上高中了，虽然也吵也闹也有过好几天谁也不和谁说话的别扭，却是从来没有真正动过离婚、分手这些念头的。那么，男女之间的爱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文海也试图要搞清楚来着，却是始终没有搞清楚的。文海非常清楚的是，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夫妻感情那是比海深厚、比阳光温暖的。如果说夫妻的感情是以爱为基础的，那是不是可以说爱的升华就是这份感情呢？既然这样又为什么说不出这个“爱”字呢？
文海还没有尝试说“爱”的时候，那天下午探视时间，那位年轻漂亮的管床女大夫走进病房来。管床女大夫真的是很漂亮、很妖冶的，走路都是一种轻盈飘动的姿态，只是面色冷漠，说话傲气，语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管床女大夫亭亭玉立站在妻子的病床前发问：“哎，你们的病检是加急的吗？加急费交了没有？”
文海接话说：“是加急的。费用不是从住院预交款里扣吗？”
漂亮的管床大夫转身欲走，文海注意到，这时候，妻子正坐在病床上面向女大夫欠着上身着急地想要问些什么，话没出口，两眼已经含泪。漂亮的管床大夫看见了妻子的表现，转回身来：“哎哎哎，怎么啦？告诉你病检结果是良性的。”
文海心头一喜，脱口道：“这就好，这就好！”
漂亮的管床大夫说：“不过这不是最终的结果，病检不一定准确。”
文海有点恼火，文海想问，不准确你做什么病检？那是用器械从喉咙里生生地往下扯肉呢呀！话到嘴边却就变了内容：“那怎么样才是最准确的？”
“术中冰冻。”漂亮的管床大夫扔下这么句冷冰冰的话出去了。
文海和妻子相对无语。
那时候，楼道里有了吵闹声，文海出去看了。原来是另一个病房的一个年轻病号，因为在别的医院做过了一项花费很大的检查，住到这里后，这个医院不承认那个医院的检查结果，还要做重新检查。年轻病号见不到主治医生，就问她的管床大夫可不可以不再做这个检查。她的管床大夫脾气很不好，一问一个“不知道”。那年轻病号还是面带笑容，问：“你是不是管床大夫呀？”
这回，管床大夫不再说不知道了，答道：“我是管床大夫，是管传达的大夫！主治大夫要我传达什么我就传达什么，有什么事你直接找主治大夫去！”
性格开朗，性情温和的陈老师与文海一起返回病房，叹了一声：“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妻子没有出去，消沉地窝在病床上。文海把这“管传达的大夫”的故事讲给她听，希望博她一个开心，她却是无动于衷。
这时候，文海收到了女儿的短信，女儿在短信中报告：她这次统考的总成绩排全年级第二十九名。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文海兴冲冲把这个信息给妻子看，赢得妻子一缕久违的笑容。
文海正为妻子这一缕久违的笑容欣慰，病房里进来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大夫，径自走到妻子病床前：“是咱汾阳来的？”一声亲切的汾阳话、家乡音，顿时送来一股温馨。文海和妻子赶忙起身欢迎。原来，家乡汾阳医院那边一直在关心着妻子，他们想方设法打听到就在这个医院、就在这个新院区，有一对夫妻医生，就是汾阳人。然后汾阳医院的宋主任亲自联系和沟通，并把妻子的病区、病房和病床号告知了老乡大夫，老乡大夫就抽空来到了病房。妻子和老乡大夫说，希望疏通关系尽快做手术，再熬下去，她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老乡大夫问：“检查完了吗？”
妻子说：“还有一项胃镜没做。”
老乡笑了：“胃镜就是我做的，明天第一个给你做。”
文海说：“我不懂医，可是我想知道，做喉部的手术检查胃做什么？”
老乡说：“各项检查都是必要的，主要是怕手术中有什么意外病症出现。喉部与食道相近，做胃镜，主要是怕食道口有病变；如果真有问题，是要一并手术的。”
第二天，文海不等导医过来，与妻子早早等候在胃镜室门口。
妻子从胃镜室出来的时候，文海说：“和老乡好说话，我去问问情况。”
妻子说：“不用你问了，我问过了。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是个什么？”文海问。
妻子没有直接说话，却告诉文海，老乡从电脑上把其他喉癌患者的片子调出来给妻子看了，并与妻子的片子做了比较。
妻子说：“我的肿物和他们的不一样。”
文海问：“怎么不一样？”
妻子说：“我的表面是光的，别人的都溃烂了。”
文海说：“这能说明什么？老乡是怎么说的？”
妻子说：“人家只是说不大一样。其他就没说什么。”
做完这最后一项检查，文海和妻子去医院的地下室吃饭。医院的地下室有很大的面积，超市、饭店，甚至停车场应有尽有，只是对于小城来的、工薪阶层的文海和妻子来说，什么东西都显得价位太高。文海这时候想起了病房陈老师交代的事情，文海不好意思直接说，文海先是笑了一下，妻子问：“笑什么？”
文海说：“同病房的陈老师真有意思，她要我把心里话告诉你。”
妻子问：“你还有心里话？”
文海说：“有啊，陈老师要我告诉你‘我爱你，以前爱你、现在爱你，以后还爱你，今生今世都爱你！’”
这样说着的时候，文海是拉着妻子的手的。文海说完，妻子就反手拉住了文海，她的手还挺有力度的，脸上果然绽开一抹让文海欣慰、激动的美丽笑容。
文海窃想，感谢陈老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此话当真啊！
所有的检查结束了，文海故伎重演，一大早守在楼道口等到了A主任，文海随A主任进了办公室，文海说：“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希望尽快安排手术。”
A主任一边换白大褂，一边说：“好、好……”
文海又说：“我不怕花钱、不在费用上考虑，只希望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药，最大限度地减少我爱人的病痛，求得最好的术后效果……”
A主任说：“我知道了，我们用最科学的医疗方案、最好的医疗技术……”
文海把与A主任的对话告诉妻子，那时妻子穿着病号服来阳光室里看文海。
妻子问：“是A主任主刀吗？”
文海说：“不是他主刀我找他做甚？”
妻子说：“哪天做，还是定不下来？”
文海说：“他们说还要会诊一下。我打电话和任主任说，让任主任和A主任沟通一下。”
妻子点了点头。旁边有椅子，她没有坐，半蹲着把头俯在文海的膝上。文海抚了抚她的长发，说：“回病房休息去吧。”
妻子说：“我不，我想和你多说说话，做了手术就不能说话了。”
文海心里难受得厉害。
文海当着妻子的面，把这里的情况向汾阳那边的任主任做了如实汇报，并希望任主任能够打电话催促A主任尽快安排手术。任主任知道，在这边，文海和妻子已经把术前该办理的事情都办理妥了，任主任满口应允。
周五，任主任发来信息，说A主任亲自主刀，下周一手术。
唉，等待，又得等待，难熬的等待。
文海说：“这也没办法，周六周日不能不让大夫们休息呀。”
妻子默不作声。
从病房窗户看出去，楼下有宽阔的草坪，即使是在冬日，草坪依然不乏绿意，远处有一条河流，河水没有冻结，蔚蓝的河水日夜流淌。文海几次想陪妻子出去转转，可是妻子总是没有心情。陈老师说：“窝在病房里就难免胡思乱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出去走走吧，散散心，挺好的。”
陈老师一再劝说，文海一再要求，妻子终于走出病房，来到了河边的草坪，妻子始终打不起精神来，说：“腿软、没劲……”
文海问：“是病引起的还是心情不好造成的？”
妻子摇摇头。
夫妻相携回到病房，妻子又开始忙碌，准备些纸笔，以便手术后不能说话，用写字来交流，又把一些手势的意思告诉文海，希望文海能够记住……
周日，文海和妻子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又与相关大夫进行了术前的谈话，没有见A主任的面。手术单上写的事项和与大夫的谈话的内容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文海知道，这些都是预防性的、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文海依然感到后背发凉。
下午，病房进来一位拿着剃头工具的女人，她要把妻子的一头长发全部剃光。
妻子说：“少剃点不行吗？”
女人说：“不行。”
妻子指了指旁边病床的女病号说：“人家怎么就能只剃一点点？”
女人说：“我去问问大夫。”
女人问过大夫后回来，说：“不行，要全剃，你的手术比人家的大，大夫就是这么说的。”
文海与那女人商量，把妻子表面一层的长发挽到头顶，把里层的头发剃光，这样术后还可以把长发放下来，不至于太难看。
那女人再次出去与大夫商量，返回来后，按照文海的说法给妻子剃头。先是剪，长发剪下来，妻子说：“扔了吧……”
文海看见妻子这样说的时候眼睛里有泪光闪动，文海坚决地说：“不扔。”
文海找了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妻子的长发包裹起来，放好。这样一头长发要长多少年呢？哪个女人不喜欢美，那个女人不爱惜自己的头发？可是，对妻子来说，与活命比起来，头发又算个什么？文海理解她的心情，文海却在偷偷地想：傻老婆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这长发就是文海的一个念想啊！
剃完了头，那女人照例收取了三十元剃头费离去了。
接着进来的是值班护士，护士拿着剃须刀，要给妻子清理上胸。
文海不解。
护士说，全喉切除是要植皮的，这是在备皮。
文海瞪大了眼睛。老天爷呀！上帝呀！难道这病真的就发展到要全喉切除？
妻子示意文海不要多说什么，那意思是，事到如今，保命要紧！
手术时间定下来后，汾阳医院那边决定派两名护理人员上来照顾妻子。一个是耳鼻喉科的护士长丽媛，一个是其他科室的副护士长雪峰。两位护士长都是妻子卫校的同学。雪峰和妻子还是姑舅亲戚，文海跟着妻子称她三姐。文海非常感激医院领导把人性的光辉播撒到京城一隅，文海也知道这份光辉一定会让妻子的心里很温暖、很温暖的。术前准备完毕，已到了傍晚时分，丽媛和雪峰风尘仆仆来到了医院。见到丽媛和雪峰，妻子的心情好了许多，把刚刚剃了的头给她们看，说：“看看看看，都快成尼姑啦！”这样说着，禁不住又是两眼泪花。
姐妹仨平素感情就好，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后来丽媛和雪峰说出去看看这里的环境，就低着头出去了。隔了一会儿，文海出来找她们，却见她们坐在楼厅的靠背椅子上不停地哭泣。
周日一大早，文海和丽媛、雪峰赶到医院。那时候，护士已把妻子留下的长发辫成一条条小辫并全部挽到头顶。说实话，非常难看的。八点半钟左右，有手术室的护工推着病床来到病房接妻子去手术室。妻子没有躺在病床上，她和文海、丽媛、雪峰跟着护工坐电梯下到三楼，于手术室门口等待叫号。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妻子就被叫进了手术室。妻子走进手术室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文海，文海紧闭着嘴唇，用力点了点头。
手术室旁边有一个紧闭着的门，门上写着“谈话室”三个字，丽媛和雪峰说这间房和手术室是相通的，术中有什么需要和病人家属说明的事宜，大夫就会在这里接待家属。手术室对面三五米远有一所分里外间的大房子，可能是等候室吧。四面都有窗户，允许抽烟。里面摆放了好几把靠背椅，椅子上躺着、坐着不少病人家属。文海先是在手术室门前来来回回地走动，后来就进了休息室抽烟，眼睛却是没敢离开手术室的门的。那门一有动静，文海的心里就紧张一下。文海瞅了瞅谈话室闭着的门，对丽媛和雪峰说：“只要手术室里不叫咱们，就说明手术是按照方案顺利进行的，没有意外。可千万别叫咱们啊！”
丽媛和雪峰：“你不要紧张，不会有什么事的。”
文海却是不能放心的，心就一直悬着。
忽然，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下，那个漂亮的管床女大夫伸出头来：“？菖？菖号家属，到谈话室！”
这一声叫唤对于文海来说真是惊心动魄呢，文海再也顾不得什么，急速跑进谈话室。谈话室里用简易的墙体隔成了里外间，简易墙体的上半部分是玻璃的，设置了两扇能够推拉的小窗，那个漂亮的管床大夫和一个男性年轻大夫在里面说话，先是那漂亮的管床女大夫：“是这样，现行的手术不做啦。”
文海着急发问：“为什么不做啦？是不能做了吗？”
男性年轻大夫说：“我们现在高度怀疑是淋巴瘤，是血液上的毛病。”
文海一直觉得瘤比癌好听，而且一直错误地认为癌可以是瘤，但瘤不一定是癌。所以文海有些欣喜，说：“瘤好、瘤好！”
漂亮的管床女大夫说：“好什么好，淋巴瘤也是癌。”这样说着又叫喊，“你们不是来了懂医的吗？谁懂医？”
丽媛和雪峰就往文海前面走了两步。
那个漂亮的管床大夫用毫无温度的语气和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其实文海也能听懂的手术情况。在这里做喉部手术，病人麻醉之后，先用激光切除病灶（不需要开喉、不插引流管、也不切开人体气管），然后将切除下来的肿物做冰冻切片试验，确认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肿瘤之后，才按照既定方案进行开喉手术。开喉之后再根据病体里面的情况，实施切半喉、切全喉等手术。妻子的情况是，冰冻切片没有显示支持喉癌的病理依据，所以现行手术完成，考虑是淋巴瘤，等病检科给出最后的结论。
“好了，病人还在麻醉中，你们到外面等候……”这话是男大夫说的还是女大夫说的，文海记不清了，有点迷迷瞪瞪地走出谈话室，不知心里是怎样一种滋味。
借着等妻子出来的时间，文海冷静了许多，嘱咐丽媛和雪峰，先不把这个情况告诉妻子，然后又商量着统一了口径和说法。
丽媛说：“她也是医务人员，怕是不好瞒她的。”
文海说：“瞒一天算一天，等她这次手术有所恢复再说。”
已经是中午12点，文海忽然看到A主任穿着便服，背着一只男包从侧门出来，文海急忙跑过去。A主任一边往电梯门处走，一边说：“不是喉部肿瘤，是淋巴瘤，等病检出来吧。”
文海问：“淋巴瘤好治吗？”
A主任说：“这个比那个好。”
文海问：“好治还是好什么呢，咱不懂。”
A主任说：“70%，五年。”
文海明白了，喉癌的愈后是50%，五年，淋巴瘤又提高了20%，而且后者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小。
文海是追在A主任身边发问的：“那……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A主任说：“汾阳那边能做放疗吗？”
文海说：“应该能做吧。”
A主任说：“等病检出来，我拿个治疗方案，你们就可以回去放疗了，三个月后来复查，淋巴瘤不需要手术。”
A主任说完，加快步子去赶正在打开的电梯门。
文海返回手术室的门口，焦虑地等待了约莫十来分钟，手术室的门开了，护士推着一只病床出来，文海一眼看到病床上躺着的是妻子。文海也没有招呼一声丽媛和雪峰便飞步跑过去。妻子是醒着的，妻子眼睛转动着看见了丽媛和雪峰，她微笑着伸起手摆动。
真的，妻子的确是微笑着摆手的！
后来，妻子能说话的时候，她告诉文海，麻醉过后，她有点迷糊地听到护士在叫唤，说：“醒醒、醒醒，手术完成啦。”
她像在睡梦中被人叫醒，下意识地把手伸到脖子上摸，一摸才发现脖子好好的，心里就有点高兴。这时候，护士又告诉她：“没事，良性的，没开喉……”
这样，她被推出手术室后才禁不住微笑着挥手向大家报个平安。
从手术室出来，两个小时候就可以进水，到晚上就可以吃些流食，并且可以很低声地说些话儿。妻子的这个手术比预想的要小得多，除了输液和喂药喂水也没什么要护理的。几个小时后，要强的她已经就可以自己起床、下床去卫生间了。按照医院的规定，病号做了手术后，是可以留一个陪侍人在病房的。已是接近最后一趟接送车发车的时间，妻子催促文海送丽媛和雪峰去楼下等接送车，到那个小镇住宿、吃饭。
文海把俩姐妹送下楼来。
文海一出病房便笑不出来，文海忧心忡忡。文海说：“这是遭的什么罪啊！排除了喉癌，却又得了个淋巴瘤。”
丽媛宽慰文海：“70%五年的生存率总比50%五年的生存率要好吧。”
雪峰又在揉眼睛。
文海略显庆幸地说：“幸亏是在北京的大医院，这要是在别处医院，没准儿就按照喉癌给做了切喉手术，那可就惨啦！”
丽媛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到时候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雪峰道：“知道了又能怎？喉已经切了，人就和残了差不多，生活质量也没法保证，咱这也算是幸运啊！”
这样说着，这样想着，文海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
文海回到病房，见妻子心情还好，自己就感到轻松许多。这个病房里住了三个病号，那位陈老师是前两天做的手术，家属陪侍了两天，到第三天晚上，刚强而开朗的陈老师就把家属劝回去了，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另一张病床上是来自大同的老乡，也是今天比妻子迟些时候做的手术。她的家属比文海年长一两岁，文海称他为兄。病区要求晚9点休息，老兄与文海一样与病号媳妇脚对头挤在一张床上休息。文海睡不着，但不敢乱翻身子，怕影响妻子；文海一个姿势侧躺着，想些事情。文海来到这个医院这个病区后，看那些进进出出的病号，大多是中老年人，且男性病号较多，从年龄上看，像妻子这样年轻的女性病号几乎没有。有比妻子年龄小的，可人家得的也不是癌症这样要命的病。文海为此心生疑虑，却没有对谁说过。文海又想，这里是北京有名、全国也有名的大型医院，为妻子医治的大夫又是全国知名的专家级人物，并且妻子住进来后做了那么多检查，却为什么直到手术过程中才说不是喉癌、是淋巴瘤呢？这般折磨人，任你是如何“视死如归”的勇者恐怕也要精神崩溃、病不死人吓死人的。何况妻子只是一个来自小城的纤弱女人？病不在文海身上，文海都已感到了深切的害怕和恐惧！
这样想着，文海就有些气愤，却是不甚明了对谁气愤。
晚上没办法睡觉，文海凌晨四五点便到病区楼道里溜达，一直到七八点钟丽媛和雪峰过来，文海才能到阳光室的椅子上似睡非睡地补觉。
妻子是在手术后第二天就知道了手术实情的。那时，文海正在休息室与丽媛说病情，文海说：“病检结果最快也得一周才能出来，我想好了，就这个医院的这个情况，结果出来，无论是好是坏，我也不敢相信了，我要拿着结果和以前的检查资料再跑几个医院确认，然后才考虑怎样治疗。”
丽媛说：“你是说可能不是癌症？”
文海说：“我不懂医学，可是他们说冰冻切片最准，最准就是排除了喉癌变成了淋巴瘤？当初那A主任说的菜花状的东西又在哪里？他是专家，专家看花眼啦？”
丽媛还没说什么的，雪峰走了进来，说：“她什么都知道了……”
文海急忙回到病房，妻子问：“你们为什么骗我？”
文海说：“没有骗你，是要等你这个手术恢复以后再告诉你。”
妻子说：“我是搞医的，我甚不知道，我早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文海说：“我问A主任了，他说这个愈后比那个愈后好。”
现在，妻子显现出一种接受事实后的冷静，她说：“病人有知情权，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去问护士，她们说病检结果没出来，不敢随便说。不过，刚才管床大夫来了，她要咱们转到老院那边的血液科进行检查……”
又是那位漂亮的管床大夫！
文海有些气愤地说：“凭什么转院？病检结果还没出来，转院过去再做那么多检查？我们不去，我找她问问去！”
妻子说：“不用找她，找不着的，反正结果不出来，咱不出院就是啦。”
文海没有去找那位管床大夫，可是那位管床大夫总是在文海不在病房的时候来催促妻子转院。那天，文海打饭回到病房，妻子说：“刚才管床大夫和护士们查房，那管床大夫责问护士长‘？菖？菖床怎么还没有转院’，护士长就要我们办理转院手续。”
文海好生气恼，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跑出病房。文海本是要找那个漂亮的管床大夫的，却是见到护士长正和一帮护士从另一间病房出来，文海劈头发问：“结果还没出来，凭什么要我们转院？你们医院就是这么折腾人的？”
护士长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不是……不是……”
妻子出来阻止文海，并把他拉回病房，她说：“这不能怪人家护士长，护士长还被大夫训了呢，那大夫是着急着腾出床位给其他病号住咧。你怎么那么个态度啊！”
文海冷静了一下，说：“护士长那里我可以给她赔礼，不过结果不出来，咱决不转院，明天一上班，我直接找A主任说去。”
隔两天，赶上A主任查房，给了文海发问的机会：“A主任，是你让我们转到血液科的吗？这里的大夫一个劲儿要我们转院是怎么回事？”
A主任反问文海：“病检结果出来了吗？”
文海说：“没有。”
A主任说：“病检结果出来再说，就说我说的。”
这时候，丽媛和雪峰已经回了汾阳。
妻子也不再输液，甚至结束了所有愈后治疗，只等病检结果。
这样的等待是无奈而异常难熬的。
文海和妻子商量之后给老乡大夫打了电话，请求帮助。
老乡大夫很热情，只是说不巧又赶上个周六周日，周一他去病理科看看情况。
这样的等待真是度日如年，其他两个病床的陈老师和大同老乡都已出院，又住进来两位病号。护士不断催促文海，说病人不需要照顾了，尽量不要在病房过夜。文海死皮赖脸待在病房，晚上还是和衣与妻子脚对头睡觉，从来没有受过的罪，在这段时间算是饱受了。
周一老乡说结果基本出来了，没有什么，关键是有一项叫“免疫组化”的结果还出不来，再等等。又等又盼，终于等来老乡大夫的短信，说结果全部出来了，让文海和妻子一起到病理科找他。文海和妻子不愿意耽搁一秒钟，直往病理科所在的楼层赶。那时，老乡大夫已在楼道里等着了。老乡大夫说，这个结果是他守着病理科的老主任看的，应该是准确的。
文海只是关心究竟是什么结果，妻子却已经把病理报告从老乡大夫的手里拿过去仔细看了。
文海问老乡大夫：“我不懂医，你说结果怎么样？”
老乡大夫说：“没什么。”
“没什么？”文海狐疑，看妻子手里的报告单上最后几行字迹，写的竟然是：急慢性炎症。
文海一把攥紧妻子的手，几乎是喜极而泣地说：“你看、你看，炎症，只是个炎症！”
妻子的表情却显得漠然冷淡。
老乡大夫对妻子说：“前几天做胃镜，我就看你这肿物和别人的不一样，可A主任是权威，咱也不敢随便否认，所以才让你自己看别人的片子比较。”
妻子说：“我看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可是你说这结果准确吗？”
老乡大夫说：“我们病理科的主任也是相当不一般的水平，又是我守着人家看的，这结果应该没错。不行的话，咱现在就找她，具体问问情况。”
文海和妻子经老乡引见，见到了病理科主任。年约五十来岁的主任，是一位女性，她说话很温和，也很严谨：“全部的病理实验，没有找到可以支撑淋巴瘤的依据。你们有疑问，这很正常，所以你们可以把切片借出去到别的医院再做病理分析。”
文海原来就有这个准备，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决不听信一家之言。于是便说：“我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北京哪家医院更好，请主任推荐一下好吗？”
主任说：“？菖？菖医院病理科Z大夫就是专看淋巴瘤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里看，你们可以去找他。”
文海和妻子退出来，妻子说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待了，于是就商量着今天就结账退房。回到病房后，妻子开始收拾东西，文海则给A主任打通了电话，文海说：“我们准备今天出院。谢谢A主任！”
A主任问：“结果出来了吗？”
文海说：“出来了，结果是急慢性炎症，看来没什么事。”
A主任说：“病理结果说没事那就没事。”
然后，文海把这个结果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告知了家乡的亲人和汾阳医院妻子的领导和同事们。大家很快回过短信来或者打过电话来，都说千万不要急着回来，再找几个医院看看。
这也是文海的想法。
出院后，文海和妻子返回北京城里，12月1日一大早，夫妻俩带着以前拍的片子去了？菖？菖医院，在那里找到经家乡那边的人介绍的一位专科大夫。因为没有借出切片来，那大夫看过片子后说：“你这病还不好说是个什么病，怕是个疑难杂症。这样吧，我给你推荐几家医院，你都去跑跑，如果多数说是个什么病，你就按照什么病去治；如果多数说不是个什么病，你就按不是个什么病调养。”
大夫在便签纸上写了一串北京医院的名称。
文海嘴里说着“谢谢谢谢”的话，心里却道，大夫就是这么看病的吗？难道这看病也可以像差额选举一样，以多数决定少数？扯淡！太扯淡啦！
妻子的情绪又糟糕起来：“不看了，是死是活回汾阳！”
文海还是比较冷静的，文海认为现在应该返回原来那所医院把切片借出来，找专看淋巴瘤的？菖？菖医院病理科Z大夫去求证一下最好，如果人家说是癌性的东西，那就要再找几家医院看并实施下一步治疗，如果人家的说法和原来那所医院的结论吻合，那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妻子其实也是想要个最终结果的，只是这个病前后落差太大，她已经无法再承受这份精神上的折磨。
从老院坐免费接送车赶到分院，在病理科付了三百块钱抵押金，借出切片来，又紧赶慢赶到？菖？菖医院病理科见到了Z大夫，办完了例行手续，夫妻俩开始了又一轮的等待。来这里看片子的人确实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有。在一所隔成一大一小的房子里，外间的小房子里挤满了焦急地等待结果的人们，在那间大房子里的一张大桌子上摆了一圈看片子的医用仪器，坐了一圈穿着白大褂的大夫。Z大夫居主要位置，一边看片子一边分析一边讲病理。那扇门一会儿关，一会儿又被等待结果的人推开，希望听到Z大夫权威的分析。
几个小时后，好像是看完了一轮片子，里面开始叫号，叫到几号，几号就进去。大抵是由Z大夫亲自把结果说清楚，然后在报告单上签字。
妻子被叫进去的时候，文海就在门边探望并努力听清Z大夫在说些什么。听清楚了，真的听清楚了，Z大夫给出的结论和原来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文海长长地出了一口长气。
妻子拿出报告单来，说：“要不是天晚了，真想今天就回汾阳。”
文海说：“还要还切片呢，那里还押着咱三百块钱咧。”
翌日，文海和妻子赶第一趟接送车去还了切片，然后又返程回到北京城区，急不可待地赶到车站，坐在回家的动车上，文海希望妻子能够开心起来、愉悦起来，可是她总也沉着一张还未消退病容的脸，任凭文海说些什么，不言不语，忧忧悒悒，有时也挤出一丝无声的笑来，文海却深信那是她在有意慰藉文海的苦口婆心呢。文海知道，经历了这样一场要死要活的折磨，妻子的身上还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就像日积月累的一个心结，要打开这个心结，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啊！
其实，文海的心里也是很不舒坦、不舒坦得很，文海借口去动车的卫生间，他背靠卫生间的门，长长叹了一声，又近乎恶狠狠地骂了句汾阳土话，却是不知道骂谁：“日他乃祖宗！”
这一天是2009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