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在诗与史之间
尽管谢冕将“沉重的闸门开启”时的1978年定为新诗走向新生的开端，但与其他文体的研究一样，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者的学术独立意识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的主旨并非为诗歌史书写的反思，但其意义已不仅止于若干研究示例的研究价值，亦对诗歌有所启发。作为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反思，它带动了诗歌史的书写，促进了诗评家的学术反思。诗歌研究界的治史意识、诗人的入史意识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总体看来，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出版的诗歌史料及诗歌史著作较多，当代诗歌流派的当事人对亲历的诗歌行动也陆续有所回忆，关于诗歌演进和历史分期的研究论文亦多见于报刊，各种当代新诗选本相继呈现新的诗歌目录，将“民间立场”作为恒定的艺术准则的《中国新诗年鉴》1999年出版并坚持到现在，等等。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逐渐拓展，学科分类的专门化程度加深，对诗歌史进行想象的冲动也普遍呈现在诗歌研究中。
有人认为，新诗“历史叙述的情节效果”造就了一出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构成的新诗的“进化论喜剧”。这种对新诗历史书写的总结确实切中了要害。也有研究者提出，新诗史必须包含若干对诗歌历史性损伤的修复，主要包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修复，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对民间立场、个体立场的修复，对典律的修复等。这些想象与文本态的“诗歌史”共同印证，迄今为止的当代新诗史仍然存在较多疑点，有明显缺陷。当代新诗的历史意识浓郁，但诗歌史观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诗歌史研究界的自我理论整理比较匮乏，呈现出盲目的历史把握自信。在学者的诗歌忧患意识中，往往并不包含诗歌的治史困扰。比如，2000年大连诗会针对二十年来诗歌发展历程，提出了诸多“诗歌意见”，但对诗歌批评危机只字未提。究其实，诗歌研究表面的繁荣未能遮盖内在的学术缺陷。当前，诗歌研究和诗歌治史仍存在诸多误区。
一、应激性治史的缺陷
当代新诗史的书写一直在学术本能中暧昧前行。诗歌的流派线索养成了诗史书写者史料发现的惰性，当代新诗史写作过多依赖于诗歌流派和诗潮的推动力。1990年代之前的诗歌史，有相对明快的流派线索，朦胧诗和所谓“第三代诗歌”成为诗歌史简约的书写对象。朦胧诗潮及其论争冲击并改变了当代诗歌观念，促成了新诗历史书写时新的断代思维。在诗歌研究中，对朦胧诗文化、美学承继与反叛的认知线索，成为当代诗歌史书写的基线。这种流派干扰对诗歌治史影响深远，直到21世纪初诗歌现象充分复杂化、诗评界出现了对朦胧诗较为客观沉潜的反思型研究后才有所改变。这种把握符合1980年代的诗歌状貌，但对1990年代失去了效力。1990年代的诗歌现实逼迫研究者离开诗歌的庸俗进化依据，注意到了存留于这个时代的丰富细致的诗歌现象。对当代新诗研究成果作初步统计就能看到，1990年代后期，学界逐渐艰难地离开这条历史书写基线，诗歌史撰写者体现出相对开放的历史包容胸襟，诗歌研究视野因研究界对诗歌民间存在的发掘与整理逐渐开阔，诗歌观不断进化。与此同时，新的诗歌发现导致当代诗歌版图亦随之逐渐变更。
因时间推延而获得的编年时机，成为另一个诗史书写的应激性触点。比如，新世纪对诗歌史具有天然的断代意义。它的到来，促使上世纪80、90年代诗歌在学术研究中成为自然时间单位。研究者将其挪移为研究单位。伴随“80年代学”成为显学的学术事实，1980年代中期创刊的一些民刊陆续得到了学术梳理。更为明显的是，时间的世纪差距产生了距离感和认知的陌生化效果，促成了研究者对诗歌史既定流派的重新认识。
诗歌批评和诗歌史书写中体现出的缺陷，比这些本能治史的学术成果更多。对朦胧诗后的诗歌发展，在研究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从新诗进化的角度看到了1990年代诗歌存在的意义，认为在个体主体性和诗歌内在形式建设方面，1990年代写作能够产生建设性的作用。也有人认为，1990年代诗歌是病态的诗歌，需要加以诗美的矫正。然而，两方面的意见并没有产生诗歌观念的争鸣。另外，对当代诗歌传统的历时性研究，研究成果中多有对中国当代诗歌与现代诗歌承传关系的考察，如对白话诗与当代口语诗的比较研究、现代主义对新诗的影响论等，对与古典诗歌关系的考察则较少。另外还可见如下一些大的缺陷：
其一，程式化的研究心理。首先，是诗歌研究的社团流派程式。社团个性与诗人个体个性的区别被研究忽略，社团流派的诗歌理念造成了诗人诗作固定的解读程式，诗歌文本的个性发掘就显得较为欠缺。比如，“莽汉”的诗歌旗帜对李亚伟的遮蔽，“非非”诗歌理念对杨黎诗歌个性的遮蔽，都使他们成为诗歌符号，损伤了其个体存在价值的体现。在诗歌史对诗人个体的勘察行为中，类似的程式化和格式化事故发生频率较高，也是治史者惰性心理的体现。其次，是诗歌研究中的文化程式。当代诗歌批评往往专注于发现诗歌的文化意义，诗歌个体鉴赏的意义被忽略。1990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阵营划分，虽然引发了一场热闹的诗歌论争，但也同时加剧了诗歌聚落的程式化。论争双方代表人物的诗歌符码意义在论争中得到强化。诗歌论争中，诗歌立场问题遮蔽了诗歌美学的探询，将1980年代诗歌所载的文化重负挪移到1990年代，并以抽象的形式进行文化加码。《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于坚）、《没有英雄的诗》（王家新）等文的文化负载浓厚、美学追问无力的特征比较明显。学界对这场论争的初步总结已经发现，论争的真正问题在于，“诗人的立场与诗歌写作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后，研究者才于文化喧嚣中艰难发现了没有参与这场论争的诗人珍贵存在。
其二，对民间的误认或忽略，既包括对民间诗歌创作的模糊认知，也包括对民间批评的漠视。从对诗歌民间化危害（如“新民歌运动”对当代诗歌的诗美践踏）的反思，到对诗歌民间存在的发现、倚重和历史认同，“民间”都是诗歌研究的关键词。无论对于创作还是研究，诗歌民刊的存在在当代诗歌命脉的延续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对于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而言，正刊的诗歌资源一直十分缺乏，诗歌的发表渠道较少。民刊成为诗作者发表和交流的重要途径，可是在民刊中刊载的诗歌，一般并不被纳入批评视野。同时，大多在民刊中存在的诗歌理论探索也没有引起诗歌批评界的足够关注。当代新诗研究的专门性刊物较为稀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0年创办《诗探索》，在1986年至1993间因经费问题停刊，此间诗歌民刊不断涌现，并成为诗歌理论的重要载体。然而，除了若干已经介入“正史”的民刊（如《非非》《他们》等）在诗歌民刊发表的诗评，并没有和官方刊物的诗歌研究形成学术对话。研究者在这个研究向度上的方法论并不成问题：反思主流意识形态危害时，往往采取追问与文人诗相对的民间意义何在的策略；认同和倚重民间的诗歌民主时，则看到了文人诗的民间存在特征对于当代诗歌的重大意义。问题在于，两种研究都没有系统展开，在现有诗歌史中体现得并不充分。
近期已经能够看到官刊与民刊的本能互动，这也促使诗歌的民间存在被越来越多的诗评家关注。《诗歌月刊》《上海文学》等刊对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初步整理，已经揭示出1990年代诗歌的冰山一角。张清华、阿翔等人对于诗歌民刊的介绍，洪子诚等人在民刊入史方面的初步努力，积聚成另一种面目的文学史书写动力。可以预见，这些初步研究成果将逐渐质疑即往1990年代诗歌版图的可靠性。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民间诗歌形态”为“戴着‘有色眼镜’的诗歌研究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普遍乏力的诗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对比复杂的民间诗歌而言，接受这种挑战的诗评家显得十分寥落。
二、虚妄而懈怠的批评
民间存在的被忽略导致了诗歌批评对象的虚妄，批评的虚妄也成为当代诗歌研究的最大缺陷。“就表现转型社会诗歌与时代的紧张关系而言，昌耀与海子的诗首先值得关注。但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自觉重建诗与世界关系的，当推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一批诗人”。这是一位诗歌研究者对1990年代诗歌版图的界说。界说的根据在于公开出版物与官方期刊，并未对民刊文本进行筛选。尽管作者在开篇即言明，对1990年代诗歌史的“准确定位”有困难，但仍然进行了虚妄的诗歌判断。这种对诗歌版图有意识的遮蔽行为，在1990年代诗歌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因为1990年代诗歌媒介的复杂性，诗歌版图没有被清晰描绘出来，这导致1990年代诗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表面上看，诗歌研究有多元共生的对于歌词的研究、对于校园诗歌（如北大诗歌）的研究、网络诗歌研究、对诗歌出路的探讨等等，仔细看来，大多研究泛化的文化批判有余而细致的审美赏鉴不足。在很多研究者那里，由于没有对诗歌文本广泛取样，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相关结论不具有说服力。比如，一位学者在对19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进行辨识时，除了对空泛的第三代诗人诗作的粗疏概括，文本根据竟只有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更有甚者，一篇谈当代诗歌先锋性的长文，援引大量西方理论，却未涉及一首当代诗歌。不仅于此，各种名目下对1990年代诗歌的整体研究，如叙事性研究、精神实质研究、写作立场研究、女性诗歌研究等，都存在文本不足、史料缺乏的毛病。学者们对1990年代是一个诗歌个人化的时代并未有所质疑，却不对诗歌存在作更细致的发掘，仅仅根据几位“圈内”“名诗人”对诗歌进行虚妄的历史聚合，用代际和地缘的区分方式，把若干诗人作为旗标摆来摆去。这种现象说明，诗歌批评者缺乏诗歌发掘的耐心。
1980年代诗歌神话形成的巫术效应使得研究者们还停留在某种心理惰性中，他们期待并误认为，诗歌一直能像1980年代那样，以文化英雄的巨人姿态强迫研究界看到它们的存在。然而，诗歌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以不同的先锋特质统领的诗潮宏大而富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状况到了199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特别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从“先锋性写作”到“自在性”的常态写作的现场感更加明显。如果根据上世纪80、90年代当代诗歌生长方式的转型，对新诗获得新生后的二十多年历程以1989年为界划为两个阶段，然后对两个阶段的诗歌批评进行归纳，就可以更清楚第看到目前诗歌批评现状及其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1980年代诗歌版图相对比较完整，但需要对其进行诗学重估。对195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诗歌的研究还停留在历史表层。诗评界对潜在写作及相关诗群的诗歌考证与诗歌流脉的描述较多，而对诗歌诗人生态的学术论证不足，这导致了诗歌灾难作为历史经验的反哺意义在研究中流失。其二，对1990年代诗歌性质的研究比较多，但缺乏对诗歌存在事实的勘察。理论界对1980年代诗歌从朦胧诗到新生代（或第三代）发展路线图的认知较为准确，但在确定1990年代诗歌状貌时遭遇到了难题。他们根据一些1980年代就已取得诗名或开始写诗的诗人，将“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看做1980年代后诗歌的新的潮涌，忽略了当代诗歌的丰富性。
三、尴尬的“圈外诗评家”
诗评界普遍认识到了1990年代诗歌面貌的复杂性，然而，对于这个新诗向“民间和边缘化运动”的“弥散期”，对于这个“茫无头绪的诗坛”，仍然没有达成清晰的认知，造成了当代诗歌研究的严重缺陷。正像有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圈外的批评家对于1990年代以来诗歌的‘真相’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和恰当的解读能力，诗歌批评滞后于写作”。尽管学界普遍注意到了关注边缘（如“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关注民间（如新世纪以来对民刊的发掘热）对于重写诗史的意义，但诗歌研究中关于诗歌史料和诗歌文本发掘的文献仍不多见。对于大批不了解“诗歌江湖”的“圈外诗评家”而言，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有关信息的了解，只能填充不着边际的诗歌理论来弥补诗歌资料的匮乏，诗歌研究的惰性和浮躁就体现得更为明显。1990年代诗歌的虚拟性研究，作为当代诗歌批评的重大缺陷，加剧了1990年代诗歌在研究视野中的消亡——正因为对诗歌现实的假想和虚妄的理论推演，1990年代诗歌存在本相被研究所遮蔽。如何发掘和描述这段诗歌历程，将不仅仅是史料整理的问题，它涉及诗歌观念的嬗变、诗歌标准的重新确立等重大问题。
诗歌本体的迷失使诸多对当代诗歌先锋性质的广义确认也具有虚拟性质，对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探索，脱离了具体的诗歌现象以后，也不能得到准确界说。由于不具备1980年代诗歌先锋性质界定那样全面的文本依据，对1990年代诗歌的先锋研究，只能依靠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的心理定势来完成。1990年代诗歌没有在诗歌本质探究的方向走得更远，和1990年代诗歌轮廓的模糊有关。过于虚妄的抽样型研究对象，限定了诗歌研究的空间。如前所述，统计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成果所阐释或例析的个案，能够发现作为不同向度的研究参照的诗人诗作极其有限，这决定了更多有价值的研究，诸如诗歌先锋性的研究、对语言诗学与行为主义诗学的性质界定的研究，搁浅在理论试验阶段。在1980年代诗歌研究中实现的诗歌现实的理论提升，在1990年代诗歌研究中则沦落为种种理论假想。
在当代诗歌批评界，由于诗歌研究对象的迷失，诗歌存在的真实信息已经取代理论更新，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这使得研究界自然形成了“诗人批评家”和“非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区别。研究对象的残缺和虚拟，导致宏观的“圈外”当代诗歌批评，多有缘木求鱼之嫌。当然，也有类似于洪子诚这样的文学史料家，注意到注重诗歌细节对于当代即时写史具有不同寻常意义。他们往往能够敏感地注意到当代诗歌史书写的问题。在《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一文中，洪子诚发现了诗人另类治史对于当代诗歌史书写的参考价值。他的提问显示出这样的诗歌史困惑：“在当代诗歌史写作上，是应该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唤醒差别意识，清理出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可以持一种较大包容性、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论述方式，抑制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冲动，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洪子诚在“本质化”的“伟大的传统”和“难以判断的复杂现象”体现出取舍的犹疑，正因为存有这种疑问，他和刘登翰所著《中国当代新诗史》在诸多诗歌史中成为最贴近诗歌原貌的一部。然而，仍不能避免偏废：上世纪80、90年代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恰当体现；尽管介绍了若干诗歌民刊，对于纷繁的诗歌民刊而言，它们也只是丰富诗歌现实的一个简单抽样。
诗人型诗评家对当下诗歌研究缺陷确实表现出更多清醒。诗人于坚认为，“诗歌在民间，而不是在当代文学史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待的那里”，“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主要部分”写在《今天》《他们》《非非》《大陆》《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象罔》《锋刃》《下半身》《朋友们》等民刊的目录上。这种看法是中肯的，它对当代诗歌研究的主体构成具有强烈的颠覆意味。当代诗歌史编纂者对当代诗歌民间存在的忽略，导致了诗歌研究对象残缺、诗歌版图不能真正代表当代诗歌状貌的通病。作为诗人的肖开愚也把诗歌批评指认成当代中国诗歌首当其冲的困惑。他认为，“勇敢的批评家凭藉猜测归纳了一些想当然的、令人反感的当代诗学标准”。肖开愚没有对这种“猜测的诗学”作更细致的界说，但他还是痛快陈述了大多非诗人型诗评家离开中国诗歌土壤的事实。
尽管诗人的入史诉求有江湖气，但就诗人介入诗歌史的文本策略来说，是值得陷入虚妄困境的“非诗人诗评家”借鉴的。诗歌的民间聚落往往有共同的诗歌追求和民刊，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理念有自己的诗歌文本支撑。“中间代”“第三条道路”等流派自我确立的游戏规则即是如此。他们和“非诗人诗评家”脱离诗歌事实的理论虚设恰恰相反。诗人们进入历史的方式有历史投机嫌疑，他们的自我命名形成的诗歌理论也多有偏差，但对比虚妄的“非诗人批评家”的理论切割而言，其行为竟不显得过分怪异了。
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当下的诗歌现实正向更复杂的状态演进。在此情形下，诗歌研究界的诗歌观念亟待革新，诗歌标准也需尽快讨论，重写诗歌史势在必行。诗评家的学术反思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现代汉诗的复兴进程中，诗歌研究者必须承担的诗歌责任有很多内涵：首先，他们要精确描绘出能反映当下诗歌状貌的诗歌地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地图。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诗歌民间存在的真实情形作全面的田野调查，甚至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诗歌采风，对包括诗歌民刊、民间出版物、网络等载体及诗人群落作细致研究。这是一项庞大的诗歌工程，但对于诗歌发展意义重大。其次，他们要确立当代诗歌研究的问题意识，针对具体的诗歌现象和诗人诗作说话，充实基于一个诗歌现实的言说依据。在诗歌创作的真实面目离诗歌批评太遥远的研究阶段，要肯花时间做一些资料文献的发掘工作，减少或避免研究中的理论高蹈。最后，诗歌研究的特殊困境还要求诗评家和诗人建立一种健康的批评关系，理论和创作形成良性互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