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期刊行为，正刊编选民刊诗歌，隐含着可贵的诗歌意图。当代大陆诗歌版图上，正刊与民刊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在互动中，诗歌民刊逐渐以类似艺术沙龙的方式摒弃文化浮躁之气，靠近诗歌本质。
近年来，民刊政治功能弱化，不再突显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诗歌观念的表达式。上世纪末叶，诗歌作为文化英雄和文学精英的梦幻场景遭遇了破产。民刊开始寻找另外的生存根据和生存方式，渐渐由政治旗帜转化为承载诗歌观念、维系诗歌群落的朴实平台。不同民刊之间、民刊与正刊之间发生了数次纯粹的诗歌对话，民刊的生存依据及其存在价值也越来越靠近诗歌。这种文化身份变更，延续了民刊文化先锋者的使命，只不过，其文化意义逐渐内化于诗文本；与此同时，它们更加彰显美学个性，甚至以近乎偏执的方式提倡诗风格。民刊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在文化产业化的利益追逐中，存在着经济发展对文学本体的维护和反哺。诗歌的贵族身份基于诗歌高贵的精神本质和艺术之美，不再取决于文化对抗的英雄气质。这个变化最终消融了期刊的形式意义，突出了诗歌主体，成为新诗发展的良性因素。
在此情形下，关注民刊诗歌有特殊的诗歌意义。
专号选诗源自数十家诗歌民刊，其间多有好诗。选诗叠映了选家多重遴选眼光，景象殊为斑驳陆离。无疑，这些民刊诗歌抽样是当下诗歌现实的一部分。它们足以形成这样的启示：诗歌经典化的部分可能性深藏在民刊之中。已经有很多诗歌研究者呼告关注诗歌民间存在的重要性。如果携带诗歌考古偏好，读这些诗，也许需要一部文字浩繁的诗歌民刊索引。这些诗歌文本后面，应有很多富有传奇色彩、酸甜苦辣的诗歌故事。阅读这些民刊样本，解读诗歌民刊存在的美学进化因素，验证这些选诗体现的诗歌美学特征，是实现编选价值的第一步。
就最基本的诗歌元素看，民刊诗歌并没有专用的美学烙印。就短诗而言，它们有抒情诗的所有美学构架，这些构架只要在诗中有机生长，就各自有其审美独特性。比如，叶逢平的《住在寺庙的隔壁》《念经的声音坐在落叶上》（福建《陆》2007年创刊号）建立的抒情节奏尽管缺乏跳跃性，但在意象的平缓流动中，体现出谓词与宾语之间建立的特殊支配关系；它对生活中诗意的寻求中含有意境书写的整一性。无论正刊，还是民刊，它们所依托的语言基础、它们所承受的诗歌遗产并无二致。
选诗具有这样的说服力：当代诗人已经在细腻的生命体验中依靠粗糙的语言经验走到了细节刻画的极好境界，他们没有因为细节而失掉生活和诗歌。聪明的抒情者为琐屑的生命感触准备了背景。他们的诗歌泅渡仿佛还抓有上个时代英雄之旅的残骸，这让人们依稀看到，第三代之后的诗歌依然是朦胧诗的不肖子孙。阿斐《父与女》（上海《活塞》2007第5期）在呼唤与朗读之间形成了生命迹象的细微与宏阔的转换，意境才有其丰富性。诗歌注重生命细节，对生存状态有精细的刻画。由于心灵结构的立体感被诗语雕刻出来，个体存在的质感也逐渐加强。这是对汉语诗歌无限可能性的可贵探索，有助于打开现代汉诗深邃的内宇宙，牵引汉诗既有意象群落步入现代。罗亮的《此在》（安徽《不解》2006年刊）为今生和此在、为生存和思辨建立了虚拟立足点，但他并没有留下换喻的伤痕。尽管在诗歌组编过程中，此类诗歌容易引起诗歌编辑的惶惑，现代汉诗仍然急需这样的诗语探索。
现代汉语抒情诗的意象呈现节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由细节跨越到意绪的跳跃性节奏。在实质上，它促成诗歌整饬简洁的韵律美，以语言的本质和文化心理惯性照应了古典诗美传统；但现代汉语短诗的经典性却往往建立在对这一传统的多元幻化之中。苏浅的《在十月，苹果落下枝头》（湖北《平行》，2007年第2卷）从“苹果”到“事物”的流畅跳跃即有此特征。槐树《水印》《1月13日》两首（湖北《赶路：湖北诗歌》，2006年）继续细描以前汉语诗歌所未曾呈现的生存细节，“在时间的坐标上”被抵制的“合拢”，被描述为永恒的、被浸泡变形的在世之痛。它们无法在古典诗语中以表象呈现出来，但诗歌整饬的二度节奏显示的诗歌美学传承仍有踪迹可寻。诗人由水珠和泪珠开始，进行人生经验的高倍放大，并由终极寻觅冲动所牵引过来的生命意绪来承接。在哲思的宏阔背景对生命细节的吸收中，诗歌节奏形成，成为槐树短诗的内部构造。“她的妈妈坐在秋风里，像坐在我们的对面”是《1月13日》烘托的精华，它和眼泪的特殊状态的描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短诗结构的二元性有不同的境界和层次，需要由诗人的诗歌气质来激荡和琢磨。虽然层次简单，在潜意识中遭遇这一结构的大多诗人，并不具备对私人经验的升华能力，他们多自我淹没于细节换喻的无节制的铺陈中。
进行这样细微的美学梳理，并不能为民刊存在提供充分的美学依据。但差异必须在共识中揭示。就现阶段的诗歌观察成果而言，民刊独特的美学依据，是它在接受层面为诗歌提供了进入诗美自由王国的通道。它引导了诗歌在美学意义上的风格化，从而将诗歌民刊所承担的政治角色幻化为对一切审美损伤和审美蒙昧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寄希望于诗歌民刊引导诗美革命，促进中国文学远未完成的审美修复。
“我有祖国，没有人民/有语言，却没有交谈的人”，“我打通了这个国家的湖泊间/存在的隐秘”（哨兵《夜泊》《赶路》），这些诗句都可以例证，民刊对诗歌的遴选和发表少有枷锁，它崇尚诗歌自由。对于处在诗美幼儿期的现代汉语诗歌而言，它需要一种自由抒情空间的审美发酵。民刊对诗歌健康接受环境的狂想恰恰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平台。类似于秦巴子《听任身体，听任灵魂》（天津《葵》2007总第8辑）所呈现的那种双重自由，在民刊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好的诗歌的语言总是在挑战概念，在语言的牢笼里，爱情、死亡、哀伤皆有无法冲决的表达程式。民刊所建立的自由王国，没有底线地怂恿这些复杂的情愫生长。小引的《从容》《即兴曲》（湖北《赶路：湖北诗歌》2006年）所表述的情感除了本诗外没有其他方式概括的可能性。新的语言序列，承载新的人类情绪，民刊标新立异而无所规约的编辑优势助长了这种诗歌嬗变趋势。
在审美之外，根本不用担心文化因子的流失。“祖国，本着良心，宽恕和赞美/每一行汉字里都有缄默，渴念和疼痛”，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留下类似的声音，将是当代中国诗人的集体之辱。它出现了，民刊存在的古老意义仍然在延续。罗铖的《祖国》（四川《终点》2007年总第6期）即是这样一首“民刊诗歌”。在苦难的意义上，“学会真切地战栗/并记得为那苦难的人生和枯涩的日子/流下真正的泪水”（子梵梅《战栗》，福建《陆》2007年创刊号）这样的诗行也完全是。如果说，它们是在政治苦难的文化意味上最大限度地得到了诗美的润泽，那么，小衣的《吡拉西坦扩散的早晨》（广东《赶路诗刊》2006年总第4期）、黄礼孩的《芒果街的魔法》（四川《芙蓉锦江诗刊》2006年总第1期）等诗篇则是在物质时代的生命诉讼方面寻找传诵的理由。现代诗人应该感受到的生命舒展的欲望，以及被物质压迫的狂躁与悲愤，应该比罗铖、小衣和黄礼孩他们所感受的要多。诗人在这个时代，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尝试类似的书写，才能来到诗人应在的审美与文化的双重位置上。事实上，不仅是诗人，对于很多诗歌正刊编辑，也不完全具备这首诗的审美肌理。因此，民刊正以另类的方式承载诗歌的这种审美孤独，直到审美的灵魂都健康起来的那一天为止。
民刊和正刊之间有无形的桥梁和结合部。有的民刊，比如福建的《诗》（2007年总十二卷）、北京的《诗参考》（2007年总第25期），对于正刊传播途径中生成的诗歌地理有所重合；它们的存在状态不同于大多数民刊，刻意对某种地貌进行诗美的强调，逐渐成长为有所负重的大树，而失去了衍生中出其不意的自在特征；尽管于坚、侯马等人的诗歌被民刊和正刊同时确立，他们的诗篇以审美割据的方式同时出现在正刊和民刊之中；它们也为老先锋招魂，承载北岛诸人因丧失诗歌生命力而写出的历史性文本的赝品。然而，当下这些民刊已经不能代表民刊存在的全部意义，尤其是美学意义。
尤其是，民刊的编辑运作方式和正刊有所区别，它往往是同人刊物，具有美学追求，体现审美和文化的地域风貌。比如，诗人聚合的地缘特征导致了北京《天地人诗刊》、广东《诗歌现场》等刊物具有明显的城市风格。《回忆录片断》（朵渔）、《杜马斯然》（梦亦非）等诗歌有很具体的城市街景，并实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两重触摸。西部诗人、南方诗人，城市诗人和乡村诗人，都在各自的民刊中不自觉地进行审美积聚，促进现代汉诗美学内涵不断走向丰富。当然，民刊审美倾向并非全部体现为诗歌积极的美学自觉。在民刊的审美倡导中，诗歌观念具有的流派意识导致了抒情的类型化。诗歌具有流派的审美身份证，对诗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从目前看来，诗歌民刊所承载的诗美实验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期刊选择的风格化并不等同于地理勘界标志。湖北《后天》的诗歌美学地貌具有更加内在的认同点。赵卡《蒙古的国家地理》兀自吟哦在草原上，但周公度、江离、胡人、江雪的诗风也不远离赵卡的纬度，他们引导诗句脱离抒写对象，呈现一种内在的荒凉和空旷。当代汉诗审美的高贵血统曾一度存留于蛮荒之地，现在，它逐渐从地域风格中弥散到诗美之塔的较高层面，成为诗所共有的东西。《后天》对不同地域诗人的内在诗歌气质的聚敛就很有意义，它提醒诗评家注意诗歌在审美气质聚合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赵卡诗中，能够读到一位高贵的抒情者形象，因为他，诗歌才有难解的秘密。他的诗呈现的意象有很多西域符号的规约。但是，真正能够提纯诗美的，却是诗中类似于“我向一粒金色的葡萄鞠躬，阴山以南，阳光灿烂”这样的诗句所建立的物与主体情绪之间的投射关系。
耿占春的《吐峪沟麻扎》（海南《海拔》2006第二辑）也依靠蛮荒与信仰呈现了异境对于诗美的激发作用。但诗歌的真正风景不依托于吐峪沟，而是将这一切以超常的包容力聚拢起来的抒情者的精神气质。在短诗中，抒情者所看见的景象不再是诗歌书写的主要对象，“而把我带到这里的/故事，已经是一场难以治愈的疾病”，这种随行的心境突兀呈现，将诗歌带离了纪行诗歌的类型，并赋予它独特的诗美。当抒情者不再以控诉者的文化英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时，诗歌抒情者要获得诗语控制力，诗歌要获得审美张力，必然需求一种更超拔的审美精神。诗歌地域性美学特征的内化或深藏，是诗歌审美精神的升华，是诗美进化的标志。
有意味的是，诗歌已经自我证明，诗歌民刊行为与诗歌行为本身是有诗意的，诗歌书写因此才能被作为诗歌的常用意象确立在当代诗歌之中。诗歌及其书写景象通过童心结构表述出来，往往带有成长的印痕。张羊羊的《以后的某种可能》（江苏《南京评论诗年刊》2006卷总第4期）容纳了成长的丰富经验，所有那些值得品味的生命细节，都点缀了抒情者终要寻归于自然的无休止梦境。抒情者清洁的精神使它有别于当下诗歌的都市美学惯性，显示出生命的乡村守望。与此相对应，发表该诗的民刊编辑对南方诗歌精神气质的下意识寻觅，也初步展现。唐果的《忏悔》（广东《女子诗报年鉴》2006年）也是一首以人生的两重书写为素材的诗歌。它在关注诗歌书写本身，关注审美的沦陷，关注生命力的沉沦。这些人生总结代表了另外一种诗歌美学的进展。诗歌精神萎缩的诗美焦虑，生命力的衰败，风景的类型化和格式化，这些审美畸变被唐果生动摹写出来。它们共同表明，民刊存在本身即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另类诗章，诗歌写作本身即是诗人永恒的书写对象。正是在类似的自我关注和审美的自觉反思中，当代诗歌向更美的、更艺术的状态迈进。
民刊方式的诗歌生长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或许在于它对于诗风的影响。诗歌民刊普遍具有诗美呈现与遴选的主体意识，在诗歌规范与权威不断被确立的格局下，民刊不满当下的诗歌标准，进行诗歌的另一种陈列试验。一种成功的民刊，必然提供个性化的诗歌审美陈列方式，它从中曲折表达或明快宣告的内容中，必然包含诗美认识的疑惑或结论。民刊的这种诗歌美学功能及其状态可以用世宾的一首诗《水流去的，就是我的方向》（广东《蓝风》2007年总第10期、总第11期）来形容。这首诗的抒情者被要求交出“唯一的硬币和思想”，然后进入无所终了的放逐。诗歌在1980年代迷失了英雄主体后，就是这样被放逐并找寻自我的美学归属的。
正因为存有审美救赎的找寻冲动，好诗才屡屡被纳入民刊之内。虽然浪子《经历》（广东《蓝风》2007年总第10期）中所记述的中国现实和灵魂警语，没有呈现打破圆圈式的封闭式抒情而进入不设边际的诗美探险，让人读来窒闷，但类似于章闻哲《绿色父亲》（广东《九月诗刊》2007年总第8期）那样动人的情感景象，却足以给人审美的惊喜。诗歌的季节迷思被推延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情感的特质在于它强烈的混沌性。它不向情感的任何一种庸俗类型归属，自始至终用语言维护了造化的神奇。诗中有一位新颖的父亲，“绿色的父亲，如今他的宝藏里有女儿们的死。/父亲守着守着，像守着美丽的毒”。他牵动整条抒情链，接受呼告、赞美和叹息。季节颂的审美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不同于人生感受和诗歌存留中的任何季节，不同于任何自然歌吟。它不仅仅是新奇，也同时是对沦落的审美图景的果断刷新。简翦翦对诗歌节奏把握得很好，在《等待》《暮晚中的菜园》（安徽《河畔》2007年第4期）等诗在意象的反复跳跃中，依然有从容的抒情。这和局促的富有匠心的修饰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戕害有所不同，仿佛诗歌经历了诗人审美个性的彻底清洗。八零的《红字》（安徽《玄鸟》2007年创刊号）一诗，逃脱了诗歌的革命话语惯性和政治秩序，将它作为生活重新归整于生活。诗歌的先锋性已经简单地回归到词与物淳朴的对话关系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它们表明，大多民刊选诗已经从表象的斟酌起步，割裂了自己从最切近的诗歌传统中获取的审美逻辑。诗歌在诗美的策动下，要摆脱语言和文化的牢笼，为令人愉悦的发现和感悟服务。所以，整体看来，尽管一些文化的重轭卸下了民刊的脖颈，它还是继续带领了一批诗歌美学的审父群落，行走在现代汉诗的探索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