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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少年时光

郑家春秋

距离太原市北18公里处,有一座古老的县城,叫阳曲县,史称“晋阳首邑”、“太原北大门”,足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山西多山,也不乏盆地,从南往北,有临汾盆地、上党盆地、晋中盆地、忻定盆地,然后还有塞外大漠荒原之金沙滩等等。东、西、北三面环山的阳曲县,就坐落在晋中盆地与忻定盆地之间沟壑纵横的脊梁地带。

据考证,早在春秋时期,在今阳曲县之大盂镇一带,即设有盂县。“战国至隋唐五代千余年中,境内政权时置时省,屡易治地”。但自汉置阳曲县,而后经隋、唐又三易其名为汾阳,皆为太原郡管辖。汾阳、阳曲之名,缘于汾水。汾水源出宁武之管涔山,一路南下七百里至河津县入黄河。七百里汾河,其间流向有两大东西曲折,其一是由侯马至河津入黄河段折为东西流向;其二是由娄烦县之静游镇至下兰村折为西东流向,阳曲县即因此而得名。元、明、清三代,阳曲县皆为省(路)、府治所在地,即山西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民国前期,阳曲县合为山西省会,一等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阳曲县境内曾一度建立东阳曲、西阳曲、盂(县)阳(曲)等民主政权。1948年秋,东、西阳曲民主政府合并,成立了阳曲县人民政府。”

阳曲县也算得上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一方黄土地,历史上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其中唐朝的大军事家郭子仪,明末清初的大学者、书法家傅山,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书法家马文蔚等最具影响。然而,在众多杰出人物之中,多是须眉男儿,却鲜有红颜女秀。直到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终于在政界出现了一位正部级女领导,这就是本书所要介绍的金银焕。

金银焕出生在阳曲县东黄水镇郑家寨村。东出阳曲县城,经东黄水镇大约十余里,在一片高低不平、似山非山的丘地上有一个不怎么惹人注意的村子,就是郑家寨。郑家寨村子不大,约有百把十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墙土屋,还有不少断垣残壁,几乎与黄土地融为一体。没有狗叫,没有鸡鸣,到处是干燥的黄土堆砌物,一副原生态状。早春的阳光下,冷清得看不到一个人。这样的村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富裕二字。一条干河沟将村子分为东西两部分,河沟上有一座不长的石桥。

终于找见一个女人。女人很热情,急急忙忙地将我们领过石桥,领到路边不远的一座大门前。大门比较高大,吊着一把锁头,女人掏出钥匙去开锁头,才知道她是这大院的主人——金银焕的娘家大哥郑焕成家。院子很大,东边是一排平房,十分简陋;西边的院墙是黄土夯起来的,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构筑物,但经风雨剥蚀,年久失修,已多处倒塌。女人介绍说,这平房是他们新盖的,原来是没有的,原来只有北面一溜四孔窑洞。院子北边的台阶上,是一排坐北朝南、依崖碹起的高高大大的四孔窑洞房。虽然墙皮剥落,门窗朽败不堪,看上去有了些年代,但郑焕成一家依然住在里面。四孔窑洞,西边的一孔是单间,东面三间为套窑,即从第三孔窑开门,可谓起居室,进门之后左右各开一个小门,分别进入第二与第四孔窑洞,靠窗户的两面大土炕,以及炕头高高叠起的被子与炕头柜,昭示着这里是卧室。无论起居室抑或左右两边的卧室,陈设都比较简陋,但倒还干净整洁。

金银焕的大哥郑焕成闻讯赶回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们,银焕就生在这孔窑洞里。

郑家的祖上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祖父郑九功,继承了上辈传下来的三四十亩地,十来只羊,一辈子就厮守着这些黄土地与羊生活。阳曲人祖辈都是种高梁、玉米与杂粮。遇上风调雨顺好年景,一亩地打百八十斤粮食,还能勉强够一年的吃喝。但十年九旱的山西阳曲人也在劫难逃,加上政府征粮,或财主讨债逼租,所以经常是熬不到开春就得打闹吃喝,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好在郑九功靠自己的勤劳与辛苦,把这份家业传承下来,生了儿子郑世明,就是金银焕的生父。

金银焕的父亲郑世明算是农民中比较聪明能干的人,人性也很好,很会办事。只是生不逢时,正赶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距离山西省省会太原近在咫尺的阳曲县,成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日本鬼子三家争夺的交汇区。尤其是郑家寨,看上去村子不大,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的东面就是太行山的支脉,西面是吕梁山的支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着这一东一西两座山打日本鬼子,一下山必到郑家寨。日本鬼子与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视郑家寨为八路军游击队的窝子,经常来“剿匪”。这样,白天日本鬼子打过来,或者晋绥军开过来,晚上八路军就从东、西两座山上摸下来,所以郑家寨就成了“黑道”“红道”犬牙交错的拉锯区。无论哪方面的人来了,都得找村里头人——村长。当这样的村长得脑瓜灵活,八面玲珑,还要对老百姓好,对八路军好。年轻的郑世明被推选为郑家寨的村长。村长的任务十分简单:征粮派饭。日本鬼子要吃要粮,村长得给征收安顿;晋绥军要吃要粮,村长得给征收安顿;八路军要吃要粮,村长还得暗中给打闹运送。尤其是对付日本鬼子,既不能真心实意当“良民”,还得学会日哄,日哄得日本鬼子团团转。

尽管如此,郑世明这位“粮秣”还是出了事。日本鬼子发现了他给八路军游击队筹粮。替晋绥军和日本鬼子管理地方武装的村联部将郑世明捆绑起来,让他交代。郑世明一口咬定没有此事,村联部的人就让他坐“老虎凳”,硬是把一条腿给弄断了。

这样,郑世明只当了一年“粮秣”(村长),就不干了。

郑世明有一个好妻子,叫肖玉莲,是那种典型的憨厚、老实、善良、勤劳而又任劳任怨的传统妇女。郑世明本来就忙了村务,顾不上家务,里外都是妻子打理。坐了“老虎凳”后,拐了一条腿,身体日渐垮了下来,后来还染上痨病,咳嗽不止,干不了苦重农活。这样,肖玉莲就成了里外一把手,家里地里都离不开她。

肖玉莲嫁到郑家后,郑家的日子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还过得去。丈夫人性好,待她十分和气,加上她的勤快厚道,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两口子的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倒还和和睦睦。唯一让肖玉莲心里感到愧对郑家的是她嫁到郑家几年,一直不生养。丈夫郑世明嘴上没说,脸上有时也看得出几分干着急。加上左邻右舍的女人们坐在一起说闲话,免不了开玩笑问她,你们咋啦?咋就还不开怀?你们两口子就不那个?种个豆子还发芽芽哩。一些善良的老人也私下劝说,要不就先抱养一个“引引”吧。中国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封建思想严重的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郑世明与肖玉莲也不无这样的隐忧。

当地人讲迷信,或者说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种世代相传的风俗。结婚几年之后,不生养或者生下孩子活不成,就要抱养一个孩子。通过抱养孩子给自己带来好运,赶走晦气,就能生养儿子。要子心切的郑世明与肖玉莲,自然未能破此旧俗。于是他们也诚惶诚恐地辗转从太原抱养了一个儿子,就是他们的大儿子、金银焕的娘家大哥郑焕成。

说来也奇怪,自从抱养了儿子郑焕成之后,家里平添了许多喜气。郑世明的精神头也足了。无论种地干活,或给村上跑公差,或帮这家那家做活计,两条腿勤快得很。妻子肖玉莲虽然多了一层养儿之累,脸上却更多了一些笑容,反倒显得年轻了。尤其让他们开心的是,随着儿子郑焕成一天天长大,郑世明就发现妻子肖玉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肖玉莲真的怀孕了!郑世明真的时来运转,抱上了自己生养的孩子!而且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自从生了这第一个女儿,以后竟接二连三地生起来。本来是喜事,却渐渐变成了愁心的事。

1952年2月28日(农历二月初四),伴随着“呜哇”一声婴儿的啼哭,郑家的第四个孩子——金银焕向郑家报到来了。

三易爹娘

金银焕来到这个世界,在郑家的热炕头只待了不到三天时间(有一说“没出月子”),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赶上取,就被别人抱走了。原因除了郑家实在作养不起这个多余的女娃儿,还有一段缘由。肖玉莲在怀上第五胎之后(也即四女儿金银焕),同金家岗一个亲戚有意无意地开了个玩笑,说你想要,生下来就送给你。对方就真当成一回事记在心上。

郑世明和肖玉莲共有三男四女七个儿女:

1935年从太原抱养了老大郑焕成;

1941年他们自己生养的第一个女儿郑焕梅出生;

1945年第二个女儿(即刘素珍)出生;

1948年儿子郑二货出生;

1949年三女儿郑秀梅出生;

1952年四女儿金银焕出生;

1953年郑世明的“遗腹子”张金财出生。

盼望生儿养女的郑世明和肖玉莲,自从生了第一个女儿,没有料到如同打开闸门一样,儿女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

无论是“弄璋之喜”、“弄瓦之喜”,这一个接一个的喜事,却让他们实实在在承受不了。

所以生下第二个女儿刘素珍,他们就忍痛送了人;生下第四个女儿金银焕也送了人;生下最后一个小儿子张金财,活了只有43岁的郑世明连看一眼都没有赶上,就撇下一家人撒手去了。按迷信说法“遗腹子”命硬,也送了人。

不知是天意安排,抑或是这两口子果真没有眼力与福气,十月怀胎,千般辛苦,好不容易生养了六个亲骨肉,就送了人三个,偏偏这送了人的两个女儿都远走高飞成了气候。

二女儿刘素珍,先送给了故县村王某家。王家不知为啥又转手送给了刘家。刘家人给她起了名字,养大成人,供她读书学艺,直到成了一位曾担任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太原画院副院长的大画家。最小的儿子张金财,送给本村的张家。张家供养长大,成家立业。

二女儿刘素珍,自打从生身母亲的襁褓中离开,再没有看见过生身母亲。生身母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上上下下几个兄妹,虽有一些耳闻,却也都不曾相见相认。所以,刘素珍回忆说,工作忙起来,顾不上想这些牵扯感情的事,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一旦静下来,或者听别人说起类似的事情,常生发一些感慨。虽然自己的养父母对自己视如己出,关爱备至,培养成人,但人生在世一回,连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实在是莫大的憾事。于是,就动了心思,拐弯抹角,暗中打听。

周围也真有热心人为她们“寻亲”奔走。于是来自各方的消息就先后传到郑家大姑娘郑焕梅、三姑娘郑秀梅和四姑娘金银焕那里。其实,郑家送出去的三个儿女,除了刘素珍从襁褓之中离开母亲的怀抱,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母亲,四女儿金银焕与小儿子张金财的养父母都是本乡本土。他(她)们的养父母也十分开通,他(她)们从小与郑家就有来往。养父母大人大量,不在乎,不责怪,但两家却没有正式认过亲。

1952年2月,四女儿金银焕出生之后,添丁进口,本来是件大喜事,可是却让郑世明和肖玉莲两口子犯了大愁。家里五六口人要吃要穿,烧柴养火,孩子们又小,郑世明又是个病身子,全家的生活重担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又添了一张口,靠什么养活、靠谁养活呀?肖玉莲听见丈夫咳嗽不止,心里更是愁上添愁。丈夫郑世明自从叫日本人给坐了“老虎凳”,弄断一条腿,就已经干不了重活,后来又染上“痨病”,抬手动脚都咳嗽气喘。一咳嗽起来就止不住,有时还咯血,地里的活计压根就指望不上他。他能保住一口气活着,这个家的天还能撑着。万一他真要像人们说的,这病没治,一口气上不来,这郑家的天可就真的要塌了!越想越觉得害怕,后悔不该又怀上这个“老四”。

丈夫郑世明的咳嗽声不停地从窑门口传进她的耳里,如一记记重锤猛砸在她的心口。

郑世明坐在窑门口的太阳光下,一边晒阳婆(太阳),一边痛苦地“吭吭”咳嗽。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人们都说这种病会“传染”,他不想让自己的病传染给儿女,所以整天除了三顿饭,他很少往儿女们跟前去。即使是刚出生的这个四妞子,他也只是看了一两眼,就躲了出来。他整天就这样在窑门口的石头上坐着,两眼无神地望着远处的天空。其实,他心上也着急,甚至发恨。倒不是因为四妞子的出生给他添累,而是为自己不争气,自己为什么就得了这种光能吃不能动弹的病?断了一条腿好歹还能拐上下地干活,不能干重的还能使锄使锹,间苗拔草,得了这种该杀的病光能吃不能动,我是哪辈子作的孽啊!他也为这个家发愁,又添了一个吃饭的,等于又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妻子身上加了一个累赘。

“她爸!你说该咋?”是妻子肖玉莲的声音。

肖玉莲将刚出生两天的四女儿奶得睡了,一边在窑里拾掇锅灶,一边隔着门问他。

“啥个该咋?”郑世明依旧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

“我说这个妞子,你听见没有?”

“已经送了人一个……”郑世明半天没有回答,直到妻子又问,才说,“唉!日它的!老天爷为啥就跟老子过不去!”

肖玉莲说,“我也不想再送人,可你……,你又是这样子……。”

就在郑世明与肖玉莲两口子发愁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风风火火地闯进郑家的窑洞。

“……我听俺姐说姑表哥的媳妇生了,又是个女娃,撂下碗筷,骑了毛驴就跑到郑家寨,不管三七二十一,进门说了一声‘这娃儿我要啦’,上炕抱上(银焕)就走。世明媳妇吓了一跳,说你这是……没等她说完我就说,哎!咱们可是有言在先!不管你生下是男是女,我都要啦!世明媳妇好像这才想起来,迟疑说,那只是说个笑话,你倒当真了。我说,谁和你说笑话,俺媳妇想孩子都快想疯了,不当针(真)当棒槌呀!世明蹲在地上不吭气,他媳妇问他,他起身就走,出门撂下一句:抱就让抱走吧,谁叫她摊上一个不争气的老子!他媳妇的手慢慢松开了,‘唉’了一声,只好说,唉!俺孩命苦!但愿俺孩改门换姓给了你老刘家是福不是祸。又对我说,连根!你们两口子当真想要这个孩子给你们当闺女,也许是她的福气。你抱就抱走吧。反正我们家这个样子,不送人,也受罪。不过,俺们是实心实意送你,你们可一定也要实心实意待俺娃儿!我说,你就一百个放心吧。娃是你心上的肉,递给我就是我心上的肉。肖玉莲说,你媳妇要是能生会养了……我说,我媳妇想孩子都想疯了,能对娃儿不好?肖玉莲说,我还就是担心你媳妇。没等她说完,我抱上就走。我出了窑门,她又追出来,千嘱咐,万叮咛……我说你快快松手吧!她在你家是根草,到了我家是个宝!我能对孩子不好吗?

“我抱上银焕,骑着毛驴,一路小跑,跑回金家岗。我媳妇看见高兴坏了。当下我就给起了名字,叫‘刘银换’,原来是‘换’,想用小银换给刘家换来个儿子或女儿。后来到了我姐姐家改了姓,所以叫‘金银焕’”。

原来,这个不速之客不是别人,正是郑家在金家岗的姑表亲戚表哥刘连根。

肖玉莲的话还真是说准了。

刘连根虽然在肖玉莲面前左一个保证、右一个赌咒,一定不会亏待了娃儿(银焕),可是事情的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两年之后,刘连根就不得不倒手将小银焕送给了别人家。

金家岗与老金家

刘连根是阳曲县金家岗人,话还得从金家岗说起。

在阳曲县大盂镇与东黄水镇交界处,靠近东山沟壑纵横的川洼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叫金家岗。金家岗的历史无从考查,祖辈人只知道“吃饭靠天,做饭靠山,种地靠天,住处靠山”,是一个靠天老爷、靠山神爷活命过日子的苦寒地方。

金家岗的地理位置很独特。东面靠太行山的支脉东山,是天然屏障;北面有系舟山横亘东西;西面有云中山纵贯南北;只有南面地势较平。进村三条道,都是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即使是从西面进来的所谓官道,也必须经过老牛沟,再爬上老牛坡,才能望见金家岗。所以,老人们讲,这里进能攻,退能守。无论哪朝哪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年的金家岗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其中一户姓金,一户姓刘,是村上的两大家族。老金家祖上的先人迁来得早,金家岗或许是因此而名。子嗣繁衍,人多势旺,相对后来的刘家,自然要占上风。

然而,早年在金家岗出头露脸的人物,却出在刘家。

传说,清朝初年,大兴建庙之风。清统治者想利用神权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金家岗就出了刘基、刘俭两兄弟,担任建庙的总监事,负责管理金家岗的建庙工作。刘基生有一男一女,分别叫刘天富、刘氏;刘俭生有二男,分别叫刘天禄、刘天寿。刘天富生有一男不幸夭折,遂将刘天寿之子刘富汉过继为子。而此时刘基的女儿嫁给了郑家寨的郑家,生子郑九公,自然叫刘天富为大舅。这样,刘郑两家,自清末民初,即是亲戚,一直保持着联系。金家岗的刘富汉作为刘天富的继承人,与妻子段保香含辛茹苦,生养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同时还从故县为二儿子抱养了一个童养媳妇。穷困生活使刘富汉一家不胜打击,刘富汉仅仅因为一次肚子疼(闹虫气)病就要了命。这时的刘家剩下了刘富汉的妻子和大女儿刘莲花、二女儿刘双莲、大儿子刘连生、二儿子刘连根五口。段保香算得上是个女强人,扶孤守寡,硬是把两女两男扶养成人,明媒正娶出嫁了女儿刘莲花,又给大儿子刘连生娶了媳妇成了家。

却说二儿子刘连根,也算是农村中的一条汉子,十七八岁就长得高高大大,彪壮强悍过人。1939年日本鬼子抓人组织警备队,将刘连生抓去。但因为刘连生是刘家老大,顶门人,又心眼实,怕他不是当兵的料,吃亏,于是老二刘连根就在日本鬼子押着被抓的人开走时,混入其中,将老大刘连生偷换下来。日本人见刘连根长得虎头虎脑,一米八的个头,与他较劲,被他扛起来扔出几米远,摔得哇哇叫。鬼子不服气,又上,又被刘连根摔得狗吃屎,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这才伸出大拇指说他“大大的好”,让他接受训练。刘连根压根就恨日本鬼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墙脚掏了个洞,逃跑回来,径直就参加了县里的抗日武装组织武委会,活动在阳曲县的东西两山,炸炮楼,摸敌哨,割电线,经常偷袭日本鬼子。于是方圆十里八里的乡亲们都知道金家岗出了个天不怕、地不怕、鬼子听见就害怕的愣小子刘连根。

然而,刘连根的婚姻并不十分如意。他先娶了个媳妇,精精巴巴,倒还有几分人才,只是结婚几年,媳妇一直不生养,两人便不免暗暗着急。正好听说郑家村亲戚——姑表哥郑世明媳妇又怀孕了,想到表哥媳妇已经生了一大堆儿女,表哥可又是个病秧子,再添丁进口,累上添累,于是刘连根就打上了主意。

有一次,刘连根遇见郑世明的媳妇,看见表嫂挺着个大肚子,刘连根就与表嫂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嫂子你真好,一个接一个往外撂,俺那个媳妇咋就一个也不会“下”?

郑世明媳妇唉声叹气说,还好呢,我都快累死了。你表哥别的营生做不了,就会叫我给他生养!生下这么多,你哥又是个病秧子,光能吃,不能做,你叫怎么养活?

刘连根开玩笑说,天底下的事就是不公道,有的人是想生生不下,有的人不想生还一弄一个准。表嫂!我表哥那个病秧子还能行?

表嫂笑唾道,又没正经了!继而问,连根,你媳妇是咋啦?娶过都两三年了,也该生养了。

刘连根说,我也不知道咋个,就是不生,看来她就是那种不出苗的沙圪梁。我听说你又怀上,都快眼气死了!嫂子!要不……

表嫂不等他说完就说,你要想孩子想得不行,这个生下来就给了你。

这话正说到刘连根的心痒处。

刘连根迫不及待地说,嫂子!说话当真?

郑世明媳妇说,当针(真)当线,还不知道生个啥哩。要是再生个女娃……

刘连根大包揽说,生男生女我都要。

郑世明媳妇想了想,又说,哎!连根,祖辈人都信这个,要不你们真的抱养一个,兴许你媳妇就能生了。

刘连根说,我媳妇也这样说哩。嫂子!反正你这回生下来一定归我了。临走,刘连根又叮了一句,嫂子!今天我可把话下给你了。你可不要当戏说啊。

郑世明媳妇边走边回头说,我还不知道你表哥同意不同意哩。

刘连根高声说,世明哥病成那个样子,还不是听你的。

……

打这以后,刘连根与郑世明媳妇还见过几次面,每次见了面,免不了还是说这些半真半假的话。如果说开头还是开玩笑,后来刘连根就渐渐真动了抱养孩子的心。郑世明媳妇也同丈夫郑世明议论过这事,郑世明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还有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也就不计划要这个孩子。况且,又是生了一个女娃子,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更加促使他们不准备要这个四姑娘。

于是,当刘连根兴冲冲跑进来,不容分说就要抱走刚落地三天的四姑娘时,两口子也就只好忍痛割爱,慢慢松手了。

刘连根将郑家的四姑娘抱回金家岗自己家里,媳妇开始也喜欢得不得了。当下刘连根就给起了名字,叫刘银换,小名叫“换子”。所谓银换,其实他们分文未付,只是后来给郑家扯了几尺衣服料子,算是谢意。

从此,刘家有了这个小生命,平添了许多生气。刘连根媳妇也没那么多时间串门坐大街了,成天价守着小银换,喂水喂羊奶,一心希望小“换子”能给她换来了个亲生儿女。

刘连根的姐姐刘莲花和妹妹刘双莲也经常来帮着喂饭喂水,擦屎把尿。刘连根两口子和他们的姐妹都希望这个抱养的女儿,能够给他们“换”来有儿有女的好运,认认真真抚养了两年多。

这样,金银焕生下三天,就有了第二个父亲母亲,虽然她还不会叫他们一声爹、喊他们一声娘。

然而,两年之后,刘连根突然发生了婚变。

这事也难怪谁对谁错。抱了银换后,刘连根两口子确实亲热了一阵子,喜欢了一阵子。可是日子长了,加上喂水喂饭,把屎把尿,是个很累人的事,两口子单打独跳习惯了,哪里能受了这种熬煎,便你嫌她不管女儿,她嫌他在家里啥手也不动,渐渐互相埋怨,摔盆子撂碗,闹起矛盾来。加上刘连根本来对这个童养媳妇刘娥则就没有多少感情,经常言语不和。刘娥则曾经生过一个孩子,但夭折了,没有了孩子,两人更没有了牵挂。这样,两个人谁也没心思照料小银换了。

刘连根只好下决心与刘娥则打离婚。

这样一来,刘连根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媳妇跑了还不打紧,跑了就跑了,强扭的瓜不甜。问题在于女儿刘银换怎么办?还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看。自己一个大男人,哪里能天天守在家里看孩子?自己光棍一条,即便心里疼孩子,也没哪个能力照顾。只好渴了给她喝口旱井水,饿了给她吃点玉米糊糊。每天三顿饭,早一顿、迟一顿,胡乱给小银换吃了喝了,自己就出门干自己的事去了。小银换真的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好在金家岗还有大姑、二姑两家亲戚,都对她特别好,知道自己的兄弟连根跟媳妇打离婚,就经常过来照看照看,给她洗洗换换,有时候还抱着她去看戏赶庙会。

三岁的小银换长得非常可爱,小嘴能说会道,谁见了谁爱,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小精灵”,十分乖巧懂事。

有一天中午,一块玩耍的孩子们都回各家吃饭去了。小银焕回到自己家门口,两扇门板还关着,父亲刘连根还没有回来,只好乖乖地坐在门礅石上等爸爸回来做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哭,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慢慢地,就含着眼泪睡着了。直到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才醒来。她以为是爸爸回来了,刚喊了一声爸,泪眼模糊中却看见是对她最好的大姑,也就是刘连根的大姐刘莲花,就扑到大姑身上哭了。

大姑刘莲花知道兄弟刘连根又跑得没回来,一边数落兄弟不像话,一边塞给“换子”一块玉米面饼子,哄得焕子不哭了,赶紧给焕子做饭。直到姑侄俩吃过饭,刘连根才跑回来。

“你还知道回来!?你还像个当爹的?!你管你成天价野跑,也不知道经管孩子,换子吃不吃,喝不喝,你呀……”

刘连根一进门,大姐就给了他几句难听话。她想好好数落兄弟一顿,想了想,唉!这种事也不是一回两回,数落也是白磨嘴皮子。他一个大男人,哪能叫一个孩子拴死?当大姐的,既想怪兄弟,又设身处地替兄弟着想:他也有难处啊。

打这一回之后,大姑刘莲花可真得把小“换子”今后的抚养问题搁在心上。刘莲花是个菩萨心肠,她最见不得孩子们受罪。一看见谁家的孩子凄凄惶惶的样子,心上就难受。她长夜难眠,想了又想,感到自己兄弟刘连根的现实情况不承认不行了。一是他一个大男人,照顾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肯定照顾不了;二是他本来抱养焕子是为了“换”来个儿子,现在儿子没有换来,媳妇也丢了,他的心已经不在焕子身上;三是他还得说媳妇,人家一听说他有一个女儿,会嫁给他吗?四是即便重新娶上一房媳妇,人家自己能生会养,敢保人家会对换子好吗?如此等等。罢罢!与其让换子在自己兄弟家里受委屈,不如索性自己收养了换子。这样,既可叫孩子少受些罪,又可解除了自己兄弟的累赘。

刘莲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金万山。金万山比她还看得透,干干脆脆说,我早就说过,这换子就是给咱们老金家生的。他老郑家,生得起,养不起;你那个兄弟,抱得来,养不了,这妞儿早晚得归咱老金家。

刘莲花说,我也是这样想。你说该怎么办?

金万山眼睛一瞪,说,还咋个怎么办?总不能叫他把换子送回郑家寨吧!我想了,我这辈子还就有这个命——你我只有喜龙一个孩子,老天爷还要给我安排一个现成的闺女——把换子接到咱家来,给你我当闺女!

刘莲花抹着眼泪,感叹说,唉!这闺女命苦啊!才刚三两岁就倒换了三家……又说,我也是这样想,我还担心你心里不愿意哩。

金万山断然说,你还磨蹭什么,还不快去说!

两口子商量定,金万山当下就打发妻子刘莲花去同兄弟刘连根商量。

胜似亲娘的刘莲花

就这样,小换子就由刘连根家接到金万山与刘莲花家,做了老金家的女儿。金家岗成了养育金银焕成长的热土故乡,刘莲花与金万山成了金银焕的第二个养父母,成为金银焕永生永世感恩不尽的重生爹娘。这种胜似亲生爹娘的父女、母女之情与感恩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地位的升迁,在金银焕心里越酿越浓烈。

刘莲花是金家岗刘富汉的大女儿,父亲刘富汉因“闹虫气”病英年早逝后,家境日窘,生计无着,不得已,母亲段宝香做主就将16岁的刘莲花嫁给本村金家的大儿子金万山。

作者见到刘莲花时,老人已年届九三(2009年春),但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表述生动,盘腿坐在大炕上,像拉家常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当年——

“我年纪大,经历的世事多,真是一个时候一个样子,花过铜钱,花过官洋,花过金圆券,花过解放区人民政府发的纸票,现在又花的人民币……值了!值了!

“我的老祖上就是金家岗,是金家岗的老刘家。嫁了男人,还是金家岗,一辈子没离开过金家岗。

“我婆家姓金,也算金家岗的大户人家,种的一百多亩山地,养的车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16岁上嫁到金家,丈夫叫金万山,15岁,婆婆36岁,下面还有个小叔子。叔伯兄弟五六个,我男人金万山最聪明,算我有福气,嫁了个好男人。

“我嫁到金家两年后,当家的老公公就去世,只活了39岁。那年月人的寿命不长。老公公下世后,金家没有了当家的,我婆婆一辈子是个吃现成饭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就不管事,一家人干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地里种什么,收什么,里里外外,全不上心,像个佛婆婆,享清福。丈夫去世了,按说,这个家该她老人家当家主事了。不,人家还是天塌下来不愁,地陷下去不慌,还是老样子,稳坐在炕头,万事不操心,你向她请示汇报,她听都不待听,总是你们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问我我知道?家里种的几亩地,养着多少牲口,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时候该收,种什么,收什么,种了多少,打了多少……她既懒得问,更懒得管,一概不知道,一辈子就这个样子。老公公活着时,看我做事利索,许多营生就让我做,老公公下世后,婆婆又是个大撒手,我丈夫又当村干部,整天忙得不着家,我就只好里外一把抓,当起这个家,全家大事小事、家里地里、里里外外,都落在我身上。我不识字,可是春种秋收,种了多少,打了多少,我都会心算,都心里有数,甚至一垅地种几棵苗,收多少穗高粱、棒子,我都能算个八九不离十。

“我丈夫金万山22岁上当上村干部,名堂多了,有的叫他“粮秣”,有的叫他“民政员”,还有的叫他是什么“情报站长”,就是专管给八路军送情报,送鸡毛信——信上插上鸡毛,就是急信,就跑上送,骑上马送。不是他一个人送,他主要管派人送,平常信就是一家一户轮着送,鸡毛信就得挑靠实的人送。有时还领着人帮助武委会割电线,埋地雷,炸小日本鬼子。忙得没有白天黑夜,有时我还得帮他的忙。

“更主要的任务是给老八路筹粮筹款,危险哩。俺们金家岗是拉锯区,今天日本人来了,明天阎锡山的兵来了,半夜三更老八路从山上摸下来了,这个来,那个走,像拉锯子一样,老百姓就管我们这地方叫拉锯区。不光是给八路军筹粮筹款,日本人来了也朝他要粮食,狗子军来了也朝他要粮食,他都得应酬。但他心中有数,内外两本账……咱是中国人,怎么能实心实意孝敬他日本鬼子?!可是人家厉害,不支应也不行,只得身在曹营心在汉,能日哄就日哄日本人。

“有一回,我男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给山上的老八路筹集了一批粮食,正要往山上运送,日本鬼子突然开过来了。怕他们把这批粮食弄走,我男人就叫我把日本人先稳住。怎么稳住?日本人还没吃饭,我就假意支应,给他们煮鸡蛋,煮了一锅。我说,皇军!你们看着锅里鸡蛋,煮熟了就能吃,我去村里借口袋,好给你们装粮食。日本人饿急了,还没有等鸡蛋煮熟就下手抓。我就装着借口袋跑出院来,想跑。天哩!哪里能跑得了,满街上都是日本人。我想,坏事了,这回要逃不出去,非死在日本人手里不行。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村里有一个得了伤寒病的病人,家里臭气熏天,脏得没人进,我就折转身跑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钻进炕头的脏被子里,捂了个严实。果然,日本人吃了鸡蛋,等我弄粮食,等不来,就可村里找我,一家一户找,找到这一家,一进门就熏得他们哇哇叫,进家里看一看,炕上炕下都是病人的屎尿,连看都不敢再看,捂着鼻子就哇哩哇啦叫着跑出去。这样,我总算逃过一劫。

“等日本人走了,我才从那家钻出来,听说我男人他们已把给八路军筹的粮食安全转移了。日本鬼子又扑了一个空。这种事说不完,那时候也习惯了,也摸着小日本人的脾气。日本人也很精,哄小孩子,拿他们的小饼干、糖蛋蛋给小孩子吃,俺们这一带的小孩子也学精了,吃了你的糖蛋蛋也不会告诉你八路军在什么地方、粮食在什么地方。光是俺们金家岗,就出了好几个抗日英雄。

“还有一年,老八路的一个姓于的团长,带着几个“暗八路”从东山上摸下来,我男人就领到我家,住在我家。白天藏起来,晚上出去活动,摸情况。于团长待人和气,穿得和老百姓一样样,站在老百姓里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军的团长。那时候八路军总打胜仗,就靠了这些“暗八路”的情报。到新中国成立后,我还时常做梦梦见于团长他们。

“话扯得远了,还说俺焕子。俺焕子打小就聪明懂事,讨人喜欢。虽说是俺兄弟连根抱养的,可我总觉得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俺兄弟和媳妇打离婚后,有一段时间,他媳妇把焕子带到故县村,我这心上就像掉了块肉,想啊!有一天,我就和我妹子刘双莲商量,一块去故县村看看焕子。双莲怕碰见连根媳妇刘娥则,不让看,我说管她呢,不让看也要看,焕子又不是她一个人的。我和双莲就偷偷到了故县。也巧,正遇上娥则串门子去了,家里就只有焕子一个人,焕子一眼瞅见我们俩,就叫着姑姑扑了过来。小嘴里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咱家!’我这心一下子就酸了,又高兴,又难过。抱住焕子哭了一顿,才看见焕子身上的衣裳也没有换洗,还是原来穿的那身衣裳,后悔没给孩子带个换洗的衣裳来。急中生智,我和双莲一商量,趁他们家里没人,抱起焕子就跑,怕碰见娥则家里的人,专拣小街小巷跑,跑出故县村才松了一口气。从故县村到金家岗,十几里山路,我又是小脚,走路费事,我和双莲替换着抱着焕子跑,跑回家里天已经大黑,累得两个人都直不起腰。

“我心里也后悔,好歹该告诉人家一声,孩子没了,人家能不着急。果然,第二天一大早,娥则——就是俺兄弟那个离婚媳妇,就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站在我家门口骂大街,骂了一整天,并把我妹子双莲也叫来,指点着头脸一块骂。最后见没有人搭理她,也就悻悻地回去了。后来,娥则重新找了人家,又嫁到金家岗,我们两家又来往开了。

“把焕子‘偷’回来后,交给了俺兄弟连根,焕子是人家老刘家抱养的,是刘连根的闺女,总得还给人家。可是这让我犯了新的心病:我那个兄弟光棍一个,能抚养了吗?这不是同样让焕子遭罪吗?!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和我男人商量之后,就决定把焕子接到金家来,给我和万山当闺女。

“主意定了,我就来找连根,自己的亲兄弟,没啥不好开口的,我就开门见山把这个意思说了。连根心里怎么想,我这个当姐姐的也一清二楚。当初他们从郑家抱养焕子,是因为他媳妇不生养,为了给他媳妇‘换’来个孩子,如今媳妇也飞了,他即便有心抚养焕子也没能力抚养啊。可是真要是从他身边把焕子要走,他心上又割舍不下。兄弟连根狠了狠心说,大姐!我知道焕子跟上我生活,是要受罪,跟了你们,是进了福窝。这条路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好歹还得找个媳妇,将来找的媳妇会对焕子怎么样也很难说……可是真要把孩子从我身边接走,给了你们,我还真舍不得。这样吧,就算你和我姐夫先替我这个兄弟抚养焕子吧……”

此后不久,刘连根又娶了媳妇,而且生了儿女,他们的心思自然就更不在焕子身上了。

1956年春天,金万山和刘莲花把刘银换改名金银焕,将小银焕的户口正式落在金万山和刘莲花的户口上,从此金银焕名正言顺地成了金万山和刘莲花的闺女。

善良懂事的小精灵

本来天真活泼,爱说爱笑的焕子,从刘家到了金家之后,三四岁的孩子好像突然变了性子:不说话,不玩,也不要吃要喝,乖乖地坐在炕头,一动不动,一脸天真的严肃。这可把刘莲花和金万山吓坏了。这孩子是怎么了呀?本来能说会道的小嘴,这时问她啥也不张口;不给她吃,她也不张口要;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找她去玩,她也不跟人家答话,也不出门去玩耍,甚至连炕头也不下。刘莲花左问右问,焕子,俺娃是咋啦?哪儿不舒服?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焕子!你说话呀!妞呀!往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我和你爸就是你亲爸亲妈,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给妈说,你说话呀,焕子!唉!天杀的,这可是咋个啦!

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甚至怀疑焕子是不是中了邪,农村中经常发生这样的遇鬼中邪的怪事,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或者突然疯疯癫癫,口吐魔话;或者突然口不能言语,发怔发呆……要不要请个神婆神汉给送一送。

那年月,共产党大力宣传破除迷信,刘莲花是思想比较开化的那类农村妇女,不相信那一套,一直耐心地哄呀,劝呀,知道焕子平时爱吃什么,就想法子给做吃做喝。

一连两天多都是这样子,你说焕子生病了,可是问她头痛不痛,她总是摇头;摸摸她的额头,凉凉的,也不像发烧。愁得金万山和刘莲花吃不下喝不下,干着急,没法子。第三天早上,刘莲花给焕子梳洗了,换了一身新衣裳,还用红头绳扎了两根小辫儿,焕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说:

“我怕,我怕你们都不要我……我怕你们都不要我了……妈妈,我学好,我听话,你们不要不要我了……”

刘莲花一听女儿这番哭诉,忍不住“哇”的一声也哭了。原来焕子已经很懂事了,她是叫吓怕了!忙抹抹眼泪,说:

“焕子呀!妈咋会不要你,妈不会不要俺焕子,别怕!”

“妈妈!我听话……我不淘气……你们不要不要我了……”

刘莲花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是这个想法,也忍不住抱住焕子哭了。静心想一想,是啊,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就经受这样一次次递来倒去的折磨,她那小小心灵,会不受到伤害吗?能不早早地就懂事了吗?

刘莲花紧紧抱着焕子,连声说,俺焕子别怕!俺焕子别怕!妈和你爸不会不要俺焕子,以后谁也别想从妈怀里抱走俺焕子。又把儿子金喜龙叫到跟前,说,龙儿!从今往后,焕子就是你亲妹妹,你要和你妹妹好好玩,不准欺负焕子,谁要敢欺负焕子,你就不让他们!记住了没有?!

小喜龙连忙答应,记住啦!焕子是咱家的人,是我的亲妹子。又拉着焕子妹妹的手,说,焕子!有哥,谁也不敢欺负你!焕子!走,咱们玩去!

从此,这两个小兄妹形影不离,亲如同胞兄妹。

到了金家,无论吃喝穿戴,无论是爸妈与哥哥对她的关怀照料,都显然要比在刘家细心周到、体贴入微多了。天气冷了怕她冻着,天气热了怕她晒着,在街上和小朋友们玩得忘了回家吃饭,妈妈或者喜龙哥哥总要到处找她,拉上她回家吃饭,爸爸每次进城回来,忘了买啥也忘不了给焕子买个好吃的或者好玩的。金家的温暖,使小焕子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是善良的父母的影响,抑或是天性使然,金银焕从小就鲜明地表现出善良与懂事的一面。在村里同小朋友们玩耍,从没有吵过嘴,打过架。孩子们的脸,如七月的天,说变就变。有的孩子,才玩得好好的,转眼就会吵架动手。每当小朋友们吵架时,小焕子总是充当拉架劝架的角色,像个小大人似的,喊他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孩子们也真乖,别人劝架都劝不住,焕子一出面劝架,马上就偃旗息鼓。不过也有例外,遇上个厉害小主儿,双方撕扯到一起,打红了,劝架也不顶事,每当这时,别的孩子们吓得光叫喊,小焕子就勇敢地冲上去拉架,二虎相斗,插在中间拉架,难免连她也捎带几拳脚,脸上手上常常会落下指甲印子什么的。自己无端受了伤害,不哭也不告状,回到家里还藏着掖着,不肯让大人看见,大人看见问起是怎么回事,还会说是自己碰的擦的,不肯告诉。

小焕子的善良懂事,还表现在家里。三四岁的孩子,没有人给她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可是在她身上却发生过类似古代贤人分梨的故事。

金银焕的父亲金万山,拴着一辆大车,经常进阳曲县城或者太原城拉货送货,给家里添个开销钱。每回去阳曲县或者太原城,总少不了给儿子喜龙和女儿焕子买些好吃的。有一次,金万山从县城回来,顺手递给焕子几个小饼子,说,焕子!拿去分开,和你哥哥一人一份。

那年月,村里的孩子们很少能吃上一个白面饼子,看见饼子就馋得不行。焕子高高兴兴拿着饼子扎点了半天,没有照父亲的话和哥哥两个人分吃,而是十分懂事地按全家的人数分作几份,她先给妈妈分出一份,再给爸爸分出一份,再给喜龙哥哥一份,两条小腿跑得欢欢的。可是别人都有了,才发现少分了一份,没有自己的了。但她一声不吭,安安地坐在一边。

在一旁看着的哥哥金喜龙,故意笑着逗她,焕子吃得真快,我还没有吃一半,你倒吃没啦。

小焕子低着头,还是一声不吭,眼角涌出一颗晶莹的泪珠。

看见快把妹妹逗哭了,金喜龙才又说:“你分错了,不够了吧?先人后己也得给自己留一份。来,把大哥的分你一半。”

妈妈过来说,你爸是给你们两个买的,我和你爸都是大人,怎么能和小孩子分吃。来,焕子,重新分,和你哥一人一份。

焕子马上高兴了,重新分,但她还是按全家人头一人一份,分作几份,一边分,一边说,这回分对了,妈妈、爸爸、哥哥和焕子都要吃……

父亲金万山和母亲刘莲花被焕子的行为震动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会如此明礼懂事,他们当然不会吃那一份饼子,有女儿焕子的这份心就足矣,他们高兴坏了。

焕子不但天性善良,懂事早,而且还十分聪明,有主意,做出一些让大人们意想不到的事,很有点号召力。孩子们玩耍,总是爱跟着她跑,焕子说玩什么,孩子们就一哄而上;焕子说不玩这个,这个不好,孩子们就不玩这个。甚至一些大孩子也慢慢成了焕子的应声虫。这一切,都源于焕子的聪明,大胆,关键时刻比别的孩子强。有一次,焕子正和一群小伙伴玩耍,突然看见在街前玩耍的另外一群孩子们惊叫,一个叫红秀的孩子哇哇地哭。焕子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红秀屙出一节蛔虫,吓得周围的孩子们都惊叫着跑散,红秀蹲在地上哇哇地哭。那年月,农村卫生条件差,孩子们肚子里生蛔虫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拉出来,有的甚至从鼻孔钻出来。不过这种事,焕子并没有经见过。这时她看见小伙伴们都吓得跑散,没有跑去的孩子也只敢远远地看着红秀哭,小焕子便勇敢地走过去。低头看看,蛔虫好长好长,还没全拉出来。怎么办?那东西又脏又怕,用小树枝挑了几下挑不下来,焕子急中生智,一边哄红秀不要怕,不要动,一边转身找了块砖头,用砖将蛔虫的头压住,让红秀慢慢往起站。果然灵验,红秀一抬屁股,就将蛔虫扯了出来。这件事后不但小伙伴们都感到焕子聪明勇敢,乐于助人,尤其是急难之时能挺身相助,连大人们都觉得焕子这么小的女娃儿,不但胆大,乐于助人,而且能想出处理的法子,对小焕子刮目相看。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大人们眼里,小金银焕好像天性中既有温顺听话、乐于助人的一面;又有胆大心细、敢作敢为、怜弱碰强的一面。农村的孩子们玩耍,多是男孩子和男孩子一块玩,女孩子和女孩子一块玩。经常免不了有些厉害男孩子欺侮女孩子的事发生。每当这时,小银焕就挺身而出,挡在女孩子前面,一边护着女孩子,一边与那些男孩子讲理,唇枪舌弹,不怯不退。最后赢家多半是男孩子讲不过她们,就故意大喊大叫,没趣地起哄一阵子,败下阵去。女孩子中也有一些厉害的,敢与男孩子动手动脚,扭打在一起。每当这时,小银焕又充当了拉架的角色。农村的孩子,入学之前就是可村里村外、漫天野地玩耍。大人们下地干活,特别是赶上农忙时节,常常顾了地里,顾不了家里的孩子,有时天色已经黑了,或者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玩了一天的孩子们都像小鸟回窝一样各自回家,可是有的孩子的爹妈还没有下地回来,只好一个人站在村口可怜兮兮地哭着喊爹喊妈。每当这时,小银焕就会像个懂事的小姐姐,拉上小伙伴一块回自己家,有什么“干粮”都要拿给小伙伴充饥。爹妈也是乐于助人的善人,只要看见女儿领着小伙伴来了,总会先把“干粮”或者盛了干饭热汤的粗瓷大碗端在孩子们面前。

这种事,对小银焕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

1959年秋天,七岁的金银焕第一次背上崭新的书包,走进金家岗小学校。妈妈刘莲花拉着女儿的小手,亲自把她送到小学校的大门,看着她排队进了教室,才离开校门口。

金家岗小学校当时在村子的东面,原是一座破油坊院,新中国成立后村里把院子整理了一下,改造成小学校,十分简陋。小学校是复式教育,也就是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一个班,一个教室,全校一至四年级都在一个班,一个班二十几个学生,都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先给一年级学生讲课,然后依次给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学生讲课,或者先由高年级开始。这种复式教育,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对于聪明好学的学生,也有它的好处。金银焕就是其中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

金银焕读小学时就表现出聪明好学的天赋。她不但把老师教的一年级的功课都很快能学会背会,而且在老师给二年级、三年级、甚至四年级的同学讲课时,她也专心听讲。虽然听得似懂非懂,甚至不知所云,但这种启蒙教育,即使是一知半解,也会对她那小小智慧门是一种触动,让她感到一种愉快。由不知所云,似懂非懂,渐渐竟然能听得进去,听得下去,听得有了兴趣,以致经常偷着看高年级同学的课本,或者干脆借高年级同学的课本看,自己主动做高年级的练习题,甚至拿着高年级的作业本请老师给批改作业,或找老师请教……

所以,读小学一年级的金银焕,实际上已经同时读完了小学二、三年级的功课。老师破例点名准许“这个聪明好学的小女孩子”金银焕由一年级连跳三级,升到四年级。并在全校进行了表扬,校长号召全校学生向金银焕同学学习。

聪明好学少年时

两年之后,即1961年秋天,只读了两年小学的金银焕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大泉沟完小,成为方圆邻村知名的好学生。大泉沟完小(那时的完小也叫高小,相当于现在小学五六年级)是县里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师资条件与教学设备都比较好,尽管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相当简陋。能考上大泉沟完小,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进入大泉沟完小,金银焕迈出了人生的又一大步:开始半独立性的住校生活(即集体生活)。大泉沟距离金家岗五华里,学生都住校,即吃在学校住在学校,口粮要自己带,碗筷要自己保存自己洗涮,吃饭喝水自然更要自己动手自己排队打饭打水。在父母跟前,从来都是自己只管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筷就走,刷锅洗碗的事从来没有沾过边,穿衣穿鞋都得爹妈或者哥哥替自己系扣子扎鞋带。现在,不但这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而且每个星期天放假回家,返校时都要背十几斤玉米面或者小米,交给学校食堂,换成饭票。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金银焕,既是新鲜事,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炼。开始,父亲金万山还要送她一程,后来她就不让父亲送了,总是抢过粮食口袋说,我背得动,妈你就不要叫我爹送我了,我爹动弹也挺累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每一次都是自己背着粮食口袋,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步行返校。

父亲金万山和母亲刘莲花心里既疼爱女儿,又非常希望她能够早早学会一些自理自立的生活技能,看着她背着粮食口袋走去,心里总会禁不住高兴地说,焕子长大了!焕子知道心疼她爸她妈了!说着说着眼角还滚动着泪珠儿。

艰苦的住校生活,使金银焕更加懂得一米一面来之不易,懂得父母之爱的珍贵。开始成熟的女孩子渐渐知道在衣着上用心了,讲究穿戴了,甚至互相攀比,要父母为自己买这买那。金银焕却不然,一点也不讲究衣着穿戴,只要穿得干净整洁就行,即使冬天衣着单薄一些,也不喊冷喊冻。学校的取暖条件很差,一个大教室生一笼火,教室里的温度与外面差不了多少,同学们的手背冻得都开了“裂子”。金银焕的手上也开了许多“裂子”,但她在父母面前总想藏着掖着不让他们看见,有时母亲拉过她的手看着心里难过,她总是说,妈!没啥,不痛,大冬天谁手上不开个“裂子”。细心的母亲周末等女儿回来,总要在夜里趁女儿睡着,偷偷看她的两只脚,看见女儿的两只脚小趾冻得又红又肿,心里更加难受。不管女儿怎么要强,怎么拒绝,胜似亲娘的刘莲花,宁肯自己挑灯熬个通宵,也要在女儿返校之前,将她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厚厚的棉手套和棉袜子,早早地塞进女儿的书包。

金银焕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又特别要强,考试张榜,金银焕的名字经常名列前茅。所以,在大泉沟完小的两年中,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几名,她的两位老师——荣庭和、荣爱亭也很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除了经常夸奖她,鼓励她,同时也特别提醒她切莫骄傲自满,知识是永远学不够学不尽的。一个有大志的青年人,只有在知识面前永远谦恭笃实,将来走向社会才会有出息,有作为。金银焕默默地、刻骨铭心地记着两位老师的教诲。

1964年秋天,12岁的金银焕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阳曲县大盂中学。初中一年级共录取了53名学生,金银焕的名次是第6名,而且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大盂中学距离金家岗15华里,创办于1957年,当时只有一个班、三个老师,设在一座破庙里,是一所民办初级中学。虽然已有将近十年的校史,但是教学条件、师生食宿等仍然十分艰苦。不过在当时那个大家都信奉共产主义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信条,社会公平,没有地位差别、没有贫富悬殊的年代,师生们并不感到生活与学习条件有多么艰苦。相反,倒是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都在为改变“一穷二白”、“超英赶美”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尽管大盂中学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食堂的饭菜一个星期也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者大米饭,而且都能吃饱肚子。这样的生活要比以高粱面和玉米面为主的农村生活好多了。金银焕吃着白面馍,心里却想着爸爸妈妈和哥哥。所以,每当食堂吃白面馍,她总要剩下一个,把它切成馍片,一片片放在火炉上烤干,等到周末放假回家,带给爸爸妈妈和哥哥吃。

如果说金银焕在读小学和完小时就表现出天资聪明善良的一面,那么进入大盂中学之后,则是金银焕诸多天性中的优点被更多地激活的阶段。

金银焕学习非常认真,求知欲表现十分强烈,通常课堂上同学们最怕老师提问,金银焕却相反,老师提问,她总是大胆地举手回答,除此之外,她还经常主动举手向老师提问题;课后做作业,但凡遇到自己或者同学们解不了的习题,她就主动找老师请教。她不偏科,但她的语文成绩更突出,特别是作文,经常让她的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丁存英不胜惊喜。一些同学上语文课最怕写作文,一写作文就头疼,老师命题之后,多是东抄西拼,文不对题,连五六百字也写不了;金银焕则不然,她对作文题目吃懂后才动笔,她也参考一些报刊或者课外读物,但不照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夹叙夹议,或描写景物,或评说时事,很少就事论事,都能举一反三,写出自己的感受或认识,一写就洋洋洒洒八九百字。让丁存英老师高兴的是,金银焕的作文不但文理通顺,遣词造句准确,立论与论据清晰,而且能解题、扣题、贴题,做到旁征博引。从她的作文中可以看出她的悟性较高,知识面较宽,特别是人文方面的知识,显见她十分爱好课外阅读。所以,金银焕的作文常常被作为范文公示全校,初中一年级的金银焕,就以作文写得好名闻全校。

天性中的善良与乐于助人,使金银焕很快成为班里的中心人物,团结的模范。她是班里的优秀学生之一,又是最小的一个,但班上集体劳动或者同学宿舍中扫地打水等事,金银焕总是抢在前面;有的同学头痛脑热,她主动帮助打开水、打饭、或者帮助洗洗涮涮;加上她学习成绩优异却不骄傲,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乐意和她交往。在她身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感召力,身边经常有一群同学跟着她转。班里开展活动,每当大家意见不一致时,总是金银焕一锤定音。金银焕在读完小时身边就有几个追随者,诸如田红仙、刘秀红、刘俊娣等,这几个追随者大都与她一起考进大盂中学,开始还只是这几个追随者经常形影不离,后来她的影响力几乎征服了全班同学。她们课余时间不是一起开展文体活动,就是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开展辩论,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无所不论,真有点像毛泽东词中写的:“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挥斥方遒。”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开始对她不服气,讽刺挖苦她,骂她“日显自己”、“日显货”,甚至故意给她出难题。她总是笑一笑走开了事。有些同学看不服,要出头为她打抱不平,她总是劝阻同学说,不要和他们计较,骂又不疼,他们骂他们的,咱们该干啥干啥。有的同学向班主任反映某某同学讽刺打击金银焕,班主任问她有没有这事,她总是笑着对老师说,没有的事,同学们开开玩笑罢了。而当这些嫉妒她的同学有了困难时,她却主动去帮助他们。人心换人心。这样,久而久之,那些出于嫉妒心,平时总爱讽刺她的同学,也心悦诚服地成为她的拥戴者。所以班里、学校但凡有什么推选代表参加的活动,全班同学几乎一致推选金银焕。

金银焕无形中成为班上的核心。老师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特别是对他(她)们那几个经常在一起评说天下,议论时事,畅述抱负情怀,学习成绩又好的同学,禁不住感叹说,说不定我们这些同学中将来会出些人才!

然而,这种平静、新鲜而又激情洋溢的校园生活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进入公元1966年夏秋之际,也即正当金银焕渴求知识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疾风暴雨般席卷全国上下,而且一开始就冲击了平静的校园。远离京城蜇居系舟山下的大盂中学也未能幸免。

第一个大浪潮就是大串联。位于乡村的大盂中学也闻风而动:停课闹革命,贴大字报,学生们冲出校园闹革命,进行革命大串联。金银焕虽然不明白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什么,虽然不明白大串联要干什么,但她那颗稚嫩的心却非常渴望走出大山环抱的大盂镇乃至阳曲县,看看北京天安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所以,金银焕回家和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想法讲了,爸妈虽然担心孩子们都小,怕路上吃苦受罪不安全,但让孩子们出去锻炼锻炼,经经风雨,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也是他们的心愿。妈妈刘莲花把自己仅存的二十元钱掏出来,怕银焕路上不够用,又和邻居借了十元钱,凑了三十元,装进金银焕的内衣口袋,千叮咛万嘱咐,才打发她上路。

于是,金银焕就和田红仙、刘红秀、刘俊娣等许多同学,学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开始徒步向北京进发。他(她)们举着红旗,背着背包,戴着军帽,一路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可谓雄赳赳、气昂昂。沿路的奇山峻岭,深涧险壑,云峰雾峡,以及出了山西界内的娘子关,东下太行山,便是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河北大平原,着实让金银焕和她的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国地大物博,山河壮丽。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长途跋涉,从山西阳曲县到北京600多公里路,翻山越岭,但他们并不畏难,他们从小就受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故事的教育,被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鼓舞着;加上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像种子一样撒遍山西,撒遍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已经波及中国的城乡,即使是山庄窝铺的老乡也知道红卫兵小将进行革命大串联,所到之地有吃有住,所以他们一路雄赳赳十分顺利地跨进了心中向往的首都——北京。

北京设有许多红卫兵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安排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小将。金银焕一行被安排住在一所大学,学校也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他们睡在大教室,食堂随时为他们开饭。安顿住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天安门,雄伟的天安门,他们在年画上、在课本的插图上,看了不知多少遍,当一座真实的天安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那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个个激动、兴奋得禁不住又蹦又跳,不住地高喊毛主席万岁。那种感情是纯洁的,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然后,他们便到各个大学、中学串联,看北京的红卫兵大辩论,看批斗“牛鬼蛇神”……

他们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去了许多地方,无异于一次快乐的旅游,实在等不到毛主席接见,就离开了北京。

回山西时他们没有再步行,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之后,全国的火车都为红卫兵小将免票乘坐。金银焕用妈妈给她的30元钱,给妈妈、爸爸和哥哥每人买了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剩下的钱舍不得花,就与同学们匆匆坐上开往太原的免票火车。

撇开学生大串联的是与非不论,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一个穷乡僻壤的少年,能够有机会离开父母,徒步走天下,看看外面的世界,仅这一点,也是人生的一次绝好历练,对于他(她)们的成长与发展,无疑是上了一堂难得的增长见识与知识、开阔视野与襟怀的大课。应当说,金银焕在她十四五岁的这十五天的大串联,无形的收获远远超过她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学生大串联返校之后,大盂中学乃至整个阳曲县实际上已经处于混乱状态,学生们有的留在学校“停课闹革命”,有的则回了家。金银焕看到学校完全乱作一团,校长、老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无人管理,也就只好回了金家岗。不过,为了尽量不让学生们到社会上参与“打砸抢”活动,不久学校又把大家叫了回来,组织学生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社论。同时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丰富校园生活,学校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演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戴花要戴大红花》、《北京的金山上》、《大生产》、《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十四五岁的金银焕人长得健美,口才又好,歌也唱得好(直到她担任了省里的领导还喜欢唱歌),声音甜美圆润,可以说能歌善舞,成为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角,活跃分子。她们不但在学校演出,还到附近的农村演出,到田头地边为贫下中农演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由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很充实,学生们很少有冲出校园,到社会上乱打乱闹的。很快到了1968年,学校做出决定,不论哪个年级,也不论各门课程上完了没有,到这年放寒假,所有的学生统统算毕业。学校腾空,只留下老师坚守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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