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毛选”四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此前，在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发出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文件。
初中未毕业的金银焕，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了她的家乡金家岗。她本来就是农民的子女，从小就接受的是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教育，对农村生活太熟悉了。她不怕艰苦，不怕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唯一渴望的是能够多学习一点知识，使自己更加有所作为，无论在农业战线抑或在其他别的岗位。遗憾的是三年初级中学的普及教育，也未能真正读完。
然而，金银焕不幸之中万幸的是，她在大串联回来，学校停课回家那一段时间，她有幸通读了“毛选”四卷，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在学校时，她就为《毛主席语录》那些看似政治性很强，但语言生动、富有深刻哲理的语录所打动，她几乎会背诵下来。回到家乡那段时间，由于学校停课，大串联中遇到的许多事她又理解不了，思想上感到十分困惑，情绪也有些沮丧。爸爸妈妈也不让她干农活，她整天在家里闲着无聊。正好那时农村开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社会主义教育，家家发有《毛主席语录》或者《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她开始翻看毛主席的书，看着看着就感了兴趣，以致常常忘了吃饭，白天看了晚上还看，有时妈妈都睡醒一觉，还看见她躺在炕上看。接着她又找来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遍一遍地看。这些文章，有的她能看懂，有的似懂非懂，但毛主席那些生动的语言，那些形象的比喻，那些富有文学性的政论表述，深深地激动着、吸引着她那颗充满求知欲的心。后来她索性下决心找来《毛泽东选集》，一卷一卷地通读。她不知哪里来了那股狠劲，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一篇一篇地啃。通读了一遍还不够，又重新通读第二遍。她不但能把“毛选”中的每篇文章的大意讲出来，不但能背《毛主席语录》，会背许多毛主席诗词，而且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背得滚瓜烂熟，甚至《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中的许多段落都能背得下来。
后来，她才对人说，她当时完全把“毛选”当成自己必修的功课来阅读了。其实毛泽东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绝好的语文教材，那些理论高深的政论文章，不但富有强烈的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而且富有生动形象的文学性、艺术性和感染力。一句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把偌大的政治问题讲得老幼皆懂，既叫知识分子欣赏，又叫不识字的老百姓也能深刻理解了。“轻如鸿毛”、“重如泰山”，本来是古人的话，叫毛主席借来一用，把文章全带活了。毛主席能把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文章，写得那么富有感情，那么形象生动，再看看毛主席的诗词，再看看毛主席的书法作品，实在是天才，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读毛主席的书，不但政治思想上有很大收获，文理上、逻辑上，表述艺术上，都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一个求知者，如果你真正阅读了毛主席的大量著作，不由你不会写文章，不由你不会讲话，不由你不会进行逻辑思维，你的思想境界、政治眼光、看问题的方式方法等，都会有全新的改变与提高。
可以说，读毛主席的著作，潜移默化中把初中应该学到而没有学到的文科知识，金银焕都补上了，甚至远远不止于此。
然而，青年时期的金银焕在学业上也留下了遗憾，那就是受当时师资水平、教学条件的限制，她的普通话没有学好，以至在后来学“毛选”时的讲用报告，当了县领导直至当了地市级、省部级领导讲话时，都一直带着较重的太原方言口音，正像侯宝林在相声《戏剧与方言》中表演的惟妙惟肖的太原话。
在阳曲县，不管是学“毛选”的讲用报告，还是后来当了县领导在大会上讲话，金银焕的太原口音还没有什么不方便，甚至让县里的干部和乡亲们有一种亲切感。但担任共青团太原市委书记后，她的方言口音，却与省会城市太原的语言环境很不协调，因为团市委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讲的都是普通话，她的百万名青年的工作对象也都是讲普通话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对此，她思索过，痛苦过，尝试过，都失败了。
她刚到团市委任书记不久，在全市共青团系统的一次会议上试用自己的“普通话”安排了一次工作，讲完后问身边的几位团干部怎么样。面对顶头上司，青年们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哈哈大笑，你看我、我看你地笑而不答。她又问，我这普通话学得怎么样？到底行不行？一位心直口快的小伙子说：“金书记，一听你在大会上讲普通话，就好像在听故事片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方言口音，又亲切，又生动，就是不习惯，听起来怪怪的。”金银焕说，我明白了，就是说得不标准，不好听，很别扭，是吧？
又经过几次小范围的讲话训练，团市委的几个“考官”仍然没有给金银焕打及格，她只好败下阵来。她说，语言训练是个慢功夫。天天说话、讲话是我工作的主要方式，再不能拿工作当训练课了。不过，她极虚心地接受了团干们的建议：今后说话、讲话，一定要用普通话的标准词汇，口语中的方言词汇必须全部舍弃，否则要影响工作。
从此，金银焕的桌边、床头、手提包内，时常放着《新华字典》或《新华词典》。她见缝插针，有空儿就学，两年过去了，终于在交谈和讲话中全部使用普通话标准词，方言土语一扫而光，只有在家乡或遇到老乡时，才讲一些方言。
对于自己的“太原普通话”，她同外地的同行交流时，还经常打趣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山西人爱吃醋，所以我的口音中醋味较浓……”一句轻松的玩笑，顿时拉近了距离，表达了亲切，使工作气氛轻松起来。
“人无十全，金无足赤”，金银焕的“太原普通话”尽管没有影响工作交流，但用她的话说，这毕竟是个人文化素养中的一个缺憾和不足。
广阔天地的历练
1968年，金银焕初中毕业，作为返乡知识青年回到家乡金家岗，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为了改造河山，搬山填沟，向大寨学习人造梯田、人造小平原，社员们都得“大干苦干加巧干”、“早起五点半，一天两送饭，晚上挑灯干”。
金银焕也不甘在改造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学大寨”运动中落后。所以她放下铺盖就拿起锄头和社员们一起深翻土地、推山填沟造梯田，投身到“农业学大寨”的艰苦磨炼中。金银焕本来就是农村生农村长，从小对农活看也看会了，你能抡锄头，我也能抡；你会拉平车，我也会拉；你能担能挑，我也能担能挑。平时生活就非常艰苦朴素，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苦，所以下地干活常常和大人们摽着劲干。加上她下地都带着毛主席著作，休息下就掏出来看，所以很快被社员们推选为“农业学大寨”标兵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金家岗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叫金连富，大队主任叫金栓桃，这两位大队领导可谓慧眼识珠，他们看到金银焕虽然是个女孩子，但能吃大苦，劳动抢着干，有股子实心实意要改变金家岗贫困落后面貌的奉献精神。而且金银焕还有号召力，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无论下地劳动，无论开会或组织学习毛著，她的身边总是经常围着一群一伙的女孩子，她说干啥那些女孩子就干啥，一些小后生也往她们人堆里凑，有时金银焕的话，在那些年轻人中，比几个大队干部的话还灵。所以就觉得金银焕是个人才，不但自己能干肯干，还能呼风唤雨有指挥能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于是经过支部开会讨论，就决定让金银焕担任金家岗大队民兵营长，同时向大寨学习，让金银焕组织了“金家岗铁姑娘战斗队”并担任队长。
有了名正言顺的一定的指挥权，金银焕的能量就更加自如地释放出来，她的许多美好构想得以实现。她组织民兵开展比武活动，开展学毛著、讲心得活动；组织铁姑娘战斗队与男劳力开展劳动竞赛；组建了金家岗大队篮球队，带领民兵和铁姑娘们在村南头修建了篮球场，经常开展篮球比赛；还组建了金家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到各村巡回演出。
金银焕发现下放到金家岗的“臭老九”王长弼、郭子义、马之本、郭旭旺等，都是山西省生物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她不失良机地组织了金家岗科研小组，从回乡知识青年中选了金海牛、刘红润等人，请下放到金家岗劳动改造的专家为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开展科学种田研究实验活动。他们针对阳曲县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性质，选优汰劣，经过种试验田，反复试种，日夜观察，精心培育，先后成功种植了棉花、花生、大豆等旱地作物，成功地培育了“金皇后”、“一包面”等玉米种子。他们试验培育的黍子，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金软米”金奖，并推广种植，使阳曲县的“金软米”畅销全国26个省市。
金家岗的科研小组顿时出了名，人们都夸赞金银焕的功劳，对那些下放劳动改造的“臭老九”做出的成绩不敢上报，而金银焕却大会小会公开讲，金家岗科研小组的成绩，主要是有王长弼、郭子义、马之本、郭旭旺等专家技术指导与辛苦耕耘，他们不但帮助培育了优良品种，而且为我们培养了科研人才，培养了“土专家”。
这些下放劳动改造的专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在金家岗劳动改造期间，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和批判，而且还有了发挥一技之长的机会，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小村姑金银焕，着实干了件就是今天的“新新人类”也难以干出的具有影响力的“大动作”。
那是1970年秋的一天，金银焕6岁的侄女金巧英手里拿着破旧的小搪瓷碗，连蹦带跳地让姑姑给她炒豆子吃。银焕定睛一看，侄女破瓷碗里装着小半碗带着泥土的小黄豆，就问哪儿来的。巧英告她说，自己和小伙伴们在场里（打庄稼的场地）边上抠出来的。原来是生产队里碾豆子，石碾把少数豆子碾到了场边上的软土里。孩子们见了怪可惜，大人下工后他们就到场边上用小手指头抠豆子，这样，小侄女也抠出小半碗儿。
金银焕对侄女说，这豆豆是生产队的，咱可不能要。听大姑的话，快倒到队里的豆堆上。巧英噘着小嘴，用手紧紧抓住了破瓷碗，就是不肯去。
金银焕没办法，抬高嗓门又唬了几声，巧英委屈地哭了起来。此时正好过来个近邻嫂子，问清缘由后对金银焕说，这又不是从队里的豆堆上拿的，何必认针（真）哩，让孩子拿回去算了，说着，拉起巧英就往家走。
“站住，巧英听大姑的话，把豆子还给生产队！”
听到大姑的话，巧英不敢走了，两只小手又牢牢抓住破瓷碗，看着抠红了的手指头出神，两颗豆大的泪珠落下来，掉进了那半碗拌着泥土的豆豆里。
金银焕赶两步追上，又要说服侄女把豆子还回去，气得近邻嫂子瞪了她一眼：“跟个孩子没完没了……你咋啦？焕子，真是一根筋！”说完，气哼哼地走了……
看着不懂事的小侄女可怜巴巴的样子，她的心软了，眼湿了，可是《纪念白求恩》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两报一刊”社论中“斗私批修”、“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口号，促使金银焕想尽办法也要把侄女破瓷碗里的那点豆子还给生产队。没办法，她只好哄起了侄女：
“小英子，大姑明天要去太原，给你买炒花生回来，吃不吃？”见小英子不吭声，又说，“你不是最爱吃不带皮的炒花生吗？”
“爱吃！”“那就听大姑的话，把队里的豆豆还回去，大姑明天一定给你买满满一碗炒花生，行吧！”
大姑一向说话算话，巧英终于同意了。
金银焕领着多少还有些不情愿的小侄女，终于把破搪瓷碗的一点点黄豆倒在了生产队的豆堆上。
第二天下午，巧英见了大姑就要炒花生。她说：“大姑今天太忙，改天一定去太原！”
过了几天，巧英又向大姑要炒花生。她又说：“大姑这两天实在忙，改天一定去买！”
过了几天……
又过了几天……
又过了几天，当时的太原市革委会机关报《红太原》报上刊登了一篇小通讯《决不拿生产队的一颗豆》，表扬了阳曲县金家岗村学毛著积极分子、返乡知青金银焕劝侄女金巧英“颗粒归仓”的故事，顿时轰动了阳曲县和太原市所属郊县区。原来，金银焕让小侄女还豆子的事不知怎么让报社的记者知道了，于是就写了稿子登了报。
二三十年过去了，在金银焕跟前经常没大没小的金巧英还常拿大姑开涮，有时冷不丁地问金银焕：“大姑，买上啦没啦？”“甚了？”“炒花生！”
金银焕一听笑了：“快到一边去！”直到金银焕当了省委副书记，已到了50出头的年纪，金巧英也到了40出头的年纪，她还拿这事和大姑逗笑话。
一天，金银焕率山西省政府代表团出访南美几个国家刚回来，金巧英闻讯想去“揩油”，见了金银焕先是一本正经地问了大姑身体可好，休息可好，又是端茶又是倒水，金银焕心里暖暖的、热热的：“还是俺巧英懂事，对大姑知冷知热。”
金银焕从旅行箱里拿出礼物送巧英：“这是巴西的，这是阿根廷的……”
金巧英一本正经地说：“大姑，外甚买上啦没有？”金银焕问，“甚了，你让我捎甚了？”金巧英一字一句地说：“炒——花——生！”
金银焕又笑又气又恼地说：“巧英，你多大啦，一惊一乍地我还以为把你要买的什么宝贝给忘了！哎呀！你啥时候才能长大！”
金巧英赶忙说：“大姑，和你逗着玩哩，不说笑了，你累了，赶快上楼冲个澡歇息吧……”
金银焕这一次可认真了：“炒花生你还记得，我给你吃了多少花生啦，煮花生、干花生、五香花生、怪味花生，还没啦把你吃够！行啦！箱子里还有两大包瑞士巧克力豆豆，全顶炒花生给你啦！哎，你个永远长不大的死丫头！”
姑侄俩的一顿说笑，直逗得几个亲友捧腹大笑，洒满阳光的房屋里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
偶遇王谦
金银焕在村里无论劳动、学毛选和搞科研活动，还是领导民兵开展比武、组织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都做得有声有色，得到大队和公社领导的赏识。当时“农业学大寨”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公社、县里经常组织传经送宝活动、活学活用“讲用”活动，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远远超出农业的范畴，成为无业不学、全民皆学的一项政治运动，大队领导就选中了金银焕，推选她为金家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到公社各个大队“传经送宝”。
这一下，金银焕已经通读“毛选”的功夫得到发挥，在学校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演讲口才得以发挥，加上她回乡担任民兵营长、铁姑娘战斗队队长等实际工作中丰富的感受——如果说许多人“活学活用”未必讲的完全是真话，未必讲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甚至未必真正读了多少毛主席著作，那么金银焕可以百分之百的说，她讲的的的确确是她当时的真实思想、真实感情、真正身体力行过的事例。因为真实，也就讲得自然，讲得生动，讲得不费力气，所以金银焕第一次在公社登台“讲用”，就赢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有一次，金银焕在大盂公社召开的“活学活用”讲用大会上刚刚“讲用”完，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台上走下来，一位高高大大的中年干部将她叫过去，说：
“闺女！来来，喝口水！喝口水！”
金银焕“讲用”了一个多小时，台下掌声不断，越讲越兴奋，越讲越收不住，真是忘记了喝水。现在听对方一说喝水，还真感到有点口渴。于是就走过去，端起水杯就喝。
那个中年干部笑说，闺女！慢点喝，水烫，慢点慢点！
这时她才注意到对方，忽然感到好像在哪儿见过，在什么地方见过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对方依旧和蔼可亲地笑着说，闺女！你讲得好！讲得有理论，有思想，有事例，感情真实，条理清晰，很生动。
金银焕不好意思说，我学得不好，讲得不好，我只是看了毛主席的书，讲了自己的理解与真实的感受。
对方说，哎！就要这样讲才好。不能光讲空话。突然问道：
“闺女！你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引用得很准确，听说你把毛选四卷都通读了，是吗？”
金银焕坦诚地说，我是学校停课回乡那段时间在家里闲着没事干，正好村里买回“毛选”四卷，我翻着看，看着看着就放不下，我就当语文课本一样通读了。开始半懂不懂，后来又反复读，只能说我读过，真正理解还谈不上。
对方连连点头称好。又说：
“来来！我考考你——”
未等对方说完，金银焕突然打断他的话，脱口说：
“我想起来了，你是……王……王书记！”
对方风趣地朗声笑说：
“不对不对！书记不是了，被打倒的走资派王谦！王谦！”又故意高声笑说，“‘走资派不走了，变成走社派’了！”
金银焕会心地笑了。
一瞬间，金银焕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场景。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当时大盂公社集中各大队劳力深翻土地。一天，金银焕下工后准备到公社食堂吃饭，远远看见田间还有一个人在吃力地翻地，旁边一个公社干部正在批评他，说他笨手笨脚，翻了没有一垅地还不符合标准，要他返工，声音很高。金银焕走着，看到那位公社干部走了，便又折回来，走到那人身边，看见他身高个大，翻一锹土十分吃力，用锹也不得法，本来想告诉他怎么握锹，怎么样用巧劲，但她却转念说：“老同志！你休息休息，我来替你翻一会儿！”
对方看看眼前的小姑娘，忙说：
“唉唉！不敢不敢，闺女！快走开，快走开！我可帮不得，帮不得！”
金银焕伸手一把夺过他的锹，笑说：
“你又不是老虎，吃不了我。”
对方接着说：
“我是走资派，走资派！”
金银焕一边翻地，一边依旧笑说：
“‘走资派’不走了，变成‘走社派’不就是了！”
“哈哈！说得好！说得好！”那人坐在地上，一边擦汗一边说，“闺女！不瞒你说，我原来也是打土坷垃出身，多少年不握锹把了。早上喝了一碗拌汤，半碗干饭，劳动到十点钟就饿得不行……”
金银焕说，那你快回去吃饭吧。
对方说，岂敢！没有完成返工的任务还敢回去吃饭，不是找着挨批吗！
那时，山西省、太原市被打倒的大小领导，有好些下放到阳曲县劳动改造。被打倒的山西省最大的“走资派”“卫、王、王”（卫恒、王谦、王大任）中的王谦（1917-2007，“文革”前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就下放在大盂公社。被打倒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卫华（1916-2005）下放在大盂公社高村大队。可是金银焕并不认识王谦，也不知道眼前这个干活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卫、王、王”之一的王谦。她只知道是个下放干部。
这件事情她很快就忘记了。因为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并非一次两次。金家岗有些困难户，有些孤寡老人，金银焕经常主动上门去帮助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帮助老人洗洗换换了，扫扫地、晒晒被褥了，给老人梳梳头剪剪头发了，甚至给个别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洗脸洗脚。只要她在村里，有些特别困难的老人，她每过三五天都要去看看。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想到这样做，连她妈妈都说，这闺女心善，见不得难活的人，村上几个困难户，我就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去帮助干活了。她做了好事也从不对人说。
帮助弱者，同情弱者，这在金银焕来说是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的事。
听说对方就是大名鼎鼎、让人望而生畏的王谦，金银焕有几分吃惊，她的心目中，面前这位长者，既是人们喊着要打倒的“走资派”，又是一个大官，她并不是怕沾上这个大名鼎鼎“走资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觉得这么大的官也能够来到大盂公社，能够这样风趣地和自己说话。
因为公社领导找他说什么事，王谦已经把“考考”金银焕的事忘记了。
金银焕喝了两口水，还恭恭敬敬地坐着不动。
王谦同那位公社领导谈完事，回过头来，发现她还坐着一动不动，就说，哎！你咋不快去吃饭。食堂开饭了，快去领馍！
金银焕说，不，你先考了我再去领馍也误不了。
金银焕有个小心眼：我要是走了，你还以为我怕你考我呢。我就不走，让你考！
王谦哈哈笑说，我是给你开玩笑，快去吃饭吧！
金银焕拗住劲不走，说，不，你考了我我才走。
这时，朱卫华走过来，看见他们一老一小又说又笑，开玩笑说，什么事你们说得这么开心？
王谦说，我说了句考一考她，这闺女就当了真，非要我考她不行。
朱卫华笑说，你“走资派”敢考革命小将，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王谦忙笑说，哎哎！老朱，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了！
一阵笑声之后，王谦又说，来来！闺女！我再给你介绍认识一个“走资派”，他叫朱卫华，朱德的朱，保卫的卫，中华的华。回头对朱卫华说，这闺女是……
“不用你介绍，小金是我们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谁不知道。小金！讲得好啊！”又问，“你有讲稿没有？我看看学习学习行吗？”
金银焕说，没有，我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讲，反而好讲，大家也待见听。
朱卫华点头称赞，没有讲稿，一讲就一两个小时，不简单啊！
但金银焕忽然想起什么，忙更正说，讲稿是有，我没有带，是我们丁老师给写的。不过我不习惯念稿子。你要想看，我回去就给你送来。
原来，金银焕自打“讲用”出了名，领导总怕她口若悬河地讲错话，后来就要求她要有讲演稿。正好这时她的中学老师丁存英调到公社写材料，公社领导就让丁老师负责帮她写讲演稿。这个讲演稿实际上是给领导看的。
这时公社两位领导替他们把饭打来。王谦拿起一个热乎乎的白面馍，感慨地低声对金银焕说，小金！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白面馍，老乡们不是人人都有二两粮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的！
自此之后，金银焕就认识了王谦和朱卫华两个大“走资派”。
王谦虽然作为“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结合到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担任了大盂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只是有名无实的摆设。
金银焕每次到公社开会或者办什么事，总要顺便看望看望他。看到他身高个大，怕他粮票不够用，有一次还给他带些核桃、花生等土特产。王谦不敢接受。金银焕说，你怕什么，不过几颗核桃花生，这是我妈让给你带的。我妈说，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有功劳的人，都是大领导，现在叫人家“革命”了，“革”下来了，哪里受得过这种苦。王谦这才收下。这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多，也就熟悉了，王谦见了金银焕总是小金小金地喊她。
不久，王谦正式恢复工作，调任中共阳曲县副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小金”“小剪”与“入党”
1970年底，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拉练，作出“不当老爷兵”的“11.24”批示。于是各个兵种的部队开始野营拉练。
那时，阳曲县许多农村不断有拉练的部队过路或者驻扎。这些部队，一边自己训练演习，一边肩负着“支左”、“支农”任务。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北京军区某部在金家岗东梁上的一次实战演习，陆军步、炮、坦克和空军等多兵种联合演习。据说军委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来“观战”，战地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惊天动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自然少不了老百姓的配合，金家岗首当其冲，支部书记金连富又是复员军人，倾全力支持，要地盘给地盘，要民兵有民兵，要吃要住，工作配合得非常好，金家岗的“拥军”活动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
有一天，一位解放军连长突然走进金银焕家，进门就对金银焕的妈妈说，大娘！我找小金！
金银焕的妈妈连忙答应说，好好！有有！我给你找。解放军同志你坐你坐！
解放军连长高高兴兴在门里等着。
一会儿工夫，只见金银焕的妈妈端着针线笸箩笑嘻嘻地走过来，手里举着一把小剪子，说，解放军同志，给你，小剪！一把够不够，不够了我给你再去邻家借，这东西不缺。
解放军连长哭笑不得，哈哈笑说，大娘！我找小金！
金银焕的妈妈说，是啊，这就是小剪啊！
不是小剪，是找你们家的小金，金银焕同志！
嗨！你看我，不知是我的耳朵不好使，还是你不会讲阳曲话，我还当你找小剪子用。
两个人“小金”“小剪”的半天，闹了一场误会，乐得都笑疼了肚子。
金银焕的妈妈才说，小金这些天忙得不着家，又叫县里什么单位请去“讲用”去了。不过解放军同志你放心，傍黑她一准回来，你有什么事，回来我就告诉她。
原来，金银焕自打在村里、公社“讲用”出了名，县里也知道了。这时县里也在组织“活学活用”讲用，只是“讲用”的积极分子都是男的，有的领导就提出，“讲用团”不能少了半边天，有没有“活学活用”好的女孩子？马上就有人说“金家岗有个金银焕”，是民兵营长、铁姑娘战斗队队长，事实又生动，又会讲，不念稿子都能讲一两个小时，讲得好哩。于是，金银焕就由大盂公社被推荐参加了县里的“活学活用”讲用团，在县里的各单位“讲用”。一时间，金银焕在阳曲县也出了名。由大盂公社又调到县里写材料的丁存英老师，也成了专为她的学生金银焕写讲演稿的笔杆子，跟着金银焕到处走。
但金银焕有个习惯（或者叫原则），无论在哪里讲，只要有空当，她讲完都要回村，回村就上地干活，很少借到处“讲用”在县里吃住耽误时间。有时候半夜还要回来。所以金银焕的妈妈敢说她天傍黑一准回来。
这位解放军连长来找小金，也是听说金家岗有个活学活用讲得好的女民兵营长，慕名而来，请金银焕到部队去为他的连队“传经送宝”。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身为民兵营长的金银焕自然一请即到。于是，金银焕又在阳曲县的驻军与拉练路过的部队中不断“讲用”，而且成为部队干部战士心目中真正学习的模范人物。
1970年底，金银焕被请到太原警备区进行“讲用”。在警备区大礼堂，部队干部战士坐得满满的，警备区的领导还都坐在讲台上听讲。场面宏大，严肃壮观。金银焕一点也不觉得紧张胆怯，她从农村、公社，一直讲到县里，已经记不清讲了多少场，大大小小的场面都见过；再说，她讲的内容虽然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不断有针对性的补充，但已经是驾轻就熟，甚至开口就能赢得掌声笑声。应当说，金银焕演讲的口才，的确可称有几分天才。
在太原警备区“讲用”了两个多小时，那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干部战士，几乎掌声不断，笑声不断。连台上那些威严的部队首长，都被她的讲演感染得使劲为她鼓掌，连连称道：“这么好的孩子！讲得这么好！”
“讲用”一结束，警备区政委即问阳曲县人武部和大盂公社人武部的领导，这么好的孩子，入党了没有？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并且马上指示，第一，要请金银焕同志在警备区各部队进行“讲用”；第二，大盂公社人武部抓紧解决金银焕同志的入党问题，这么好的培养对象不吸收入党，要吸收什么人入党！
其实，金银焕的入党问题，早已经在金家岗村党的核心小组（那时上下都叫党的核心小组）议论过，只是当时正值“文革”，上上下下各级党的组织都不健全，特别是发展党员工作，基本停顿，作为基层组织，没有上级分配发展指标，下边实在不好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金连富也为此着急。
1971年5月，在太原市警备区、阳曲县人武部和大盂公社人武部领导的层层关怀之下，经金家岗村全体党员大会全票通过，金银焕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按照新的党章规定，新党员入党没有预备期，所以金银焕一经批准入党，就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上大学与留校
“文革”开始后，取消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各个大专院校四五年未招生。直到毛主席做出“7·21”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各个大专院校才开始招收学生。招生办法是直接从工人、农民（主要是插队或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少数劳动模范）、解放军或生产建设兵团中，选拔优秀青年，直接进入大学。并风行了一个新名词：“工农兵学员”。
1971年春天，上边即给阳曲县下了招生指标，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但这些名牌大学的名额都轮不到金家岗。开始招生时风气较正，层层推荐，严格选拔，但后来就开了“走后门”之风。金银焕没有后门可走，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与影响。村党支部与革命委员会提名，贫下中农代表举手通过，金银焕以全票通过被选拔为金家岗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村里多少年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了，金银焕能上大学不仅是她自己的幸运与荣耀，而且是金家岗全体村民的荣耀。
然而，上哪个大学却由不了金家岗人。金银焕的名字由村革命委员会，报送到大盂公社革命委员会，再报送到阳曲县革命委员会，上边却说，名牌大学的几个名额都满了，轮不上你们，剩下的只有咱山西农学院了。上不上？不上连农学院的名额也没有了。
金银焕虽然当时十分走红，无论大队、公社、县里的领导都很看重她，要想安排个工作并非什么难事，只要她张口；但她觉得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一心想求学深造，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而且是越过高中直接就上大学，深造的愿望更加强烈，断然说，上！有学上就行，人家给咱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就已经不错了。又说，我本来就是种地出身，学点农业技术还能回来报效父老乡亲，更好地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于是，金家岗全体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把金银焕送到阳曲县，阳曲县又敲锣打鼓用大卡车把金银焕等一批工农兵学员送到太原城。金银焕背着解放军的绿色挎包，戴着解放军军帽，扎着两根短辫，站在工农兵学员的队伍中，像个美少年，显得更加英俊标致。
山西农学院（1979年更名山西农业大学）校址在山西省太谷县，距离太原市60公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县城，当年蒋家王朝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发祥地就在这座古老的小县城。山西农学院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文化传承的高等学府，“文革”前就是全国重点大学。1907年孔祥熙在此创办私立“铭贤学堂”，后发展壮大为“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1951年山西省政府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山西农学院。
1971年恢复招生后，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山西农学院改为二年制学制。有些专业设置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原来的果树蔬菜专业，分设为果树专业与蔬菜专业。金银焕报到后，被分配在园林系果树专业。
工农兵学员的年龄差别与文化水平悬殊太大了，有的是高中插队生，有的是初中还没有毕业。金银焕在她们班里，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自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读了三年初中实际只上了一年课，但她学习非常用功，不但专业课认真听讲，认真做实验，而且文化课也一丝不苟，不敢稍有懈怠。她知道自己的数理化很差，就利用一切课余时间补习数理化，请老师给“吃偏饭”，学习、生活表现都非常优秀。加上她是党员，系领导找她谈话，有意让她担任一些领导工作。
金银焕有点着急，说，我的基础知识不行，我差个高中，一下子蹦到大学，基础知识太差，我得多用点时间补上这一课。还是让别人干吧。
系领导执意说，在你们这批工农兵学员中，你的成绩还算是很不错的，首先你知道你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混学历的，所以尽管你的基础较差，现在看来你还能跟上课。这就相当不错了。比一些基础差又不认真学习的同学来说，算是很好的了。再说，你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又是党员……
为这件事，放寒假时，金银焕直接到黄寨去找她的丁老师征求意见。丁存英调到阳曲县工作后，金银焕就成了她家的常客，金银焕把丁老师视为自己人生中的指路人，师生关系非常好。
金银焕坐下来即对丁老师说，系领导执意要我担任系里的副书记，还是专职的。丁老师！你说怎么办？
丁存英想了想，说，应当说这是好事，说明系领导对你非常器重，系领导看重你首先是因为你的学习，你在系里的表现，足以让他们对你信得过，你就答应了好了。
金银焕说，可是，丁老师你也知道，说得好听些儿我是个初中毕业，说得实在一些我连个真正初中水平也没有，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这点水平，能行吗？
丁存英老师说，你能够对自己有个清楚认识，就说明你行了。不要过多担心了，多担当点工作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对你将来走出校门，到工作岗位上也有好处。况且你当过民兵营长、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有一定的领导与组织能力，虽然对象不同，这正好对你是个新的历练。当吧！不要怕。
师生两个谈到大半夜。
寒假之后，金银焕就一边学习，一边兼任了系里党支部的专职副书记。而且这个副书记还当得相当称职，她很善于团结同学，善于做思想工作，班上的各项工作都很突出，显示出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艺术。
果树园林专业所学的内容，对金银焕既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她在农村搞科研小组时，也曾经听生物研究所那几位专家介绍过一些这方面的常识，而且她还曾经想对大队果园的果树品种进行改良；说陌生，学院的课程非常正规，对果树的栽培、土壤的要求、繁育技术与生产管理，既有书本知识，又注重实践知识，书本上学了就要到学校的实验园地去实践学习，这对金银焕等学生来说感到非常新鲜。不过，因为是“文革”中刚刚恢复上课，课程到底该怎么安排，原来的教材不敢全用，新编的教材还没有出来，教什么，怎么教等，都是新问题，所以学校也就更多的是进行实践教学。
金银焕学习非常认真。有一次，她回家过周日，一进门就把她父亲叫到场门外的空地，那里有她家两兄妹种的几棵果树，金银焕就亲手教她父亲怎么修剪枝条，怎么样培土施肥，冬天怎么保护过冬，有了虫害怎么防护……这是她刚在学校学过的果树栽培管理技术，她迫不及待地赶回来，就是想把自己学到的这些技术教给父亲，同时也是一次最现实的实践与实验。
工农兵大学生的学费，除了吃饭钱，基本上是国家包了。金银焕知道自己的家境不宽裕，每月家里给的十元八元生活费，还常有积余。学校食堂的饭菜还可以，每顿有肉菜，但她总是挑最便宜的买。那时女孩子还没有减肥之说，经常买素菜的同学十有八九家境贫寒；相反，每天吃肉菜的同学，不是带薪上大学的干部，就是家里富裕。金银焕都看在眼里，有时就把自己节省的饭票送给那几个更穷困的同学。
有一天，母亲刘莲花想念女儿，就领着孙女金巧英专门坐火车去太谷看望金银焕。11岁的金巧英没有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在火车上看见同龄的小女孩穿的花裙子，有点羡慕，就跟奶奶嘟哝“给我买花花裙子”。她们奶孙俩真没有想到，姑姑金银焕已经在太谷的街市上给她买了一条漂亮的花裙子。金巧英穿上又蹦又跳，高兴坏了。母亲刘莲花却暗暗心疼女儿，焕子呀！妈一个月满共才给你八九块钱，你哪里来这闲钱给巧英买裙子，你不吃饭了不是？你可不能从嘴里抠啊。再说，你现在正是长身子骨的时候，学习又很累，你可得吃好啊！咱虽然不能像人家天天吃肉菜，可也得吃饱！
金银焕笑着抱住母亲说，妈！你放心！我饿不着。同学中比咱们家还困难的多了。
两年农学院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愉快，金银焕感到自己收获不小，提高也很大。只是觉得二年学制时间太短了，有很多渴望学习的知识都没有学到，不免有些遗憾。
马上就面临毕业分配了，对自己毕业之后的工作分配，金银焕没有过多考虑。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国家都包分配，学生们也大都是自觉服从组织分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分配干啥就干啥。现在的人也许不会十分理解，但在那个年代，这个歌里唱得并不十分夸张。
有一天，系领导找金银焕谈话。问她：
“小金！你对自己毕业分配有什么打算没有？”
金银焕十分痛快地回答：
“有。组织上分配我干啥就干啥！当然，如果有点个人的小想法，能分配回阳曲县最好。”
系领导笑说：
“如果叫你留校工作，你乐意不乐意？”
金银焕有点吃惊，笑说：
“留校？留校我能干什么，我能干得了？”
“这你先别说，先说你同意不同意。”
“留校是大家都向往的好事，我咋能不同意。”金银焕兴奋地说，“可是，我学得并不十分好，我的底子本来就很薄，我留校能干得了吗？”
系领导说，这些情况学院领导都了解。学院领导根据你这两年的学习、工作表现，尤其是你同时担任支部专职领导，工作能力很强，善于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你虽然年轻，但已经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所以决定让你留校工作。
系领导接着又说，小金！现在学院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你也知道，原来的一些教师系领导不好使用，新的教师与干部又没有，所以学院才决定从你们这批毕业生中选拔一些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或充实中层干部队伍。你又是党员，又是专职支部副书记，在农村又当过干部，年纪又数你最小，你说不选你选谁？
就这样，1974年夏，金银焕从山西农学院毕业后，即留校参加工作，担任了系里的领导。
我想回阳曲
中国有句哲理名言：人贵有自知之明。
许多人对别人看得很深很透很准确，就是看不清楚自己。老百姓的话：不知道自己是个干甚的。然而，最成功的人往往都是最善于把握自己的人。
金银焕留校任教之后，先带了半年课，接着学院即派她带领学生到祁县下乡实习。农学院本来就是为农业战线培养人才，教育改革又将实习课确立为一门主要课程，从前多是在学院自己的实验园地，现在直接插到农村。下乡对于金银焕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她不怕吃苦，吃得了苦，也对农业生产活动非常熟悉，对农民有感情，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让她头痛的是给同学们带课，这次下乡实习还让她带队，她就自感力不从心，甚至有点熬人的感觉。她带着同学们在祁县的半山区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进行考察，帮助农民种植果木树，修剪果园的老果树，改良品种，老树嫁接新品种，开办培训班。
半年时间总算熬过去了。但金银焕深深地体会到担任一个大学教师之难。而且她的自知之明又开始活跃。
金银焕人很年轻，但办事考虑问题老成有主见，有自知之明，善于把握自己。当她在农村“讲用”十分走红之时，她能够清楚自己并不能靠“讲用”吃饭，她需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当她到处听到掌声与吹捧之时，她能够时时清楚自己只是个农村小知识青年，自己来自农村，一刻也不能忘记农村才是她的天地，她即使有半天空余时间能赶回金家岗，也要赶回去与姐妹们一起参加劳动；上了农学院后，虽然大家都是“文革”中过来的，她仍然十分清楚自己的基础太差，尤其是数理化，不努力补上，很难跟上课。半年带队下乡实习之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实践证明，我金银焕不是这块料，我不能这样自欺欺人，贻误子弟！
在带领学生下乡实习结束总结工作时，金银焕另外给自己总结了这样三条：
一、金银焕不适于担任教师这一神圣的工作，尤其是担任高等学府的教学工作；
二、金银焕虽然取得了大学毕业文凭，但名实悬殊甚大，继续任教，力不胜任，会耽误同学们难得的求知机会，同时也不适应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府的工作与生活；
三、阳曲县培养了金银焕，阳曲县选送了金银焕上大学，金银焕应当回阳曲县报效家乡父老，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金银焕还是回自己的家乡阳曲县工作为好。
每当金银焕做出新的人生抉择之时，她总会想到她的丁老师，请丁存英老师给她参谋。
丁存英调到县里工作后，在县里安了家，这个家也成了金银焕的过路站，金银焕每次回家，都要先在丁老师家住一天两夜，然后骑了丁老师的自行车再回金家岗。
金银焕把自己的想法对丁老师和盘托出。
丁老师本来觉得金银焕能留校工作，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因为留校工作不是谁想留就能留的，是毕业生中许多人向往、羡慕而得不到的工作。所以当时她曾为自己的学生上了大学并且被校方选拔留校工作而高兴过、骄傲过。可是，现在听金银焕说了她这一年留校工作的感受，说了她带队下乡实习的感受，以及她对自己的估价与定位，觉得她这个学生还是那样实在，一点也不狂妄，还是那样有自知之明。再设身处地认真想想，一个初中的功课都没有上完，越过高中就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本科又改制为二年，这短短两年时间能学到多少知识？让这样的大学生留在高等学府任教，不是有点笑话吗？如果仅仅从个人利益考虑，凭着自己优越的政治条件，留校工作，或者说就这样继续“混”，也不是没有前途的；然而金银焕却考虑的是，像她这样知识水平的人，担任教师，是要误人子弟的！同时，她来自阳曲，阳曲县是她最熟悉不过的地方，调回阳曲县工作，或许能发挥她更大作用。
丁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有这样好的思想品德感到高兴。同时感到让她继续留校任教，实在是难为她，不如赶快设法帮她调回阳曲县工作。于是，丁存英说，我同意你的想法，要调就赶快想法子调工作，当然是调回阳曲县最好。
调动工作是一件大事，不是一方想调就可以调。调出单位不同意放人怎么办？即使调出方同意放人，往哪个单位调，哪个单位会接收，接收了又怎么安排？这些问题是金银焕人生道路上要迈的门槛，她甚至不懂得调动工作的一系列组织程序。
师生两个长夜难眠，想得头都痛了，终于忽然想到两个人——王谦和朱卫华——找王谦和朱卫华说句话，这事肯定能成！
此时的王谦已经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委会主任，朱卫华也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秘书长等职，已经不是当年在大盂公社或者阳曲县时那样，想见就见。再说，真要去找人家，人家还会认你吗？
丁老师毕竟比金银焕大几岁，经见的事也多了些，所以就决定亲自带金银焕去找王谦或者朱卫华说事。
金银焕回到家，对母亲刘莲花说起想调工作的事。母亲刘莲花说，焕子呀！你要能调回阳曲工作，妈该有多么高兴。妈当初就希望你分配回咱阳曲工作，可一想到你是党员，公家把你培养出来，已是公家的人，应当听从分配，就没有敢多说。现在你要是真的能调回咱县工作，那该不是兑了妈的心愿。
金银焕说，还只是我的想法。能办不能办，办成办不成还很难说。
母亲刘莲花说，你去给领导多说说，天下没有走不通的路。
金银焕说，妈！你说我去找找王书记，行不行？
母亲刘莲花说，哪个王书记？
金银焕说，就是前几年在大盂公社下放劳动的那个老干部王谦。人家现在已经恢复工作，当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那个老朱，也当了省委秘书长。
母亲刘莲花“哦哦”两声，感叹说，世道变得真快呀！唉！说倒运也快，说起山也快，人的一辈子真是说不清楚啊。那个姓王的老干部当初不是认识你吗？老王也行，老朱也行，我看都是两个好人，你就去找找人家，给人家说说，兴许能成哩。
第二天，金银焕离家的时候，母亲刘莲花递给她一个毛巾扎的口袋。
金银焕问，这是什么？
母亲刘莲花说，你去找人家办事，咋能空着两只手去，这是几斤干枣，你给人家带上。去了叫人家王伯伯、朱伯伯……
母亲刘莲花依旧把金银焕当小孩子一样，嘱咐个没完。金银焕的父亲金万山在一旁催说，行了行了！焕子不是小孩子了，你快让她走吧！
金银焕还是有点犹豫。一是担心王谦、朱卫华现在都是省委的大领导，过去也只是在公社见过几面，后来人家调到阳曲县见面就少了，人家还认识不认识自己；二是人家是省委大领导，公务繁忙，会不会影响人家的工作。
丁存英老师说，现在就什么也别考虑，我相信，越是大领导越好说话。何况咱们找他们也是为了工作，又不是找他们走后门升官发财。
于是，师生俩起了个大早，坐车加步行，匆匆来到中共山西省委大院大门前。
登记室的一位同志为她们往办公厅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正巧是朱卫华秘书长接的。朱秘书长！门上有两个女同志要找你和王书记？接着又忙回答说，姓金，叫金银焕！金子的金……
对方不知在电话里讲了些什么。
打电话的同志放下电话，对金银焕说：
“啊！你就是金银焕呀？大名鼎鼎！朱秘书长说认识你，还说你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不过，朱秘书长现在要去开个会，请你们下了班去找他。”
丁存英领着金银焕准时找到朱卫华住的宿舍。朱卫华两口子都在家，两人对她们非常热情。朱卫华毕竟在阳曲县住了两年，阳曲人对他们也不错，他们对阳曲县有了一种第二故乡般的感情。见了金银焕和丁存英，便说，好好！快进来！见她们进了门站在客厅不敢坐，又说，坐呀！坐呀！
金银焕和丁老师坐下，说，朱秘书长！打扰你休息了。
朱卫华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说，不妨。离开阳曲，我还真想阳曲，一直想回去看看。别看阳曲是辖属太原市，可就是抽不出时间来。又说，金银焕同志！你的天赋很好，口才很好，听说不是推荐你上了什么大学吗？
金银焕忙回答：
“是山西农学院。已经毕业参加了工作。”
朱卫华说：
“哦！这么快呀！在什么地方工作？”
金银焕回答：
“留校，我读的是山西农学院，学校让我留校任教。”
朱卫华正要说什么，丁存英不失时机地插话说：
“朱秘书长！小金正是为工作上的事来找你帮忙。”
接着，金银焕把自己这一年来留校工作的体会与希望调回阳曲县工作的想法简单明了地说了一遍。最后说：
“朱秘书长！我想回来，想回阳曲县，阳曲县培养了我，让我回来吧！我找你和王书记就是为了这个。我不是找你们要官，只要能让我回阳曲，让我干什么都行。”金银焕讲得很激动。
丁存英在旁边不失时机地帮她强调几句。
朱卫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听完金银焕的话，略加沉思，说，你讲的也是，也是……本来就是初中毕业，大学又是二年制，是学不到多少知识，让你担任大学教师是有点困难，能回阳曲县工作，对你当然更合适一些。阳曲是你的家乡——不过家乡也有家乡的麻烦——阳曲人对你也了解。这样吧，我抽空把你的情况给王书记说说，这事最后还得王书记说话。
丁存英与金银焕交换了一下眼神，感到事情有了一点希望。但一听说“最后还得王书记说话”，两个人的心又吊了起来：王书记会记得金银焕吗？王书记会不会帮她说句话呢？
朱卫华显然看出她们的忧虑，又对金银焕说，王谦书记对你印象很好，是个好孩子，好材料。然后就摸着光脑门沉思。
时间不短了，金银焕担心打扰的时间长了，影响领导的工作休息，对丁存英说：
“丁老师，那要不咱们先回吧，让朱秘书长休息。”
两人正欲起身，朱卫华忽然回头对丁存英说：
“这样，存英同志！要不这样，你以前不是经常帮小金写讲演稿吗？要不你以金银焕同志的名义给我写上一封信，就说我是阳曲人，阳曲县培养了我，是希望我将学到知识为阳曲父老乡亲服务；我底子薄，不适于做教育工作，我很想回阳曲，尽我所能，为阳曲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大体就这个意思吧。师出有名，然后我再想想办法，给王书记看看。”
金银焕与丁存英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两个人站起来欲走，这时金银焕才想起自己带来的那个毛巾口袋，慌忙说：
“朱秘书长！不好意思，家里没啥好东西，我给你拿的点干枣……”
朱卫华笑说，客气什么，来就来就是了，还拿什么东西。
金银焕说，是我妈让给你和王书记拿的。
朱卫华十分痛快，说，好！你妈的这份心意我就收下。接着便让夫人找个盒子帮金银焕将枣倒下。
这一天，金银焕和丁存英心里别说有多么高兴。虽然事情还只看到一线希望，王谦书记那里还是一个大问号。
两人兴冲冲地赶回阳曲县，连夜就开始“写信”。
金银焕坚持一个原则：只希望领导帮助调回阳曲县工作，至于回阳曲县怎么安排，不要向领导提要求。
丁存英则为自己的学生考虑得更多：金银焕在山西农学院已经担任过系里专职副书记，留校后也是个中层领导，回阳曲县工作当然应是“平调”，不能降职使用。她想在信中将这些意思都拐弯抹角地写上。但金银焕不让写这些，只简单写希望帮助调回阳曲县工作即可。
最后，丁存英老师还是按照金银焕的意思写了，经过金银焕字斟句酌地“审阅”后，很快就将信呈送到朱卫华秘书长手上。
调任县革委副主任
世上的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金银焕和丁存英对这封信的结果充满信心与希望，但她们又不敢寄太多的奢望，只要王书记能说句话，调回阳曲就心满意足。然而，结果让她们感到出乎意料，大喜过望——1975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一纸红头文件发往阳曲县：任命金银焕为中共阳曲县委常委、阳曲县革委会副主任。
金银焕没有想到事情办得竟是那么顺利，而且更没有料到省委会安排她担任阳曲县革委副主任。这个职务说是平级安排也可以，因为她在山西农学院就已经是副处级了；说是提拔重用也可以，显然根据“老中青”三结合配备领导班子的原则，23岁的金银焕是作为青年干部进入阳曲县领导班子的。而且据后来得知，金银焕本来在阳曲县的影响较大，群众印象也很好，阳曲县领导首先打了报告，一切都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的。不管怎么样，在金银焕心里，本来只希望调回阳曲县工作，现在领导上又安排自己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进入领导班子，既感到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同时又感到巨大压力，自己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省、市、县领导与阳曲县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与厚望。
1975年9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规格最高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给各省、市、县的工作压力很大。阳曲县也不例外。金银焕一上任即按照县委、县革委的工作安排，一头扎到进一步推动实现普及“大寨县”的高潮之中，除了开会，每天蹬着自行车到各个公社检查督促工作，几乎把全县诸如黄寨、岔上、凌井店、大盂、泥屯、凌井、侯村、伙路坪、温川、北小店、西庄等13个公社跑遍。造地、造林、修渠、打井、春种、夏管、秋收、文教、卫生，等等，有的是她分管的，有的虽然不是她分管，她看见工作没做好或者有什么困难，也催促下面的同志尽量做好或者一块想办法解决困难。下乡回来即把自己发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意见，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或者提醒主管部门。她心里非常清楚一条：自己是副手，副手的主要职责就是配合主要领导贯彻落实县委、县革委做出的各项决定和工作任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向县委、县革委汇报。
那时县领导的交通工具除了主要领导配备有一部北京吉普，其余副职都是临时需要派车。县里就那么两三部副职领导共享的车，金银焕很少要车，凭着自己年轻，有精力，每天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下乡，甚至有时上太原办事，来去几十公里，也骑自行车，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与精神。
有的同志劝她说，金主任！县里有车，你为啥不要车。
金银焕总是笑笑说，县里配备的车少，我年轻，骑自行车更方便，就两部车应该让老同志用。
有的同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银焕！你现在是县级领导了，虽然大家都说你没有架子，人缘好，但总得有个当领导的样子，不能事事和大家一样。
金银焕笑着反问：“你们说‘领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你们给我拿个‘标本’来我也好学习学习！”说得大家哄哄大笑。
金银焕当了县领导依然故我，没有架子，腿勤、嘴勤、手勤，自己办得了的事，很少指派别人去干，很快在上上下下同志们的心目中形成强烈的亲民印象。她的办公室也是宿舍，很容易找，许多干部群众都爱接近她，有什么事情或困难也爱跟她讲，也敢跟她讲。金家岗的老乡更是有事没事找她的人不断，还把她当成在村上当干部一样。进县城赶会的姐妹们，路过县革委门前，哎！咱们进去看看银焕姐！于是三个两个姐妹就门也不敲闯进她的办公室；进城买东西的老农，走到县革委门前，想起“焕子”，就拐进去与银焕搭讪着说说话，喝口水。对于老乡找她，尤其是家乡人找她，金银焕更是不敢怠慢，遇上开饭时间就管饭；遇上看病的就帮助看病；即使在街上遇见，也要站下来说几句话，问问来办什么事，有什么困难没有。一天，金家岗一个年轻人翻地时翻出一枚日本人留下的炸弹，不慎引爆，炸断一条胳膊，急需要输血，金银焕正在开着会，听说后马上跑到医院，让医生抽上自己的血给病人输上。还有一次，她的一个亲戚锄地受伤，金银焕也是下了班就到医院陪侍。如此等等，无休无止。
同事们看在眼里，就替她着急。有的同事就说，金主任！这么多人找你，你也不嫌麻烦，不嫌累，往后再遇上这种小事，能推就推了。
金银焕笑笑说，哪个事能推了？在咱们来说是小事，在人家来说却是大事。又说，乡亲们张嘴都不容易，但凡张嘴找你，总是有难处。咱们又是贫困县，老百姓生活办事都很难，只要不违反政策，能帮忙的就帮一下，不能帮的就讲清道理，老百姓很知足，只要能听上一句顺心话也高兴。
回本乡本土当官的确有比别的领导多一层“人情麻烦”。但金银焕将这种“人情来往”当做她了解民情、接近群众的一种机会。本乡本土人视她如自己家里人，有什么话也敢对她说，诸如对农村干部作风简单粗暴了，曲解中央政策了，有令不行了，刮共产风、浮夸风、摊派风了……甚至对学大寨中出现许多群众不满的问题，都敢同她讲。反正银焕不会抓自己“反革命”。正因为这样，金银焕才能做到真正关注民情，体恤民生，了解民声，对许多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
相亲——与赵关顺邂逅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做父母的总是为儿女们有操不完的心。金银焕调回阳曲县工作那年，按干部任职年龄来说应当是最年轻的了，可是按乡俗来说，已经是“当嫁”的年龄。父亲金万山不好开口，母亲刘莲花却总忘不了这事，每次金银焕回家看她，总要对女儿提几句醒：焕子！你看你们同辈的某某已经有了孩子，你这在外边光忙工作，也得给自己的事上上心。你是国家的人，我也不好给你包办。焕子！你给妈实说，到底有个朋友没有？
金银焕总是笑说，妈！我的朋友遍天下，看把你愁的！
母亲严肃地说，你别给我打岔，我给你说正经话呢。
金银焕说，妈！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考虑那事。不过你不用愁，到时候我会给你领一个好姑爷来的。
何止父母亲操心，周围的朋友也替她上心。
有一天，金银焕的同学李和顺突然来找丁存英老师，进门就说，丁老师！咱们得替银焕考虑考虑她的婚事啊！人家整天忙于搞工作，咱们来替她“搞对象”，你看怎么样？
丁存英老师说，我也正琢磨这事。你是不是有了目标？
李和顺说，我倒是有一个目标，我看各方面条件满可以，就是不知道能过了丁老师的眼过不了。
丁存英说，看你说的，怎么要看过了我的眼过不了！
李和顺说，我知道，银焕的事，首先得先过丁老师这一关，过不了丁老师这一关，银焕那边就别提。所以我才首先来向丁老师请教。
丁老师说，你说说，我听听！
原来，这李和顺有个姑表弟，叫赵关顺，在部队当兵。赵关顺的父母也是阳曲人，军人出身，刚刚转业到阳曲县。
李和顺说，别的我不敢说，我这个姑父姑母心地特别善良，为人特别好，保险不会和儿媳妇闹不团结，这点我敢打包票。至于我表弟，那是百里挑一的阳曲汉子，人见人爱……
丁老师笑说，你吹吧！
李和顺说，跟别人我敢吹，在老师面前我能敢吹？不信你就先看一看嘛。
其实，丁老师知道，金银焕在上农学院时就曾经有一个姓康的青年主动追求过她，姓康的青年是阳曲一中的学生，也是先来找丁老师。丁存英征求金银焕的意见，金银焕说只要丁老师通过，见见面也可以。两人见面时，金银焕身上穿的还是“原装”补丁衣服，连件新衣服也没有，丁老师只好临时把自己的一件毛蓝褂子让她穿上。两人见了一面，形象上彼此还都比较满意。可是，好事多磨，后来那个姓康的青年调到南方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两人失去联系，加上金银焕还小，心思不在这上面，就断了关系。
现在金银焕的同学李和顺又来提这事，丁存英老师也觉得这事是该上心了，银焕虽然上上下下接触的人很多，但交男朋友的机会却未必很多，她自己顾不上，作为老师也应当替自己的学生操心物色个对象。
于是，丁存英和李和顺商量后，李和顺就先领丁存英去赵家看了看。赵关顺的父母都是阳曲人，刚转业到了阳曲县安顿住下，家里条件不错，赵家老两口也的确如李和顺讲的，人很面善，很热情，赵父虽然是军伍出身，却彬彬有礼，谈吐不俗，讲话痛快，也很实在。赵母不多说话，但看样子就是个贤妻良母。
赵父一见丁老师就说，我儿子跟我一样，都是当兵的，空军雷达部队，文化水平不高，在部队官也不大，只是个副连长，但人品保好！
临起身告别时，丁存英让李和顺向他姑姑要了一张赵关顺在部队照的照片，小伙子的确英武过人。
从赵家出来，丁存英就来找金银焕，显然丁存英对赵家的条件相中了。她把赵家的情况简单讲了一遍，拿出赵关顺的照片给金银焕看。这时的金银焕已经是县革委副主任，对丁老师与李和顺同学热情玉成她的婚姻大事由衷地感激。她大大方方地接过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着军服、身材高大、目光炯炯、英俊威武的青年军人影像出现在她面前。当着丁老师的面她不好意思端详得时间太久，匆匆看了两眼，即要放下。但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觉得照片上这个年青军人好生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哪里见过呢？她情不自禁地又拿起照片端详了片刻，猛然想起来了：
哦！这不就是他吗？！不就是那个声音洪亮、谈笑风生的青年军人吗？！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那一天，金银焕在侯村公社“包队”下乡。中午食堂开饭时，她准备去食堂吃饭，正走着，忽然听见哪里有人高声谈笑，寻声看去，是公社团委书记李和顺在树荫下同一个军人说话。两个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显然不是一般关系。金银焕就一边喊他们“吃饭了”，一边走过去。
“你们谈什么这么高兴，食堂开饭了！”
李和顺马上说：
“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阳曲县革委金副主任金银焕同志；这位英俊威武的革命军人是我表弟赵关顺同志，在空军部队服役。现在空军部队要送他到军校上学，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接着又诡诈地追加了一句，“金主任！你看我表弟够仪表堂堂，英俊威武了吧？”
赵关顺笑着捣了对方一拳，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金银焕。
与此同时，金银焕的目光也大大方方礼节性地投向对方，两人的目光如电光石火一般碰撞了一下。
金银焕说：
“怪不得这么高兴，满院都是你们的谈笑声。吃饭时间到了！你还不赶快招待你表弟吃饭！”
“好好！吃饭吃饭！我这小庙可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这次偶然见面，李和顺就存了心，想要玉成金银焕与他表弟赵关顺这桩婚事。他想来想去，觉得要想撮合成这桩婚事，非丁存英老师莫属。于是他就先来过丁老师这一道“关卡”。但金、赵已经有一面之交的事，他还向丁存英老师保密，对金银焕也未说明就是她在侯村下乡时见过的他那位表弟，他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
万万没有料到，丁存英老师给她介绍的这个人，就是那次偶然相遇的青年军人，就是李和顺的姑表弟赵关顺。一时间，金银焕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已经渐渐淡化了的影子。她说不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是意外惊喜，还是不知所措，抑或是疑为梦境，或者说都有那么几分。只是看着照片，心里觉得好笑：天下真有这等奇巧事！是不是这就是人们说的缘分呢？
丁存英观察着她的脸色，征求地问，要不要两人见见面，照片毕竟与真人还要有一定距离？丁老师还想做做她的思想工作，怕她不同意见面，意思是年纪不小了，该上心解决这个问题了，把婚姻问题解决了，你也就没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分心了，可以一门心思工作了。但这些做思想工作的话白“准备”了，金银焕几乎没有犹豫片刻，就十分痛快地回答了她。
金银焕本来想说，我们已经见过面，但话到嘴边又改了口，神神秘秘地笑说，丁老师决定吧，见就见见。
于是，丁存英很快就把信息传递给李和顺，李和顺又传递给对方的父母。
不久，对方的父母就回话了，并且把儿子赵关顺由部队寄来的信给他们看了。赵关顺的信上十分明白地表示，同意与金银焕同志见面，相互了解一段，即使谈不成对象，处个朋友也很好。信中还写：“只是我们目前正在准备毕业考试，现在请不了假，待毕业后，回去见面……”。
打这之后，金银焕与赵关顺就书来信往，一封接着一封，千里之遥，如在咫尺，相互爱慕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虽然那个年代的情书不会像今天浪漫，但在革命的词汇中依然掩饰不住两颗激情如潮、绵绵倾诉的心声。
这年11月，赵关顺由军校毕业，在返归部队途中，专程回阳曲县与金银焕见面。可不巧的是，当赵关顺回到家时，金银焕已到省城集中，第二天就要赴京参加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金银焕已经调任共青团太原市委书记）。当天，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之后，第二天就又各奔东西。
赵关顺在部队艰苦的生活与军训条件下，落下一个腰痛的毛病，他们的部队驻防在东北吉林省通化的深山老林里，病情加重，几乎不能行动，野战部队的医疗条件又极差。开始金银焕不知道，后来听说了，就着了急。心想，他们部队在东北深山老林里，不可能有好的医疗条件，要是耽误了，落下后遗症，更不好治，一辈子痛苦。心里一急，她就向领导请了假，日夜兼程，奔赴东北通化某地，找见部队领导，要求把赵关顺接到山西太原治疗。部队领导也为赵关顺的病着急，一是部队训练任务紧张，赵关顺又是雷达兵某部负责人；二是赵关顺也不愿因自己而影响部队训练，带病上岗，现在他的对象来了，而且执意要接他回太原治病，就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金银焕一路搀扶着赵关顺上车下车、打水买饭，照顾得无微不至，回到太原，随即安顿赵关顺住院治疗。
太原的医疗条件毕竟与野战部队的条件大不一样，赵关顺经过一段治疗，病情很快得到好转。于是趁热打铁，两人决定把婚事办了。他们到金银焕的家乡——金家岗所属的大盂公社领了结婚证书。当金银焕郑重地在结婚证书上按下手印的同时，斩钉截铁地说出四个字：决不反悔！
1979年1月1日，金银焕与赵关顺邀请了部分亲朋好友，在阳曲县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喜结连理，或者按当时风行的称呼谓之“革命情侣”。结婚典礼仪式十分简单，三天后，他们由阳曲县搬到太原市桃园路市委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铁床，一套新被褥，甚至连两样像样的新家具——一个扣箱、一个书柜和一个羊毛擀得毡子，都是金银焕的娘家哥哥给陪送的。
新婚蜜月，小两口本应当甜甜蜜蜜地过一个婚假，或者相伴旅游，或者探亲访友。可是，他们结婚时，正赶上中越自卫反击战，部队进入战时状态。当时战备消息保密，只传达到县级党委、政府。赵关顺因离部队远，还被蒙在鼓里，金银焕已经默默地为他准备归队的行装。
结婚第10天，赵关顺接到部队命令，立即奉命匆匆返回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