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进取精神，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登上人生的更高境界。曾国藩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在翰林院的几年里，为了增长才干，他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唐鉴曾要曾国藩认真阅读《朱子全书》，曾国藩不仅读完该书，还给自己立下五个箴言。
2.1 什么样的人是贵人
成为庶吉士后，曾国藩才算真正进入北京的权力圈，但他很快发现，理想和现实仍有很大差距。在家乡，他是天之骄子，在京城，他仍是无名小卒。一种失落感油然而起。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曾国藩曾这样抱怨：“少时天分不甚低，厥日后与庸鄙者想出，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他为自己久居乡间、见识浅薄而懊恼，也为自己没能多结交有志之士感到后悔。他曾感叹：“乡间无朋友是第一憾事。”并告诫家中兄弟，不要将时间、精力耗费在和庸鄙无志的人的交往上，因为这些人：“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应多结交贤才义士。
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在京城任事，曾国藩一天比一天意识到“人”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从湖南乡下闯出来的平凡人士，还在科举考试时，他就发现了“人脉”是如何关系着他的未来。事实上，正是靠“人脉”的力量，他才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
按照清朝的制度，参加考试的人要按照会试、殿试、朝考的综合成绩被评定出等级、授予官职，成绩优异的进入翰林院，其他的人则要被派往地方为官。曾国藩的殿试成绩只是三甲四十二名，并不算突出，除非他朝考表现得特别优异，否则就难以进入翰林院，而最多成为一名地方官员。这样一来，暂且不提他要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光是进入京城的政治圈就要困难得多。
曾国藩当然不想这样，在强烈的成功本能的驱使下，曾国藩积极地寻找贵人相助。他首先找到了正在翰林院中做庶吉士的劳崇光。劳崇光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进士，曾国藩的老乡。在当时的曾国藩眼中，他无疑是个成功的典范。
尽管劳崇光只是翰林院中一名小官员，影响有限，但几年的官场生涯却让他清楚地了解在官场之上多结交“自己人”总是大有好处的。因此他竭尽全力帮助曾国藩，为曾国藩出谋划策，要曾国藩尽可能引起考官穆彰阿的注意。
穆彰阿正是影响了曾国藩一生的大贵人。
穆彰阿字鹤舫，出生于1782年，满洲镶蓝旗人，在朝中很有势力，早年由于道光皇帝的赏识，他从一名内务府大臣逐渐升为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并从1827年起就在军机处担任职务，德高望重。而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也确实能给如曾国藩这样初入京城的年轻人以很好的“提点”。他学识渊博、精通朝中大小事务，更重要的是非常熟悉道光皇帝的喜好，他知道什么样的文章会博得道光的欢心。
另一方面，穆彰阿自己也很喜欢提携后辈，在官场混迹数十年，他深深地了解为自己培植亲信有多么重要。而培植亲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新晋的官员中选拔合自己胃口的人才，偏巧穆彰阿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科举考试，从嘉庆年间开始，他已经数次参与会试、殿试甚至庶吉士考试的主持工作。《清史稿》曾这样记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曾国藩通过会试的这一年，穆彰阿正好是考官。据说，曾国藩参加完考试后，马上前往居住的地方，让事先安排好的抄手，将自己的答卷抄写了10份，分别送给朝中要人。收到卷子的人自然明白其中深意，将“曾国藩文章好”的口风散出去。到了第二天傍晚，穆彰阿便听说了曾国藩的名字，连忙调来曾国藩的试卷亲自察看，发现曾国藩的文章确实有不少可取之处，同时也猜到曾国藩为引起自己注意下了工夫。穆彰阿干脆顺水推舟，给了曾国藩一个高分，将他的朝考成绩定为一等第三名，并特地叮嘱要将曾国藩列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在将考试情况汇报与道光时，穆彰阿又不失时机地对曾国藩美言一番。道光素来信赖穆彰阿，听了穆彰阿的话，把曾国藩从一等第三名提升到一等第二名。
科举考试绝不仅仅是学识的考试。
曾国藩顺利进入翰林院，这番经历给他的仕途生涯以很好的经验。在得知自己被翰林院录取后，他马上前往穆彰阿府上拜见，竟然发现，自己的很多观点都和穆彰阿不谋而合。穆彰阿也十分赏识这个人世通达的年轻人，遂充当起他的“良师”。穆彰阿的提点帮扶为曾国藩日后的平步青云创造了大好条件。
一个人能否成功除了要看他自身的能力，还要看他是否有贵人相助。尤其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贵人”的作用更是重要。然而，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别人的“贵人”呢？首先，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才干，至少对其所处的环境、所从事的事情了如指掌。曾国藩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劳崇光，当时的劳崇光虽无权无势，却知晓进入翰林院的途径，因此他能在关键时刻给曾国藩指明方向。另外，贵人穆彰阿位高权重，是皇帝身边“说得上话”的人，他有能力将出身平凡的曾国藩推上大清皇朝的政治场。
其次，这个贵人还必须是好帮助人的人。劳崇光自不必说，其虽然在此之前和曾国藩交情甚浅，可一旦曾国藩有事相求便肯为他劳心尽力。至于穆彰阿，在历史上，人们对他的人品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善于逢迎拍马，喜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但不可否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一向注意培养新人。而他也愿意悉心教诲那些“可造之材”。如果说劳崇光让曾国藩对大清官场有了初步了解的话，那穆彰阿就是教会他“混迹”官场的人。
以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来说，他寻求穆彰阿的帮助，就意味着要成为穆彰阿的人。有些人喜欢无偿地帮助别人，看着别人实现目标便心满意足，可有些人却不会无偿地予人援手，他在做你贵人的同时也期待你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贵人。因此在寻找贵人时，人需要看到这隐含的利益关系，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此，才能更为迅捷、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贵人”。也就是说，那些和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贵人。
值得一提的是，有利益关系便会有利用他人者和被他人利用者。但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被当成贵人，就在于他不会“有用者待为上客，无用者弃如敝履”。如穆彰阿，由于清政府不那么信赖汉族官员，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都没有受到重用，但穆彰阿依旧对其以礼相待。
其实，大而化之地看，对一个社会新人来说，任何可以让你学到有益之处的人，都可以被当作你的“贵人”。这个“有益之处”需要人用积极、长远的眼光来寻找。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一些人的确会给你带来短时期的利益，但却会对你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这样的人便不能称为“贵人”，而更像是裹着糖衣的“害人者”。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贵人”需要了解他对其他人的态度，看看那些被他帮扶的人究竟是发展得越来越好，还是过得越来越糟，是走上了正途大道，还是落入了旁门左道。曾国藩非常幸运，情急之下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了解穆彰阿这个高高在上的朝廷要官，可他却没有选错人，穆彰阿不仅将他带入翰林院，更让他了解了官场的“为人之道”。
进入翰林院的曾国藩在穆彰阿的帮助下，一路平步青云。1840年他被授职检讨，官位七品。三年之后，在穆彰阿主持的翰詹大考中，他又取得了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授职侍讲。由于道光皇帝非常注重伦理，穆彰阿特地告诉皇帝曾国藩的家庭十分圆满，父慈子孝，夫妻和美。让道光对曾国藩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2.2 抓住一切机会接近贵人
对任何人来说，贵人都是多多益善，尤其在人未发迹时，更要主动去接近贵人。曾国藩就很擅长开拓人脉，在结交贵人上，表现得十分主动，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是如此。事实上，是否擅长结交贵人是衡量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不精此道的人要么是自视过高，待人倨傲，要么是心窄眼窄，没有勇气突破自我。二者都是成功的大忌。
曾国藩在1840年进入翰林院时只是个七品小官，1843年成为四品官员，到1847年他则一跃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短短七年就连跳数级。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朝中，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阁学者的包括曾国藩在内只有三个人，而曾国藩又是其中获得该职位最年轻的一个。
在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从来没淡忘和穆彰阿联络感情。经常以请教问题为借口到穆彰阿府上拜见。当时，朝廷之上正在为鸦片战争而争执不休，一些大臣主张禁烟到底，不怕和洋人打仗；另一些大臣则主张妥协，建议先安抚好洋人的情绪，再私下里进行禁烟。穆彰阿就是后者的支持者，他不仅竭力反对禁烟，还想尽办法排挤那些支持禁烟的大臣。
年轻的曾国藩并没有参与国家大政的机会，但这不妨碍他以此为契机拉近和穆彰阿的关系。他非常认同穆彰阿的观点，并不失时机地向穆彰阿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这样既给穆彰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让穆彰阿看到了他“胸怀大志”的一面。从此，穆彰阿对他愈发器重。
只有运气极好的人才能靠“守株待兔”的方法“等来”贵人，绝大部分渴望成功的人都要学会主动接近贵人。越多地创造机会接近贵人，才能越多地向贵人展示自己的才干。
对待贵人要有“长远的眼光”，所谓“长远眼光”就是要知道贵人并非“一次性产品”，曾国藩深谙此理，因此在顺利进入翰林院后他没有忘记穆彰阿，而是更加用心地接近他。当然，“接近”要讲究方法。穆彰阿每天公务缠身，并不会随意接待访客，“接近”是制造机会，“如何接近”才是抓住机会。很多人把“接近贵人”误读为“巴结贵人”，把“博取贵人好感”当作是“拍贵人马屁”。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逢迎拍马”。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就做得非常聪明。
他知道穆彰阿喜欢提携后辈，所以便以“请教学问”做因由叩开了穆彰阿的府门。他对穆彰阿在禁烟一事上的态度有所了解，所以很快摆明态度，对穆彰阿的观点表示认同。人在阐述观点时，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曾国藩适时地给了穆彰阿这种肯定，穆彰阿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曾国藩当成了“自己人”。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就这样将曾国藩和穆彰阿联系起来。穆彰阿知道曾国藩尊敬自己、会支持自己，所以提携曾国藩就相当于巩固他自己的力量。
在接近贵人时，与其绞尽脑汁大献殷勤之辞，不如仔细听对方说话，予以适当的呼应。让对方知道你尊重他、敬仰他。
值得一提的是单靠穆彰阿一人之力，曾国藩还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升迁。在翰林院工作时，曾国藩不断扩充自己的贵人资源。大学者唐鉴就是他的另一个贵人。唐鉴，字镜海，和曾国藩一样是湖南人，他在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考中进士，也曾是小小的庶吉士。在曾国藩进入翰林院的那年，唐鉴刚好被内召为太常侍卿，他精通程朱理学，是人人尊敬的大学者。
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唐鉴是在1841年。一天，道光接见唐鉴，曾国藩则作为随侍站在一旁。道光十分欣赏唐鉴在程朱理学上的造诣，对其大加赞赏。而这一切都被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很快就从中总结出道光的用人喜好：精通程朱理学、品德端正。
聪明的文人“不相轻”，曾国藩看到了唐鉴在治学上的长处，尽管他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知道在翰林院为官，学问了得终究不是坏事。于是，他将唐鉴作为自己的贵人，主动接近。以弟子之礼拜见唐鉴，并时常向唐鉴请教。作为学者型的官员，唐鉴很喜欢那些积极向学的人，对曾国藩好感备增。而通过唐鉴，曾国藩又认识了其他一些对他的仕途生涯影响深远的人，比如倭仁。尽管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曾和倭仁在一些重要事情上发生严重分歧，但二者的私交却一直不错。以至于多年之后，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遭到非议，倭仁还言辞恳切地为他上书说情，大鸣不平。
主动接近贵人包含着“主动寻找贵人”的意思，如果说穆彰阿是曾国藩“有幸结识”的贵人，那唐鉴就是曾国藩主动结交的贵人。人要有一双会发现贵人的眼睛，要善于挖掘他人的长处。曾国藩即是如此，而他和唐鉴的交往又揭示了“人脉”的深意：“人脉”并非一条一条的直线，而是一个会向四周发出射线的点。往往结交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会为人带来一堆贵人。
曾国藩曾在给家人的书信中炫耀他认识的贵人：
“现在朋友愈多，讲求躬行心得的，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悟道的，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的，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的，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六岁，张筱甫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的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位，先闻我的名来拜访，虽说他们的学问有深浅，却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辈的人物。京城是人文荟萃之地，不去探求便没有，越去探求就越多。”
只要肯主动地接近贵人就能有如此大的收获，何乐而不为呢？
2.3 才干，吸引贵人的目光
曾国藩在认识唐鉴时，唐鉴已美名在外，身边围绕着不少像曾国藩这样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曾国藩而言，有利的一面是，他可以借助唐鉴来认识其他贤德人士，不利的一面是，要想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偏偏曾国藩有一种“遇难则强”的个性。他把翰林院当成积累才干的地方，他向来明白人要做大事就必须拥有做大事的能力。其实，对他这样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翰林院实在是理想的学习之所。首先，它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其次，它保存着大量堪称经典的书籍。第三，翰林院的工作并不繁忙，曾国藩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扩充自己的内涵。事实上，让曾国藩在日后大放异彩的学问志向，都是在翰林院奠定的。
才干要靠学习来积累，在入京为官前，曾国藩的学习多以“科举”为目的。在入京为官后，他的学习则以“升官”为目的。他曾把李斯、诸葛亮这样的布衣良相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作为理学家唐鉴的学生，起初，曾国藩并没有在治学上表现出卓越之处，因为当时他读书读得相当盲目，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翰林院学习的日子：
“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只是这样的“盲目”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件好事。
历任大清皇帝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因为该学派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十分强调三纲五常，清政府需要用它来统摄臣民的思想、巩固统治。但理学重心学，过于强调它难免会变得保守封闭，在大清王朝鼎盛之时，它的这一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清王朝衰落之际，它的弱点就呈现出来，朝廷并不能够用它来解决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至少气势汹汹的洋人不会把“君为臣纲”当作至理名言。
曾国藩是汉族官员，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必须顺着清政府的喜好做理学的拥笃者。在他之前，不止唐鉴，很多汉族官员都是因为在理学上造诣甚高才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李光地、汤斌。不过“盲目读书，涉猎广泛”的曾国藩很快便发现了理学的弱点，渴望有一番大作为的他本能地开始去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于是，他一面钻研理学，一面又积极吸取汉唐经学的精华，自称“一代宋儒，不废汉学”。
能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成治世才干，在当时就是曾国藩能否平步青云的关键。曾国藩非常注重经世之学。所谓经世之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内容，着重解决现实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大清王朝。当很多大臣仍将精力放在经学理学之争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准备。他注意到大清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注意到前人的学说不足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于是提醒人们去正视前人的错误，勇敢承认“圣人之说”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然后自创新法处理新事，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多年之后，曾国藩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将西方的科技引入大清，而其之所以能够果断地去学习“夷人”的长处，就和他早年形成的这种开放、务实的治学态度有关。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做轮舟即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无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一个人对学问的态度和他对事情的态度往往是相通的，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才干，他也很注重国家的“才干”。从上段文字中便可看出，对他来说，如果洋人擅长的，大清同样擅长，那么在和洋人的对抗中，大清就能居于主动。若大清没有这种“才干”，那无论是委曲求全巴结洋人，还是义正词严与洋人针锋相对，都会居于不利局面。人人媚夷固然不可取，但人人仇夷更不是明智之举。
在同辈官员中，曾国藩的天赋并不算高，可贵的是，他比别人更早地注意到世界的变化，更早地意识到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治国才干。尽管在翰林院担任闲职的曾国藩没有太多机会告诉贵人他如何能干，但他至少清楚地表露出他的实干精神。而任何一个贵人都会青睐有才干的人。曾国藩在治学上不落人后，在处事上又有独到的想法。无论是穆彰阿还是唐鉴都很难不注意到他。这两个精通朝中事务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大清最需要的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暂且不提穆彰阿，就算是专注学问的唐鉴也会花很多时间和曾国藩讨论国家时政，这给了曾国藩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升任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在朝堂上陈述的治国意见，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4 谦虚，赢得贵人的好感
曾国藩的学问日益增长，其做人的智慧也在一天天增加，他曾经是个狂妄的人，很喜欢在家信中炫耀自己的成绩。但在官场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谦虚。他一早就知道，谦虚是官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博取贵人好感的关键。
做事先做人，做人贵在谦虚，高傲的人往往看不到他人的长处，也不喜欢肯定他人的长处。暂且不提有多少人愿意和高傲者成为好友，单是在发现贵人上，高傲者就比不得谦虚者。谦虚是一种态度，它代表着对他人的尊重。谦虚也是一种品格，它反映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自满，不虚夸，永远追求进步。
谁会讨厌谦虚的人呢？曾国藩为官多年，树敌众多，遭到攻击无数，却每每能逢凶化吉，到头来还能赢得“会做人”的美评。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他的谦虚。谦虚，是他做人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帮助他织起人脉网，赢得贵人的好感。
谦虚是表现出来的。曾国藩在1840年进入翰林院，1841年的春节是他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大年初一，曾国藩早早就起了床，不等天亮，便赶到太和殿参加朝贺大礼。仪式举行完毕，他不是悉心休息，放松玩乐，而是列出贵人的名单，为登门拜年作准备。由于贵人众多，这一路拜下来往往会花上数天时间，曾国藩非但没有害怕麻烦，相反，还数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
一般来说，他总是先去拜见自己的老师。他们通常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住在北京内城。给老师们拜过年后，他又要马不停蹄地拜访同乡好友，出门在外，大家难免要彼此依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环节中，曾国藩不仅会拜访湖南籍的好友，还会拜访湖北籍的友人。
通常人们在给老师、同窗拜完年后，拜年活动就结束了。但在曾国藩这里并未终止，他还会去拜会同年。所谓“同年”，即他在京城的同学以及和他一起参加乡试、会试的人。这部分人员不在少数，其中一些还和曾国藩成为至交好友。比如刘蓉，就是曾国藩在赴京赶考的路上结识的考生，其和曾国藩惺惺相惜，后任陕西巡抚。刘蓉还将好友郭嵩焘介绍给曾国藩，后者则在若干年之后助曾国藩组建湘勇。
在拜年的过程中，曾国藩总是放低自己的身段，突出对对方的“敬”，为此他会精心准备充满诚意的礼物。备受朝廷敬重的祁隽藻是曾国藩的老师，他学识渊博，酷爱字画。曾国藩送不起名家墨宝，就跑到琉璃厂买上好的宣纸，然后认认真真地写上一大篇祝福的话送给老师，让祁隽藻大受感动。
当谦虚成为一个人的品格，他就不会因为自己地位的高低变化对他人发生态度的转变，在曾国藩这里，一朝是他的贵人，便会永远被他当作贵人。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贵人，无论曾国藩的官职升到几品，他都毕恭毕敬地称穆彰阿为恩师。穆彰阿外出归京，曾国藩会上府问安。穆彰阿过生日，曾国藩会精心写作寿联作为祝寿礼物。不仅如此，平日学习每有所得，曾国藩就会告知穆彰阿。后来曾国藩扶摇直上，穆彰阿因事被贬，二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国藩仍对穆彰阿恭恭敬敬，时常去府上探望。穆彰阿去世后，曾国藩还带着儿子去拜访穆彰阿的后人。
正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官场之上多数人是拜高踩低，曾国藩不从俗流，一直恭敬待人，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重情义，擅为人”的好名声。此时，不用他上杆子寻找贵人，有才之士也自然会向他聚拢。曾国藩用谦虚换来了大家对他的认可。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做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直到升为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除增加了两名护卫外，并没有增加其他的人手。谦虚，让他向同僚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他为官是为做事，不为名利，他没有和别人争抢风头的意思。
后人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这样评价曾国藩的谦虚：“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只有将谦虚化为品格，人才能不断地用更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用更广博的心胸对待他人，从而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越是向高位迈进，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就越是复杂，谦虚则是应对复杂局面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
2.5 修身，从吸引贵人到成为贵人
人要有进取精神，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登上人生的更高境界。曾国藩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在翰林院的几年里，为了增长才干，他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唐鉴曾要曾国藩认真阅读《朱子全书》，曾国藩不仅读完该书，还给自己立下五个箴言。所谓做事先做人，这五个箴言都和修身息息相关，具体说来分别是：
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在，伐生我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虚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慎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忧悔既丛，铭以自改。铭而复蹈，嗟汝既耄。”
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在曾国藩看来，了不起的先哲也是普通人，自己和他们一样都为父母所生，在聪明和福禄上，上天给予自己的已经很丰厚了。假使违逆天意，则必招凶祸。就算后悔千万次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既然过去的事已经无法追回，就不妨从今天开始，肩负起道义，只要自己一息尚存，都不能违背誓言。
考虑到人在升上高位后很容易因待人倨傲而招致祸端，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人应该被傲慢地对待，也没有事情可以被随意处理。人如果精神上稍有懈怠，就会一无所成，对他人傲慢的人也必将遭到傲慢的对待。就算对方没有对你的傲慢抱有微词，也会助长你的骄气，让你变得愈发惹人厌恶。所以人要懂得居敬。
而人在官场，不知进取就会面临忧患。人若不注意修身养性，放纵欲望，就会被权力和金钱迷失本心，必然会损害自己。人需要依仗强大的内心力量化解种种困难，哪怕人身后有毒蛇，身前有猛虎，只要泰然定心，就不怕被欺负。哪怕面对三军，只要人思虑专一就不会因外界的纷扰而动摇。人生短暂，人不能在心情纷乱中度过一生。
人的心定了，行为也要有所讲究。俗话说“祸从口出”，巧舌如簧未必是好事，很可能会给人带来灾祸。讲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只能让聪明人笑话，让愚钝的人惊讶。聪明人会因此鄙视你，愚钝的人想明白了会怀疑你的诚信。遗憾的是，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时，已经老了。
定立箴言容易，难的是经年累月地按照箴言去做。所以，曾国藩会把“有恒”也作为一条修身箴言。事实上如果回首曾国藩一路走来的点滴，就会发现做事有恒是他的一大优点。
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对“修身”十分重视，他在教授曾国藩读书之法的同时，也向他强调修身之要，并把在修身上做得非常勤奋的倭仁介绍给曾国藩认识，说其“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曾国藩清楚老师的意思，忙找到倭仁虚心求教。倭仁则告诉他，修身最重要的就在于“研几功夫”，即悉心体察自己内心的善恶。古之圣人无不重视研几，“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倭仁建议曾国藩通过静坐、写札记等办法发现心中那些不好的苗头，及时改正，让修身与治学同时进行。
曾国藩听了，非常认真地按照倭仁的建议去做，不仅每日写作札记，还常把札记拿来给同辈好友评判。谁料做得太认真了，至使精神长时间高度紧张，不出三个月，曾国藩就患了重病，失眠、呕血，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只能放弃这种修身方法。但是，意志坚定的他并没有因此否认修身之道，在调理好身体后，他终于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身方法，为自己定立了十二条规矩：
1 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4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 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6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7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 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 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11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修身是一项长期工程，不持之以恒便难见成效，曾国藩坚持了下来，就算日后领兵打仗，公务压身，他也保持着这种修身的习惯。在修身的过程中，他的气度、人格迅速完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国藩已不再是被动地等着贵人提携的年轻人，而成了他人、乃至大清王朝的贵人。
2.6 做皇帝的贵人
曾国藩在翰林院工作的几年里，清朝的局势越来越差。鸦片战争让中国的贸易中心从广州北移到上海，造成了广州大量人口的失业。为了维持生计，不少人远离家乡到广西谋生。而广西一向就是乡勇凶悍、矛盾众多的地方。那里山高水深，地势复杂，受朝廷的控制较小，极易爆发乱事。1843年，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不第书生在广西建立了拜上帝教，提出创造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清政府大大低估了他的煽动性。直到1850年，朝廷才察觉到洪秀全的危险。清政府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西，不料，他却因病死在了赴任途中。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的金田村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猛烈程度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想象，太平军势如破竹地攻城拔地，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广东和湖南也发生乱事。朝廷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更让清政府头疼的是，关键时刻竟找不出能够平定起义的人才。匆匆奔赴前线的将领无法迅速摸清当地情况，而当地的官员又迟迟不肯配合钦差大臣的工作。起义之火越烧越凶。
此时已是二品官员的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太平军的动向。就在起义爆发的前一年，他还上书道光大陈革弊立新之道，并向朝廷推荐五名精明能干的官员：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吴廷栋、李棠阶。这些官员有的出身贫寒，对地方情况十分了解；有的虽出身官家却自小便随家人练习吏事。遗憾的是，朝廷并没有重视曾国藩的建议。
曾国藩来自湖南乡间，他非常清楚在民间反抗的意识会迸发出多大的力量。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现乡里，机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上书咸丰皇帝，这次他要做皇帝的贵人，帮助皇帝解除烦恼。他建议皇帝整顿军事，裁却冗员，节约用响，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但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看法。一个月后，他又以“书生之血诚”递给咸丰一篇言辞激烈的奏折，直斥朝廷的不良风气，还大胆地对皇帝提出警告：“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
主动地做他人的贵人并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贵人的“逆耳忠言”当作珍宝。在看罢这份奏折后，咸丰勃然大怒，差点治了曾国藩的罪。这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心灰意冷的他给咸丰写了封道歉信：“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之后，曾国藩又努力地向咸丰进言献策，咸丰都不为所动。曾国藩的心越来越凉。而就在他为报国无门而万分痛苦时，朝中大臣也开始了对他的排挤。
1852年夏天，曾国藩到江西出差，途中，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亲人的去世和仕途的不顺让他心灰意冷，他干脆向朝廷告假，回家守丧。咸丰很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寻找贵人需要时机，做他人的贵人也需要时机。在曾国藩归乡的日子里，太平天国的势力愈发强大。他们集结北上，打死了清军大将乌兰泰。另一位负责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向荣见势不妙，托病拒征。曾国藩走到武汉时，太平军已包围了长沙。当然，偶尔也有“好消息”传来，曾国藩向朝廷举荐的江忠源在一次战役中大败太平军，杀死了太平军将领冯云山。
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时刻关注着战场的形势，太平军已如潮水一般涌入湖南，把湖南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有时甚至不等太平军来攻，清军就一哄而散。这些情况都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意思的是，随着情势的急转直下，曾国藩的处境开始好转。清政府忙着向各地派遣团练大臣，以加强清军在地方的武装力量，十分需要熟知地方状况的精干之辈。一些和曾国藩交情甚笃的大臣抓住这个机会，向咸丰大力推荐曾国藩。危急之中，咸丰也顾不上和曾国藩的龃龉，当即下了份诏谕，委曾国藩以重任：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团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曾国藩终于等来了报效祖国，一展才干的机会。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将是他成为朝中重臣的大好机会。这次，他不是做同僚的贵人，而是直接做了皇帝的贵人。他要为皇帝排忧解难，为大清化解危机。咸丰的这道圣旨将笼罩在他心头许久的阴云一扫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