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虽然本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生存，因环境的不同，却又造就了不同的际遇和人格特质。有些人以淳朴厚道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凡事容忍宽厚；而有些人则以精明狡猾作为生存要义，处处占尽先机。因汇聚利益而引来无数争斗的官场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人心叵测和尔虞我诈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激烈。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准则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更值得人们去深思。究竟哪一条路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成功，是每个人都在思索考量的问题。
3.1 精明人未必真精明
曾国藩一生所接触的人之中，有不少都是聪明绝顶之辈，不管是唐鉴还是穆彰阿，以及他后来所认识的各种官场精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立足，自然要有过人的聪慧，才能应付得来。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做人最重要的不是以“精明”对“精明”，就算是官场纷争也可以用厚道来化解。得出这样的道理，也是来自于他对世事的观察感悟。
人若精明，自然可以占到不少的便宜，而太过精明的人又往往会吃亏。究其原因，正是他的精明引起来了别人的警惕和防范，但对于那些以精明自恃的人来说，却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荀子曾经最推崇单纯做人，他认为“温润如玉，完美纯正”的人才是正人君子。因为单纯的人可以给别人带来轻松、自然的感受，不必在生活之中费尽心机，更无须时时刻刻警惕他的坏心眼。这并非意味着单纯之人可以被随意欺骗玩弄，而是说明他心底纯净、淡泊，是一个平和之人。之所以不与人争执，正是因为他懂得了事情的本质，看透了人心所愿，想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这种人更愿意将自己的心智都放在更加有价值并且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曾国藩为官之后，一直都非常提携弟弟曾国荃，在做人做事方面，为他提供了很多建议。他曾经对曾国荃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可见他本身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之中的基本看法还是建立在诚恳的基础之上。在做官之前，曾国藩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与读书人交往的时候，他的诚恳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美名。而当他和官场之人交际的时候，却感受到了它的不同，其中的规则让他慌乱，一时之间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不知道何时该软何时该硬，以至于到处碰壁。在经历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之后，曾国藩也看透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人争执并非他的最终愿望，因此他力求让自己做一个单纯、厚道、淡泊之人，而在此前的曾国藩却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也曾有以精明为乐的时期。
窦兰泉是曾国藩诸多好友之一，他学识渊博而为人谦逊，令曾国藩受益不少。两位学人之间经常探讨理学，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切磋来互相提高。但是，当窦兰泉来拜访他的时候，他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以至于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讲的话，便开始抒发自己的见解。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令曾国藩自己也非常厌恶，在他日记和书信之中多次自责，认为自己这样做不诚实，远比说假话更加隐秘也更恶劣。他在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缺点，认为自己心不诚，不仅自欺，而且还欺人。对于自己因为不诚实而与窦兰泉发生争论过程之中表现出的虚伪强辩，曾国藩都认定为文饰浅陋，用谈文说理来表示自己学识有多精湛，只不过是一种虚弱的表演。
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却不代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修正。曾国藩在表示悔改之后，还是会偶尔露此苗头。理学前辈朱廉甫和邵惠西曾经来登门拜访曾国藩，他们都是备受尊重的学者，具备正直而信实的品格，同时又见闻广博，学识渊源。得到这样的人垂青，曾国藩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但他为了表现自己，又一次说出了大言不惭而且沽名钓誉的话，这令作为前辈的朱廉甫感到非常失望，而曾国藩自己也一再自责。当他刻意表现自己的时候，其中的笨拙掩饰和巧言令色纠葛交缠，羞愧之情令其难以言表。
以诚恳之心对待别人，别人自然还你以诚恳；而以诡诈之心对待别人，所得也自然是诡诈。当曾国藩以不合时宜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时候，所获得的自然是不合时宜的看法，别人自然也会对他施以颜色。在这一时期，对于自己看不惯、听不懂的事，曾氏兄弟总是喜欢显露出自己精明的一面，不仅指指点点还发声议论，表述自己的看法。这种处处显露的做法，为他们引来了不少恶评。曾国藩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观察了身边的朋友，发现有一个叫做迪安的人多次与自己看法相似，对于当下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见地，称得上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然而迪安却并未遭到过恶评，因为他在不懂世故之外，还有一个优点，那便是含而不发，他从未将自己内心不合时宜的态度表露出来，总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
思及此，曾国藩立刻醒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提醒曾国荃：“这样做终究不会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在后来写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也表达了这一番感悟：“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懂可以拔不祥。”放弃显露精明之后的曾国藩，开始得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众人都认为他的德行修养又上了一个台阶，称得上德才兼备。以精明博取美名，却未得；做一个纯朴、淡然的人，不显山露水，反而得到了美名，足以见精明之人，有时未必是真精明，反而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3.2 用诚心来对待别人
在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原则之中，“诚”是最关键的一个字，他能够获得诸多同僚及前辈的支持，正是得益于此。
刚刚开始办团练的时候，曾国藩本人的实力其实并不强，手中所拥有的权限也非常有限。当时的他几乎没有一兵一勇，更别提自己的根据地了。虽然通过各种途径，曾国藩已经到了京城，做了京官，又和当朝的不少大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获得了不少人的赞赏，但实际上他并非手握实权。在遍地官僚的京城，曾国藩其实和普通的乡绅并无大的区别，此刻他只不过是一个混迹于官场而不被人重视的游客罢了。
可是在当时的湖南，招兵练勇已然形成了一股风气，各路英雄也都大显身手，意图为自己博得一方天地。已经形成气候的有江忠源所组建的楚勇，以及罗泽南所组建的湘勇和王鑫所组建的湘勇，这三股势力分别有自己的地盘和功绩，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江忠源所率领的楚勇曾经出境到广西，创造了著名的蓑衣渡战役，从此扬名。后来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楚勇还参与了保卫长沙、转战江西的战役，均立有战功。但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徒手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在精神上统领着楚勇和湘勇，对于各个部队的行动做着协调指挥，这正是因为他做人做事原则分明，以诚心待人，以宽恕容人，以超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江忠源等人的信任。
所谓“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曾国藩能够让这样一些手握重兵的豪杰归属到自己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敌的一致目标之外，对于曾国藩的尊敬更使他们心无芥蒂。曾国藩曾经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在与罗泽南等人来往时，并没有拿出朝廷架势来压人，更不会摆出高姿态来指使别人，而是以诚意来感动别人。这种凝聚力让湘勇和楚勇都能够为曾国藩所用而无怨无悔。在后期的家书之中，他也曾就此对曾国荃提出谆谆教诲：“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长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能够让众人信服，曾国藩所凭借的并非权势，而是“虚心”与“诚心”这两个法宝，诚心可以让他克服困难，最终获得别人的认可；而虚心则使他保持清醒，最终与别人达成共识。
统领楚勇和湘勇的江忠源、罗泽南等至死都追随着曾国藩，而王鑫则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与曾国藩关系破裂。在江忠源战死之后，他的部队由刘长佐和萧启江接领；罗泽南战死之后，部队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接领。军事权力的过渡往往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联的各种平衡都会被打破并重建，而湘勇、楚勇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在此次变动中有丝毫的改变。刘长佐、李续宾等人依旧保持了对曾国藩的信任，接受他的协调统领，在战役之中任其指挥调度。足见曾国藩“虚心”、“诚心”之举所产生的影响力远不止当时的统领，更让其继任者产生了深度的认同。如果说他们的聚集是由于都是湘籍军事力量，那么随着实力的不断发展，一些非湘籍将领的归顺则更能说明曾国藩的魅力。满族人塔布齐、蒙古人多隆阿以及河南人李孟群也都陆续来到曾国藩的周围，成为心甘情愿为其所用的军事力量。其后，广东人褚汝航以及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也都率领自己的部队，加入了湘军的队伍，与之相呼应共克敌军。
以“诚”为原则的处世准则不仅体现在曾国藩筹建湘勇的过程之中，他在京城为官时也将这一原则广泛应用，在官场之上获得了认可。他认为：我以诚心来对待别人，别人才有可能以诚心来对待我，即使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之上，别人不以诚待我，也必定会引来周围的人对他的谴责。曾国藩对于国人的民族性具备着虔诚的信任，这与他长期以来受到的儒家文化熏陶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他自己本性相通，正是因为他天性淳厚才坚信“以诚换诚”的人际交往原则。
那些不能以诚待人的人，在曾国藩的身边也层出不穷，但他们的出现丝毫没有影响曾国藩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认为以权术来压制别人，以盛气来凌虐别人，以私见来偏袒别人，纵然会因为一时的情势而获得成功，但这种人必然是走不远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因为权术而获得赞誉，只有幡然悔悟，才能逃离被唾弃的命运。
洞悉世情的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弟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建立起这种朴素而鲜明的道德准则，正来自于他对于史实的分析与感悟，他列举了很多“人满天概”的例子：“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种通过自身的感悟而提炼出来的真知灼见，催人猛省，通过曾国藩的分享，让他的弟弟及后人也都得到了启示。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曾国藩，一生都在推崇着儒道，他不仅以诚心来取得别人的诚意，更要求自己以“恕”待人，以宽容豁达的心胸来迎接整个世界。《论语》中曾经提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曾国藩以“恕”待人的核心指导思想。他曾经深有体会地对曾国荃等人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这种思想让曾国藩认识到：不欲人以虚伪来对待我，我便不应以虚伪来对待别人，而如果我希望别人能够对我有仁恕之心，自然自己就先要具备仁恕。推己及人的意识令曾国藩看透了人际之间的本质，取得别人的信任与赞赏。久而久之，也自然没有人以虚伪、权术来对待他。
为了教育和启示后代，曾国藩在家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他这一主张，这更是他一生处世哲学的提炼和精粹：“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败、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在对人性得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一生都谨遵着“诚”、“恕”二字来做人处世，曾国藩时刻都要求自己内省，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别人却常怀慈恕之心，同时“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绝不怨天尤人。“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绝然去之。”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才真正做到立己达己，同时也立人达人，这也正是值得警示后世之处。
3.3 顺应天道，厚道做人
人性虽然本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生存，因环境的不同，却又造就了不同的际遇和人格特质。有些人以淳朴厚道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凡事容忍宽厚；而有些人则以精明狡猾作为生存要义，处处占尽先机。因汇聚利益而引来无数争斗的官场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人心叵测和尔虞我诈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激烈。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准则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更值得人们去深思。究竟哪一条路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成功，是每个人都在思索考量的问题。
曾国藩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淳朴厚道之人，他总是以宽广的胸怀令其他狡诈之人汗颜，同时也以淡泊的心态远离利益纷争。而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如此，成功并没有因此远离他，他所取得的成就反而远大于任何处心积虑的人。当别人都对其赞叹时，曾国藩自己却认为他仅仅是坚持了凡事不取巧而已。在他的日记里，曾国藩曾经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他认为诚是万事万物的基础，不管是天地还是圣人，都是因为有了诚才得以缔造这一切，诚关系到万事万物的始终和存亡。所以，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兄弟和子女时，一再坚持不管是作文章还是为人处世，都要以诚为先，以诚为本，踏踏实实地去积累，切不可有任何的投机取巧，更不能耍弄小聪明。
对于自己的资质，曾国藩一向都非常谦虚地认为不值一提，他总是强调自己天资愚钝，并不敢妄想有什么大成就。可是他的文章、功业和学问都长期获得了后代的推崇，他一再告诫后辈的一句话便是：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
以“不取巧”、“忌巧”来要求自己，使曾国藩一直可以行厚道之事，顺应天道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他所取得的成功，正是因为他一步步奋斗而来，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任何投机取巧的事情。
刚刚踏入仕途之时，曾国藩就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自己制定了远大的计划，并一步步朝前迈进。为了彰显自己的心志，他改名为“国藩”，其含义正是“国之藩篱”。此外，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加踏实地前进，他也曾四处寻求途径，但最终还是通过苦读经典，遍访名师，努力提升自己内在的学识与修养，才得以金榜题名，被点为翰林。进入官场之后，曾国藩要求自己少说多看，观察着身边人的一言一行，学习着官场规矩和做事的方法，令自己说话、做事都能掌握适宜的分寸，从一个官场新人一步步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曾国藩立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站在第一线抗敌，他广交豪杰，吸纳了不少人才，又招兵买马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过程之中，曾国藩虽然受王命所托，却依旧保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赢得了乡绅的欢迎和支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曾国藩为清政府解除烦恼，扩展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又建立了朝中的第一大功绩，确保了江山稳固。及至功成名就，曾国藩站在风口浪尖，成为众人羡慕与排挤的对象时，他依然保持着淡泊的心态，用谦虚忍耐来对待猜忌。几十年来，他从未忘著书立说，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心迹，对子女和兄弟不断教导，其智慧令世人惊叹，终成一代智谋大师。
以曾国藩的智谋，做一个奸巧之人易如反掌，但他却时刻谨记去伪存拙的古训。只因奸巧虚伪的人虽然会得到一时的成功，却不能获得别人长期的信任，终究会有被揭穿的一天，从而变成别人的笑柄。曾国藩并非生来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对自己做出了一番规划。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家守丧的时候，对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做过一次深入的剖析。宁静的乡间生活让他远离了喧嚣，从而可以静心思索，更多地去反省自己的得失。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六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引用了一句老僧之言：“唯忘机可以消众机”，而这句话又反复在他的日记里出现，说明曾国藩反复思索、深刻体会了话中的含义。
《庄子》中有言：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所谓的机心正是指世人的奸巧、虞诈之心，唯有远离这种心态才能让人变得笃实真诚，而唯有笃实真诚的人，才能“消众机”。曾国藩在日记里记述：“此话颇有意义，惭愧的是不能身体力行。”而他在此后一直坚持消除自己的奸诈之心，并坚信在上者倡而导之，人人都去遵循这样的人际关系准则，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
在提升个人修养和胸怀的同时，作为官场中人，曾国藩也必然会遇到那些奸巧之徒，对这种人他坚持以诚换诚。他告诉曾国荃：“唯柔可以制刚狠之事，唯诚可以化顽梗之民。”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又指出：“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深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对于那些“不善”之人，曾国藩并没有直接采用鄙视、讥讽等行为令其难堪，他“深藏不露”地对待这种人，并努力以身作则，让“不善”之人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善”的影响而逐渐转变。这种认识不仅是为了个人，曾国藩更将其放大于整个国民性，在他的日记之中曾经记载：“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而转移者也。”通过改变统领者的修养，希望可以让百姓都具备这种“善”的特质，扩大到整个国家民族，则为国家之幸。
3.4 稳慎是第一要义
不管是身在官场还是社会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纠纷和烦恼，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稳重谨慎的思维来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大多数社会人来说，处理一两件正常的社会纠纷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随着烦恼的增多，理智就会逐渐被蒙蔽，也会慢慢变得轻浮草率。而有一些人，在面对生活中小小的纠纷时，表现得很聪慧，可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会失去方向，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更有甚者，在为别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看透问题的根本所在，施行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当麻烦到了自己身上，就会失去判断力，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来。这种现象虽然细微，但也没有逃出曾国藩的眼睛，他在观察了很多人的行为举止之后，发现人的理智并非随时都跟随着你，因此一再告诫弟兄和子女：“凡事都要以稳慎为第一要义，只有耐得住，才能做好事。”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跟随他多年，在官场之中也如鱼得水，除了他本身的资质外，曾国藩对他如师如友的教诲也功不可没。有一回，曾国荃在官场之中受到了排挤，心里闷闷不乐，认为自己的才能不比别人差，却要处处受庸才的指点，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便写信给哥哥曾国藩，抱怨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是吾心之所乐。”曾国藩收到信后，敏锐地感受到了曾国荃对于同僚的鄙夷，于是急忙劝诫弟弟：“在官场之中不能急躁，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你若这么想就已经冒出了不耐烦的苗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很难和同僚相处，还会招来祸端。”
在官场之中想做到平安，首先就要让自己遇事冷静，曾国藩努力训练曾国荃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让部下安稳，只有稳住了部下的情绪，才能让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决断。
稳慎不仅让曾国藩在官场中受益，更令他在战场上表现卓越。1862年，曾国藩率领着湘军追击当时反叛的捻军，与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击败捻军主要力量之后，由曾国藩率领的一小部分湘军受到了他们的突袭围困。当时湘军护卫只不过千余人，而捻军数量却多不可测，这让军士都感到非常恐慌，于是到处显露出惊惧的气氛，完全不能保持冷静。曾国藩见状，便对幕府文书钱应甫说：“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半夜了，敌暗我明，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没有优势。如果贸然出击，恐怕会危机重重；如果按兵不动，假装不在意捻军的围困，对方可能会摸不透我们的实力，反而会不战而退。”按照这一策略，曾国藩自己在帐中坦然高卧，丝毫都没有因为被敌军围困所产生的不安。而钱应甫也非常镇静地照常向他汇报，护卫们看到主帅若无其事的样子，认为曾国藩已经有了妙计，也随之平静下来，整个军队都恢复了常态。而在外围困的捻军看到湘军一点都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果然怀疑曾国藩有其他的布置，徘徊不前，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最终匆匆地撤离。
要做到遇事冷静并稳慎，需要在生活之中不断训练自己，提醒自己，这种力量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对心性的修养。庄子说：“美成在久”，正是指出成就的获得都是来自于长时间的积累，曾国藩对此非常认同，曾经多次引用来告诫别人，他对曾国荃说：“一个人可以骤然地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这种信任却不牢靠，因为高尚的品德和修养就如同四季更替，需要逐渐完成一年的运转，才可以真正达到目的。因此，赫赫之名的获得也要循序渐进。”对于自己能够做到稳慎，他归功于好友吴竹如的指点，他说：“我曾经说做到了‘贞’字就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而所欠缺的也正是一个‘贞’字。为此吴竹如教了我一个‘耐’字，他的用意就是为了让我在急躁和浮泛的时候，可以安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才能渐渐向‘贞’靠拢。这一个字，就可以完全地医治我的心病了。”
在曾国藩遗留的《批牍》中，曾经强调：“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所以才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之后再去采取措施，而不会像以前一样草率从事。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但如果生手假冒是熟手，没有学问而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却不去实践，那么连托付的事情都未必能完成，更何况是打一场恶仗呢。”
世人都尊崇的豪杰，往往是有济世之才而忠贞不渝的人，利禄功名也无法动摇他的心志，艰难危险也不能让他失去士气。曾国藩正是将自身稳慎的思想传达到了身边每个人身上，经常用砥砺志气的话与部下互相勉励，才在旗下培养了大批的忠义之士。他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做任何事都以稳慎为先，保持头脑冷静，坚持日积月累，真正做到了一个“耐”字。
3.5 藏锋蓄志，能屈能伸
古往今来数千年，曾国藩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华都堪称卓越，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他都不能算是一个愚钝之人，而他本人却时常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才之人。他之所以这么讲，一方面是因其所具备的谦虚美德，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一直认为一个人光是靠内在的才华并不能成就大事，如果恃才傲物，反而容易遭遇坎坷变成一个碌碌无为之人。
梁启超曾经评论曾国藩，认为他“有超群轶伦之天才，而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曾经说过“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这一番自谦之词，令后人诧异，而曾国藩正是通过它说明才与德在自己心中的不同地位，以此来勉励家中子弟为学。他在家信中提及对于子弟贤能的看法，认为六分是天生而四分则是家教，激励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品德来弥补才华的不足。
隐藏自己的能力，自称愚钝，又激励子弟努力进学，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正来自于曾国藩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贯彻。中庸之道认为凡事相辅相成，英雄和时势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成。因此，曾国藩所遗留下来的著作、书信之中才对这种理论有了深远的描述。他虽然自称愚钝，但给弟弟曾国荃的信笺中又说：“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消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可见曾国藩颇有大智若愚之态，他并非不提倡彰显自我才华，鼓励弟弟表现自己的才干而且要求不断进步，是他对于才能的肯定，才与学相济才能真正促成一个人的成就。
曾国藩的祖父教诲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正是因为集成了祖父这一番教诲，才让曾国藩在志气方面要求刚强，而在行为方面处处谦让，屈伸行藏。
早在二十五岁进京参加会试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成为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怀抱着澄清天下的愿望。他曾赋诗明志：“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又云：“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充分显示出青年曾国藩气吞山河的气概，如此豪情壮志辅之以曾国藩的才华，势必要创造出一番不平凡的作为。然而在此后的日子里，曾国藩却并没有一味地挥洒自己的豪情，而是时刻隐藏着自己的才气，将锋芒内敛，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有志不显，有才不露，只在关键的时刻发挥自身的能量去达成目的，并不在琐碎之事上逞勇。曾国藩熟谙屈伸之道，他让自己忍受一时的委屈而追求更长久的发展，隐藏远大志向而积蓄更充沛的力量，不仅与同僚相处的时候，曾国藩处处都表现得极为谦逊，就算是和君王在一起，他也很少表现自己。藏锋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曾国藩具备这样的思想不仅来自于儒家的影响，更因其对道家精神的领悟。他终身都喜爱道家著作，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对《老子》情有独钟，结合自身的遭际更能促使他理解其中所蕴涵的道理。到晚年时，曾国藩开始捧阅道家经典，并将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苏轼引为知己，认为他才是真正理解道家文化精髓之人。由此可见，在政治与为人上，曾国藩算得上一个儒家，而在军事和养生等方面，他却绝对属于道家。
基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一向认为人不仅仅要有志向，更重要的是修炼好自己，待时而发。要想在机遇来临的时候紧紧抓住，就要戒除本身的傲气，少说多做。在他的家书之中也一再提到这一点，他对曾国荃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所以对于自己的子弟后辈，曾国藩一向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他从自身出发，认为自己便是深受高傲、多言之苦，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所以要求子弟一定要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仪，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过失，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
熟谙伸屈之道，藏锋蓄志，是曾国藩在官场上所历练出来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一个人的锋芒往往被认为是才干显露在外，有才干固然是好事，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之中，只有显露出才干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若时时处处都要显露就会伤人。因此，露才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否则只能招致妒忌和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做人做事处处遇碍。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曾国藩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深谙藏锋之理。
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的人，从未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值得后人赞誉的功绩；而那些谦虚内敛、蓄势待发的人，却往往可以取得大成功，这一定律已经足以警示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