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共部队初入东北时，苏联方面并未完全认可。[1]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2]。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与中共联络，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中共与苏军当局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正是因为苏军在东北的存在，在一个时期内挡住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可能性，使中共自信可以控制全东北，尤其是在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东北局和苏军当局的互动相当频繁且有成效。10月7日，彭真在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时发言，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满洲，力争控制满洲，建设新满洲；进则控制整个满洲，退亦在满洲保持政治、军事的优势；控制全满洲的条件是存在的，但亦有困难。”[3]11日，彭真会见苏军领导人后认为：“辰兄暗中助我之态度愈明显……亦催我迅速接收政权，并接收企业。”[4]18日，彭真致电中共中央，告知苏军代表“与我保持经常联系。……近一周来，苏方更积极些放手些，如促我阻击顽军，如解除反动武装，如接收政权等。但近三日来在形式上又似转趋谨慎，但实际上仍是积极的，上下都表现，只怕我们不能在此成家立业。苏方极注意美国动向，特别是美苏间在华之微妙关系”[5]。25日，彭真又电告中共中央，“辰兄态度愈积极，关系皆好”。“如果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表示苏将“协同我打击……劝我监视机场，防止空运部队。……诸事均督促我快些。兵工厂交我”。苏方劝共产党将中心移到此间；劝其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共产党可逐渐接收政府；劝共产党一面练兵，一面搜集炮兵资材，一面生产炮，要积极些。[6]亲历其事的陈云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7]。应该说，彭真和陈云的看法符合当时历史演进的实际过程。国民党因为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承诺所有援助只给予国民政府，从而认为苏联将支持其接收东北。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误判。实际上，苏联自始对东北问题就有其自身考虑，而其对中共的支持也很难被理解为违背其条约承诺。美国情报机关向国务院的报告明确指出，苏联在条约中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承诺，将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8]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最有意义的帮助，一是拒绝国民党军在东北各港登陆，从而为中共部队在战后初期进入东北发展创造了宽松良好的环境；二是向已到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实际帮助，如供应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使他们得以“鸟枪换炮”，成为中共各战区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三是允许中共接收部分地方政权，建立行政体系，从而为中共创建根据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俗话说，兵贵神速，中共在战后出兵东北从决策到行动确实非常迅速，但是，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并有大发展，也和苏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提供武器装备方面，苏联的态度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大体早期宽、后期严，但无论宽严均不允许公开进行。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3天时间，拉出步枪2万支，机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500万发弹药。[9]有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两个月内，中共部队就运出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2000挺，重机枪800挺，迫击炮20门，山野炮5门，弹药1200万发。[10]而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11]。比较权威的数字来自中共领导层。9月30日，彭真、陈云报告中共中央：“曾克林在延安报告我所控制之军火、物资数量及我在沈阳之权力是夸大的。自入东北到目前止，我用各种非正规争取方法，只得到一万余枪。”[12]11月29日，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10万，炮300）”。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13]。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14]。由此可知，10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大体相符。[15]在建立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截至1945年11月中旬，中共已先后成立滨江（1946年1月改名松江）、辽宁、安东、辽北、嫩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沈阳、大连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机关，同国民党争夺东北控制权。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大多通过警察或公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地方党委员会及政府为工作支柱[16]，部队为武装依托，不出两个月，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相当完整的党政军领导体系。反观国民党，此时除了在长春有个足不出营门的行营外，在广大的东北疆域内尚无一兵一卒，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之后，苏联也相应改变对中共发展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以适应其外交需要。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17]。虽然苏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力同样影响到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但中共与国民党决策的不同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更为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太多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定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考虑与苏联的关系，着力利用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目标的一致性，苏联即便对中共在某些方面有约束或限制，但如在国共之间作抉择，苏联还是宁迎共产党而拒国民党，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前，中共已得到情报[18]，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在“大局现在还是没有最后确定”时，中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下面的部队也“颇有些想不通”，因为“好容易占领了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却要白白让给国民党”[19]。中共中央本来还指示东北局，要求“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20]。但在与苏方沟通之后，中共中央即改变方针，指示东北局：“彼方（指苏联——作者注）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21]。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中共退而沿用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中共也对苏联提出了若干要求，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22]随着其后东北局势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中共所担心的协调一致的行事，所以中共认为，“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23]。中共与苏联的默契合作，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东北情况的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现状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整顿军队，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发展和扩大中共力量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根据情况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一段时间里不无某些矛盾与摇摆之处。
中共早先部署在山海关作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如此“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24]。为与山海关作战相配合，11月12日东北局部署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要求“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25]。山海关作战失利后，中共认识到，“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因为“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26]。不过，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随后又指示东北局，“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27]。
山海关战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地区进行整顿，中共东北局也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28]。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东北局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多数领导人也倾向于首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因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29]。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30]。林彪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现地观察，建议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31]。不仅如此，在城市工作等非军事领域，中共面对的形势也不同于以往。据李兆麟的报告：“一般群众中间势力，商工业资本家，都对国民党中央抱很好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能降住毛子兵，故在任何场所听到中央军中央政府来了就好了，工人生活没办法也说中央来了就有办法了。国民党乘机宣传中央接收人员来迟，是八路军共产党之过，形成当时一般人的反共反八路军的空气。”“各阶层群众因苏联红军纪律不好，反苏空气依然未变，一般群众都希望红军走。”“由于我们主观力量太小，宣传工作及群众工作近日做得很不够，群众尚未有意识的依靠我们。一般群众对国民党中央、蒋介石还有很大的幻想。”[32]等国民党大员接收之后，情况反开始变化，因为国民党接收官员“卖官贪污，优越感，看不起本地人，大吃大喝不干正事，由失望到部分起而反对”；“各阶级各阶层中都起着相当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33]。因此，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中共尚不具备独力控制东北的条件。[34]
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35]。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有所讨论。会后，东北局下发指示，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36]。这表明东北局已经开始将工作中心向乡村根据地转移，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在可能情况下夺取城市的想法。
根据形势的变化，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提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37]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38]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39]。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2月下旬，彭真在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机关干部会讲话时提出：东北的前途怎样？有一个时期共产党想控制全东北，那时有可能，现在没有这个可能。将来如何？看斗争决定。现在共产党的方针是依靠次要铁路、次要城市和广大乡村，创造强固的根据地，动员群众起来，这是现在的中心。[40]
不过，中共中央的东北工作方针以后又随着形势变化而有相应的变化，1946年春再度赋予东北方面夺占并巩固城市的任务。正因为如此，相应地，在当时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内部，对于东北的工作中心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1946年3月6日至8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抚顺召开干部联席会议，林彪发言认为，东北局“没有一比较突出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城市与乡村的问题，看法很不一致”，“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发动群众不敢放手，有右的倾向”。林彪的看法在东北中共领导人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但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过去东北局诸负责人大多不在一起，也没有开这样的会，让大家充分讨论问题，有些问题认识上没有互相交换，希望今后要多在一起开会，交换意见，认识容易统一。彭真也就有关问题作了解释。8日，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说，他的发言有关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有右的倾向是不对的，是不妥的。[41]其实，林彪和彭真在战后中共争夺东北过程中的一些争论，各有其出发点，但是因为过去反复的政治斗争，往往有些被夸大了。平心而论，林彪和彭真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和革命经验，在中共争夺东北的过程中，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各有各的贡献，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也不是根本性的，或许只是来自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和面对的不同问题而已。作为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需要面对政治、组织、城市、农村等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与东北苏军当局打交道，决策牵扯较多，较易引起争议。而作为军队的领导，林彪首先需要确保打胜仗，目标单一，处事也难免直奔主题。毛泽东对他们其实也无特定的偏向，而视如何确保中共控制东北为至高目标，故毛既不乏支持彭和也不乏支持林的言论。所以，当时的东北局书记彭真过后认为：“当年，东北问题牵扯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形势又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头，不光我们（那些没有在东北工作、生活过的人）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就是东北的同志在时隔十四年以后再回到那里，也不熟悉了，许多情况都要从头摸起。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部署、方针，是正常的。东北局领导内部在工作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时至今日，也还有不同意见嘛！有没有两条路线？拿事实作证明，没有。不论东北局、东总，还是我个人，都是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的，没有另搞一套。当然，在那九个月的工作中也有失误，需要总结，需要吸取，但不存在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所谓‘错误路线’。”[42]
注释：
[1]曾克林部初到沈阳，苏军不让入城，经过三天交涉才予同意。（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12~218页）
[2]《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等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彭真年谱》第1卷，309页。
[4]《彭真传》第1卷，345页。
[5]《彭真年谱》第1卷，314页。
[6]参见《彭真传》第1卷，356~357页。
[7]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1983年8月9日，见《辽沈决战》编审小组：《辽沈决战》（上），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周恩来也提到：“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指苏联）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朋友（指苏联）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Manchurian Prognosis,Fall1945，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3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9]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23页。
[10]参见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316页。
[11]《黄克诚回忆录》，33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2]《彭真年谱》第1卷，305页。
[13]《陈云和高岗给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74页。
[1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597页。出于维持与苏联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当时似不愿多提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他曾经专门电令熊式辉和杜聿明，要求“今后对新闻报道，切不可再提匪在东北获得新式武器或飞机之接济以及某国顾问训练等字样，希切实告诫所属，严厉禁止，并通令前方各部”（《蒋介石致熊式辉、杜聿明电》，1946年8月29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924号，藏台北“国史馆”）。国民党撤至台湾后，对于苏联交付中共部队武器数量的估计开始扩大化。1952年，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称苏联在东北交给中共枪30万支，炮2700门。（参见《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引自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梅寅生译，257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中苏交恶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苏联对于当年在东北对中共的支持也开始扩大化。1975年，苏联出版的著作称交给中共枪70万支，炮4200门。（参见阿坚科等：《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给予的军援》，引自《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65页，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1985）
[15]实际上，武器装备的数量与其实际效用未必能够直接对应，盖因武器装备需要制式化配备与后续供给。例如，一定数量的枪炮必须有一定基数的枪弹炮弹支持，方可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否则，再多的枪炮也无实际效用。再如，某个部队的武器装备应该尽量做到型号的一致化和制式化，并且能够有较为充分的训练时间，如果配备的是混杂不堪的武器装备，即便是先进的装备，又未经过训练，也未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得到美国制式化武器装备支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尚且不时受困于补给不足。蒋介石曾告杜聿明，“东北部队对于美械弹药应设法节省，不得浪费，希特别注意，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蒋并将此情形告在美负责采购军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实情转告。美械子弹之奇缺实为严重情形之主因也”（《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6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毛邦初电》，1947年12月6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交拟稿件》第23册，第2034、2072号，藏台北“国史馆”）。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认为国民党军队的装备，“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中央档案馆藏档抄件）。因此，中共部队在东北得到苏军提供的枪炮后，如何在实战中运用，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6]中共进入东北后，短时期内即建立了长春、松江（哈尔滨）、沈阳、黑龙江、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委，开始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17]《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29页。
[18]11月13日，中共中央告东北局：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参见《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19]《刘少奇年谱》，531页；伍修权：《往事沧桑》，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0]《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29页。据跟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报告：“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173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21]《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31、434页。
[22]参见《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3]《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3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24]《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1945年11月2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17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5]《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5日，见《辽沈决战》（下），596页。
[26]《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47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3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7]《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47页。
[28]《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35~436页。
[29]《陈云、高岗给东北局及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李富春等给彭真等的报告》，1945年12月11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0]《黄克诚回忆录》，334页。
[31]《林彪致东北局及中央电》，1945年12月11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2]李兆麟、杨维：《国民党接收哈尔滨时社会情况》，见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北满分局》，38~3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3]同上书，36~37页。
[34]1961年，在四野战史编辑过程中，罗荣桓回顾当年东北的情况，认为：“一开始，我们想控制全东北，这是从当时客观形势考虑的。红军占领了东北，华北根据地控制着通往东北的几条交通干线，华东根据地可以进行配合，而国民党只能从大后方经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运兵。显然，我们是有控制全东北的可能的。但是，后来情况变了。美国人一插手，帮助国民党海运空运部队；苏联因同国民党订有条约，对它进东北不能拒绝；我（山东）一师还在赶路，（山东）三师也掉在敌人后面，加上主力部队到东北，可武器大部都留出发地，又没有根据地群众支持的条件，因此山海关、锦州一被敌人突破，我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辽沈决战》（上），39页）
[35]《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6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5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6]《东北局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见《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14页。
[37]《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1945年12月24日，见《刘少奇选集》上卷，374页。
[38]《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9~1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此语最早出自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针对苏联要中共力量撤出东北各大城市的举动，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刘少奇年谱》上卷，531页）。
[40]参见《彭真年谱》第1卷，363页。
[41]参见《彭真传》第1卷，418~419页。有研究者认为，林彪在东北局内没有任何职务，但是，多年来，他指挥作战时都处在第一指挥员的地位，从来没有当过别人的助手，而又惯于抓权，很有霸气，因此对协助彭真指挥，他是不会服从的。彭真“在军事上，没有独当过一面，更没有指挥几十万大军与数十万国民党作战的经验”。而且，林彪和彭真到东北后长期不在一起，沟通主要靠电报来往，林彪与延安中共中央之间又有直接往来渠道，“客观上就形成彭真和林彪之间一定的隔阂”（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161~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2]《彭真传》第1卷，4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