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国史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尤其是台湾和海外所藏民国史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为战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相关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中，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无疑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这是当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时随之转运的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决策的最高机密档案，其中“革命文献”全宗下包含的“雅尔塔密约”“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等主题卷宗，直接关系到国民党高层的东北决策，其他若干卷宗也包含有与东北问题相关的不少资料。“筹笔”是蒋介石亲拟电文，“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是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文电所编的蒋介石大事长编，对研究蒋介石及国民党战后东北决策亦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国民党中央全会档案及其他国民党中央级档案，为了解国民党高层对于东北问题的争论和决策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在海外所藏的民国史料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在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事无巨细、记载详尽的日记，为学者认识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在东北决策中的思考和因应提供了难得的记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部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嘉璈（时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档案[1]，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所藏熊式辉（时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档案，包含文电、信函、日记等等，对于了解中苏条约谈判的全过程、国民党东北决策的酝酿及实施、国民党在东北与苏联交涉的方方面面、东北国共相争的前后过程等等，均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有部分与战后东北问题有关，可堪利用。俄罗斯各档案馆所藏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苏关系尤其是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的关系应有重要意义，唯其开放度不够，且作者不谙俄文，利用不便，是为本文写作的遗憾，有待今后继续改进。
在已刊资料方面，台北刊行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8）、《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中国文化大学”，198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国史馆”编印，1988）等，均为与战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有关之重要史料。还有一些当年与事者的日记、回忆录与年谱资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如《王世杰日记》（“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王叔铭日记》（藏“中研院”近史所）等。当年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主事人熊式辉的日记，经其本人整理删选后编为《海桑集》，2008年以《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为名，在香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亦为有相当价值的史料，如与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的熊式辉日记原本相对照，更可发现历史的某些微妙之处。
大陆刊行的资料，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档案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和《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较有参考意义。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及前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的选集、年谱、传记，以及若干当年在东北担任领导工作者的日记、回忆录、年谱等文献资料，提供了关于中共战后东北决策的丰富资料，亦可为国民党决策相对应的参照。
战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出版的《中央日报》，在重庆、上海、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在上海出版的《申报》等报，为研究者提供了当年的现场历史记载。全国及各省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台北编辑出版的《传记文学》，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当事人的亲历回忆，有助于研究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
总体而言，有关国民党战后东北决策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目前已经开放、编辑、出版并可参阅利用者，为数不少，可以为本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注释：
[1]张嘉璈的《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及相关文电，经由日本学者编辑整理后已经出版，便利学者的利用。参见伊原泽周编注：《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