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革命。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展至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直到进入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为更清晰地理清这段历史，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改革的历史演进分为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春）、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春至2002年11月）、制度趋向完善阶段（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五个历史阶段分析。
一、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被从危难中挽救了回来，但长达十年的“文革”遗留下来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混乱仍然存在，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方针、政策还未根本扭转。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指明发展方向，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召开前夕，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言。邓小平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老一辈革命家的发言和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突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推动中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即将启动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先导，如果在思想上守旧、僵化，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文革”结束后，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群众的共鸣。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批判。全会公报引用邓小平的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全会还提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努力，从根本上为改革解除了思想束缚，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全会认为，中央自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基本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讨论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问题，推动改革率先在农村实现了突破。全会讨论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提出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全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的“左”的错误，经过修改完善之后，这个文件在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开始对过于集中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这个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2]在中央的大力推动和鼓励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各地纷纷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3]这就打破了人民公社的过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村经济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就难免在改革初期会遇到各种疑问、质疑，甚至批评。如何打消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形成改革共识，保证改革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顺利前进，是党和国家“掌舵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会不会在农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有老同志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如果越来越贫穷，那我们还为什么干革命？针对有人质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搞资本主义，担忧资本主义进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4]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策的正确性，为最初几年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变化所证明。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5]1979-1984年，农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速，分别由1958-1978年的1.4%提高到7.3%，由1.2%提高到9.5%。这些数据表明，中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也是成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6]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稳定了国民经济，提高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一些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下一步的城市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农村改革积累了一定经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不仅制定了当时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还提出了一系列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首次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这段话反映了邓小平对长期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曾经发生过把外国经验、外国模式视作完全正确、不容置疑的东西而照搬照抄，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今，我们的改革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学习借鉴而不盲从，提高走自己的道路的理论自觉，这对我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都有着指引航向的作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重要源头。
二是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一词原出自我国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意指人民生活幸福的理想社会。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8]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对“小康社会”做了具体描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9]党的十二大把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写入了大会文件。自此，“小康社会”就成了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必然提及的关键词。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仍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如果说改革初期我们党在做出改革决定时还是把改革看作一场很大的试验的话，那么党的十二大以后，较之以前就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勇气，对我们要走的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设计。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逐步扩大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改革的重点开始向城市转移，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也要前进一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理论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如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等。在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农民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剩下的”农产品能否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即让它们变成商品，就成了一个新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相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何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更加深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确保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能够实现，就成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任务。
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做了总结，阐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要改革僵化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这个《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
总体来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两大贡献。第一，从理论上看，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为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除了思想认识上的束缚，起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良好作用。邓小平曾对此高度评价道：“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10]第二，从实践上看，全会针对城市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具体措施，提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同时，在把农村经验运用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必须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由于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企业实行责任制也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模式。这就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从此之后，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展开阶段。
实践证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我国的改革事业是卓有成效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得到很大改变。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第四，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此外，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虽然是以城市为重点，但实际上整个经济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已经展开，并推动了科技、教育、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一场很大的试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时，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实践表明，推进改革才能更好地破解难题。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把“加快和深化改革”作为中心任务，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在对我国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此后，经过1988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对经济的治理整顿，特别是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我国经济秩序更加稳定，改革步调有条不紊。
三、制度初步建立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的“多事之秋”。在经历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开始转好之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改革把苏联送进了坟墓，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一时之间，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的抨击、污蔑甚嚣尘上，似乎只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潮流”。反映到国内，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所怀疑，担心我们的改革会步苏联后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打消思想上的疑虑，就成了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并于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1]“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12]“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3]这就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纠正了一些人对改革的错误观点和怀疑情绪，极大地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如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他进一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他的这些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理论贡献。这些论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还要求加快改革步伐，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16]这些鼓励对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深入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关乎中国改革进程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的这些谈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帮助全党统一认识，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事业才得以顺利推进。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17]因此，人们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视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份宣言书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九个方面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决定将这一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党的十四大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8]由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那里已经得到了解决，党的十四大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这又是一项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才能真正起到对中国改革的指导作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全会首先分析了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在转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广泛展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以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全会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会还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不难看出，这个决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全面、系统、具体，为实现我国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顺利过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又做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和部署。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议》还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到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21]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央又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定“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和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推向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六大在回顾过去工作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2]。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制度的初步建立，进入了完善提高的新阶段。
四、制度趋向完善阶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努力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式进入了逐步完善的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同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当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就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历史重任。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对应，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基本搭建起来却仍然很不健全，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的情况下，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树立了新的发展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23]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指明了方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11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概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4]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世所公认。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致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员，中国也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危机发生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做出了一系列精辟分析和准确判断。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这场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据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在此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我国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有效应对了外部经济风险的冲击，保持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我国经济领先于世界率先触底复苏。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巨大压力，不同程度出现发展放缓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举措力度之强、行动之迅速、成效之明显，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之大，赢得了世界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又一次获得世人赞誉，中国道路再次引起国际关注。
从2002年至2012年这十年，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新进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全面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并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做出部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对社会发展做出全面规划的文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做出部署，在广大农村掀起新一轮改革热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和部署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这次全会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文化改革发展的问题，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对文化发展做出部署。
可见，这十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逐渐深入、全面推进的十年，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至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
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行了34年。经过34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25]。经过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党的十八大把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概括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26]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时，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一起并列提出。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五点新的要求：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二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三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报告继而指出，要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7]在这里，党的十八大报告既对改革的总体目标做出了规定，也勾画了一个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选择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他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现在的关键一招还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不行。”[28]他鼓励大家：“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9]对于现阶段改革的特点，他深刻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30]“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3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是对全党全社会积极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部署、总动员；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了组织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2]，并明确到2020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总目标的统领下，还确定了“5+1+1”的七个方面的改革，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国防与军队改革。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改革举措。提出的许多决策和部署，实现了对以往改革理论和政策的重大突破，也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和举措相继出台，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14年也因此被外界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考察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33]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2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把他在江苏调研时使用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述简化为“全面依法治国”，并对“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二二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34]至此，“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被正式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作用关键。有理由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