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姓袁，袁男小姑读民族大学的事也受到了牵连，自古袁氏都是汉人，差点就因为民族原因而不能入学。
好在民族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虽然袁男奶奶曾是汉族大家小姐，也只能委屈当了一回少数民族。
袁男很不懂事地问过一次：
“奶奶，小姑是少数民族，我们家谁是少数民族啊？”
袁男奶奶没好气地说：
“你们家都是大汉族，只有我是，我是少数民族！”
袁男的奶奶信佛，每当观音大士的生日都会去较远的庙里进香为全家人祈福，而且不惜一去好几天。
每次回来时，都神采奕奕，精神矍铄。
可是这一次，回来时嘴也歪了，眼也斜了，说话都困难，据老人家说起是走在河道上，有点热了，脱了一件外衣，吹了风所致。。
第二天睡醒就这样了，袁男爷爷说这是中风面瘫，赶紧着手针灸。
虽然针灸后能正常说话，嘴眼也回复了一些，但终究还是有点不正，需要慢慢调理。
还有一次为过年做准备，袁男奶奶踮着小脚，拿了糯米到有石碓的邻居家去舂，舂碓是一个或几个人用脚踩，利用杠杆原理来把米在石碓窝里舂成粉的过程。
回来的路上因为天冷路滑，把右手臂摔骨折了。
因为家务都是袁男奶奶一个人做，袁男和爷爷基本上帮不上忙，袁男奶奶很快接驳固定没多久又挣扎着开始做家务。
这样，袁男父亲决定第二年将两个老人和孩子接到省城去。常在身边经常能照顾到。
把家里能卖的卖了，能送的送了，只带了两个新做的大衣柜和两个高茶几一些锅碗瓢盆离开。
小姑上学这几年，段老师每周都来帮两老人洗涤衣物和床单被褥等，这次搬家也是忙前忙后地弄。
袁男想起小姑当初坐火车去省城大学报到，死活没有让段老师送她，自己一个人扛着行李就去了。
段老师送她上了火车，回到袁男家里，忍不住离别之情，堂堂七尺男儿，突然泪崩，虽然极力不让袁男他们看见，但抽泣的声音还是能被听见。
袁男想进屋劝劝，奶奶摆了摆手悄悄说：
“让他哭吧，哭了心里就会好受些。”
袁男爷爷和段老师先走两天，袁男和奶奶最后走，买票时，非要让袁男买一张成人票，原因是袁男看起来和他奶奶差不多高。
袁男奶奶晕车，一路上昏昏欲睡，黄昏时，火车快到省城了，先要经过省城西站，然后才是终点省城站。
袁男一合计，到终点站好了，在终点站有袁男父亲来接，出站时，检票员看着袁男手中的成人票，惊讶不已。袁男偷偷想，他会不会认为小孩的是站台接站票，父亲和奶奶的才是两张成人票，只是穿着打扮上怎么看也不像小孩去接的站。
因为通讯不发达，段老师在西站等到深夜。
第二天袁男和奶奶在父亲的带领下，去了搬好的新家，在省城西站那边，袁男父亲只知道新家的大概位置，并不知道新家的具体地方。
正在附近踌躇寻思怎么找，忽然看到老家牌号的大车拐弯出来，赶紧在后面追喊。
大车刹停了，正是那辆跋山涉水来到省城的搬家车。
到了新家见到了段老师和苗男爷爷他们，一番嘘寒问暖，大家也才放下心来。
那时的住房除了农村，基本都是单位福利分房，还没有买房的意识，新家也是在省城的风景区租的两间民房。
袁男小姑也过来，只是和段老师不是很对付，两人话不多，大抵小姑是嫌段老师没有考上大学。
袁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趁着大家都在新家里忙，对大家说：
“老是叫段老师不好，是不是该改口叫段…（袁男爷爷和奶奶赶紧岔话题和吩咐袁男做事）…姑父或段叔叔？”
但袁男还是把最后那句话说完了。大家都有点尴尬，段老师出去后，袁男爷爷数落到：
“你这小孩怎么搞的，说的什么话，我想打岔都打岔不了。”
搬完家，段老师只身又坐火车回去了，袁男和父亲送他上去火车站的公交车。
看着段老师孤单的背影，袁男有点心酸，有一种“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的感觉。
房东的儿子班勋比袁男大一岁，也比袁男高一点点，和袁男一样都是五年级学生。
班勋外号“老得”，袁男很奇怪，班勋母亲讲他运气很好，老是得到东西，所以外号“老得”。袁男很想和“老得”读一个学校。
父亲带袁男拜访了学校的刘老师，很快就可以就近读书了。
袁男爷爷按刘老师说的时间带袁男去报到。刘老师告诉袁男，从那一年开始，五年级分两个部制，两个班是五年制，两个班是六年制，并问袁男要读哪个部制。
袁男也没有主意，刘老师问袁男爷爷袁男的成绩怎样，袁男爷爷怕袁男读不上书，说还不错。
刘老师狐疑地看了袁男和袁男爷爷一下，
“带平时作的作业本没有？给我看看。”
袁男把作业本递了过去，刘老师看了之后，
“成绩不太好嘛，建议读六年制的。”
就这样袁男想和班勋一个班的愿望就落空了，因为班勋读的是五年制的。
已经是冬天了，袁男坐在宽敞明亮的五年一班里，看着老师在黑板上版书，一切都很新鲜。
忽然，有老师进来，把袁男叫了出去。
袁男出去后，这个老师对正赶来刘老师说：
“我这个教导主任都没有同意，你就把人塞进班里了……”
最后刘老师让袁男先回去等消息。
袁男回到教室收书包，同学们好奇地看着他，可能袁男年龄和身材都小的原因，同学们问：
“是不是让你去四年级读？”
“不是！让我回家。”
袁男回到了新家，新家是平房，可以上房顶，第一次见到平房，袁男很开心，每天早上都到屋顶上去。
屋顶结了薄冰，从屋顶上可以看见学校，看见同学们每天都在跟着广播做课间操，袁男有点失落，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学校。
因为通讯不便，袁男的爷爷说等周末你父亲回来再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这几天袁男还是很高兴的，大声喊叫着：
“爷爷，爷爷，奶奶，奶奶，我们家是不是从此以后天天都吃大米饭，不用再吃包谷饭了。”
爷爷奶奶被叫得直皱眉头、直撇嘴，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小声点，不要被别人听到。”
“那到底是不是可以天天吃米饭了嘛？”
“是了，是了。”
袁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晚上的时候，房东还带着袁男出去别人家看电视，那时候的电视只有几个台，正在放《罗宾汉》。
后来几天晚上，班勋和他父亲发生分歧，一个要带袁男去单位看，说：
“和我去呗，我们单位看的是彩色的电视机哦。”
班勋说：
“我这边是黑白的，你想和谁去？”
袁男不知道什么是彩色电视，什么是黑白电视，只是小孩总是喜欢和小孩一起玩，就和班勋去看了黑白电视。
在路上，袁男还问班勋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区别，但袁男听了还是不理解，贫穷限制了想像啊！
班勋带袁男去的这一家离得很近，电视屏幕用三色滤片隔着，上面是浅蓝色，中间透明，下面是浅褐色，就像天空，空气和大地。
班勋得意地给袁男说：
“我们看的还不是彩色电视？”
在这样的三色滤镜的作用下，看起来黑白的图像确实有了彩色的感觉。
那时的黑白电视机，四五百元一个，是人们普遍月收入的二十倍。
袁男新家旁的住户，好多家都是万元户。那是中国土地改革——从公社集体所有制到包产到户后的第一缕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