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盐务总商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为此，他不断地密切与清朝廷的关系，在他任两淮盐务总商的50年间，利用自己的身份，广交显贵名流，下功夫最深的，自然是盐政官员，因为盐政官员直接代表皇帝管理盐政事务，他们多是皇帝的亲信、宠臣，所以江春最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例如，两淮都转运盐使卢见，此人酷爱古玩，江春为投其所好，为他一次就支付古玩费用16000多两银子。又如，凡政府军需、赈济、河工等，他都积极报效，仅以他自己盐号“江广达”名义捐输的银子，就有1120万两之多。他靠着大把的银子，终于把自己的顶子愈染愈红。
对于盐商们的大规模捐输报效，朝廷当然也会投桃报李，于是有了“盐引加斤”政策，一引加10斤，有时还加20斤，作为对盐商们的回报。朝隆皇帝还亲自出面“赏借”帑银给江春，第一次在乾隆三十六年，“赏借”他帑银30万两，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年，“赏借”他帑银25万两。对江春来说，几十万两银子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帑银是皇家库银而且是由皇帝来“赏借”，就是身价百倍、无上荣耀的事。
发了大财的徽商，都在扬州大造豪华园林，江春一人在扬州就拥有净香园、康山、山南花墅、秋声馆等多处私家园林。乾隆三十一年腊月十九，是苏东坡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江春在小山僧之寒香馆悬挂苏轼画像，邀请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一时名流雅集，轰传两江。
在徽商的多年打造经营下，扬州形成了以行宫为中心的园景群落，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仅楼廊就达5154间，亭台196座，他们试图将金陵、杭州、北京、镇江、苏州、山西、安徽等地的名胜，荟萃于扬州一地。扬州就是从那时起，拥有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自己的城市风貌。扬州的繁华，是以盐盛，所以有人说，没有徽州，就没有扬州，是徽商创造了扬州。
善行义举的徽商李宗眉
李宗眉，又名金榜，1827年生于徽州黟县南屏村，是清朝经营盐业的大徽商。
李宗眉出身贫苦，早年由亲友带到安徽铜陵大通镇经商，到而立之年，仍无成就。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战争频繁，本来淮盐经营利润优厚，但也由于战争影响而一落千丈。
自古以来，中国的盐业经营，都是官营，即由朝廷官方掌握盐业资源的开采权，盐商要想进入盐业经营，首先必须通过官府取得经营权后才能经营。当时，官营盐业的制度就是盐引制，即盐商只有取得官方的盐引（贩卖食盐的通行证），才算取得盐业的经营权。由于盐业是垄断经营，因而利润高。
当年，万里长城是保护朝廷政权以防来敌入侵的重要国防设施，朝廷为此每年用于驻守长城士兵开支的银子就高达上千万两。驻守长城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因此，军粮运输和收购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皇室决定改军粮运输为民运，即鼓励民间商人将粮食运输到驻地，然后给这些盐商盐引作为回报，朝廷就可以省去军粮收购和运输的麻烦以及大量财政支出，盐商凭借盐引就可取得盐业的垄断经营权，他们可凭盐引到盐产地向监管机关取盐，然后销售而取厚利。
李宗眉就是通过“纳货三百”，从清政府的官僚手中获得了淮盐的经营权，他一方面把南方的粮食北运，向朝廷换取盐引后，又将淮盐南运，然后销往各地。太平天国失败后，淮盐在江南更是畅通无阻，盐商利市数倍，没过几年，李宗眉就成百万富翁。
由于李宗眉早年有贫困经历，因而他对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十分同情，所以他致富后，就出资扶贫做善事，他对赈灾济贫和兴建公益事业从不吝啬，总是动辄万金。据《黟县志》记载：“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大水，助赈八万两”，“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逾万”，“乡里孀嫠，月致钱米。”
李宗眉，由于家境清贫，早年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他致富后，对发展华夏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徽文化建设的资助，却竭尽全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据史料记载，他“刻印前哲遗书，不下万金”，由他出资刻印的图书就有《徐骑省集》、《七家后汉书》、罗愿《新安志》、《江南大集》、俞正燮《癸己存稿》等，此外，他还捐赠国子监《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印送《程正通药方》等小册子多种。曾捐千金修复黟县碧阳书院。翰林叶新第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得以成名。
李宗眉继承了徽商的儒商传统，善行义举，1878年，朝廷以其输赈有功，议叙道员，分发江苏，赠三代二品封典。他还深受民间尊敬，他于光绪十七年病逝安徽大通后，当棺柩远返家乡时，远近吊唁者竟达数千人之多。
亦贾亦儒的徽商鲍志道鲍漱芳
鲍志道，字肯园，徽州歙县人，鲍漱芳是他的儿子，父子俩都是清朝大盐商。
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可耕地少，故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历史上魏晋时代、唐朝末年和两宋时期三次大战乱，致使大批中原移民涌入徽州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徽州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为此，徽州人只有走出大山从事商业。“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说的正是徽商的足迹遍天下，因而徽州流传句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人在十三四岁时，就要外出谋生了。鲍志道，就是这样一位徽州人。
鲍志道13岁时，就离开了家乡徽州歙县棠樾。那天，天空晴朗，小小的鲍志道，难舍地走出村口，上了小路还回过头来看看娘的瘦弱身影，他依恋离别，而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最后来到扬州，在乾隆年间，成为显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
鲍志道是怎样出道的呢？
13岁开始当学徒，每天的工作是上门板（关店门，当时的店门是用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的）、倒夜壶（给老板或师傅倒尿壶），做完这些事后，才能在黑了灯的暗夜中学打算盘。他吃了几年苦后，辗转到了金华和扬州等地，开始做一点小本生意。20岁时，他来到在扬州的歙县大盐商吴尊德处应聘经理，这天应聘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老板吴尊德让人给应试者每人端来一碗馄饨，接过那碗馄饨的应试者都感到茫然，只有鲍志道心中明白，第二天，老板吴尊德问参试人员昨天吃了几只锟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时，应试者都傻了眼，只有鲍志道一一答了出来。
鲍志道经商致富以后，又干了些什么？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外，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儒风独茂”之说，徽州商人，不仅在徽州遍设学堂，广立学说，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徽商受儒风熏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故徽商又称“儒商”。
鲍志道正是典型的儒商。他富了以后，就拿出了大量的钱财来建学堂、书院，资助贫困子弟读书。鲍志道家乡的歙县，有一座建于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的紫阳山坳（又称山间书院），经过200多年的风雨催折，将要倒塌，徽商为此发起修建紫阳书院的建议，鲍志道立即响应，捐白银3000两，书院建成后，命名为“古紫阳书院”，为了维护管理，鲍志道又捐资白银8000两，成立书院基金，并由他出面将这8000两银子按每月一分利贷给两淮盐商，每年又可得利息960两银子，叫交商生息。鲍志道就采取这种增值方式来长期维持书院管理的正常开支。鲍志道不仅热心于在家乡建书院，还在扬州资助贫家子弟上学，他出资修建了十二门义学，专给穷苦人子弟读书。
鲍志道有两个儿子，长子鲍漱芳，从小就随父在扬州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于乾隆五十五年任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鲍漱芳也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替政府修堤筑坝，赈济数10万灾民，后改六塘河开山归海，他又集众捐银300万两。鲍志道的孙子鲍均也为紫阳书院捐银5000两。
鲍志道担任总商20年，共捐白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石，受到朝廷的一再嘉奖，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内阁侍读”等官衔。乾隆皇帝曾亲笔为鲍家祠堂撰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锈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嘉庆皇帝也亲笔为鲍家题写“乐善好施”的匾额，以示赞扬和表彰。
鲍志道死后，纪晓岚亲自为他作传、撰写墓志铭，两江总督铁保亲笔手书传文，户部尚书朱刓亲笔撰写他与元配汪恭人合葬墓志铭，表明他的身份无比尊贵。
鲍氏家族就是这样“贾而好儒”，所以300年不衰。鲍志道的嫡传后人鲍树民，至今仍身居乡野，鲍氏的后继院落，依然花木繁茂、雕花隔扇，显示徽州书斋特有的幽深，这是现代中国乡村难得一见的徽商书房。
弃贾服儒的清朝大盐商程晋芳
程晋芳，徽州歙县人，清朝大盐商。
中国古时流传一句民谚：“无徽不成镇”。意思是说，没有徽商，就没有城镇。
据史料记载，苏北安东县南60里的支家河，原为淮北盐运司所在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严重，故盐运司于弘治、正德年间，改驻淮安河下，同时，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北巡检等盐务机构也迁入淮安，因此，河下开始繁荣起来，苏北小镇新安也从乡村变成市镇。明朝中叶以后，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变化和商业职能的扩充，扬州迅速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此外，扬州周边的淮安关厢以及淮盐的转运枢纽仪征和汉口等地，也日趋繁荣。乾隆三十三年以前，泰州东台一直是个小镇，后来由于东台离州府120里，而且境内辖10座盐场，人口众多，贸易繁荣，故撤镇设县，并很快发展为一座商业城市，城内开设了许多茶坊、酒店、浴池，被称为小扬州。通州至泰州一带有20座盐场，其场所在地，都形成了都市，如粮垛场街市、安丰场街市、富安场街市、角斜场街市、丁溪场街市、草堰场街市等，这类街市，都是为了盐场管理，由盐务官驻守而发展成盐业交易中心的。在这些街市上，活跃着大批徽州盐商，他们是建立这些城镇的主角，因此，没有徽商，就没有这些城镇。明清年间，徽州盐商在河下就繁荣了300余年，河下的徽州大盐商中，首推程晋芳。
以程晋芳为首的程氏家族，明末起就从徽州歙县迁来河下，仅清初从事盐业的就有13家，他们都是当地富豪。他们从事盐业，依据族谱各取名号，如五字店，是用“慎吾公”吾字的一半取五，亘字店，是用“朝宣公”宣字的一半取亘，时至几百年后的今日，河下地名中仍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亘字店巷”的称呼。这些店巷，都是当年盐商屯积食盐的地方。在淮扬一带，只要是带“店”字的地名，都与盐商的经济活动有关，比如黄家店、高家店、樊家店、夏家店等，都是高门大屋、华屋连苑、郁郁千户，从新城北河下至南河下，长达四里路的狭长地带，都是当年河下盐商聚集的地区。现在扬州城最繁华的埂子街和多子街，曾经是当年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乾隆年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火，一次就烧毁店铺500余间，其中大多是徽商开的店铺，可见当年徽商在扬州的经营规模和实力程度。
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商业舞台上的主角，而且还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词文者不乏其人，因为徽商有文化，故他们的气质智力、判断洞察力的品位就高，因而在瞬息万变的商品市场上就能审时度势、精于策划，同时在与官府和显贵交往应酬时，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徽商中知识广博、喜欢文化义举的人很多，因此，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程晋芳就是这样一位亦贾亦儒的大徽商，他不仅腰缠万贯，而且热衷于文化投资。有一天，他与大诗人袁枚在他的曲江楼里品茶闲话时，就对袁枚说：我平生所学，诗第一，古文第二，经解第三。袁枚听后，不断击掌称赞。《维扬竹枝词》称：“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邗江二月，春光明媚，商人们倾城而出，踏青吟诗，于是有人说：“扬州遍地是诗人”。
程晋芳富了以后，就弃贾服儒，在他年过40岁时，还去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成，心犹不死，最后终于中了个进士，并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纪晓岚一起编写四库全书，他经多年收集，收了50000本藏书，从此，他不理商务，将生意托付给了家奴，后来由于手下不力，债主逼债而破产。18世纪末，程晋芳在潦倒中去世。
程晋芳投资文化，贡献社会，是值得弘扬的，但他不理商务，家业破产，却是要引以为戒的。
父子宰相的清朝盐商曹文植曹振镛
曹文植，徽州歙县雄村人，清朝世代在扬州包揽淮盐专卖的盐商首领。曹振镛为曹文植之子。
早在清朝初年，曹文植的父亲就从徽州歙县来到扬州从事盐业经营，并且成为两淮盐务总商，此后，其祖孙三代均占据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八大盐务总商中的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