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个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的辉煌。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因此，徽商云集，势力极盛。徽商之所以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稳站商埠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徽商是一个亦贾亦儒的商帮。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是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一体，相互支撑。经商可以押有足够的财力，因而可以通过捐输、报效取媚皇室，结交官府，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做官就掌握权力，又可为经商取得特权，铺平道路，所以，徽商提倡左贾右儒，也就是先经商后做官，把经商放在首位，先商后官，如果一家生了两个儿子，则一个经商，一个做官，如果只生一个儿子，则先经商后做官。明清两代，徽州豪富之家，大体如此，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早年，曹文植的祖辈在淮扬一带就有庞大产业，后来，曹文植父亲告老还乡时，给三个儿子安排事业时，就是一个继承父业，继续从事盐业经营，一个留在徽州歙县掌管田产，而让年纪最小的弟弟曹文植专心读书，以便以后做官。
后来，曹文植果然考中进士，进了官场。由于他有父辈及两个兄长雄厚的财力支持，所以他在官场上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不久就做上了户部尚书，在清朝的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中，户富是掌管财政的，故曹家就掌握了清王朝的财政大权，成了“财政部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后来曹文植的儿子曹振镛也很快进了官场，在嘉庆年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年间，拜武英殿大学士，接着入主军机，此时，其父曹文植也做了尚书，所以成了“父子宰相”，曹振镛并且还成了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
曹家掌握了国家大权后，自然给家族带来了声望和更多的财富。曹家显赫的家世，当然令人仰慕，于是清人作诗吟诵：“缘野丰泉后，山中宰相居。园自随流水，家仍守赐书。”
徽州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说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的师傅，有一次道光皇帝出巡时，曹振镛以宰相的身份留守京城，代皇帝处理日常事务。此传说不管真假，却至少说明曹振镛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是何等的显赫。
曹氏家族高官厚禄和为富一方以后，不忘故地文化投资。竹山书院，是徽州至今仍保存完好无缺的一座书院，建筑面积1130平方米，是一座二进三楹式的学舍建筑。该书院就是由曹氏家族曹翰屏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出资建造的。书院曲径回廊，桂花飘香。曹氏家族有个家规，就是家族成员，凡是中举入官的，都可在庭院中种植桂树一株，其寓意是蟾宫折桂，所以曹家书院遍植桂树。书院的正壁上，悬挂一副蓝底金字板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其必要其成”。曹文植，字“竹虚”，“竹解心虚”，这不正是对曹文植谦虚品质、治学处世的赞誉吗？徽州还有一座以朱熹别号命名的著名书院，叫紫阳书院，是建于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位于紫阳山坳，又称“山间书院”，由于200多年的风吹雨打，书院已破旧不堪，曹氏知情后，曹文植决定带头出资重新修建，结果在他的倡议下，江南许多盐商都踊跃捐助，扬州的歙县徽商共向书院捐银70000两，新建书院，在原来“文公祠”的旧址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式落成，命名为“古紫阳书院”。
由此可见，左贾右儒的徽商，对创立古今中外闻名的徽文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清朝徽州大茶商江有科
江有科，清朝徽州大茶商。
徽州歙县坑口的江氏世家，世代从事茶业，到了江有科这一代，开设的“江洋泰”茶号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他的茶号是前店后坊，前面销售茶叶，后面加工制作。每逢茶叶开采季节，傍晚时分，背负口袋，行走山间，走乡串户收购毛茶的茶农，就挤满了“江洋泰”茶号。
当时北京城井水有甜苦之分，花茶就是徽州茶商根据京城水质，制作的一种专门供应京城市场的茶叶。
相传慈禧太后有一天起床后，小太监照例端上一碗茶，揭开碗盖，一阵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慈禧太后抿了一口，惊奇地问：
“这是什么茶？这么香！”
小太监回答：“这是花茶，是在京的徽商刚刚创制出的一种新茶。”从此以后，徽商茶叶就开始大量销往北方。但是，要把徽州茶叶运到北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交通不便，需要涉越千山万水。江有科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江有科先把茶叶从徽州运往广州、福建窨花，加工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色品种，然后经海路运到北方销售。
首先，把茶叶运往徽州屯溪，因为屯溪是当时徽州茶叶的集散地，政府要派员在这里查验后发给茶引（经销茶叶的许可证）并收税才可放行，然后，将茶叶运往徽州渔亭，渔亭不仅是徽州历史上有名的水路古津渡，而且也是徽州通往外地的一个陆路古道驿站。江有科的儿子江文瓒亲自上路押运，从渔亭起早，30000斤茶叶要雇三四百名挑夫，从渔亭经栈阁岭、石墨岭、长演岭，再经石羊山运至羊栈岭，走31里山路到徽州祁门，再雇驳船或竹筏，运到江西饶州，在饶州再用大船运往江西赣州。在赣州要把货卸下来，办完关税，然后换装驳船运到南安，再起早，雇挑夫、保镖，翻越大庚岭之南雄，再换水路，雇船到广东韶关，在韶关大顺板房，再完一次税，然后再雇老龙船到广州，全程前后共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从广州海运到北方。
明末清初，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先是荷兰、英国，后延伸到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到了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约有24万担之多，其中英国进口中国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有330万英镑之巨，仅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关税收入，每年就给英国提供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西方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贸易成为中国国际通商中最大的单项贸易，以至整个18世纪被人们称之为“茶叶世纪”。
面临这样广阔繁荣的国际茶叶贸易市场，为徽州茶商提供了绝好的巨大商机。1857年后，清政府规定凡西方来华贸易，一律在广州收泊交易，为此，徽州茶商纷纷奔赴广州，“漂广东，发洋财”，当时很多发了洋财的徽商，形容做外国人的茶叶生意，就像到河滩上去拣鹅卵石一样的容易，但江有科在大发洋财的同时，却也备感“漂广东”的艰难。
宁可失利，不得失义的徽州茶商朱文炽
朱文炽，婺源县人（婺源县当年归安徽徽州管辖，如今已划归江西管辖），是一位毕生坚守诚信的清代茶商。
盐、典、茶、木是徽商经营的四大宗，而茶叶就是其中的第三大宗。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四季分明，日照短促，雨水充裕，云雾缭绕，盛产名茶。早在唐朝，就已是“山山皆种茶，天下无黄土”的美景，因而十有八九的山民，都是以种植茶树为生。到了宋朝，就有了全国六大名茶之一的“谢源茶”。明朝又有“味在龙井之上”的“松罗茶”。清中叶以后，又有“屯绿”和“祁红”。
徽州茶叶贸易，历史悠久，从唐朝起，每年二三月间，就是新茶上市的旺季，因而许多茶商就云集徽州祁门的茶市，做茶叶生意。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说的是徽州茶商，为了抢做每年春季的茶叶生意，都是不惜远赴他乡，从徽州祁门到江西浮梁（即今景德镇市）去进行茶叶贸易，因为当时的浮梁是全国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从祁门到浮梁有一座大山，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公路和运输车辆，全靠人力肩挑，行程数百里崎岖难行的山路，进入浮梁的茶叶，还要经阊水入鄱阳湖，从湖口进入长江，再转销全国各地。如此艰难的茶叶生意，体现出徽商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这正是徽商在我国历史上持续辉煌300年的原因所在。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徽商开始积极参与边境茶叶贸易，因为边疆的少数民族，主食是牛羊肉食及其乳制品，对茶叶需求大，故茶商就以茶叶与之交换马匹，其中一些人就成了家资百万的大茶商。
清朝开始，茶叶又开始销往北方，特别是北京及北方大城市，所以茶庄又称“京庄”。徽州茶商的大规模进京，很快就垄断了京师的茶叶市场，特别是乾隆年间，北京的饮茶风气日盛，八旗子弟，每天一大清早，就手提鸟笼，一摇三摆地来到茶馆，拍曲听戏，老舍的话剧《茶馆》，不正是当年北京茶业盛行的充分写照吗？当时，仅徽州歙县一地在北京开设的茶号就有166家。
徽州茶商之所以能占领当时的全国大半个茶叶市场，除了具有坚毅的艰苦创业精神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为本的儒商思想，徽州茶商朱文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从事茶叶经营20多年，始终力行“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宁可失利，不能失义”的商业信条。有一年，他去珠江贩茶，由于路途遥远而又艰难，长途跋涉难以控制时间，他带去的大量茶叶，错过了大宗交易的最佳时机，茶叶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商品，他带去的本来是刚上市的新茶，却由于路途耽搁而成了陈茶，于是他在出售时就主动在一块大牌上标出“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新茶与陈茶价差很大，因此，他损失也很大，但是，他却绝不为利而失去诚信。当时的珠江“牙侩”（业务经纪人）一看，立即抢上前去，将牌子摘掉，但朱文炽又将牌子竖起来，因此，“牙侩”很生气，就说他“你这样做，是不让我们赚钱！”朱文炽解释说：“不是不让赚钱，是不能昧着良心赚不义之钱。”
朱文炽正是以这种诚信为本的精神，才在商界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因此，他经营茶叶，纵横南北，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最终成了声誉最好而又最富的大茶商。
徽州名茶“祁红”创始人余干臣
余干臣，名昌恺，徽州黟县人，是清朝徽州名茶“祁红”的创始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喜欢饮茶的民族，茶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人以牛、羊、猪肉为主食，要饮茶来帮助消化；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皇宫贵族和达官富人常年灯红酒绿，也需要饮茶清热解毒；中国又是个文化古国，文人墨客奇出不穷，他们在吟诗作画、高谈阔论的同时，也不忘品茶赏月；就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也是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红白喜事、礼尚往来，都要请客喝茶，在中国大地，大至社会团体，小至百姓家庭，接待宾客，总不忘品茶，只要来客一跨进门，主人的头一件事就是上茶，如此等等。茶叶，成了中国人的大众消费品，茶叶市场，成了中国长盛不衰的消费大市场。
中国茶叶，有红、绿之分，红茶有祁红、闽红等多个品种，其中尤以祁红最为驰名；绿茶更是品种繁多，各具特色，其中驰名的如杭州的龙井、徽州的五溪毛峰、江西的忕山毛峰、福建的铁观音等不下数十种。茶叶的制作方法，更是精湛讲究，以徽州的五溪毛峰为例，原料要求产自徽州黟县的五溪山。五溪山位于黟县潭乡境内，茶园坐落在海拔1100～1300米高的三府尖、雾霾尖和莲花峰上，这里山峦重叠，林木繁茂，涧流飞溅，山高多雾，空气湿润，土壤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孕育一代名茶创造了天然条件。五溪毛峰，一般在每年清明后两三天内采摘，这时正值茶树一芽一叶初展，采回后须及时制作，制作工序繁杂，主要有杀青、烘焙两大工序，杀青就是将刚摘下的时鲜叶下锅（特制的大锅，下面用木柴和草枝作燃料），用双手翻炒，要求翻得快、扬得高、捞得净、撒得开；烘焙就是烘干，先用毛火，后用足火，最后用文火慢烘。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五溪毛峰，芽叶肥壮，均匀成朵，形似雀舌，黄绿油润，用开水冲泡，茶叶清澈，品尝一杯，满口清香，回味无穷。制作高级茶叶，除了原料要求特定产地外，炒茶技术就是关键，而炒茶技术的关键又在掌握火候，它就像烧瓷器一样，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没有经验丰富的手艺师傅是制作不出高级茶叶来的。
余干臣，原本在福建做官，清光绪元年（1875年），罢官后才开始从商。他先是在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尧渡街开设茶庄，仿福建的“闽红”制作方法试制红茶，次年又搬到徽州祁门县历口开设茶庄，因为祁门历口有土质肥、山花多、茶质好等天然条件，他在吸收徽州黟县绿茶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摸索、创新，终于成功制成了一种名为“祁红”的红茶，这种红茶具有一种独特的苹果、兰花香味，后来远销海外，被誉为“祁门香”。民国四年（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从此，“祁红”就誉满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