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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清国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受奉命大将军印，统率大军，借占领紫禁城的李自成东征吴三桂的机会，以敕封亲王、世袭罔替等形式，迫降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宁远总兵官吴三桂。
多尔衮代行皇权，有决定一切赏罚的便宜行事大权，所以不经请示顺治帝，便可以承诺可归附的对手，当然也可以与敌对阵营的主要人物进行媾和。
他曾给李自成送过一份求和信，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向“西据明地之诸帅”表达结盟的意愿：“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望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信是这年正月二十七日写的，多尔衮派工作人员迟起龙送信。
当信送至陕西榆林时，刚刚建国大顺的永昌皇帝李自成，已经率领大军东渡黄河，大举进攻山西，大张旗鼓地向明廷的京师进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接待了迟起龙，并写了回信，承诺会向上禀告李皇帝。但是，他将多尔衮表示友好的原信退给了送信人。
当时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扫描仪，迟起龙回禀王良智“奏知他主上去了”，其实是口说无凭。此等大事，仅凭王良智一张嘴，能说服李自成吗？
王良智把原信退回，无疑是不重视多尔衮寻求帮手、趁火打劫、联合攻明的结盟信息。没有证据，他也怕落一个与清谋和、私通外敌的罪名。
王良智在李自成开国御封的五等爵位中，为七十二伯爵之一——确山伯，属于高级干部，但并非位高权重，不像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亳侯李锦及左辅大丞相牛金星、开国大军师宋献策那般举足轻重。即便他把消息及时传递，也未必能影响到势头正盛的李自成。
就在大顺军兵临京师即将破城的前一天，李自成派投诚的明廷太监杜勋，给危坐在太和殿龙椅上的崇祯帝捎去一封信。
只要崇祯帝许诺他自立做西北王，送给他一百万两银子劳军，他就可以马上调转枪头，奔赴辽东灭了不安分的大清国。
此事，可见已胜券在握的李闯王并无灭明的帝王气魄，临了临了，还在为一些蝇头小利打算盘。这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且不好说，毕竟记载此事的史料《小腆纪年附考》，为晚清咸丰文人徐鼒所写。
在徐鼒的文字里，李自成就是十恶不赦的“闯贼”。
徐氏说，杜勋传信“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只要崇祯答应兑现，“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小腆纪年附考》卷四）
“辽藩”，指的就是多尔衮的大清。
无疑，李自成没有收到多尔衮的和谈计划，当然也没有考虑多尔衮“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联合攻明建议。
就在吴三桂屈膝降清的同时，多尔衮与曾经的假想盟友李自成第一次交锋。
吴三桂的老父亲吴襄被李自成杀了示威，他的美姬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掳去陪床，他的崇祯帝朱由检在万寿山悲壮自缢。国仇家恨，激怒了吴三桂，他请为前驱，领引着多尔衮的清军，一路向西，逼得李自成不断地进行战略性转移。
如果不是吴三桂开关襄助，多尔衮未必进得了紫禁城。
进了紫禁城的多尔衮发号施令，接受曾力劝崇祯帝南迁的前明东宫大秘李明睿的建议，为崇祯举哀三日。
这是招抚明朝遗老和官员的政治用心。
多尔衮紧接着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剃发改制。
剃发令下，京师大震。久受儒家礼教观念熏染的明朝臣民强烈抵制。
有人力劝多尔衮，这不是“一统之策！”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初入关内的多尔衮，对于一统中原是没有底气的。他能够进入紫禁城，并非全赖八旗军之力，所以他在此前制定进攻明朝方略时，第一时间想到了还很陌生的反明义军。
由于消息闭塞，他甚至连李自成已改元建国称帝都不知道，甚至还不知道“西据明地之诸帅”的“带头大哥”是谁。
他想联合攻明，“富贵共之”，却没料到李自成的手下并没有重视他的提议，没有及时传递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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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意欲联合李自成被拒后，审时度势，于是出兵在吴三桂的带领下，赶跑李自成后，他又担心新成立的南明政权和李自成抱团反击清军。
所以，多尔衮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远在盛京的顺治小皇帝迎进关内，而是在不久，即顺治元年六月初一日，颁诏江南，大骂李自成和大顺军弑君篡国，并将自己鸠占鹊巢虚功夸饰一番。
他在追忆自己家族与朱明王朝渊源甚远，而不说对大明皇帝的背叛。
他在自许义师，不杀无辜，不抢财物，不烧房屋，却强制推行剃发、圈地等霸王条款。
他当前最想干的是联合明朝残余势力，对势重人多的义军进行二打一。
所以，他在鼓动那些“不忘明室”的“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谈迁《国榷》卷一百〇二）
他寄望支持南明政权的各方势力，能看到他打出的为明帝复仇讨贼的旗号。
贼喊捉贼！
为了进一步推动南明的积极响应，多尔衮想到了致书南明弘光政权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先大肆表功，称自己统兵入京后，首先尊崇崇祯帝后谥号，以最高规格安葬山陵，对前明王公勋戚和文武大臣封赏如昔，重用依旧，做到了“耕市不惊，秋毫无犯”（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紧接着，多尔衮通报最近的作战计划：“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他致书史可法，主要是要说动史可法联合剿闯。他又担心遭到南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拒绝，故而采取了激将法：“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并盛气凌人地威逼道：“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威逼利诱！
所谓威，莫过于八旗兵赶走了打进紫禁城、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及其大顺军。
所谓利，就是多尔衮打出的旗号：“为尔等复君父仇！”（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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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任崇祯朝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与南京掌管户部、吏部、都察院的张慎言等人最初支持的是“贤良而且聪明”的潞王朱常淓，而非集中了“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七大缺点的福王朱由崧，但最后迫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诚意伯刘孔昭及江南四镇总兵的压力，不得不拥立无能的朱由崧作为新明朝的弘光皇帝。
作为南明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史可法，驾驭不了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及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他一直忙碌于调解诸将之间的矛盾。
他也明白清军将是南明复国的最大祸患，但此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借虏平寇”，即与多尔衮合作，联合围剿李自成以及其他义军势力，当然也包括已经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
他主动向政敌马士英示好，联合力主联清剿闯，怂恿弘光皇帝向多尔衮派出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为首的议和团。
史可法在《请遣北使疏》中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史可法《史忠正公文集》卷一）
史可法积极响应多尔衮，主导南明政府和大清王朝缔结具有可能性的盟约。他认为清军西向剿闯，就是为南明复仇，所以在清军大举西征李自成时，他希望弘光皇帝授权，命其统率四镇精锐，直指秦关。
多尔衮终于借力打力成功，被清室宗亲昭梿当作经典案例，写进了《啸亭杂录》，声称“致书察时明理”，“足以传千古”。
乾隆帝翻阅多尔衮传略，决意为已成百年铁案的睿亲王平反，称赞他“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大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多尔衮传》），还将没有写进的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一事，重新从内库中翻出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
清廷皇家奉为传世经典的离间政策，实为南明大忠臣史可法的战略失策所致。但南明君臣始终仇视义军，即便义军多次真诚地联合反清，南明也是一以贯之地严防孤立、掣肘倾轧，结果损人害己，成就了清朝并无把握的“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