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胖子走过来，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一切指标正常，走！”他冷冰冰地说道。
“走哪去？”我抬头问道。
“去救你自己！”
“这一次，我要介绍信和称手的武器。”我对朱博思说道。
“干嘛？”
“我要跟踪自己几天，”我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直到四月十九日之后。”我咬了咬牙：“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对我下的毒手！”
时间有点错位，穿越到了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点二十。我以GA局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厕所和赵老汉的黄瓜地之间，怀里揣着朱胖子找高手制作的GA局工作证和特派员介绍信，腰里还挂着一把真正的“五四”手枪。朱胖子将一干物品递给我时，脸色惨白。
“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了……”他颤抖着嘴唇嘀咕：“我们已经开始违法犯罪了……”
“私藏枪支最多判个十年八年，如果不违法犯罪，我小命都没了。”我对朱胖子的惨白不屑一顾，敢情死的不是你。
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后我胆气十足，气质拿捏得相当到位，再没有居委会大妈对我表示怀疑。在钢厂医院门口，我甚至还用眼神斥退了一个企图向我靠拢的小老头。他手臂上戴着红袖套，属于民间联防组织中的一员。
下午三点二十，正常情况下学生都在学校上课，不过记忆里我应该不在正常范围内，一周逃课三五天才是我的正常情况。当时老师和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为我逃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老师们的教学版本是：好孩子不用管，坏孩子懒得管。而那会有三五个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家长们也不能个个兼顾面面俱到，放养式育儿几乎就是当年的统一模板。我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妹妹，父母的关注度还要高一些。换了伍四娃，估计要失踪一周他的父母才会发觉家里少了一个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九个娃，我的个乖乖！
想起当年的行为模式，我突然觉得自己消失得渣都不剩是多么的理所当然，也瞬间明白了当我的父母是多么的着急上火、心力交瘁。
“如果顺利的话，一定回家好好陪着父母，再也不乱跑了。”我在心里默默念叨。
按常理来讲，杀人者能让我人间蒸发了，连警方都没找到一点痕迹，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谋划和实施过程。毕竟我十三岁了，智商虽然偏低，但也不是一根棒棒糖能骗走的——好像也不一定。而且当时身高已经达到一米六八，不可能拿个塑胶袋就拎走。
头疼的是，四月十九日下午我翘了课在满世界瞎逛呢。
十三岁的我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好奇心极强，不用朱胖子的老板椅，就可以用一下午的时间，把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几个村镇穿越完。一九八五年地广人稀，绕个小弯就能找到一个杀人灭口的绝佳地点。万一我脑袋一抽想避世求静，直接给人家送了人头呢？外卖都上门了，哪还需要详细的谋划和实施，直接剁了找个地方一埋，拍拍手上的灰尘回家换件衣服，完事大吉！
看来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守株待兔。
准确的说是“守猪待屠”，守住85弟这头蠢猪，等待暗藏的屠夫。唉，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呢？其实想想年少的我，优点还是蛮多的嘛，比如相貌英俊以及……嗯……嗯……以及……
呸！连相貌英俊都是我妈夸我的，上不了算！
扯远了，趁着没事，沿线走几圈吧。
学校地处连接两条交通干道的辅路旁边，形象的描述就是处在字母“H”那一横之中比较靠右的位置上。出了学校，走“H”字母的任何一竖都可以绕回家。老街外的菜地，就是其中一条线路上的必经之地。
从菜地出发，走到学校；又以学校为起点，沿另一条路走到家；再从家出发，顺菜地那条路走到学校。路程并不长，四十分钟就可以绕一个整圈。我努力想在行走的过程中，寻找一些与凶嫌有关的痕迹。但现实生活不是网络游戏，刑事侦查这种本领，靠打怪升级捡装备是得不来的。走了三圈，没有发现任何与凶嫌有关的痕迹，还搞得自己精神紧张。现在视线里所有人都是坏人，连那个杵着拐棍、一分钟挪了三步的老太太，口袋里都装了一个毒苹果。
五点过十分，饿了。找了个小摊吃面。真心实惠，一角钱一大碗，和人们的穿着一样，虽然简单但是极有质量。久违的味道啊！我看着碗里剩下的汤，考虑了很久才放弃喝光它的想法。
“老板，买单！”我揉着肚子吆喝。摊主眨巴眨巴眼睛，天真地望着我。
“同志，收钱！”我赶紧换了说法。老板走过来，依然天真地望着我。我从怀里掏出十元钱递过去，他眨巴着眼睛不接。
“干啥呢？”我问道。
“同志啊，没得钱找。”老板很真诚地说道。我收回十元，手伸进口袋里掏钱，掏到一半停住了。
出生于一九九零年的朱胖子，就没给我准备零钱。如果你责怪他的话，他眼睛里的天真一定胜过老板。
“十元钱，很多吗？”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小摊一天最多的营业额估计就五六元钱。
幸亏旁边有家国营商店，我进去买了一大堆东西：一件衣服、两双鞋子、若干儿童玩具，花了九块九。
“都给你了！”付完账之后，我指指那堆东西冲面摊老板豪气地挥挥手，转身走了。面摊老板震惊的表情告诉我：他会在余生记住这一天，并且会反复回忆，自己到底在哪座庙里烧了什么样的高香，才会发这笔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