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单身汉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围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穿袒胸露肩衣服的相貌不错的女律师，一个皮肤黝黑的承建商，一个银行职员，以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整个人紧绷着，苍白得像一张皇室洞房里新人到来前的床单。而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是在一堆文件、合同、声明上签着字的我的手，还有时不时地流露出悲愤或者微笑的我的脸。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南方撰稿人，出版过两本不成功的作品，正在做着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买房子。
最终，他们交给我一张支票。
那个银行职员让我在一行大写的十万欧元数字下方签个字，而我就差那么一点便要昏厥过去。当那张支票从银行职员手中传递到我手中，再从我手中传递到那个皮肤黝黑的承建商手中，直觉告诉我刚刚完成了一笔贷款。我本想要大声吼叫，掀翻桌子，跳起来掐住这群传播瘟疫者的脖子，然后再逃离那在接下来二十年里等待着我的命运，但是我没有时间了。从我身边这群僵尸愉悦的咕哝声中，我明白了我也刚刚被传染上了相同的瘟疫。
如果把视野从我的财政状况放宽到一种本体论上的范畴，这种瘟疫恰好和我母亲的反思一致。就在几天前，当她正在将她做的令人惊叹的酱汁肉丸盛进盘子里的时候，她向我透露：“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一个单身汉决定要买房子这个事情。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在手里端着这个平底煎锅了，而你的父亲则坐在那张单人沙发里看着电视。我们的生活让你感到厌恶，这我知道，但你要记住当我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就选择了这种生活。而你呢，你是一块来自这种恶心生活之外的宝石，但你还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你已经不再是男孩子了，但你既没有平底煎锅，也没有单人沙发……”
在签下了公证书之后，银行职员和袒胸露肩的女律师便消失在一扇玻璃门后面了。鉴于在我的家庭里每一次重要事件之后请客庆祝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的重要事件可分为三类：事业相关，圣事相关，还有每当购买了耐用品之后），我父亲便走进一家酒吧给所有人买了内格罗尼酒和坚果，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勇气举起酒杯。就在那时候，皮肤黝黑的承建商举起了酒杯，目光环视着我们说道：“祝贺你，米歇尔。现在你拥有了一套漂亮的房子。”
我们都疲惫地点头示意。很显然，我思索着，当某个人买房子的时候唯一开心的是那个卖房子的人。然而在我父亲的眼睛里漂浮着一些比不开心更深刻的东西，那是一种最终的疲乏感，无法逃脱。他就静止在那儿，眼神毫无生气，鼻孔和耳朵里涌出大量的汗毛。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他：一个老人。仅仅是一纸公证书，我买了一套公寓，而他得到了不再为我担心的权利。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深信，在他眼里，发表小说是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而我一直向他证明我写作是有报酬的。我错了。那时候他只是太过忙碌于想要为我谋得一个未来，以至于没有为我的成功而欣喜，在他内心里，他知道那些署上我名字的书里没有哪一本足够伟大到能够在没有屋顶的时候罩着我的头。现在，尽管他已经像所有最慈爱的父母亲那样照顾了我三十年，他依然向我提供了他的积蓄，并在沉默中接受了我错误的选择和我愚蠢的信念。尽管我们俩都知道如果我有任何需要，我会发现他就在那儿，空闲又迟钝，就像是一条巨蟒。然而，一旦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会专心于那些多肉植物、填字游戏、手工活儿，而不是我；他会专心于在平静中变老，而不是我；他会专心于死去，而不是我；我依然感觉到了一种背叛。
与此同时，他已经失去了对毛囊的控制，体毛开始脱落。
承建商离开了。我抓起一大把坚果塞进嘴里，希望着这样一来就不用开口交谈，还从没有见过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在一起却独自喝酒。然而他却开口说道：“你还记得加尼·阿塔纳西奥吗？他每天下午都来按门铃找你，但你从来都不下楼跟他一起玩。你更喜欢待在家里看书。你还记得吗？”
“记得，爸爸。此刻这个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垂下头对着吧台。
“不管怎样，现如今如果你看到加尼·阿塔纳西奥变成了怎样的人，你就会赞成我的选择。”我补充道，“现在我们走吧，你觉得呢？六点钟我还要交一篇文章。”
“我们再待一会儿吧。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坚果上来。”
我们两代人之间很明确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对我来说装坚果的盘子空了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该离开了，然而对他来说则意味着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再装满它。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内格罗尼酒，他是如此骄傲能够为了让极其不稳定的儿子获得稳定而牺牲了自己的存在，而我却在脑海中想到了应该把琪娅拉从巴黎寄给我的埃菲尔铁塔形状的奶酪叉子放在哪里。
她应该是流落到了在厨房工作，活在长柄勺和大叉子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