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确切地说，从北伐军打进城里的那一刻起，武昌城的大街小巷就陆续高挂起“欢迎革命军”的彩旗。上午八时起，一百○八响的礼炮就开始发出喜庆的轰响。到了中午，街面上，所有的店铺都开门营业，张灯结彩。各机关团体和民众纷纷走出家门，到武昌最文艺的艺术街——昙华林开会庆祝。会毕，立刻分三路出发游行，合计有三百多个机及民间团体，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廿万人以上。一时间旗帜飘扬，鞭炮齐放，欢呼声、掌声风起雷动，暗鸦已久的九省通衢，顿时河山生色，日月重光。
到了晚上，革命军总政治部借用新市场空地上演新编的“双十节”文明戏和歌舞，各界民众再次欢欣鼓舞地举行提灯大会。于是，歆生路、后城马路一带，灯光辉耀，鼓乐喧天，又是人山人海，简直是举市若狂。
参加游行的群众虽然成千上万，却秩序井然，毫不紊乱，这样的盛典空前未有！最奇妙的是湖北被压抑已久的民气，竟然在这个十月十日陡然勃发起来，犹如冰冻之后忽然刮来的春风，久旱已久终于降下的甘霖，市民们脸上都带着欢乐和兴奋，那舒畅，那解脱、那新生，都必须尽情地喊出来，痛快地舞出来！
几十年以后，当李蕤君为了解太奶奶杜心舟的革命经历去研究那一段历史时，觉得非常惊讶。
北伐军攻克武昌城，活捉刘玉春的时间是1926年10月10日，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0日，两个10月10日，是偶然，还是巧合？纪念辛亥双十节庆之日，同时也成了拿下武昌城彻底打败大军阀吴佩孚的节庆之日，此乃千载一时的佳会，让李蕤君感慨万千，不由得猜想，这一切，难道是上苍预先安排好的么？
话说一个人留在文华学院大礼堂里的刘玉春，独自静静地坐着等死。一个小时以后，北伐军第4军12师缪陪南部的士兵找到了他，上前就要来绑，刘玉春呵斥道：“吾为国家大将，尔辈亦是军人，绑我有失军人大体！”旁边一个军官立刻制止了士兵的做法，刘玉春没有被上绑，而是被请进了位于后城马路的总司令部城。
刘玉春进屋即见到了攻城副司令陈玉珏，当即抗声曰：“我就是刘玉春，是守城司令，此处所有兵士都是遵我的命令守城，他们不用负责任。请即刻释放他们回家，由我一人承担一切责任。战败者死，我无话可说。只是军人可死不可辱耳。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求速死！”
刘玉春的大义凛然，令北伐军众将领心生敬意，当即表示：“刘将军是英雄，我辈早已知之，请您珍重，保您绝无生命危险。”
随后，刘玉春和陈家谟都被北伐军软禁起来。
四个月之后的1927年2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订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
2月10日，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运用该条例审讯刘玉春和陈嘉谟，控告他们犯有“残害人民”、“占据城池”及“反革命”等罪状。这一案件还未开庭，就已经被直接定名为“陈、刘反革命案”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起反革命案由此诞生。
当经过四个月关押的刘玉春和陈嘉谟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刘玉春“面貌如昔时”、“衣冠完整”、“强悍如前。”唯陈嘉谟“略现惊恐状耳”。
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先据两论告代表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质问刘玉春：
“你为什么将武昌城附近的人民击毙，房屋焚毁？”
刘玉春回答：“两军交战，枪炮互发，不能归咎一方。”
法官又问：“你为何不早降？”
刘回答：“我为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如果革命军中大将投降，各位以为如何？”
法官说：“你是反革命！”
刘玉春回答：“我连革命党都不是，怎么反革命？”
由于审判被全世界瞩目，报道此新闻的记者众多，纷纷采访刘玉春。老刘本色不改，屡次坚定地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守武昌城没什么错。但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百姓的伤亡感到忏悔。表示愿意接受千刀万剐以谢罪。
刘玉春的忠诚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一时为人们所称颂。认为他是中国军人的楷模，当被后世效仿。
陈嘉谟与刘玉春不同，他的策略是总体认罪，但又通过具体说明一一加以否认。
但徐谦讯问陈嘉谟有何感想，知罪否？
陈嘉谟答道：
“我现在读革命书，非常觉悟，甚佩服孙总理，并甚信三民主义，深知此前之非，实为惭愧。”
陈嘉谟回答完毕，时间已过午后两点，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徐谦遂下令将刘玉春和陈嘉谟带下，宣布退庭休息。
经过第一次开庭之后，时隔不久，刘玉春、陈嘉谟两人重获自由。当此时，宁汉交恶，刘玉春拒绝了两方面的拉拢，北返归家，于1932年逝于天津。
陈嘉谟被北伐军释放后，一直在天津日本租界区住闲。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以每月三百元的许诺，让其出山，被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又请其出山，也未答应。陈在津期间，没有经济收入，一切开支都靠家中供给。1930年曾回老家一趟，将房屋拆卖一处，1950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