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与否，在中国意义不大。即使有担保，贷款仍然有去无回。比如，2005年6月27日《财经》周刊载文，央行对券商的再贷款都有先决条件，券商必须提供抵押物或者担保。“尽管如此，回溯既往，无论地方政府曾经允许以何种方式担保，再贷款往往事实上成为各地券商的‘无成本资金’。”如果担保都不起作用，信用评级有何意义？
即便没有行政手段的影响，评级机构还是很难移植。如上所述，评级机构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可是我们这里等米下锅。我们不仅要做好、而且做大，哪里能等几十年？我们相信点石成金，我们要的是立竿见影。
评级机构之过
世纪之交美国股灾之后，中介机构普遍受到指责，而会计事务所首当其冲，而且放倒了其中的一条大虫安达信。这回检讨信贷紧缩危机，板子是打在了评级机构的屁股上，或是说主要是打在评级机构的屁股上。证交会已经开展调查，试图查明评级机构是否故意评高了抵押担保证券的信用等级。
还有人批评评级机构行动太慢，反应太慢，没有及时向投资者报警。有些银行很早前便发出警告，有可能爆发信贷危机。但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评级机构行动迟缓，一直拖了很久，才开始认真对待以房地产抵押为担保的证券，全面降低其信用评级。而且评级机构现在再给什么评级，大家都普遍表示怀疑。有些人甚至提出，请智多星巴菲特出山，由他坐镇评级机构穆迪。
评级机构是老问题，安然财务造假，评级机构就没有及时报警。2000年美国许多公司财务造假，评级机构也没有及时披露，不知道是知情不报，还是没有看出破绽。评级机构有勤勉尽职的责任，但其调查所收集的相关数据，都由债券发行人所提供，比较容易失真。收费也是一个问题，评级机构向债券发行人收费，而投资者并不向其支付费用。拿了发行人的钱，再要揭发发行人的问题，做起来比较困难。除提供评级业务之外，评级机构有时向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评级机构不仅给结构性产品评级，而且还就如何炮制这些产品提供建议，献计献策。这就产生了利害冲突，使人怀疑评级的质量。
作为回应，评级机构搬出了宪法，说是评级也是一种言论，而且是表达观点的言论，即便是说错了，也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言论与事实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言论与事实问题的不同，给了评级机构很大空间，这也是美国特色。
评级机构还表示，他们评价的是“信用风险，不是市场价值或流通性”。换句话说，他们只问债务人是否会破产，不问贷款的证券化产品是否会减值。这就是玄机所在，评级机构通过证券化绕过了对风险的评估。评级机构又表示，如果客户有新的需要，评级机构愿意开发新的产品。按照评级机构的逻辑，如果需要开发新的产品，那么对次级债的问题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因为此前评级机构客户没有这种需求啊——不知者，不为过。想必是有律师在后面为他们指点，帮助评级机构玩弄文字游戏，借以逃避法律责任。
评级机构的兴旺发达与证交会的政策有关。1970年代，证交会认可三家评级机构的业务为“全国得到认可的数据评级”（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这就给了评级机构身份。证交会允许评级机构出笼，也是为了图省事。有了三大评级机构，证交会就不用一一审议不同的公司债券了。在此之后，证交会对评级机构基本上是放任自流，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美国以擅长外包而闻名于世，不仅企业业务外包，监管责任也外包。评级机构便是一例，是证交会将其监管责任外包。
评级机构自出生以来，一直比较逍遥，几乎不受任何监管，但这次怕是难以蒙混过关。欧盟委员会将对评级机构开展调查。查理·麦克里维是欧盟内部市场主任。他表示：“如果不是某些机构给证券化的次级抵押债券评了很高的级，市场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美国的监管机构也有动作。2007年6月起，证交会已经推出规定，对评级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1）在监管机构登记；（2）提交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3）说明信贷分析师的资质；以及（4）预防滥用信息的情况。
美国国内也有动作。200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法律，授权证交会调查并处罚评级机构。但该法并不允许证交会规治评级机构评级的程序和方式。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对证交会的现任主席考克斯颇有微词，觉得他行动太慢，应该更主动，更积极，更早地向国会要求权力，对评级机构加强监管。
也有人提出，不妨多设立评级机构，通过竞争解决问题。但此举并非万全之计，因为评级机构一多，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债券发行人会挑肥拣瘦，很可能是专找那些收费低而把关不严的那些评级公司。评级机构的问题比较难缠。
略谈资信评级机构
教授喜欢讲自以为得意的内容，逮住一点就往死里讲，不及其余。但证券市场不是这个做派，证券市场是全方位的斗争，就是要两个拳头打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股市是交响乐，少了一样乐器也不行。资信评级机构就是股市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还不能说是一支健康力量。
一、一言九鼎
资信评级机构的影响实在太大，公司生死之间经常就在于评级公司的一句话。安然公司就是因为评级公司将其资信降级而事发，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资信评级机构不仅对公司的好坏有很大影响，对国别资信也经常是一言九鼎。德国的国别资信是最佳的三A，但只要评级公司稍加微词，德国的资信级别也会下降。
标准普尔（S&P）级别则是按风险的大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分门别类。“AAAA”的资信最高，“BBB”是中等资信，“BB”有很大的投机性，“C”是级别最低的债券，已经不付息了，而“DDD”是拖欠债款。
标准普尔的S&P500指数是上市公司好坏的晴雨表。S&P500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500家公司，其中包括400家普通公司、40家金融机构、20家运输公司以及40家公共设施公司。
二、妾身不明
资信评级机构法律上并没有正式身份，就叫全国性认可的数据评级组织（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s organization）。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的名字，算是一种半官方地位。所谓半官方地位是与“自我监管组织”（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相对。美国有两类自我监管组织，全美证券营销商协会和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美国有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都是在证交会登记注册的，算是有了身份，是美国法律承认的自我监管组织。美国国会通过法律，专门授权此类组织进行自我监管。自我监管的权限包括：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规则以及设立仲裁机构等。
资信评级机构的能量很大，但各方对其表现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对其在股灾中所扮演的角色颇有微词。安然公司垮台前四天，资信评级机构才匆忙将安然的资信级别下调。美国参议院专门出了份报告，说是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工作不够努力，而且评级之后也从来不负责任。
美国股灾之后，证交会决心下大力气，对资信评级机构有所规约。证交会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搞好资信评级公司的规约工作，但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市场经济有一个信念，就是智慧在市场，智慧在民间。美国的政府部门是很不愿意搞资信评级的。所以，证交会对资信评级机构要批评帮助，但更讲究团结帮助。经过反复研究，证交会决定从打破垄断入手。美国人还是相信竞争，相信以毒攻毒，相信一切恶势力可以在竞争中消失。如果竞争中形成了垄断，政府就要打破这种垄断——这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美国的资信评级机构是三足鼎立，三家公司是：标准普尔（S&P）、穆迪（Moody’s）和费彻（Fitch）。标准普尔和默迪本来就是资信评级机构中的前两名，而惠誉（Fitch）则是经过无数次兼并，经过大鱼吃小鱼而最后出来的三强之一。但具体怎么下手，证交会还没有想好。
三、资信评级机构在东方
中国《证券法》有一章涉及证券服务机构，其中包括资信评估机构，但具体规定很少。美国的三大资信评级机构评公司好坏，而且一般只问大公司和上市公司好坏，小公司和消费者的资信规约另有其他法律制约。我们到底怎么办，也来分而治之，还是搞一个法律？我们还没有想好，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人在想，因为想问题需要钱：没有钱，谁来考虑这些问题。当然，也可以说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世界上只要有了需求，一切就都好办，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法律可以有法律。
是我们不重视评级？不是的。中国最讲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也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所以，千百年来，我们津津有味地给人评级，乐此不疲地给人评级。中国古代就喜欢给人评级，皇帝喜欢评，农民就更喜欢评。比如《水浒》，每次有新人上梁山，好汉们就要重新安排座次，从头到尾再理一遍，而且分得很细，一人一个级别，不能并列的。
吾人对人分得很细，把人玩于股掌之间，这点我们很老道。大学校长中还有正司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说法。教授和法官更是大分等级，教授和副教授中还有不同等级。美国人也搞三教九流，但比较粗放，主要是搞歧视，搞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那么公司呢？给公司评级？太不浪漫，太简单，太没有想象力了。对公司我们还没有找到感觉。公司也叫什么法人，但与自然人不同，公司不会点头哈腰，公司不会打躬作揖。总之，公司对我们比较陌生，比较难。
再就是我们相信政府，美国人相信市场。吾人是政府机构说话管用。主管部门说大庆好，我们就跟着说全国工业学大庆；主管部门说大寨好，我们就跟着说全国农业学大寨。有人说那是历史，现在我们都改了。都改了吗？那为什么行政机构说独立董事好，市场就忙开了，嗨哟、嗨哟，忙得一头一卵子的汗，也不问独立董事到底好不好。你也不能说市场人士不懂，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愿意硬顶，与其拍案而起，不如阳奉阴违——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得出的一条血的教训，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这点我们倒是与日本很像。日本的公司也由政府排座次。据说日本政府比较擅长选拔优秀企业，现在日本政府又要选拔那些犯了错误但仍然可以挽救的企业。200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一个“工业复兴公司”（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简称“IRC”）。这是家由政府一手操纵的公司。日本建筑业、零售业和贸易业的许多公司负债累累，生还希望渺茫得很。工业复兴公司就是要贵人援手，挽救那些工业复兴公司认为值得挽救的公司。如果工业复兴公司认为一家债台高筑的公司还有挽救的可能，工业复兴公司会买下该公司的一部分债务，帮助该公司在三年的时间内清理债务。工业复兴公司共有84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超度那些还有希望的负债公司。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对公司评级，是一种没有评级的评级。
日本、德国是两个对外比较疯狂的民族，对内、对自己还是比较负责的。日本影片《追捕》把东京警视厅描写得漆黑一团，这是日本艺术家对日本警方的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日本警察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最有效、对本国公民最有亲和力的警察，国际上公认的好警察，不排第一也排第二。日本人真心对待自己，所以公司座次由日本行政机构来排，各方也没有什么大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