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作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年兄才高名大，嫉妒年兄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年兄，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年兄先回家等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年兄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甚至最后，张居正还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畀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一个诱饵，调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甚至说感到世间万事都毫无意义，竟然跑到一个朋友女儿的道观里修道去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和高拱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
王世贞以为很快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
是啊，张居正说的是“旋”啊，这个词应该是很快、随即的意思啊！可是，谁知道，张居正这个“旋”的概念，竟然是七年——如果张居正七年后还活着，那王世贞还要悬在那里！中间是有人提出过“复”王世贞，张居正居然授意几个夹袋中的“议员”，对王世贞又是一番猛烈攻击。结果，终张居正当国的年代，王世贞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请允许我议论几句。先要交代清楚：为了节省精力，不重复劳动，我吸收了研究王世贞的专家孙卫国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凡加引号者，即为孙先生的原话。
先说说王世贞或者说知识分子吧。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诱惑”——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
再说两句张居正或者威权社会的当权者吧。
张居正是文人出身，但是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而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
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
所以，在威权统治下，居然出现了满腹经纶的文人当权者是“反智”的急先锋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
如此用干部，谁人欢乐谁人愁
看过上面的介绍，诸位应该有印象了：张居正这个人用干部，说得挺漂亮，实际不怎么样。用干部完全是凭个人好恶，以是不是对他个人顺从听话、是不是好驾驭为最高标准。对于正直和有能力的人，已经在台上的往往打压，没有在台上的，则视而不见，弃置不用。而且，张居正很虚伪，他是不会直接出面说哪个干部要撤职，哪个干部要提拔的。从法定程序上，提拔和搞掉任何一个干部，似乎都和张居正没有任何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如若不信，再看看这么几个人（例子实在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李部长算是一个典型。
这个李部长，叫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也是他的幕僚。那不用说，这是要用的人。这个人的人品、操守怎么样呢？说实话，不怎么样。挺虚伪的一个人。背地里一套，场面上一套。比如，张居正父亲去世，要不要丁忧，争论很大，这个李幼滋背后和张居正密谋如何能不回家而继续上班，在外边场面上却故意说，我看张居正不妨考虑丁忧，然后怎么办再研究。这么说吧，广大干部对李幼滋的评价不高，议论不少。
那能力、政绩如何啊？据研究张居正的专家韦先生的考证，“终居正当权的十年，李幼滋并没有任何事功可记，仅仅以清客地位追随居正左右”。正史的说法是，张居正说什么，他就“树党援引”。这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主要贡献了。
这个人人品、能力、政绩不怎么样，官却升得挺快，张居正刚刚上台，在半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提拔李幼滋的职务，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位置。后来，又提拔他担任户部侍郎、工部尚书。
当然，这一切，都是按照程序，由吏部操作、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批准的。想一想，李幼滋的那些前辈、同年是不是会气死？可是，气死是没有人偿命的。况且，李幼滋嘛，毕竟还算个人物，给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出谋划策，总要犒赏啊！那就算了，别要求太高了吧，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就行啦！
再看看曹“议员”，正直之士的鼻子立马得气歪！
说到这个曹“议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个人品很坏、心术不正的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议员”，监督政府高级干部是他的本分。但是，如果充当打手，诬陷好人，那人品就有问题了；如果再深文周纳，无限上纲，那就应该属于很坏的范畴了。而曹“议员”就是这么一个人。
当年，冯保和张居正勾结到一起，阴谋“篡党夺权”的时候，张居正是隐身幕后的，太监冯保是冲在一线的，当时形成的是政府和太监的对立局面。“议员”们多半是倾向于压抑宦官势力的。可是，这个曹“议员”却充当了太监冯保的打手，出面弹劾首相高拱。高拱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操守、能力无可挑剔，还非常廉洁，家徒四壁，亲友中更没有借他的地位以权谋私的，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把柄可抓；而且高拱是隆庆皇帝的老师，皇帝对他的依赖和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况且，他是和太监势力斗，是维护“宪法”的，是正义的。要弹劾高拱，实在找不到借口。
曹“议员”很厉害，他说，皇帝生病了，高拱和别人研究工作的时候，我看见他笑了，这什么意思啊？由此推论，高拱不忠！诸如此类，一下子罗列了高拱的“十大不忠”。
隆庆皇帝对这个曹“议员”很生气，朝野也都觉得这样的人太不像样子了。不能这样罗织、诬陷人啊！于是，隆庆皇帝下令解除了他的“议员”职务，调到外地工作。当时，这样的情形叫“谪”或者“贬谪”。但是，曹“议员”的宝押对了！太监冯保和张居正政变成功了。那就得给曹前“议员”以犒赏了。
张居正一上台，立即把曹前“议员”从谪所召回，并且“不次越级拔擢，先后任……江西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而那些因维护“宪法”、维护正义而弹劾过太监冯保的“议员”们，无论人品能力，无论说的是不是对的，在张居正刚刚上台十七天后即开展的大规模干部考核——京察——中，都被清洗殆尽。
和这些被清洗的“议员”们同病相怜的，还有吏部的第一副部长（左侍郎）魏学曾。
可以说，魏学曾是个人品、操守、能力、胆识都出类拔萃的优秀干部。史有“慷慨有大臣风”的评价。
这位魏副部长，曾经给前首相高拱在吏部当过助手，对高拱很了解、很敬佩。太监冯保和张居正密谋勾结要整高拱，魏副部长就公开警告张居正说，听说你和太监冯保关系很密切？请注意，不能和太监搅和到一起的。高拱被冯保和张居正赶下台后，魏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质问他，皇帝才九岁，刚刚登基才六天，解除首席顾命大臣高拱职务的命令，是不是出自皇帝的本意？后来他还组织人，要到张居正家里请愿。
那，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如果是现代法治国家，竞争对手还要用呢，何况仅仅是提出善意的、建设性反对意见的干部。如果是徐阶抑或高拱，或许会用这样的干部；但是，张居正绝对不会用。他没有这样的胸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魏学曾敢坚持公理，维护正义，仗义执言，那他也属于无欲则刚一类的人物。换言之，他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张居正腾出手，立即给魏学曾轮了岗，调任留都南京的监察院副院长。
估计张居正可能说过，不能这样便宜了魏学曾之类的话，所以，他被调任后，立即就有进一步的行动跟进了。不是有曹“议员”之类的人物吗，他们对付没有把柄的人，是有经验有办法的。于是，宗“议员”就编了一套借口，弹劾魏副院长了。魏学曾还没有到单位上班，要他回家等候处理的命令就发下来了。魏副部长就此结束了仕途生涯。
而且，从表面上看，“议员”们依法监督、依法提出弹劾，国家元首虚怀若谷，顺应舆情，依法予以批准，这事真的和张居正没有关系的啊！
还有两个人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赵前部长、一个是海瑞。
前部长赵锦，是平反的老干部。
当年严嵩当国，赵锦弹劾严嵩不遗余力，被找茬给抓起来了，遭受了严刑拷打，受了大罪。但是他不服软，后来被发配万里之遥。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当国时，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赵锦才回到中央，担任刑部尚书。这个人名气很大，官场的人不用说了，引车卖浆者流都佩服他，知道他是“直臣”“铮铮铁汉”。
但到了张居正当国，当然这样的老干部就不符合他的胃口了。
本来张居正碍于赵锦的名气，也试探着能不能用用他；谁知道这个老干部还是耿直的脾气，没有接受教训，有什么说什么，不给张居正面子。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于是就找个闲差，打算让赵前部长养老算了。可是，这个平反老干部，以为已经拨乱反正了，那还不能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吗？所以常常议论时局。
正史说：赵前部长议论政治的话，“语稍稍闻江陵（张居正），江陵衔公（赵锦），阴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看看吧，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就因为对时局发了点议论，传到了最高实权人物耳朵里一点，这位最高实权人物就不能容忍了，授意他的打手弹劾这个老干部，打发他回家养老了。
而海瑞的情况，还要特殊些。
海瑞是名人，是直臣，也是廉臣，这是家喻户晓的。不过，官场的人都知道，海瑞这个类型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可是不太讨领导欢心，甚至同事也未必喜欢。张居正上台的时候，海瑞赋闲在家好几年了。而且据说当年海瑞被罢职，在中央很有发言权的张居正也起了主要作用。
一般说，新朝开始，都会把以前弃置不用的名臣用起来，显示新气象。可是，海瑞写了不少信，托了不少人，和张居正沟通，结果终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一直没有给海瑞安排职务，让他在家以卖“红薯”（当然，真卖的不是红薯，是文字）为生。直到张居正去世，海瑞进入迟暮之年，才重新出山。
看看，张居正用干部，正像正史说的，真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实在太过分了，当时就引起了很多议论和不满，后人也多有批评。评价张居正是“巨人”“伟人”的专家韦先生就议论说，张居正这样用干部，“理所当然受到有识之士的非议，亦是难以掩饰的自我暴露。”他还说，张居正对敢于抗拒其意旨的官员的清洗贬谪，确实有过分之处；而对个别善于谄媚之人则特加重用，由此，使一部分怀德者退位，有能者丧气，而个别佞幸者则得以久窃高位。
这样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是不行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与他的干部政策，不能不说有很大关系。
其实，这些丧气、退位的怀德者、有能者的遭遇，还算好的，毕竟，他们还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没有丢掉性命。敢于给张居正提意见而又切中要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等待他们的，是铁与血！
这要另题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