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顿为基调的十年新政
张居正被称为改革家，但实际上他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顿为基调的。他所有的努力，立足点不是改革，而是整饬纪律，恢复祖制的活力。作为权术高手，也是实干家，张居正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变制约因素为可利用的资源，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推动帝国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在政治领域，他不遗余力地钻体制的空子，甚至可以说是在不断地破坏体制——不这样就不可能有张居正的独裁出现；而在经济领域，他又不遗余力地想把已成具文的祖制恢复起来，使其能够发挥作用。通过破坏此制度来恢复彼制度，绕开国家机器的正式管道、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强力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使得他实际上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通过破坏体制来推动体制运转，张居正的理政，是人治的典型，他把人治推向了巅峰。
大改革还是大整顿？
张居正不是皇帝，甚至也不能说是宰相。用通俗的话说，张居正没有当过国家的“一把手”。他的角色，从“宪法”上说，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顾问。但是，事实上，张居正却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他为我中华掌舵长达十年。
而且，张居正掌权的十年，是国家政局稳定的十年。有许多数字表明，张居正执政期间，是国朝少有的国库盈余的时代。仅仅是这一点，就很了不得！因此，无论如何，张居正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我们中国人，对领导的要求非常低。只要不胡作非为，执行让老百姓自愿卖命的政策——老百姓愿意卖命，你让他卖，愿意到哪里卖就到哪里卖，就足矣！即使领导人生活上胡作非为，但是工作上还比较勤奋、比较有责任感，那就算是不错的领导了。像朱元璋的那些不肖子孙，不是荒唐透顶——比如正德皇帝，就是懒惰庸碌——比如隆庆皇帝，根本就是烂泥巴糊不上墙，却忝登龙位，君临天下，自相授受！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是正统，是合法，急死人也没谁偿命！
所以，好不容易出了张居正这样的人事实上领导国家，对老百姓来说，算是烧高香啦！
或许正因为如此吧，后世子孙对张居正的评价，很高。比如，梁启超就说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著名明清史专家韦庆远先生，也认为张居正执政十年，是大改革的十年。
我不完全这么认为。依我说，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以整顿为基调的。我认为，最准确的说法，是新政，是对高拱开创的新政的部分继承和延续。其实，严格说也不是什么新政，无非是带领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工作，不像过去那些领导人胡作非为罢了。当然，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甚至指责我贬低张居正。那就用事实说话吧。
按照韦先生的说法，张居正当政十年，进行了“大改革”。他列举的“大改革”的内容是：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以之作为进行改革的突破口。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三、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四、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五、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六、大力修行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七、为“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七个方面，是大改革吗？除了第二方面，其他基本上属于整顿的范畴吧？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几乎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的领导人都会做的，不说属于正常的工作，至多也只是整顿吧？
在这个问题上，被张居正推翻的前任、身兼吏部尚书的高拱，有大思路、真措施，已经着手进行整顿、改革，成效非常显著。比如，高拱以“公开”作为防止用人腐败的重要撒手锏，在推荐的程序、参与人员上，都打破常规，开了先例。又比如，有鉴于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体现在用干部上，就是只重进士出身，针对这一点高拱提出，提拔干部要重政绩，不能只论出身，举人同样也可以提拔，并着手设计有关的制度。当时，张居正也极力赞成。
张居正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从巩固他的地位、权力的角度，对人事进行调整，高拱改革方面的措施，基本上被张居正抛弃了。
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这，不也是任何一个政权必然要做的吗？这个方面，特别是在北部边防问题上，高拱以超一流的政治家的眼光、胸怀、胆识，高超的政治手腕，开创了新局面，实现了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实现的和平，以贸易取代了战火。为此，高拱确实进行了军事体制上的改革，这是与“祖制”格格不入的，是大胆而符合需要的改革。
张居正在高拱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享受了和平“红利”，继承了高拱的北方战略。如果硬把进一步巩固边防等说成是张居正的大改革，恐怕太勉强了，说得不客气些，这些内容，恐怕和改革扯不上边吧？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张居正也是有重大历史污点的，他彻底改变了高拱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采取铁血手段，大开杀戒，欠下了累累血债！
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其实这是传统的治乱世用重典的典型表现而已。至多属于整顿的范畴。而且张居正发明了每个省分配死刑指标的做法，要求地方当局必须完成指标，否则就追究责任。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议论，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做法是好的或者说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因此，怎么可以说是改革呢？
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这个方面，固然花了张居正不少精力，成效也很显著，但是，也还是整顿的范畴，他只是把朱元璋时期制定的、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恢复起来。如果说成是大改革，未免牵强。
大力修行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首先，这也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的，只是重视程度、做多做少、实际效果的不同。难道修水利、消水灾、畅漕运，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说是改革？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恰恰是没有继承高拱的成果，从而没有跨出新的一步。而这一步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本来必将是十分深远的。所以，这恰恰是他应该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情是这样的：漕运，是中央高度重视——不能不重视的大问题。影响漕运的最大问题是黄河的泛滥。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巨额经费，来疏通漕运，但即便这样，水道仍然不能保证畅通。这是历代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就是利用近海运送漕粮。可是，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张居正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张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还比较融洽的时候，就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海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他上台后，更是背弃了高拱的政策，重新执行起闭关锁国的所谓国策。
韦先生自己也承认，“当时，开海通洋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像高拱所主张和推行的那样）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他还说，“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发展，就是这样被政治强人给延误的。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却在不吝笔墨地颂扬他对国家的贡献，而忽略了这样至关重要的“细节”，原谅了误国者的责任！若他不推翻高拱，他那些所谓的贡献，就是不值一提的，国家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是有可能的！既然张居正断然关闭了徐徐打开的国门；又不允许海运，他就不得不仍然像以往的历代政权那样，在传统的泥潭里挣扎，投入大量精力来搞漕运，就是必然的了。如此看来，这哪里和大改革挂得上呢？相比于被他推翻的前任的思路和做法，应该说，张居正是倒退了，而且是大大倒退了！
再说最后一点：为“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应该说，这倒是张居正执政时期有突出特点的一个方面，但是，总体上说，这个政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过去，历史上也有过对学风、学政的整顿，但一般多停留在口头上，效果不彰。张居正的特点是，目的明确、措施严厉，不仅说了，而且做到了。像张居正这样的读书人出身的文官首领（皇帝另当别论），为了实行独裁，统一思想，打击自由言论，从而采取查禁、焚毁书院，禁止集会讲学，大力削减学生名额的极端措施的领导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这个方面也可以叫改革的话，那不如说“文字狱”更具有“改革”的味道！
所以，张居正的所谓大改革的七个方面，可以说，六个方面不应该列入改革的范畴；有的，甚至连整顿也称不上。实事求是讲，兴修水利，巩固边防，乱世用重典等等，任何政权都要做的，做得多少而已；做到做不到而已。张居正有手腕，有能力，他做到了或者部分做到了。无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是大改革啊！至于统一思想，查禁书院，那根本就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更不能算改革了。
因此，对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施政，尽管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是倒退，在误国，应该谴责。但是，总体上说，有奋发向上、振作有为的基本特点，其基本方略和手段是整顿。为了区别于以往混乱、萎靡的施政情况，称其为新政，也还说得过去。
改革家还是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听到张居正的政治面目是保守主义者这个说法，我相信不少人会大跌眼镜的。保守主义，在国人的观念里，似乎是一个贬义词。说某人保守，那就是落后、顽固的同义语！
保守和保守主义不能简单划等号。保守主义应该是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得更玄乎些，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现实中，保守主义者用不着羞羞答答，有的还以此作为自己的党名，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即是。
抛开现代的一些内涵，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简单说，比较推崇和坚守传统价值，似乎就可以认为属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家说：“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随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
我说张居正的政治面目是保守主义的，意思是说，他推崇祖制，即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制度，痛心于这些制度的废弛，并且致力于恢复这些制度。张居正曾发自内心说，他“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朱元璋）……”这段话，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宣言！当然，对祖制，张居正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利于巩固他的地位和权力的祖制，他会忽略不计。所以，再严格些说，张居正是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张居正大传》里说，在张居正看来，国家的问题，一切的一切，“只是纪纲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就是整饬纪纲”。还说，“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事实上，张居正从来也不标榜改革。改制、变法、兴革这些在那个时代属于表达改革意思的词句，在张居正那里出现得不多。恰恰相反，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恢复祖制——朱元璋制定的、逐渐废弛的制度。在推翻高拱以后，张居正说，高拱什么事都不遵循祖制，要不把他赶下台，国家非乱套不可。而他本人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标榜，他执政，无他，遵祖制！也就是遵守所谓的“祖宗成宪”。他回击别人的攻击，从来是说，我执政就是按照祖制办事。
更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还以皇帝的名义，严厉禁止提出改革的建议。请看，万历四年、张居正执政第五个年头，他以皇帝名义下的一道圣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宪，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用现在的话说，他的意思就是祖宗的留下的规章制度都很好了，关键是执行问题；所以谁都不准提出改革的建议，否则要以违犯宪法、破坏稳定治罪！
当然，张居正也说过要变法，他是这样说的：“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他解释说，如果苟且因循，就有颓废、萎靡不振的危险；但是倘若轻变，就有无序的祸患。而且从他表达的语序、用词来看，是把“轻变”放在更加危险的地位的。这显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