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中旬，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再起，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夺权后，召开批斗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据吴宓日记记载，此次批斗大会上，他不停挨打。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时，“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吴宓所雇家务女工）。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
1969年4月，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吴宓被两个学生狠狠从高台上推下，致使腿骨跌断。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但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随着吴宓身份的“升格”，有的“革命小将”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居然当面称他为“吴老狗”，在批判会上也高呼“坚决砸烂吴宓的狗头”、“把吴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口号。虽然并没有真的去砸“狗头”。但不少“小将”特别偏爱吴宓的光头，一见到他就要上去摸摸拍拍。吴宓对此特别不能容忍，遇此情况，总是甩手护头，铁青着脸，一面躲一面逃，嘴里还唧唧哝哝，谁也听不清说些什么。
“九一三”事件之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不久，吴宓搬进了新修的宿舍，但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最为明显的是记忆力急剧衰退。吴总是坐在床上，闭目不语，有人进屋就睁眼看看，然后闭目冥思，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嘴里自言自语：“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连同教研室的教师他都忘了姓名，但《红楼梦》的回目却全背得，一字不错。
周锡光得知吴宓因病重回到重庆，便于寒假到重庆去看望吴。当时物资供应紧张，四川正处于“写票供应”期中，每人一个月只能买半斤猪肉，想到先生长期营养不良，受尽折磨，周便换号票储备给吴先生买了几斤腊肉，又购买了一些甜食点心带去。行前吴的一些亲友又送来一些东西，装满了两个手提包，一并带给吴。当周见到吴时，已是傍晚，他正在灯下伏案写信，竟一时认不出周来。此时吴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头发全白而且更加秃顶，左腿因扭折只能缓慢移动。周报了姓名后，他颤巍巍用双手握住周的手，不禁老泪纵横……稍事盥洗后，吴见周十分疲惫，竟特许周站到门外抽一支烟，然后坐下谈话。当周取出给他带的东西时，吴不禁勃然大怒，马上取出-封信说：“我正在给广州一位朋友写信，不许再给宓寄东西！宓是什么人？宓需要精神上的朋友，交谈学术上的事情，你怎么把自己混同在一般物质生活中的人去了？……”周解释了好一阵，他才安静下来说：“今后再不许有这样的事。”他很快把送给他的东西分赠给了别人。
1973年春，彭应义听到执教中学的同事、一位毕业于西南师院的女教师反复谈起吴宓在西师的传闻：一是说吴宓唯心宿命，认定自己只能话“三个”28年，即84岁就要去见阎王爷；二是冥顽不化，每次挨批时，总是僵直地硬挺着脖子，不低头，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以致惹怒了的学生常让他嘴里含着地上的青草挨批，而且说他不接受“反革命死硬分子”的提法，要求给他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可学校就是不给；三是他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七十多岁的人了，批斗时绊断了脚杆，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1975年10月的一个黄昏，考入西师的彭应义行至大礼堂大门侧旁时，见前面有一老者拄着拐杖，蹒跚而行。他个儿偏矮，但腰背挺直，头脖平正；身板还较硬朗，上着色泽深暗陈旧而略显肮脏的大圆铜钱花对襟衫。下穿彭儿时在乡下常见的无腰宽松式直筒裤，脚上趿着一双圆口平底布鞋，活脱脱一个银幕上乡绅地主的样子。彭暗想，莫不就是吴宓？向旁一打听，果然。于是彭仗着胆子，赶上前去。只见他天庭开阔，顶秃滑亮，眼眶略陷，眼珠微凸，深邃有神，似乎并不盲视；极力睁大眨动的眼睛，仿佛要洞穿一切，嘴较阔大，双唇紧闭，严峻的面庞配上一个挺正得近乎夸张的大鼻梁，透出一派刚直耿介之气。精神，就当时而论，不像年届八秩的老人。
“****”末期，吴宓病重，记忆力衰退。所雇保姆，早来晚归，一天晚上，吴宓从床上跌下，糊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用人发觉。
1975年8月，吴须曼到重庆看望兄长。时值酷暑盛夏，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以铁钉封死。吴须曼问他何以如此？他答以怕人“破门而入”。吴须曼追问是谁所说？他说这是重钢五厂工人杨宗富告诉他的，还说：“他们是好意，有备无患嘛！”吴须曼在他桌上发现有一小闹钟，问他是何时所买？他说，这是杨宗富拿去了他的手表用作交换的。吴须曼说：“你那是只进口手表，价值几百元，这只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他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字大，我容易看清。”
第二天，吴须曼陪他到学院储蓄所，取毕款后，服务员告诉他：“你的存款已经用完了。”吴须曼问他，补发的工资何以用得这样快？吴宓回答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已经工作），因要去上海治病，急需2000元，我就如数给了她。”吴须曼告诉他：“如今干部都享受’公费医疗‘，如需到外地治疗，得到医生许可，医疗费即可凭据报销。”吴宓沉默少许后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这个姓凌的此后再未露面。
吴须曼从邻居曾婆婆处了解，吴宓每月领到工资后，总有些人来告贷；而且他还要用钱买回散失了的文稿、日记。一次曾婆婆到吴宓房里，见有个年轻人正给他念“信”，说他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请他支助一笔钱，并说钱可由来人带回。曾婆婆过去一看，这个年轻人拿的是张白纸，上面根本没有字。曾婆婆急忙找来人，要过那张纸，问是怎么一回事，那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曾婆婆等人便把他交给了学院保卫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