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极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关键词：
博学、推崇、游学、治学、独立、纯儒、风采、燃灯、提携、谠论、性情、虚怀、清洁、僻冷、忧愤、逸事、联语、伉俪、困囿、多舛、命运、晚景、归去、叹誉
博学
游学海外时，陈寅恪就以博学著称。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学生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陈寅恪所懂得的语言数量，他研究陈寅恪的读书笔记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工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专从笔记本的数量和内容来看，先生致力最勤的是中亚、新疆一带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以及藏文研究和蒙文研究。”
陈寅恪甚至对高等数学也有所涉猎，季羡林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数学的笔记本。陈先生在这方面的造诣我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笔记本里所记的微积分公式，充分说明先生在数学领域内也绝非处于初级阶段。这立刻就会让我们想到马克思。但是马克思搞的是经济学，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密切。而陈先生则是搞文史的，他竟也钻研数学。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有意义。”
陈哲三说，其师蓝文徵（曾在清华国学院就读）回忆，陈寅恪“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匈牙利的马扎儿文都懂”。
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一次，陈寅恪随意翻看上中学的陈封雄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根据当时美国的教科书编译，并配有许多图片。其中一张图片的下面的注释写着：“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后即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
陈寅恪博览群书，这让在哈佛留学的吴宓敬佩不已，吴宓说：“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之生活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
胡適花费大力气考证出了南朝陶弘景的《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写成《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以为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但傅斯年告诉他，其实前人早有此发现，陈寅恪即说过《朱子语录》中曾经指出《真浩》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適听后检出《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查看，果如陈所说。
到清华任教的第二学年，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课，同时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专题研究的学科为：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听讲者常生望洋兴叹之感。
每次上课前，陈寅恪对学生道：“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文字，佐证历史；或引诗证史，从元稹的《连昌宫词》到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信手拈来，文字出处，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述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学生姜亮夫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他的比较研究规模很大，例如新、旧《唐书》的比较，有的地方令人拍案称奇。可惜我书读得少，与先生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记了很多笔记。”
姜亮夫还回忆：“陈寅恪在清华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误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还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弄懂的），除此之外，我就不懂了。”
在清华时，学生常到陈寅恪家中问学，蓝文徵回忆说：“每到他家，身上总是带几本小册，用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可惜九一八之变起，我只身入关，那些小册和藏书便全部沦陷了，至今想起来都感到无限痛惜。”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1931年，吴宓到欧洲游学，赴伦敦大学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叶慈家宴，汉学家马伯乐夫妇也在座。当时叶慈拿出他考释的某中国碑文，请吴宓及马伯乐帮助解释，但二人均未尽解。吴宓便寄信给浦江清，让浦去请教陈寅恪，碑文最终才得以解释。
1933年3月23日下午，陈寅恪的研究生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据朱自清日记记载：“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也。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茶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考试后，陈寅恪在课堂上问朱延丰自觉考得如何，朱以为尚不错，陈笑曰：“恐也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大解后如何洁身。”朱迟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乃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少顷，深表赞许。
同年，陈寅恪的弟子蓝文徵在日本，一次，他到东洋文库吃饭，席间遇到如日中天的日本史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对蓝并不重视，称蓝为“蓝君”而不是“蓝先生”。有人拿来一张中国地契，说是明末的，但蓝鉴定是清末，白鸟对蓝才稍稍重视起来，问蓝道：“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问：“是不是陈援庵先生？”白鸟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蓝答：“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和蓝文徵握手。白鸟说，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该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再写信请教某教授，某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适逢钱稻孙度来日本度春假，正住白鸟隔壁，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便到了，白鸟遇到的问题也解决了。他对蓝文徵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此问题可能至死不解（按：此事学界存疑，仍录于此）。
《蒙古源流》一书为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讲述了许多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许多研究者对此书困惑不解。20世纪30代初，陈寅恪对该书进行研究后，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解决了让人们困惑不解的难题，对蒙古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为了引起学术界对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的重视，陈仔细阅读该残卷后，发表文章，从摩尼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阐述其价值，为人们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开创了先河，被公认为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职称，同时，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该校汉学教授，请其赴牛津讲学。他是该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语汉学教授。此前，陈寅恪曾两度辞谢该校的延聘，但为到英国治疗眼疾，才接受聘书。当时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牛津，等待陈寅恪的到来。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评论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但遗憾的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成行。
陈寅恪熟稔晚清掌故，对于现今保存的当时士大夫之间私函中透露机密情报所用的隐语，往往一语猜透，使迷茫难解的材料顿时明朗，成为关键性史料。如张佩纶的《洞于集》中，载有他甲申变局前写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等隐语。陈读后立即指出：“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
1946年，吴小如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选修了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课。陈时已目盲，故这门课不采取讲授制，凡选修者只须拟定一个论文题目，经陈同意，即可自行准备，定期同导师谈话，汇报学习情况。吴小如每次去见陈寅恪，每次必带去一堆问题。陈听过之后，语调轻缓、从容不迫地对吴说，这个人的名字似乎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那个人的材料可能出于某人文集中的某篇文章。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陈大都能列举新、旧唐书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让吴自己去按图索骥。吴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寅恪熟读《资治通鉴》。王永兴回忆，陈寅恪目盲后，一次他为陈读《通鉴》，读至一段时，陈忽然让其停止，重读。王意识到可能读有脱漏，便仔细慢读，果然发现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
1962年，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在一次讲话时说：“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方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与印度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内容，******思考了一整夜后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双目早已失明，但他凭借记忆说出某段某句当在某书某页，为我国政府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按：此事亦存疑，姑且录于此）。
推崇
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曹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云祥只好同意聘用陈（按：陈得到清华系吴宓极力推荐，此事为陈之弟子蓝文徵，学界尚存疑，姑录于此）。
1926年，陈寅恪学成归国后，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是当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并成为清华唯一的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园，师生有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常去向他请教，大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陈寅恪也因此被称为“活字典”、“活辞书”。当时清华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在清华时，陈寅恪讲课，许多教授老师都前去听讲，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等，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在华西大学讲课时，不仅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前去听讲，连父亲陈三立的诗友、名诗人林山腴也前往听讲。当陈寅恪看到学生中也有林山腴，为之懼然，对人说：“山公厚我励我，真我良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