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云鹄亦为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侃庶出，生母周氏原为黄家女仆，后被黄云鹄纳为妾室。
黄侃天资聪颖，5岁时，随父游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默记。归后，黄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令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独自到江南尊经书院任教。因家用匮乏，母亲让黄侃写信告知家中困顿，黄侃在信后附诗一首，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黄云鹄见到黄侃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云：“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当时黄云鹄的好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卸任后客居江宁，读到黄侃诗，诧为奇才，遂将女儿许配给黄侃。此女即黄侃的结发妻子王氏。
黄侃9岁能读经，日逾千言，10岁便已读毕四书、五经，人呼“神童”。黄云鹄致信黄侃劝诫道：“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黄云鹄教子甚严，要求黄侃将《史记》、《汉书》从头背到尾。他将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存放在一间屋子里，起名“归学处”，作为黄侃读书的地方。黄侃13岁时，黄云鹄病逝，黄侃母亲秉承黄云鹄志愿，依旧请人在“归学处”为黄侃授课。每每黄侃上完课归家时已是深夜，此时家中偏门已锁，他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母亲每次都秉烛在外面等着黄侃。母亲恐黄侃吃不了苦，问他：“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良苦用心，答道：“读书而已。”
父亲去世后，黄侃因系庶出，颇受黄家歧视，黄侃便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15岁时，黄侃考中秀才，后因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侃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学堂，成为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当时同学中有宋教仁、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人。
师徒
黄侃幼时从著名学者江瀚读书，他名满天下后，仍一直以师礼事江，常托人寄物品给江。1931年，黄侃北上，刚下车，便赶到江宅拜谒老师。江瀚七十时作七律《见怀》送给黄侃，首句便是：“不见蕲春黄季子，三年白尽老夫头。”
黄侃与章太炎结识于日本，传闻中，章、黄结识颇具戏剧性：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便高声怒骂。黄侃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不甘示弱，马上报以回骂。双方不骂不相识，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题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黄侃钦佩于章太炎的学问，而章太炎也对黄侃极为赏识，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
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的相识还有一种版本：在日本时，一次，黄侃随众人去拜访章太炎。到章的住所，黄侃看到章太炎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便没有进去拜访。后来章太炎在报上看到黄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两文，惊为奇才，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黄侃才前往拜谒，二人得以相识。
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章太炎夸赞黄侃说：“季刚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难得其比。”
黄侃与章太炎交往一年，一直没有拜师。第二年秋，黄侃即将归国省亲，章太炎对黄说道：“务学莫如求师，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然查君意实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先生（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了，沉吟未语。章太炎又说：“如君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后大喜，第二日即执贽至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是日相追随，学问大进。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黄侃虽为章氏弟子，但其对章氏研究学问亦有帮助和启发。章太炎曾说：“（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的《文始》一书便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章太炎的著作《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学人，却让黄侃为他写《后序》，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章太炎著书广征群说，而往往以黄侃所提作为定论。黄侃为此感佩万分，每逢学术讨论，必以章太炎的观点为准则，维护先生可谓不遗余力。某次黄侃与人讨论训诂，此人反对章之学说，而黄侃不许他人反对章太炎，故争得面红耳赤，直到那人让步，才肯罢休。
民国初年，宁太一办《民声日报》，邀柳亚子襄助笔政。柳亚子是《天铎报》的骨干，《天铎报》的论调和章太炎的颇有抵触。《天铎报》刊登了夏重民的一个短评，将矛头直接对准章太炎。黄侃看后大怒，立刻赶到天铎报馆和柳亚子大闹。是晚，柳亚子的姨丈汪东送来请柬，邀请柳到同兴楼赴宴。岂知柳到了那儿，黄侃板着面孔，带着怒气，责问柳《天铎报》短评之事。柳说：“我不是总编辑，负不了责任。总编辑是李怀霜，你找我有什么用！”但黄侃不依不饶，硬要柳脱离《天铎报》，柳亚子无奈，只能离开《天铎报》，专任《民生日报》的辑务。至此纠纷才告一段落。
黄侃目中无人，独对章太炎执礼甚恭。他常说：“尊师所以重道。”周黎庵在《记章太炎及其轶事》中记载：“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按：应为孙世扬，黄侃在北大的弟子，后为章家的家庭教师），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
汪辟疆也说，黄侃“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黄侃“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作诗，经常拿着诗稿请章审阅，对章的只字片语都特别珍视，每章太炎有信至，便将信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侃得书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六十大寿，黄侃冒雨赶到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
黄侃日记中每写“章炳麟”三字，均以“章火”代之，避师名讳。
世人皆不齿黄侃的私生活，称黄“有文无行”、“无耻之尤”。但章太炎却对其种种行为极为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但其母丧时呕血数升，乃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一向目中无人，只要他看不惯的，开口便骂。但他却一直对刘师培以礼相待，别人问他是何缘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三人无所不谈，但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猜测，刘是想让自己拜他为师，才肯传授自己经学。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学问没有传人时，黄侃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以为黄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时年已34岁的黄侃前往刘家向比自己仅大两岁的刘磕头拜师，并奉上十块大洋的红包作为拜师礼金，刘当仁不让，欣然受礼：“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据黄侃告诉汪东，一日，黄到刘家问疾。刘师培独以学无传人为忧。黄侃谓刘先生教满天下，何言此。刘言：“惜不得如足下其人者。”季刚矍然起曰：“信如是，刘先生不弃，侃愿执经受业。”刘笑颔之。次日即备毡烛往行弟子礼。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时，黄侃已名满天下，与刘的名气相差无几，许多人很是费解。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刘师培常与在北大任教的黄侃谈论学问。一次，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拿给黄侃看，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黄侃在课堂上曾对学生说起他为何心折刘师培。黄侃在北大教书时，课前十分钟必定要看一遍讲义，一次，他看到陶渊明的一句诗，不知典故出自何处，便去问刘师培，刘说要思索一下再告诉他，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便去问章太炎，当时章刚起床，正在阶前刷牙，问他何事如此匆忙，他说明来意，章当即告诉他出处。回来时，他又绕道去看刘师培，刘说他也想起来了，说的与章所说一致。从此，黄侃对刘师培更加敬重了。
黄侃师从刘师培时，刘已不久于人世。黄事师月余，刘尽以所学告黄侃，旋即病逝。黄侃说：“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虽然拜师后仅数月，刘师培便去世，但黄侃始终不忘师恩。刘师培去世的次年，黄侃撰《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刘，黄侃在文中云：“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黄侃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房，“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黄侃弟子陆宗达给学生晚辈讲到黄侃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道：“一啄一饮，莫非师恩。”“****”结束后，百废待兴，陆写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学术上鸿篇大论，而是“季刚先生二三事”。陆家曾住琉璃厂，有次陆宗达去西草厂理发，路经椿树上二条时，陆在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陪同陆宗达去的孙子陆昕问他干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才沉浸在回忆中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就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说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所院落。陆昕建议到大门口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走近了更受不了。在这里看看就行。”陆昕回忆说：“记得那天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胡同口有棵干枯的老树兀然耸立，夕阳惨淡，暮色沉重，也许正是这一片凄清引起祖父心中的怀念吧？”
陆宗达临终前陷入了昏迷，经常说胡话。有一夜，他忽然大声而清晰地说：“这件事得季刚先生说了算！”守在一旁的陆昕心里感叹无比，深觉祖父对黄侃的感情何以一至于此。
治学
辛亥革命后，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取，黄侃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黄侃弃政从文，一心进行国学研究，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谈学问：“有直线之学问，有平面之学问。泛滥各科，以求广博，平面之学问也；设为专题，深入研究，登峰造极，直线之学问也。”
黄侃说：“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量守庐学记》中记载，黄侃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一是辽东白豕之病；一是妄谈火浣之病。
黄侃说，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曾言：五十之前不著书。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终不为所动。后黄侃因酒猝然离世，其身后留下的著作寥寥。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不仅要求自己不要急于著书，还告诫学生30岁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殷孟伦回忆，黄侃常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陈祖深回忆道，黄侃“惟文思颇涩，每为一文，必博考群书，稿凡数易，不轻示人”。他常曰：“文章古奥，可学柳子厚，少用虚字。如作一文后，抽去其中‘之乎、者也’即行。”又曰：“汝自信不会读错之字，往往偏会讹误于不觉。……相习成风之讹误，如汝个人纠正，则人反以为非者。如成语中之‘目不识丁’应为‘目不识个’，‘自顾不暇’应为‘自固不暇’，‘滑稽’应读‘骨稽’，‘暴露’应读‘扑露’等……”
黄侃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