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这时完全站在了上风，昔日道貌岸然的伯特眼下已经成了她的一个可怜巴巴的俘虏，有什么能比人赃俱获更有说服力？现在，她完全是一个胜利者，她当然不可能相信伯特的连篇鬼话，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在其他方面可能会存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但在对男人的性姿态性检点方面，女人有她们天生的敏感性。也就是说，安妮早已看出自己的男人在这方面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作为妻子的安妮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无论是伯特还是她都必须一致对外，伯特和她之间的事怎么说也是内部的事，内部的事情都好处理。
碰到这种事情，衣衫不整的高兰香羞耻得只怕地没缝儿，恨不得往地里钻。才想夺门逃去，安妮已经把她堵在了门前，连眼睛都不眨一巴掌打在了她的脸上，打得高兰香眼冒金星，差点栽倒在地。安妮还不解恨，一边恶狠狠揪着她的头发，一边骂高兰香是一头骚得不能再骚的母猪，才干出勾引她男人的可耻勾当，她要高兰香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她所说的代价其实就是让高兰香在两天的时间内无条件离开新加坡，在她的眼前消失掉。她说像高兰香那种女人根本就不配在新加坡这种地方呆着。那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行为，她的整个目的意义就在于让她的雇工清醒地认识到她的绝对权威性，和她在这个家庭中不可动摇的主人的地位，她为自己所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洋洋得意，她甚至于有点炫耀地问伯特说她这样决定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她说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出这种招数的。
到了这种时候，平时风度翩翩、口若悬河的伯特已经变得理屈词穷，他除了附和以及向妻子赔不是之外，转眼间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自主意识，一切都在听任安妮的安排和调遣。
叫苦喊冤的当然只有高兰香，在这整个事件中，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现在却要由她来承担全部责任，成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不管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她最担心的是如果新加坡不让她呆，那么，她还能上哪里去？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让她们一家人走呢？于是她求安妮放过她，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解恨，还可以再打她，怎么打，怎么罚她都可以，就是不能把她赶出新加坡。安妮当然不可能去理会一个雇工的苦苦哀求，她不可能让自己的男人看上的人继续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那是极不安全的。而她，作为殖民统治者，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她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女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她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呢？安妮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她必须有更大的举措。她小题大做，马上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全都召集在客厅里，并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宣布了她的这个决定。那种做法多少有点杀鸡给猴看的味道。
高兰香满含屈辱被当场赶出安妮家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哀伤，她就像是一只浑身受伤的小鹿，反而不知道究竟疼在哪里了。这天夜里，在那个窄小的房子里，苍白的月光斜斜地照进屋子里，照在了床前。已经劳累了一天的黄泽如早已睡去，小小的黄佑国和佑娘也已进入梦乡。高兰香却眼睛睁得大大的，久久无法入睡，白天发生的事对她来说简直就像是在做一场梦，使得她甚至于怀疑那一切是否是真的。她想起当初她和黄泽如历经磨难，差点连命都丢掉来到南洋，现在生活才刚刚有了着落，就又出了这种事。
她知道，安妮不想让她在新加坡呆下去，就等于逼迫她们全家人离开新加坡，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南洋虽然大，可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是属于她们的？她觉得生活怎么尽跟自己作对？要是当初听了黄泽如的话，对伯特保持一点距离，哪怕保持一点戒心的话，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下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招来的，她真恨不得以自己的死去换取家庭的平安，否则的话，这一家子人往后该去哪里安身呢？反复想了大半夜，她想，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她必须去死，她的父亲，丈夫，还有儿子，不可能因为她再想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想起就要离开他们，离开这个人世，高兰香伤心欲绝，哭了起来，她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抚摸着身边的佑国和佑娘，她觉得这个世界虽然不公正，但自己是多么地留恋自己的亲人，她死得多么的冤呀！高兰香不禁泣不成声起来。
高兰香的哭声终于惊动了熟睡中的黄泽如。黄泽如翻过身来问高兰香到底怎么啦。这一问不要紧，高兰香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起来。黄泽如怎么劝，仍然哭个不停。这时，住在隔壁的高伯听到哭声也推门进来，看那阵势，高伯毕竟上了年纪有些经验，他问高兰香是不是让人给欺侮了，高兰香先是不愿意讲，但经不住高伯和黄泽如在一边一再催促，高兰香终于说出了实情。黄泽如在国内时本来就对洋人一肚子的愤恨，现在听说要侮辱自己的女人，还要把她赶出新加坡，心里哪里受得了，立即跳下床说要跟那黄毛拼命去。高伯倒是冷静，劝黄泽如别太冲动了，冲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说那洋人既然已经说出口了，已经赶高兰香走了，你想要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在这块土地上，谁还敢跟他们作对？眼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想退路了。黄泽如心里不服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白白让他们给欺侮了？高伯说，不然你还要怎么办？你跟他们拼命去？你打得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是这里的王。王是什么？王就是至高无上的，没人敢跟他们较量。在新加坡，他们想赶谁走谁就得离开这里，他们要让谁死谁就活不成，就连这里的土著都对他们没办法，你行吗？别拿鸡蛋砸石头了。
黄泽如听着，觉得那确实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搞不好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高兰香也说，我宁愿去死，你也不能跟他们拼命去，我们怎么可能拼得过人家呢？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要是当初听了你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高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事到如今，怪谁都没用的，眼下关键的问题是看往下要怎么办。那洋人已经不让我家香香呆在新加坡，我们全家只好跟着香香走了，她去哪里，我们也只能跟着去哪里。我们总不能让香香自己一个人闯荡去。但要走哪里呢？我们还能够去哪里呢？
这成了摆在一家人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黄泽如说，依我看就去沙捞越投陈可镜、李清华他们去吧，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
高伯想了想说，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
高兰香听说要去沙捞越投奔陈可镜夫妇，也不再哭了，跟着说，就去沙捞越吧，我们已经快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清华姐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怎么样？
说着，没等到天亮，一家人就开始动手打装行李，有的包，有的捆，其实本来也没多少东西，只一会儿就收拾好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按理说，该出发了，可高伯突然就不见了，黄泽如和高兰香都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去了，两个人带着佑国和佑娘坐在屋里等着，四目相对，心里都有些急，都觉得高伯在这种时候走掉有点奇怪，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高伯纯粹是为了那个曾经跟他生活过半年的凤出去的。高伯本来是不打算跟女儿女婿去沙捞越的，他想继续留在新加坡，那种原因非常复杂，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但事后认真想了想，这才明白，其实就是因为凤，心里在惦念着凤。他不忍心把凤一个人丢在新加坡，自己说跑就跑到沙捞越去了。他觉得那样对凤不公平。但他又不能不去沙捞越，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他不想因为凤，又让一家人四分五裂，那样做，女儿女婿也不会同意的。他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跟女儿女婿一起走。但在要走之前，他又觉得他必须再去看一次凤，他不可能不辞而别。谁知道这一走，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新加坡呢？
和过去几次一样，高伯这回仍然没有见到凤。于是他开始对凤的下落产生怀疑，心里想，不可能回回都见不到凤的，凤就是被人像监牢里关犯人一样给关起来，也还有放风的时候呢，哪能回回碰不到她？高伯于是向凤的邻居打听凤表哥的一些情况，这一问才知道凤表哥早已经搬家了，至于搬到哪里，邻居就不知道了。高伯听了相当失望，好像丢了一样非常贵重的东西，那样东西原本是属于他的，但他却太不珍惜，太不懂得去爱护了。高伯觉得他这辈子都难再见到凤了，当初其实不该把凤从自己身边给推出去的。现在想来，心里非常后悔。
回家的路上，高伯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不打算跟女儿女婿走了。他知道，要是他一旦跟着女儿女婿离开新加坡，就意味着他永远再也见不到凤了。回到家里，黄泽如和高兰香看高伯心事重重的样子，也不便多问，只催着高伯赶紧上路。高伯却支支吾吾说，他忽然想留下来，他不打算跟他们一起走了。他说他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几年，已经很习惯这里了，一点也不想再挪个地方。要么就回大清国去，除了大清国，他哪里也不想去。
尽管女儿女婿并没有在意他为什么突然改变决定，高伯却总觉得好像他心里的秘密已经被他们给发现了似的，知道他在跟他们撒谎，说假话，心虚虚的，觉得相当不自在。女儿女婿并不明白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执意劝他跟他们走，并说他年纪已经大了，一年不如一年了，总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下去。然而，尽管他们说了半天，也没能说服他，看他那样，女儿女婿也不勉强，只好随他了。临别时，高伯说他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但有一点，他不得不交代，他说不管以后去了哪里，是沙捞越，还是马来亚，或是任何一个地方，一定得让佑国、佑娘他们讲中国话，不要学那些外国话。将来孩子上学，如果有中国人办的学校就去上，要是没有，宁愿不上，自己在家里教他们，一个举人的父亲还怕教不了自己的几个孩子？
高伯絮絮叨叨说着，等看女儿女婿满口答应了，他才放下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