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搬到惠比寿的第一个月，有两件令我深感幸福的事。
六日那天，和以往一样，下了班我径直回家。开门后，客厅里没有点灯，窗帘拉着，房间是黑乎乎的一团。我想韩子煊可能正外出不在家。黑暗中，我摸到墙壁上的电灯开关，随着房间一下子亮起来，我看到客厅的沙发前有一大瓶子鲜花。红的、粉的、黄的、绿的，它们是月季、玫瑰和水仙。客厅很大，因为刚搬家不久，除了房东老太太白送的一套沙发，我只买了电视、冰箱和吃饭的桌子。客厅看上去是空空荡荡的。
而一大瓶子鲜花，把客厅的空空荡荡充满了。一个普通的房间看起来像一座花园。交织的鲜花丛中插着一张生日卡片。我打开生日卡。韩子煊在卡上写了一段话：秋，愿你今后的人生永远如花，芳香鲜艳。生日快乐！韩子煊
我放下手提包，恍恍惚惚地坐在地板上，无声地流起泪水。隔壁屋间里传来脚步声，我看见韩子煊微笑着向我走过来。韩子煊虽然大我二十多岁，但是他长了一张娃娃脸，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凡事都无所谓”的表情。看见我的泪水，韩子煊开心地大笑，接着拍了拍我的头说：“这点小事就把你感动成这个样子，你真是个傻瓜。”
我抽出一张面巾，擤了擤鼻水。我并不是傻瓜。我对韩子煊说：“你记着我的生日，买花送我，对我来说，已经是令我高兴的事。但是你搞得这么浪漫，让我觉得有点儿受不了。”
韩子煊笑着说：“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
这一刻，我在满屋子都弥漫着花香的房间里，心脏差一点儿就停止了跳动。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接近三十岁了。我对韩子煊点点头。这一刻，我觉得我真的拥有了好多东西，除了可以住在憧憬的惠比寿，还拥有了浪漫的男人和美丽的鲜花。
韩子煊说：“另外，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问韩子煊：“什么礼物？”
韩子煊笑着说：“我认识每日新闻社的记者，正好负责亚洲部分，哪天我约他跟你见个面，你不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吗？可以让他在报纸上帮你宣传一下。”
我问韩子煊：“是真的吗？”
韩子煊看着我的脸说：“别紧张，那个记者是我的好朋友，相信他不至于会拒绝我的请求。”
我高兴得几乎是尖叫起来，甚至忘记了谢谢韩子煊。其实，整个季节我都在想着怎样宣传书的事。这本书对我来说比较特别，是我来日本后出版的第一本日文版书。书里写的几乎都是妈妈的事，充满童年的回忆。我把这本书寄给了妈妈，妈妈在电话里说她看不懂日文，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但是非常高兴。妈妈形容这本书，“是一本印刷和装帧都很精美的书。”
我从小时候就注意到自己有一种痛苦和其他的小孩子不同。我家里有六个孩子，父亲酗酒成性，妈妈总要没完没了地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困境。我在其他的小说里写过我家里的一些事，我父亲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却都用来喝酒抽烟。六个孩子里，二姐、三姐和四姐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妈妈白班晚班地打各种工，赚来的钱依然不够全家的开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次交学费之前，妈妈都要我去邻居家借钱。我在书里说，妈妈之所以选定不满十岁的我去借钱，可能因为人们很难拒绝一位孩子的要求。妈妈这样教我：“你去借钱的时候，你就说我爸22日发工资，22日那天肯定还钱。”我至今都记着这句话，22日也成了我永远都无法忘却的特殊的日子。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因为熬不住种地之苦，二姐一次接一次地从农村偷偷地跑回家里。二姐坐火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正好赶上午饭时间。通常是妈妈和我，以及几个姐妹在吃午饭。二姐不敲门，而是特地绕到后院敲窗玻璃。我家那时住一楼，二姐一敲窗玻璃，妈妈就会看窗，看到二姐，妈妈的手会控制不住抖起来。第二天，妈妈送二姐回农村，妈妈告诉二姐：“城里没有你的户口，没有户口就拿不到口粮。你不在农村待着的话，农村的口粮就悬乎了。这一次回去，你要尽可能待得时间长一点。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二姐一直哭，对妈妈说农村的太阳太毒，太阳地里种水稻，腰痛得受不了。妈妈说：“得忍啊。忍到你抽调回城。你看老三和老四，和你一样苦，但是她们两个就能忍。”二姐没有办法，只好回农村。二姐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妈妈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地喊：“你要学得省心点儿。”
我还记得那时的二姐，披散着乱发，一脸的泪水，一直愁眉苦脸的。
多少年后，二姐结婚，还有了孩子。二姐的男人喜欢喝酒，喝了酒就骂人、打人。二姐的孩子不肯好好读书，年纪轻轻就比他爸爸还会喝酒，喝了酒后，比他爸爸还会打人。二姐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打跑了三个老婆。妈妈常常会叹一口很长的气，补充说：“老二这个孩子，从小就不省心。结了婚，有了孩子，还不省心。属她给我添的麻烦多。小孩子从小看到大，老二尿床尿到上中学。她去农村的那几年，我挣的工资，有一半都是花在她的身上。”
我知道，这是伤感，妈妈的伤感。怀念，还有爱，其实不过就是伤感。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对明天的不安，总是跟在脚后追上来。好长的时间里，我不敢在夜里独自去厕所，怕有一只陌生的手，会把我抓走。而妈妈依旧男人一样从早上工作到深夜。妈妈睡觉前会陪我去厕所，有一次从厕所里出来，我爬上床，准备睡觉，妈妈说：“什么时候你去厕所不再需要我陪了，我就该休息了。”
还有一次，妈妈快活地对我说：“我其实从来没有担心过什么，养你们这六个孩子，感觉像是养一群小猪，只要每天用吃的东西，把眼前的六张肚皮塞饱了就行。”
我觉得妈妈说得对，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也只是关心有没有饭吃。
稍微懂一点儿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在厨房偷偷地擦眼泪。我走过去拉着妈妈的手，对妈妈说：“妈妈，长大后，我要把你受的苦都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
妈妈用手拍了拍我的头，破涕为笑。
后来，已经出版了几本书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原点：
“妈妈，长大后，我要把你受的苦都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这句话是我的写作的出发点。我和妈妈一起生活了整个童年，妈妈把我们当猪养不是妈妈的错，那个时候的妈妈，只有把我们当成猪养才能把我们养活。有时候，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就已经要你用上全部的身心和精力。处境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处境都一样。我也无法更换另外一个妈妈。妈妈是我一生的背景，一边愁眉苦脸，一边满不在乎。妈妈穿一件藏青色的上衣，留着齐耳的短发，妈妈其实长得十分美丽。我一直以为藏青色是最能表现清洁感的颜色，并酷爱藏青色的衣服。”
多少年后，妈妈到日本探亲，那时妈妈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和妈妈在一个超市里碰到我的一位朋友。朋友来日本前是国内某家电视台的导演，他说我妈妈比我长得好，不单是好看，更主要是大气，好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老太太。
那时，我很想在国内成为一个纯文学的畅销书作家。如果不是因为和大宇离婚，我也许不会出国到日本。离婚手续是我和大宇一起去街道办事处办的。具体的日期我没有记住，但是，我记得是1991年年末的一个午后，冬的阳光温暖地照着街道。我和大宇走进街道办事处的时候，两个女人坐在里边，女人身后的收音机里，毛阿敏正唱着《渴望》，那一段时间里，几乎人人都在唱《渴望》。办完离婚手续，我和大宇走出街道办事处的时候，已经是在播放《在中国大地上》了。那一段时间里，人人也都在唱《在中国大地上》。
到了十字路口，我跟大宇该分手了。我没有说再见，抬起右手对大宇挥了一下，大宇也抬起右手挥了一下，我和大宇各自走去，方向正好相反。拐弯的地方并不太远，拐弯时我不敢回头，我不后悔没有回头。大宇是否回头，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以后的岁月里，大宇这个名字和这个街道办事处，我对它们的记忆常常潮水般涌到眼前，它们具有着形状和味道，好像两臂间的投入，两个唇齿间的亲吻。
大宇从家里彻底消失了。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搬走了协议好给他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不仅如此，大宇还搬走了他的相片和他的衣服。所有与大宇有关的一切都被他搬走了。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共同生活过的房间里，只留下荷兰飞利浦牌的电视机和吸尘器。早上我不小心打碎的镜子，一分两半地被大宇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大约有一个星期我足不出户，窗户也不打开，方便面的包装袋散乱在地板上，我整个人深陷在双人床上。家的意义已经消失，家单纯成为房间，不再令我感到安慰。好多东西无法从心里赶出去。真正的离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什么人可以离得干干净净的呢？也许物理学会告诉你，离的另外一个意义正是围困。一个星期后，我照常去上班，出门时我才发现，我的邻居都是参加那次集体婚礼的大宇的同事，尴尬围困着我。我觉得大宇的同事都在以一种古怪的眼神看我，仿佛我是他们经过时碍手碍脚的石头或者树枝。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住的地方开始令我觉得痛苦，被围困的痛苦。
就在这时，我经手翻译的一本书的作者，他叫依田明，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爸爸是日本著名的心理学者依田新。依田明发邀请，希望我能到他所就职的大学留学。当然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妈妈，正全力完成对妈妈的承诺，所以对去日本留学的事十分犹豫。我东张西望而无法作出决定的时候，凑巧有一个去见冰心的机会。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冰心就以她的文字吸引了我，我几乎记住她笔下的每一篇文章。
那是我第二次见冰心。我给了冰心一份报纸，上面发表了我写的散文《初见冰心》。我告诉冰心，我刚刚离婚，有一所日本的大学欢迎我去留学，但是我还在犹豫。
冰心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背后是梁启超书的一副对联，句子是“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以为是梁启超本人的诗句，但跟我同去的朋友告诉我，对联的句子来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名字，立刻老实地说不知道龚自珍的这本书，朋友说他其实也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说冰心的书房给我的感觉很舒服，冰心就告诉我她每天都坐在这里写文章。冰心的女儿也在，不时地望着冰心微笑。过了没多久，朋友说不能打扰太长的时间，冰心需要休息。于是我跟冰心告辞，对冰心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冰心先生给我写几个字。冰心马上让她的女儿拿来纸和笔，给我写了一幅字：小孩子你别走远了，你与我仍旧搀扶。冰心
这是冰心自己写的散文里的一句话。冰心在这里引用，想必是让我自己对去不去日本作选择。走而不要走得太远。第三次见冰心的时候，冰心又给我写了几个字，我忘记是什么字了。同去的朋友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他的朋友是西安人，名字应该叫王建君，刚巧来北京出差。于是我捎带着把王建君也带到冰心的家里。现在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明白，王建君来北京是他跟我的朋友事先策划好了的。朋友说王建君认识装裱字画的人，装裱得非常好，不用花钱，白裱，而我呢，因为要贪省钱的小便宜，也因为相信了朋友说的话，冰心给我的第二幅字就被王建君带到西安去了。这幅字从此没有回到我的手上。通常的情况下，我差不多不会想起这件事，有机会说冰心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并且会顺便发发朋友的牢骚。发牢骚的事终于传到朋友的耳朵里，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赔你一幅字，所以你不要老是将冰心的字挂在嘴上。”我问赔我的也是冰心的字吗？朋友说冰心的字是拿不到了，但是陕西知名作家贾平凹的字。我知道朋友跟贾平凹的关系很好。过几天，朋友真把贾平凹的字拿来了，我打开看，一共是八个字：“清净无为，虚怀若谷。”这八个字好。二话没说，我收了下来。
我老是爱把走和小路联系起来。我回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二姐最喜欢唱的那首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二姐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正跟住在另外一条街的一个男孩子谈恋爱。二姐偷偷跑回家的时候会去见那个男孩子，每次去都带上我，每次去的路上都会唱这首民歌。有一次我问二姐：“那条小路上有鸽子吗？”
二姐问我：“为什么要有鸽子？”
和大宇离婚已经过了好久，失落分毫没有减少。对过去的回忆让我觉得我依然爱着大宇。我曾经是驻留在大宇肩头上的一只白鸽。我总是看到白鸽向着远方飞去。
那时我跟汪曾祺和他的夫人也相处得很好。汪曾祺住在北京的蒲黄榆，三居，五十平米左右。我经常领一些称汪曾祺为“汪老”的朋友到汪曾祺家里去。我的朋友都是一批年轻人，有写小说的，有画画的。汪曾祺在给我的书所写的序里说：“黑孩以及她的那些文友对我好像还是理解的，我对黑孩和她的文友则只有想要理解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真诚的。”我跟感谢冰心一样谢了汪曾祺。我好感动。汪曾祺小个头，虽然眼睛炯炯有神，我们在私下却把他称作小老头。汪曾祺说我们好像是理解他的，其实，我们是崇拜他，崇拜小老头，崇拜小老头的文字。我的一位女友说，汪曾祺会玩，会吃；爱美，爱生命。可惜不可能，可能的话真想嫁给他。而汪曾祺也在给他妻子的信里说：“不知怎么，这里的女人都喜欢我。”
犹豫是否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赶上我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我去汪曾祺的家里拜托汪曾祺给我写序。没想到那一次见面成了最后一面。汪曾祺在序言的结尾处说：“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我知道汪曾祺已经清楚我下决心去日本，他为我的书的封面挑选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在北京王府井拍的，我穿了一件长到脚脖的紫色的风衣，沐浴在夕阳下，皱着眉头，神情忧郁。照片在印刷时被放大，同时做了删除背景的处理，所以一对白色的耳环看上去显得十分耀眼。
因为这张照片，我把书名定为《夕阳又在西逝》。
汪曾祺还送给我七幅字画，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幅是：“燕市长歌酒未消，拂衣已渡海东潮，何时亦有思归意，春雨楼头尺八箫。开到紫藤春去远，黑孩独自在天涯，纸窗木壁平安否，寄我桥边上野花。”
我说了这么多的题外话，就是想证明一点，对我来说，写作的意义是神圣而深大的。成年后，我的头脑比以往清晰了很多，把她的孩子当一群小猪养大的妈妈，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以她自己的方式爱着她的孩子。我一直有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我对妈妈的承诺。
《每日新闻》是大报，能够接受采访无疑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说不定正如韩子煊所说的，我的美好的人生，就从这篇报道开始。我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来准备这次对话。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字：“作家的想象力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会成为局限。打一个比喻，诗歌和小说中，常看到‘外边是雨的声音’这样的句子。雨自身没有声音，雨只是下，诗人和作家听到的是雨下的途中打击在房顶、树干的时候的声音，是撞击的声音。诗人和作家想写雨的时候，文学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文学不是从雨出发的。文学是从雨给人的内心所唤起的某一种心情出发的。问题在于创作的真实是想象的，而细节是真实的。回忆是另外一个存在，是第二个现在。”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说明什么，人在受某一种心情牵制的时候，解救的唯一的法宝就是语言，通过字眼来吐露心的声音。
跟记者见面安排在韩子煊搞的一个画展上。周六那天，我一大早就去了位于广尾车站附近的画廊。画是周五晚上我跟韩子煊一起挂到墙壁上的。所有的画都是画朝鲜风景的油画：晨间的薄雾，岩石间潺潺的流水，空荡荡的街市，铺天盖地的树，几乎所有的画的主题都十分单一，看不到背景。不知道韩子煊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朝鲜画家的油画。不过，我的兴趣已经不在这些油画上。
《每日新闻》的记者和我、韩子煊坐在沙发上，沙发的后面是那幅《空荡荡的街市》。
记者问了我很多问题，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日本，为什么来日本，最喜欢日本的什么，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主题偏向妈妈，今后有什么新的创作构思。我用了一天时间准备的文学对话根本派不到用场。很快记者感到没话好问，说想看看画，而这时韩子煊突然扯出川端康成。
“她喜欢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韩子煊指着我说。
我喝了一口茶水，是浓茶，苦涩在嘴里蔓延开，我不断地咽着唾液。但是，已经站起来的记者重新坐下去，惊喜地笑起来，几乎带着亲切地对我说：“我也喜欢川端康成。你喜欢川端康成的什么？”
世上有很多巧合的事。韩子煊在这一点上没有撒谎，我真的喜欢川端康成，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川端康成的。
我对记者说我喜欢川端康成。我说川端康成的书总是摆在我的枕头边上，摆在我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就说《雪国》吧，《雪国》的凉，雪的洁净，雪后的静谧；古都京都的树香，花开的声音伴着潺潺流过的融雪的声音，等等，川端康成的文字构成的不仅仅是画面，还是交响曲，可看可听，悦目悦耳。我说起驹子，《雪国》里驹子的头发虽然又凉又硬，但是胸脯会软软地膨胀出温暖。我说当我感到窗外凄风苦雨的时候，或者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我就读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似中药，可以为我解毒。
记者高兴地说：“你说得对，就是你说的这种感觉。你的表现很好。”
我跟记者还说到《伊豆的舞女》，说到《千羽鹤》，说到《睡美人》和《古都》。记者的情绪改变得比较快，虽然谈话中常常会言词尖锐，但表情总是非常温和。关于川端康成的评价，记者说小说充满了死亡的宣泄，即使是写普通的爱情，结果却趋向于虚无。记者这样形容川端康成，说他是一个“踏着葬礼的名人”。
趁着我跟记者说得正高兴，韩子煊插进来，一边看着记者，一边用手指着我，突兀地说：“跟她谈文学，会觉得她的文学感觉是这么好。你知道，她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家，在日本也会是一个有前途的女作家。如果她搞一个亚洲文化交流中心的话，你想会不会成功呢？”
这比任何话题都令我觉得难堪。我闭上嘴，看着记者苦笑。记者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问我：“你觉得你会成功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不知道亚洲文化交流中心是怎么回事，一时语塞。我看见韩子煊在记者的身后冲着我点头做手势。花了几秒钟我才明白，亚洲文化交流中心，是韩子煊今后想做的事，于是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但是，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韩子煊说：“没问题，亚洲这么大，一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说：“如果你们成立亚洲文化交流中心，大忙我帮不上，但是写一个新闻报道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叫大迫，个子不是很高，但是魁梧，白边眼镜并不妨碍他看上去是一个好看的男人。大迫说话的时候，操一口浓重的大阪口音。大迫说如果我跟韩子煊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不要跟他客气，只要能帮忙，一定会尽力。大迫站起身要走，韩子煊咳嗽一声，微笑着跟大迫握手。往外走的时候，韩子煊一边说谢谢，一边递了一罐绿茶给大迫，让他在路上喝。绿茶是我早上刚买的，正式的名字叫新茶。大迫告诉我，关于写我的报道，明天就可以见报。最后，说完“再见”的时候，大迫对我说：“我会应援你，你加油吧。”
送大迫的韩子煊回到画廊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使用过的茶杯。韩子煊在沙发上坐下来，闭上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韩子煊对我说：“大迫是外信部的负责人，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帮忙。今天见面的感觉不错，以后可以多利用他。”
我用毛巾擦干净手上的水，绷着下巴问韩子煊：“你说的亚洲文化交流中心，是怎么回事？之前可没有听你说过。”
“你不想做点文化方面的事吗？”韩子煊突兀地问我。
“这是两回事。”
韩子煊说：“这事你不用担心，你照常上你的班，具体的由我操作。”
稍微过了一会儿，我对韩子煊说：“我想知道得具体一点儿，比如从哪里着手？费用从哪里出？能不能赚钱？赔钱的可能性大不大？”
韩子煊吃吃地笑起来说：“你问的问题都是累赘。亚洲文化交流中心是法人社团，跟株式会社不同，不需要投资。只要有事可做，自然就可以赚钱。没事可做的话，自然也不会赔钱。你就放下心好了。”
我半信半疑，这时刚好有两位客人进来，韩子煊迎上去，跟他们说话。过了一会儿，两位客人看过画在沙发坐下，我赶紧走上前，问客人是想喝茶还是想喝咖啡。客人说想喝茶。我端着托盘将茶端给客人，无事可做，于是看墙上的画。看到《空空荡荡的街市》时，突然意识到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随意起的，真的名字用朝鲜语写在画的后边。我看不懂朝鲜语，不知道画的原名是什么。韩子煊还在跟两个客人说话，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想韩子煊会尽全力促成这一次交易。也许是因为房间太温暖，茶太浓郁，我开始觉得身子燥热起来。通过开着的画廊的门，有一阵阵凉风吹进来。我想一个人去外面走一走，换一下心情，就悄悄地走出画廊。
关于我的书的报道，第二天就见报了。我接到好多祝贺一类的电话，都是朋友们打来的。
《每日新闻》到底是日本的大报，影响力果然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