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涌现出无数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的人生命运各不相同，但是都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抱以敬意。其中著名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萧公权（1897-1981）就是其中一位。他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康有为思想研究》等著作，是学界的经典著作。为了系统反映他的学术成就，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九卷本的《萧公权文集》。其中第一卷《问学谏往录》，是萧公权亲笔撰写的个人回忆录。
众所周知，若要深入了解一位学者的学术见解，研读其学者自传，则有利于立体认知学术思想，本书就是深入研究萧公权学术思想的“敲门砖”。在《问学谏往录》中，萧公权详细记述了曲折坎坷求学、从教和治学经历与往事。他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真实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界风云和时代变迁。
萧公权毕生以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论争等。他的学术思想博厚精深，行文细密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他为我们缔造了一个非常规范而又冷静的学术格局，开启了中西政治学研究的新模式，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萧公权一生在大学里度过，浓郁的书香陪伴他的人生。他是江西泰和县人，1920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光华大学。1948年，他凭着杰出的学术造诣，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直至1968年退休。《问学谏往录》就是在退休后所写，他在本书“引言”部分非常谦逊地写道：“年过七十，往者不可谏，来者也少可追……涉及一些琐细事情的回忆，在一个平庸人的经历当中虽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实在都无关宏指，更不免索然无味。”
萧公权不仅是学者，还是文字功底深厚的散文家。也许是他自幼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他的语言文字读起来颇有韵味和诗意。萧公权对于青少年时代求学故事的回忆，对于今天的教育具有启发意义。萧公权青少年时代初入上海教会学校求学时，他根本就不懂英文，然而老师授课却是全英文式的。在语言障碍面前，他丝毫也不畏惧，虽然不懂英语，但是他见到老师和同学们都说英语，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勤学苦练，他用一年时间里就熟练地用英语听说读写。对英语的掌握，为他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学者奠定了基础。当前，很多家长花费大量金钱，送孩子上英语培优班，但是效果甚微。究其原因，是日常学习生活环境中没有讲英语的氛围，也没有真正培养孩子对语言的爱好。
要想成为杰出的学者，知识全面发展固然重要，而身体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然而，现在不少中小学一边说锻炼重要，一边还以各种理由搪塞。青年时期的萧公权就读于清华学校，在他的回忆中得知：清华办学之初，就把体育作为必修课，体育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萧公权是那种书呆子型的学生，由于身体较轻，体育运动中的跳远项目一直都是短板。学习之余，他早晚苦练终于及格。萧公权克服自身困难练习跳远的经历旨在告诉我们：学习中的兴趣固然重要，但是“规定动作”也要积极完成，不容逃避。其实人生也是如此，不能逃避的时刻选择逃避，最后“欠下的债”总归是要还的。
本书“问学新大陆·康奈尔大学的三年”篇章中，萧公权用详细的笔墨，回忆了诸多的老师、同学，尤其是对于读书与治学，他写下很多的感悟。杜威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当时在美国求学的萧公权慕名聆听了这位大师的讲座。然而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因为杜威并不擅长课堂演讲，讲座还未结束，学生走了大半。从此萧公权也明白这样的道理：并不是所有的大学者都擅长演讲，那些滔滔不绝的学者未必就有真学问。胡适谈治学方法时，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萧公权却在这两句话前加了一句：放眼看书。他认为，做学术研究，如果不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假设”一定带有偏见，“求证”则更危险。在学术研究中，他反对漫无目的的阅读，更反对全凭着主观需要，只摘取与己相符的思想观点而自圆其说，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
萧公权的后半生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是对中国传统诗词格外喜欢，闲来也读诗赋诗。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喜欢旧诗？他的回答是：只有喜欢，没有其他理由。同时他也补充：“我反对两种诗，陈言滥套的旧诗和粗制滥造的新诗，这两种诗不是真诗，是死文学。”萧公权作为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眷恋，他的学术基因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萧公权毕生能够在象牙塔之中钻研学术，并不受外界纷扰，这是他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