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知识界，有两位老人一直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一位是杨绛先生；另一位是周有光先生。两位老人80岁之前默默潜心学术，晚年则对人生、文化、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密集”思考，并不断著书立说，年龄似乎都不是问题。人的一生，耄耋之年还紧跟时代步伐静思学问，是难能可贵的，而百岁之后依然读、写、思，这就不得不令人敬佩。然而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杨绛先生以105岁的高寿，于2016年5月25日溘然长逝。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先生刚过完112岁生日的第二天便驾鹤西去。他作为当代最高寿的学者，也是唯一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文化学领域历经三次转向的学者。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被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怀念周有光先生，莫过于研读他的传记及其著作。
至于周有光的传记类作品，近些年来并不少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传》（高亚鸣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以九个章节的篇幅，用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客观地梳理了他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本书用平视的眼光，将周有光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期的经历，进行立体“画像”，书中没有对周有光英雄史诗般的塑造，而是尊重史料，还原了一个本真、平凡的学者形象。
阅读本书，是清晰认识周有光的过程。周有光乃笔名，其本名为周耀平，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书香门第，年幼时念过私塾，少年时读过新式小学和中学，年轻时分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主修经济，兼习语言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和“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结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前夕，他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同时在沪上银行界兼职。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在银行业界工作，并派驻纽约、伦敦。1949年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主讲经济学，并在新华银行兼职。50岁之前，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与研究，语言文字学对他而言，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
人生充满了偶然。1955年，周有光奉调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事语言文字研究。他曾回忆，自己从未想过进入这个领域，完全是边学边干。其实任何学问和事业偶然转向的背后，都有其必然性：他除了古文基础好，还精通英语、日语、法语，正是因为他具备开阔的语言学视野，这为他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多数人主张用汉字笔画字母的人占据多数，即便他的连襟、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反对他主导的汉字拼音用拉丁文字母。
本书中写道，“在和同事们经过三年的研究之后，周有光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由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又促成国际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现在人们使用汉语拼音习以为常，然而回头来看，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对于现代语言文字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为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编码、制定手语等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后，采用拉丁文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推广普通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些意义层面讲，周有光是受之无愧的“汉语拼音之父”。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传》这本书，是以他者的角度，重点围绕“汉语拼音之父”中心议题展开叙述，而《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则不同，主要是周有光的“口述历史”。此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有光1996-1997年的口述录音整理，在2014年补充了一段“尾声”。他当时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口述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他已是109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副其实。
在这本口述史中，周有光从家族渊源谈起，细数清末至今的历史剧变，透过敏锐的眼光和超强的个人记忆，讲述曾经亲身经历或耳闻的大量有趣的情节，集中表现了中国百年各个历史节点给人带来的影响。全书内容覆盖家庭、教育、国家、社会、战争、经济、文化、爱情、晚年生活等重要内容，其中涉及中外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近200个，如：吕凤子、刘半农、胡适、沈从文、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邹韬奋、卢作孚、梅兰芳、常书鸿、赵元任、老舍、马寅初、叶圣陶、胡愈之、爱因斯坦等。
周有光口述往事时，不仅善于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的命运，还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相互比较和参照。由于是口述，书中文字的语言风格随意、自然、活泼，充满智慧、乐观、幽默的基调。本书出版之前，有人就知道周有光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但是交往到何种程度，各种传言不绝于耳。
书中，周有光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自己在美国工作，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由于两人领域不同，因此仅仅聊些生活琐事。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非常友好，穿衣不讲究，也没有名人架子。正是因为无法专业对话，故对于爱因斯坦的记忆，印象并不深刻，而爱因斯坦“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之名言，周有光一直记在心里。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是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本书“尾声”中，周有光谦虚地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周有光在100岁之后，除了写作，经常在小书房里与许多来自各地的文人访客谈笑对答，这也成为他晚年表达观点的方式之一。《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精选汇集了周有光百岁之后所思所想。谈话集中，分为对谈和采访两部分，共23篇文章，呈现了他对国家发展的思考，对人才教育、社会运行、国家未来、世界历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和关注。一问一答之中，浓缩了他的百年人生智慧。某种程度上讲，这本谈话集也是他晚年生活状态的记录。
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有光对于教育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在谈话集《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一文中，他回忆了早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一时，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非常多，其中一名老师对周有光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周有光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看报，思考问题的习惯逐渐养成。这种主动思考的阅读法，对他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般来讲，人老了，思想难免守旧，对新鲜事物或多或少存在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出现的“网言网语”，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在对话集中一篇名为《网络语言不是洪水猛兽》的文章中，周有光并没有排斥网络语言，而是秉持开放的眼光。他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妨碍人们规规矩矩地写文章。“至于这些网络语言好不好……我认为没必要发愁。因为一个东西创造出来，会玩的人自然会创造好玩的方法。我认为一个凭空创造的事情开头都是不成熟的，假如长期不成熟，必然会被淘汰；假如是好的，将来会被大家接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周有光在人生晚年之时，研究学问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投向了历史与文化学领域。针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外国文化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出版了系列著作。《常识》（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这本书，主要从他的有关文化类著作中，精选出10万余字汇编成册。此书作为读书界知名的“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一册，用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周有光的文化见解进行不同维度的表达。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传统文化，长期维护了中国的皇权制度，使农业和手工业得以稳步发展。在周有光看来，华夏文化具有“五大贡献”，即培育五谷、纺织丝绸、采种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在本书《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一文中，对于什么是民族文化，他提出了见解：每一个民族都有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传统文化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但是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各自的特色。传统文化很少是单纯的。不同的文化混合成一种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经常现象。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世俗性强，宗教性弱；兼容性强，排他性弱；保守性强，进取性弱。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凝练，其实目前没有唯一答案。他的表述，作为一家之言，依然具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文化？这恐怕难有标准划一的回答。一般来讲，人们常常把世界文化分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此，周有光在本书《世界四种传统文化略说》一文中，依据自己的研究，认为这种回答过于笼统模糊，也不符合事实，他认为，自从上古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消亡之后，欧亚大陆的许多文化摇篮逐渐聚合成四种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东亚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发源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继而再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传统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其中的部分精华已经聚集成为不分地区和国界的现代文化，这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看来，就在于清醒地理性评价历史悠久而辉煌的自身文化价值、地位与走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周有光的先生的离世，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和遗憾。认识其人、阅读其文，学习周有光的人生传记、聆听他的口述历史与系列谈话，琢磨他的文章及文化思想，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无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要停止对知识、对文化的渴求和探索。唯有如此，人类的思想之光、精神之光，才能光耀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