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句是讲经济和学问两者不可分。我们不希望人读书越读越穷困，也不希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现在有人抱怨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待遇还是很差，不要总是想自己没有什么？抱怨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合适的机会。而是要想想自己有什么？是否有学识、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修养？
如果有了这些东西而没有那些东西，那不是你错了，是这个世界错了，是这个时代错了。如果没有，那答案就是：抱怨错了。
没有必要抱怨教育制度，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不能抱怨国家，正是有了问题才需要我们去解决，才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能做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即使从本科到博士，也至少要读八九年的书，大多数学生应该是十年，最后到毕业了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最大的过错在谁？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书是让人去学会如何贫穷，学了知识而不能有所用，就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天天读《论语》、读《资治通鉴》，结果却弄得自己衣衫褴褛，莫不如不读。因为他学到的是字句，而不是其中的理。
当然，读书必须有经济作保障，比如理工科做研究而没有经费，就做不了实验，也出不了成果。做任何事情，尤其做艺术、做文学这些事情，首先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否则没办法做学问。但是，我们要明白“经济出自学问”，读书一定是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即使一时困顿艰难，也要好好培养对天下事情、对社会形势的观察，到一定时候就会找到做事业的切入点，把学问和经济都很好的发展起来。
光讲经济而没有学问，是暴发户，现在都被大家看不起；但是光有学问而无经济的人则是穷书生，是酸秀才，也得不到尊重。现在很多企业家去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了解到没有学问，经济则难以有更大的发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意识到要更加丰富自己的学识。对年轻人来讲，虽然一时经济不足，但要在学问上努力，不能操之过急，要对学问有信心，要明白经济和学问是不可分割，该读书时读书，该挣钱时挣钱，二者相互支撑，方才能够发展。
“心性见之事功，方为圆满”，空谈心性没有意义。“正心”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外在事功的成就，这才称得上是人生圆满。就学问而言，为学不能只会讲一些行业术语，有的人常常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讲到了马克斯·韦伯、汤因比，从亚里士多德讲到了康德、费尔巴哈、弗洛伊德。我们学理论、懂理论，但不能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把这些理论内化到心灵深处，增加自己看待世界的睿智，让心性与外在世界结合起来，要用这个“正心”做事业才行。所以说，读书时要能做到：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格言联璧·学问》）
以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心一定要静，如静水一样波澜不惊，但又非一潭死水，在斗室中、在书桌前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但要让学问像流水一样，鲜活的，汹涌澎拜的，气势充足的，能够把天下、生民和社会都囊括其中。我们常用活水来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杨慎《升庵诗话》）。这不仅可以形容他们的散文风格，更可以形容他们把学问与对天下的深切关怀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用修心和读书熏习日久，学问与事功自然而然就能结合起来。
上面讲到了何为“心”及“心”之种种，讲到了何为“明心”以及“明心”之大用，不妨概括一下如何养心，那就是要能够：
宽心以容物，虚心以受善，平心以论事，潜心以观理，定心以应变。
要让自己的心胸宽广起来，容天下可容、难容之物；让自己的心灵虚静起来，生发善念、接受善念；让自己的心态平实起来，论事气度冲和、不躁进；让自己的心性沉潜下来，明察人事道理，行事中于规矩；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遇事不慌乱，对变局能够坦然应对。这话很妙，且应细细涵咏。
《格言联璧·摄生》里也讲：
多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
是说平时如何注意修心。每天或者一段时期，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安安静静、无须做事的时间，用来静心静坐、养气收心。这些时间不必太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神在忙碌中能够静养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要能动，也要能静。酒色财气最能迷惑心志、使人糊涂，要少近嗜欲，尤其不能玩物丧志。有些古训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这些恰恰是贤者智者的经验总结，流传千年，自有睿智存在，有空读读《论语》、《道德经》、《心经》这类经典，包括翻翻《菜根谭》、《格言联璧》、《围炉夜话》、《呻吟语》这类格言集，也能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读这些书，就是要多了解其中深刻的道理，来警醒自己、明了人生世间的意义所在。
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在热闹中炼心，时时修炼自己，在内心沉静下来后扩展心胸；在行事时验心，看看做事是不是符合正心的标准，时刻省思，时刻成长。
§§§第二节全性
讲全性，就要理解中国文化里“性”的意义。“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类于动物的角度来讲，“性”即人的本性，近于我们现在讲的自然属性。二是从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来讲，“性”即是人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肉体之欲的伦理、价值、道德，近于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属性。中国学者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什么？人生活于社会中，其存在的特征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一、辨性
对于“性”，先秦诸子和后代学者曾认真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几种基本的观点：
一是生性。代表人物是告子。告子其人其书均不详，学说全赖《孟子》得以保存下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与孟子辩论何谓人的本性的问题。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通俗地说，他认为“性”就是人的肉体。用现在的概念来讲，“肉体”即为自然属性、是人性中最初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属性中最原始的部分。既然“生之谓性”，“性”由人的肉体而生，所以它是无善、无恶的；而且“性”如水一般，水放到高处的时候会向东、西、南、北流，人“性”的生发也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所以告子论“性”，是把“性”当作人自然而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
二是天性，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否认了告子的“性是肉体”的说法。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人也不例外。“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就是从“人道”中派生的，人“性”也是生于“道”中，一定要道法自然，要合乎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庄子是把老子“道”的学说发展到了人的身上，老子重于讲天道而轻于讲人道，在于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总是残缺的。可以说，老子讲的是宇宙间大道理，是客观存在上至大的层面。而庄子认为这样何其累也，他转向讲人道。
庄子认为人变坏，全因在社会中受到了扭曲：人刚出生时是非常天真、非常善良的，但成长时却总被要求按照礼乐教化行事，被许多的规范规矩所束缚着，这是违背人道的。所以觉得人要想活得潇洒，就应该不受后天的约束，不按照后天的规范做事，不能扭曲自己，也不要被异化、奴化。什么是奴化呢？人生在天地间，都是天地的派生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贫贱，是富足还是贫穷，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人都是应该平等的，每一个人从人格上来说是独立的、自尊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体系让有的人地位高起来、有的人地位低下去，这样人就会被奴役，过着委屈的、被侮辱的生活，这就是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只能做该做的事，这是人性被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庄子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残败，应该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精神的自由、天性的自由。我们常说小孩子天性活泼，就是因为小孩子不受或者很少受后天约束，保持了由自然而来的那份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庄子讨论人性时讲要恢复天性，这是比告子高明的地方。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超越，这与告子认为的客观肉体正好相反相成：告子注重人性何以存在，庄子注重人性如何完善。
三是性恶论，代表人物是荀子。我们习惯说荀子讲“性恶”，孟子讲“性善”，实际上，荀子理论吸取了告子的一些观点，他没有讲人最根本的“性”是恶的，并非如孟子所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心是有善的一面的，但自从人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人性善的一面就开始受到后天的污染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生，人的自然属性因为是自然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但每一个人都禀赋自然属性而来，在社会中这些自然属性会被引诱、污染，会变得无限扩大、没有约束，从而人性开始贪婪、自私、好利、不循礼法，这就是“性恶”。荀子讲要想改变人的“恶”性、要“化性起伪”，就得依靠后天的教育。《荀子》开篇即是《劝学》，就是要告诉大家去学习，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教育，才能把人内心中已经生出的最阴暗、最贪婪的东西压制下去。
四是性善论，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认为人“性”有一种先验的善性，是随人的天命而来的道德体验。孟子的学说是承继孔子而来的，但是孔子直接谈论“性”的话很少，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主要谈论“仁”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族群、区别于禽兽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这个广泛的社会性被他概括为“仁”。“仁”是全部道德的根源。然而，孔子对何为“仁”并没有做具体地表述，只对弟子解释了哪些行为是仁，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更多的是一种行“仁”之方。“仁”在孔子那里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就像老子的“道”一样，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范围。
在孔子之后，有两个人具体地发展了“仁”：一个是墨子，一个是孟子。墨子最初是学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家学说有些缺陷，于是自己创立了一个学派叫墨学。墨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兼爱”，这便是一个具体的理解。“兼爱”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人都要爱，类似于现在西方说的博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要相亲相爱，这是把孔子的“仁”无限扩大化了。
而孟子则在孔子的行仁之方以外，开始思考何者为仁？思考“仁”的根源问题。孟子发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善念，他把这个善念叫“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讨论何为“仁”、“仁”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归结到每个人的善性，即人的“恻隐之心”上来了。每个人都有一点原初的善念，如果能把这一点善念扩展开来，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再是对周围的朋友，进而是对天下人的关怀和关心，而这种关怀和关心就叫“仁”。孟子还讲每个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分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的起端，广义上的“仁”所包含的这四个规范，都是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扩大化了，认为这正是人得以为人，人得以成群的基础。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先验的、固有的善念，把这个善念表达出来就是“仁”，即我们所讲的人“性”。后世《三字经》里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来自孟子的理论。
荀子和孟子的分歧，成为后世谈论“全性”问题的两个方向。到宋明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更为深入，形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宋明理学在探讨“性”的时候，多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性”在后天总容易被某些利益关系、厉害关系所污染，所以必须要用外在的礼仪和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回到合乎社会规范的道路上去。朱熹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要用天理来约束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即是荀子讲的“恶”性。只有把这种“恶”压制下去，人才能合于社会规范，才能成就事业。
孟子讲“性善”，就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关照万物，把内心的一点善念培植壮大，再全部发挥出来。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讲的心学，要求人“求放心”，要人把内心打开，让内心的善性融入到天地万物之中，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激励人做善事。这里也把“心性”的问题与天的问题结合起来，就像孟子讲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心正了，善性自然就能发挥出来；善性能发挥出来，人的生性就走向善良，就能通于神明、通向高明。正心也好，修养心性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事天”，即是要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理解人生。
二、见性
除儒家之外，道家、佛家也都讲到了人“性”的问题。《淮南子》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可以将其理解为道家。《淮南子·览冥训》中说：<sup>*</sup>
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