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维多利亚的私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了很大的进展。随着年长的孩子相继结婚，她的家庭圈子变得越来越大了，孙子一辈也已经开始出现，家庭的欢乐再次回来了。1865年，利奥波德国王逝世了，老一辈的人全都没有了。利奥波德以前在英国和德国这么一大群的亲戚中所起的中心和指导作用，现在要由维多利亚承担了。她兢兢业业地守着这份职责，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认真关注着不断扩大的亲戚队伍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她尝到了家庭带来的快乐以及辛苦。她享受着这种颐养天年的乐趣，她宠爱着孙子辈，这种宠爱是子辈们很少享受到的。但是，即使是孙子辈，她有时候也很严厉。举个例子来说，她的长孙——普鲁士的威廉小王子，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甚至敢对他的祖母无礼；有一次，在奥斯本，当祖母要求他向一位来访者鞠躬时，他拒绝了。威廉小王子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应该的；女王严厉地重复了一遍命令，这个淘气的孩子，注意到他的祖母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妇人，只好顺从她的意志，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是，如果维多利亚的家庭难题都能够顺利平稳地解决，那该有多好。最让她费心的是威尔士王子。这个年轻人已经结婚、独立了；摆脱了父母加给他的束缚；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了。但是维多利亚还是很担心他，在1870年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这一年，威尔士王子在上层社会的一次离婚案件中做了目击证人。由此可见，这位王位继承人已经与那些女王不喜欢的人混在一起了。这该怎么办呢？她发现应该指责的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这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于是，她派人给《泰晤日报》的编辑迪雷恩送去一封信，问他可不可以“经常写一些文章来指出上层社会存在的轻浮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多变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5年以后，迪雷恩真的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但是好像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啊！如果上层社会的人都能和她在巴尔莫勒尔一样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该有多好啊！她发现在苏格兰高地她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慰藉；一年两次，春天和秋天，她都能舒一口气，不顾大臣们的反对，驾车北上。大臣们喃喃地说，相隔600英里，这样处理政务会给政府增加相当大的麻烦，但是没有用，维多利亚还是会北上。因为当时长途跋涉的条件不是很好，她的侍从们有时候也会有点儿不愿意外出旅行，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维多利亚北上的决心。多年以来，女王由于受保守主义的影响，禁止把铁路修到迪赛德地区，因此，旅行的最后一段必须乘坐马车。但是，尽管如此，马车也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上下车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王室长期以来排斥现代化生活设备，因此当马车在离月台很远的边远荒野地停下来的时候，那些养尊处优的小姐们就得从危险的踏板跨到地面上，只有女王的马车上备有一副可折叠的台阶。当这些小姐们穿着褶裙的时候，就会很尴尬。这时候往往会把约翰斯通召集来，这位矮小的苏格兰高地铁路局管理人员，不止一次地说，他总是冒着狂风暴雨，艰难地把倒霉的布兰奇夫人或者是阿加莎夫人“推进”车厢。但是，维多利亚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她只希望能够早一点儿回到她魂牵梦绕的城堡，在那里，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回忆，每一个记忆都是神圣的，在那里，日子就在这种琐碎且愉快的事情中过去了。
她爱的不仅是这个地方，还有那些“淳朴的山里人”，她说，从他们那里，“她学会了顺从和信仰”。史密斯、格兰特、罗斯、汤普森——她都非常喜欢；但是，除了这些人，她最爱的是约翰·布朗。他原来是王子的侍从，现在变成了女王的贴身侍从，一刻不离女王，陪女王出游，白天服侍女王，晚上睡在女王隔壁的房间。她喜欢他的力量、他的坚决、他给她的安全感，她甚至喜欢他野蛮的举止和粗俗的讲话方式。她允许他可以随意和她开玩笑，这在其他人是难以想象的。威吓女王、命令女王、谴责女王——谁敢这样？但是，约翰·布朗就可以这样对待她，她好像还在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怪癖有点儿不同寻常，但是并不足以为奇，试想，一个专断的老年人在人生行将末路的时候，允许某个可靠信任的仆从对她指手画脚，她的亲友们怎么可能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这些都是女王自己的意愿，是女王允许的。当维多利亚顺从地听从侍从的命令，下马或者是披上围巾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在显示自己的意志力吗？人们可能会奇怪，但是女王却很高兴这样做，而且她有着自己的意图。如果她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她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位大臣，这样似乎更聪明、更自然些，但是她这样做的话，她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独立性。她渴望能够有人可以让她依靠，整天支配统治着别人，让她很沉闷。当她默默地驰车经过荒野时，她背靠在马车上，疲倦且压抑；但是很欣慰，约翰·布朗在马车后面跟着，他强壮的手臂在那里等着她下车时可以搀扶她一下。
在她的心里，布朗与艾伯特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年他们远征冒险时，艾伯特总是很信任他。她觉得，这个粗暴、善良、毛茸茸的苏格兰人，是她死去的丈夫留下的神秘遗产。最后她开始相信——或者是几乎相信——当布朗在身边的时候，丈夫艾伯特好像就在身边。每当她遇到复杂的政治或家庭问题，想理出头绪的时候，她就会深深地凝视着丈夫的半身像。但是人们发现，在这样的时刻，女王可能会凝视着约翰·布朗。
最后，这位“淳朴的山里人”几乎变成了一位国家要人。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给女王的信中，时不时地要问候布朗先生；在英国君主访问法国期间，法国政府也要给布朗先生提供舒适的服务。但是在王室成员中，他并不受欢迎，这是很自然的了。他的缺点——他确实有缺点，尽管维多利亚没有注意到他对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嗜好——已经成为宫廷里人们议论的话题。但是，他对他的主人很忠心，如果给女王写传记的人忽略了他的话，会是很失礼的行为。维多利亚不仅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而且还想让世人都知道。女王授予他两枚金质奖章；1883年，布朗去世的时候，《宫廷公报》刊登了长篇的讣告；女王亲手设计了一枚布朗纪念胸章，胸章一面刻着已逝的仆从，另一面刻着王室的标志，并把这样的胸章赐给了苏格兰高地的仆从和居民们，希望他们每年在布朗忌日的时候佩戴。在1884年出版的《女王的苏格兰高地之旅》第二卷中，她“忠诚的侍从和忠实的朋友”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实际上成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在这件事上，女王不再保持沉默，她似乎想从世人那里获得同情。但是，世界就是这样的！竟有人把他们之间的这种主仆关系亵渎成下流的笑料。
二
时光忙碌着匆匆而过，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清晰；维多利亚老了，头发变白了，成熟的脸松弛了，身体开始发福，她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着。与此同时，在女王的生活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就是，多年来国人对她的态度一直是批判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现在却发生了变化；而且维多利亚本人的性情也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结果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女王在短短的几年里，遭受了许多不幸的打击。1878年，爱丽丝公主在悲惨的境遇中死去（1862年，她嫁给了黑森州的路易斯王子）。第二年，欧仁妮皇后唯一的儿子在祖鲁战争中被杀（他自1870年的大灾难后就得到了维多利亚的宠爱）；1881年，比肯斯菲尔德伯爵逝世；1883年，约翰·布朗逝世；1884年，利奥波德国王逝世，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奥尔巴尼公爵在婚后没多久就英年早逝了。维多利亚实在是太伤心难过了，在公众看来，这个寡妇为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哭泣，于是公众更加同情她了。
1882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显示了公众对维多利亚的同情。事情发生在温莎，当女王从火车上下来，准备到马车上的时候，一个叫罗德里克·麦克林的年轻人在几码远的地方准备向她开枪。幸好，一个来自伊顿的男孩子在他开枪以前用雨伞打了他的胳膊；子弹偏了，没有伤害到女王，这个犯人很快就被抓到了。这类枪击事件在40年间断断续续发生了7次，这是最后一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很相似。这些暗杀者——除一个例外——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真的谋杀，因为除了麦克林之外，其他杀手的手枪里都没有子弹。这些心有不满的年轻人，买了廉价的武器后，装上弹药和纸张，在国王面前弄得咔咔响，以此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心理学家研究。尽管每一次他们的行为和目的都是相似的，但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第一个犯人，爱德华·奥克斯福德，在女王结婚后数月向女王开枪，最后以叛国罪受审，被判为精神失常，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但是，艾伯特对这样的判决并不满意，因为两年以后，约翰·弗朗西斯犯了同样的罪，最后的判决也一样。王子宣布，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精神错乱之说。“这些卑鄙的家伙，”他对他的父亲说，“并不是精神失常，而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我希望，”他补充说，“能够严惩他们。”于是进行了严厉的审判；最后，陪审团的想法与王子的一致，驳回了精神失常的辩解，弗朗西斯被判死罪；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杀害或者是伤害女王的意图，经内政大臣和法官再次审议后，改死刑为终生流放。法律规定，这种枪杀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伤害，同样应判处叛逆罪；实际上，实际行为和最后的判决之间有很大的不符；陪审团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判定有罪的话，就意味着死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他们更愿意判定犯人是精神失常——这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加合理。因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劳动，或者不服苦役——如果罪过较轻，可以由法院自由裁定为“公开或私下的鞭笞，方法也由法院裁定，最多不超过三次”。以后的四次枪杀事件都是按照新法令实施的；1842年，威廉·比恩被判监禁18个月；1849年，威廉·汉密尔顿被判流放7年；1850年，罗伯特·佩特中尉在皮卡迪利大街用手杖打了女王的头，被判流放7年。佩特是这些罪犯中唯一成年的，他在陆军中担任职务，穿得像花花公子，据艾伯特说，“显然有点儿精神错乱”。1872年，亚瑟·康奈，一个17岁的少年，在白金汉宫外面用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向女王开枪，他很快就被约翰·布朗抓住了，判处监禁1年，并鞭笞20下。在这次事件中，布朗因自己的英勇而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在这些罪犯中，陪审团都拒绝承认他们中有精神失常者，但是，1882年，罗德里克·麦克林事件却有不同的结果。在这次事件中，人们发现手枪中装有子弹，由于维多利亚的威望在不断增长，公众对这次事件非常愤慨。或许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次案件没有按照40年来的惯例审理，麦克林以叛逆罪受审。结果在意料之中，陪审团判定为“无罪，但是精神失常”；这个罪犯被送进了收容所，关押时间由女王决定。然而，这个裁决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维多利亚显然还记得之前艾伯特不赞成对奥克斯福德案件的判决结果，对这个结果非常生气。她问道，陪审团判定麦克林无罪是什么意思？他明明有罪，她亲眼看见他向她开枪。维多利亚的法律顾问告诉她，按照英国法律原则，除非证明罪犯有犯罪动机，否则就会被判无罪。维多利亚非常不服。“如果法律是这样的话，”她说，“那么就必须修改法律了。”法律果然被修改了。1883年通过了一条法令，对这种精神失常的裁定形式进行了修改，至今在《法令全书》中仍可以看见这种混乱的修改。
但是，女王与她的民众关系密切并不仅仅是因为私人感情——同情或愤慨，在公众事务的处理上，他们开始形成紧密长久的一致。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二次执政（1880～1885年）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最后一败涂地；自由主义在国内声名狼藉，维多利亚发现她的臣民中不信任内阁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这让她感到很高兴。在苏丹危机[1]期间，公众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她是最早主张派兵到喀土穆的人之一，当戈登将军惨死的消息传来时，她像众人一样对政府进行指责。盛怒之下，她给格莱斯顿先生发了一份电报进行谴责，用的不是惯例的密码，而是明码；在给戈登小姐的慰问信中，她指责政府不守信约，这封信发表以后，到处流传。传言说，她曾召见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对他严加斥责。据说哈廷顿爵士曾这样和他的朋友说，“她指责我，说我就像一个大兵。”“为什么她不召见他的男管家？”他的朋友问道。“哦，管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躲得远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