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能再过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了，格莱斯顿先生失败了，他辞职了。维多利亚在最后一次召见他时，对他很有礼貌，但是除了这种场合应有的礼节外，只对他说了一句私心话，大意是说，格莱斯顿先生，你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他遗憾地记得，在1874年的那次召见中，女王是如何信任他，相信他是国王的支持者。但是他对这种变化并不惊讶。他在日记中写到，“她的思想、她的看法，从那一天起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这只是格莱斯顿的看法；但是大多数民众并不同意他；在1886年的换届大选中，他们表示与维多利亚的政见一致，不再顾虑地方自治——可恶的行为——的鼓吹者，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上台执政。维多利亚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心中充满着新的乐观精神，再次焕发了活力。她的生活习惯突然之间也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以往退隐的生活。过去在迪斯雷利的说服下，她只是间断性地参加社会活动，现在她全身心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她出现在客厅，出现在音乐会，出现在阅兵台上；她建立基金，去利物浦参加国际会展开幕式，在暴雨中乘车穿过大街，受到民众的欢呼。她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因此她非常高兴，同时开始喜欢她的工作了。她拜访了爱丁堡，在这里，她受到如同在利物浦一样的热情欢迎，甚至比在利物浦时更热烈。在伦敦，她到南肯辛顿去参加殖民地和印度博览会的开幕式，这一仪式特别隆重，军号长鸣后，女王驾到，随后唱起了国歌；女王坐在一个璀璨的宝座上，亲自答谢代表的致辞；之后，女王站了起来，以君王的尊严向前走去，一边还频频屈膝，答谢现场观众。
1887年是她即位50年，因此在6月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维多利亚被达官显贵们围着，后面跟着一群外国君主和王室成员，他们驾车从热闹的首都大街上穿过，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向上帝祷告谢恩。在这全国欢庆的时刻，过去的一切不愉快和矛盾都一扫而空。维多利亚女王，既被称做国民的母亲，又被称做帝王的象征，她以双倍的热情来回报国民们的感情。她知道，她也感觉到，英国和英国人民以某种奇妙而简单的方式隶属于她。狂喜、喜爱、感激、深厚的责任感、无限的光荣——这是她的感受；此外，还有其他东西为这些感受增添光彩。最后，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快乐又回到了她的身边，虽然是片刻的，甚至是严肃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这种久远的感觉再次温暖了她的内心。当仪式结束，回到白金汉宫时，有人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我觉得很累，但是很快乐。”
三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劳碌和风暴后，漫长的夜晚来临了——温和、宁静、闪着金色的光芒。一种无可比拟的成功和崇拜之情笼罩着维多利亚的晚年。她的胜利是一种更大胜利的总结——一个国家登峰造极的繁荣。维多利亚两次大庆之间的辉煌灿烂，在英国历史上是无法比拟的。看来，聪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建议，不仅给英国带来了财富和力量，而且还带来了安全。英国安定下来，享受着稳定的繁荣发展。自然，维多利亚也安定下来了。她是这个机构的一部分——好像是基本的一部分——一个固定的装置——国家大厅里不可动摇的餐具架，如果没有她的话，1890年举办的盛大宴会会失去光彩——那些餐桌上的美食，还有庄重的音乐，将会有一半失去色彩。
维多利亚的生活与她周围的事物越来越和谐了。渐渐地，艾伯特退下去了。不是说他被忘记了——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他的逝世而留下的空虚不再那么难熬了，甚至，最后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维多利亚终于可以抱怨坏天气，而不至于想起她“亲爱的艾伯特总是说，我们不能改变它，只能顺应它”。她甚至可以好好享受一顿早餐而不想起“亲爱的艾伯特”是如何喜欢奶油蛋糕。既然艾伯特的形象逐渐退去，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也会由维多利亚自己来填补。多年来，她的生命一直围着一件外在物而旋转，现在，她改变了方向，开始以自己为中心了。必然如此：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公众事务的压力、不屈不挠的责任感，使其他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她的自我，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的人对她更加顺从尊重了；她性格的力量充分表露出来，并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强加给周围的环境。
人们发现，艾伯特的影响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力量。宫廷中的氛围开始宽松起来了。当女王带着苏格兰高地的人乘车穿过公园时，照看孩子的婢女们热烈地议论着，在女王的帽子上有紫罗兰色丝绒饰布，还有一丝乌黑发亮的装饰。
维多利亚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达到了最高点。她的子女都已经相继结婚了，后代不断增多，孙子辈中也已经有成家立业的了；在她去世的时候，她已有不少于37个曾孙和曾孙女了。当时有一张照片，他们全家齐聚在温莎一个大房间里，有50多个人呢，中间坐着的就是这个王室的女家长。在他们当中，她有强大的影响力。最小的孩子的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她的注意，而最大的孩子在她看来也只是个孩子。尤其是威尔士王子，他在母亲面前总是很畏怯。她坚持不让他参与政治活动，他有其他事要忙，不能说他不快乐——在他母亲看不见的时候。但是在他母亲面前，他的男子气概总会黯然失色。有一次，在奥斯本的一次宴会上，他迟到了，这次迟到并不是他的过错。但是人们发现他站在柱子后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试着鼓起勇气走到他母亲面前。最后，他这样做了，他走到女王面前，但是女王生硬地向他点了点头，于是，他立刻消失在另一根柱子后面，直到宴会结束。而这时，威尔士王子已经50多岁了。
女王的家庭问题中难免会偶尔牵涉到重大的外交问题，尤其是她的长女——普鲁士王妃的权力处在危险之际。这个普鲁士皇太子深受他妻子的影响，主张自由主义的观点，这让俾斯麦非常厌恶，俾斯麦用下流的话宣称，这个英国女人和她的母亲都是普鲁士政府的威胁。他们之间的争执，在老皇帝死后（1888年），皇太子即位时，变得更加激烈了。最后这场家庭纠纷引发了一场暴力危机。新皇后的一个女儿已经与巴顿伯格的亚历山大王子订婚，后来由于对沙皇怀有敌意，被赶下了保加利亚王座。维多利亚和新皇后一样，对这门婚事非常赞同。亚历山大有两个兄长，其中年长的已经与女王的一个外孙女结婚了，第二个兄长是比阿特丽斯公主的丈夫；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英俊的王子，尤其希望第三个孩子——在她看来是这三兄弟中最英俊的一个——也成为她的家人。但遗憾的是，俾斯麦反对这样做，他觉得，这次婚姻会危及到德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这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宣布绝不同意这门婚事。接下来，皇后与总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维多利亚对她女儿的敌人恨之入骨，于是来到夏洛滕堡加入到这场争吵当中。俾斯麦咂着烟斗，发出了警告。他说，英国女王的目的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图——她希望离间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她会为所欲为。
“在家庭事项中，”他补充说，“她不希望别人反对她。”她会“把牧师装在旅行袋里，把新郎装在大衣箱里，随时举行婚礼”。但是这位铁血宰相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挫败的，他要求与女王进行私下会谈，他们谈话的细节无人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谈话过程中，维多利亚非常清楚反对这样一位强大的要人意味着什么。于是，她决定以她全部的影响力来阻止这次婚姻。最后，婚事被取消了，第二年，巴顿伯格的亚历山大王子与宫廷剧院的女演员罗伊辛格小姐结了婚。
不过，这种痛苦的事件并不常见。维多利亚年纪越来越大了，没有艾伯特的指导，没有比肯斯菲尔德激励她，她更愿意把危险的外交事务交给聪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来处理，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身边可以自由控制的事情上。她的家庭，她的宫廷，巴尔莫勒尔的纪念物，温莎的牲畜，她参与的组织，对琐碎的日常事务的监督，这些事情比以往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她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时刻都会提前安排好；一连串的约会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外出旅行的日子——什么时候去奥斯本，什么时候去巴尔莫勒尔，什么时候去法国南部，什么时候去温莎，什么时候去伦敦——一年又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她要求身边的人做什么事都要谨慎小心，如果有人不按照她的规定来做事的话，她立刻就能发现。必须绝对服从她的意愿，不服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人不守时，不守时最可憎了。于是，她会很不高兴——不高兴得可怕——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个时候，把她称做一个严守纪律的军官的女儿并不为过。
这些风暴尽管来的时候让人紧张不安，但是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逐渐越来越少见了。上了年纪的女王重拾快乐以后，也变得温和慈祥了。对于以前的愁容来说，微笑简直就是个稀客，现在却经常光顾：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整张脸也不再毫无表情，突然开朗柔和起来，向望着她的人展现出难以忘怀的魅力。她晚年的时候，在和蔼可亲的表情之中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她青春年华时也没有出现过。接近她的人，全部——或几乎全部——都能够感受到这种魅力。她的孙子崇拜她，她的侍从们带着虔诚的爱服侍她。能够服侍她是一种光荣，这种光荣能够抵消千百种不快——单调的宫廷生活，疲劳的站立，时刻保持着对琐事的超常注意力。当一个人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时，他会忘了在温莎的过道里奔波的劳累，忘记他的双手因在巴尔莫勒尔的严寒中已冻得发紫了。
但是，让这些服务变得舒心愉快的原因，是女王对她身边的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女王对家庭生活中舒心的琐事、细小的风波、时常出现的感情风波都非常关心。这种关心需要不断扩大的空间，即使她的家庭圈子不断扩大，但是还不够。因此，她成了她的侍从们在家庭问题上的热心顾问，她甚至关心女佣和厨子，当他们的爱人被派往外地，当他们的姑妈风湿病恶化时，她都曾真诚地关心过、牵挂过。
然而，身份等级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只要女王一出现，就能使这种界限严格地保持着，而且宫廷礼仪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由于这些规定，墨尔本勋爵只能僵硬地坐在沙发上，别的来宾只能按照顺序坐在圆桌周围，不能逾矩。每天晚餐后，无比神圣的王室炉前的地毯，带着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荣光出现在人们面前，也有那么一两次，把他们吸引到跟前，直到深渊的边沿。在合适的时机，女王向她的宾客走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女王面前，他们的对话局促不安地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其他人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有在一次特殊的情况下，严格的宫廷礼仪暂时得到了通融。在女王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都是站在那里听着女王的训诫，当大病初愈的德比勋爵觐见女王时，女王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坐下”。后来德比勋爵提到此事，一直把它当做荣宠的证据，洋洋得意地和别人说着。后来，迪斯雷利伯爵在痛风发作后觐见女王，当时维多利亚女王正值感情汹涌之时，于是赐他就座。但是，当时迪斯雷利认为应该明智地拒绝这样的殊荣。但是在晚年，女王接见格莱斯顿先生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时，总是让他们坐着。
有时候，晚间庄严的气氛由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或一场戏剧来调节。维多利亚在服丧中解放出来的证据之一就是她恢复了把伦敦的剧团召集到温莎宫演奏的做法（这个做法曾被中断了30年），每当这个时候，她都很高兴。她喜欢表演，喜欢有趣的故事情节，尤其喜欢闹剧。她像孩子一样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演出，领会其中的故事；有时候她会装出一种比别人拥有渊博知识的样子，得意洋洋地嚷着，“怎么样！你没有料到会这样吧，你料到了吗？”她具有很强烈的幽默感，虽然这种幽默显得有点儿幼稚。很少有人能够领会皇夫所讲的笑话，她就是很少中的一个；当那些人不再笑的时候，她仍然狂笑不已。在家里，她也会被那些逗人的小事引得哈哈大笑——某位大臣的怪癖，或某个不学无术的大臣说了什么不检点的话。当笑料变得隐晦起来时，她的兴致就会减少；如果笑话不得体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这时，女王嘴角下垂，瞪着眼珠，表情非常可怕。犯了错的人吓得不敢出声，可怕的一句“我们不觉得这个笑话可笑”会让在座的人鸦雀无声。后来，女王和她的随从谈起这件事，说这个人有问题，她很担心这个人“行为不检点”，这是个没有申诉机会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