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 ］，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3 ］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4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5 ］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6 ］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7 ］不战，战必胜矣。”
【注释】
［1］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适合出兵打仗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有利条件；人和指人心的团结和和睦。
［2］城、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内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称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3］兵革：兵器和铠甲。古代的铠甲有铜铁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
［4］委：放弃、弃城。
［5］域民：限制百姓。域，本指界限，这里引申为限制。
［6］畔：同“叛”，背叛。
［7］有：要么。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形，有利的地形不如人心一致。一个内城面积只有三里、外城面积七里的小城，四面合围都不能攻破。既然四面合围，总能遇到好的时机，但还是攻不破，这说明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形。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铠甲不是不坚利，粮草也不是不充足，但还是弃城逃跑了，这说明有利的地形不如人心一致。所以说，管理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就能做到的，保有国家不是靠险阻的山川就能做到的，扬威天下也不是靠坚利的武器装备就可以做到的。施行仁道的国君得到的帮助多，不施行仁道的国君得到的帮助少。帮助少到极点时，就连他的亲戚家人也会背叛他；帮助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用全天下人的归顺去攻打连亲戚都背叛他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了。”
【阐释】
这一章是千古名篇，历来被人传诵，原因有二：从文章内容方面来说，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文章风格方面来说，论述精辟，语言精炼，具有极其震撼的说服力，充分体现了孟子的雄辩风格。
先于孟子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曾经就讨论过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关系的问题。荀子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并重，缺一不可。在这一章里，孟子从军事作战的角度出发，并且观点鲜明地表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是并重的，而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人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说地利次之，天时最不重要。孟子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一是因为孟子的思想一贯是强调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二是因为这符合他论述这一问题的目的。
那么，孟子论述这一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梳理一下孟子的思路，我们会看到，孟子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最终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这样一来，孟子的目的就很明显了，还是回到了他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上。谈论“仁政”的话题，却要从战争和军事方面入手，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国君们对如何打胜仗的问题很感兴趣，孟子也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
从民本思想出发，孟子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谈论的是军事问题，但着力点依然是民心的向背。孟子认为，不论是得到了“天时”还是“地利”，都不如得到“民心”。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指出，民心向背决定着多助与寡助、天下顺之与亲戚叛之两种截然不同结局。这些观点的提出是孟子做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原文】
孟子将朝王［1 ］，王使人来曰：“寡人如［2 ］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3 ］，不识［4 ］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5 ］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6 ］。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7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8 ］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9 ］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10 ］；君命召不俟驾［11 ］。’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12 ］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13 ］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注释】
［1］王：指齐宣王。
［2］如：应当。
［3］视朝：指在朝堂上处理政务。
［4］不识：不知。
［5］造：去。
［6］东郭氏：姓东郭的一个人，据称，这个人是齐国的一位大夫。
［7］采薪之忧：本意是指因为有病而不能去打柴，这里引申为自称生病。
［8］要：拦截。
［9］景丑：齐国的大夫。
［10］父召无诺：听到父亲在叫自己，不等嘴里应答“诺”，就要立即起身施礼。
［11］不俟驾：不等到备好马车（就立即动身）。
［12］宜：同“殆”，意为“大概”、“恐怕”。
［13］醜：类似、相近。
【译文】
孟子正要去朝见齐宣王，正巧这时齐宣王派来使者告诉孟子道：“本来我应该来看望先生，但我突然感冒了，见不得风，所以就不来了。明早我会上朝堂处理政务，请先生到时候来朝堂上，咱们见一面。”
孟子听了，回答道：“很不幸，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
第二天，孟子打算去东郭大夫家吊丧。公孙丑说道：“昨天先生托病拒绝了大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吊丧，这恐怕不好吧？”
孟子回答道：“我昨天生病，今天病就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
于是，孟子就出门去了。
孟子刚走，齐宣王就派人带医生来看望孟子。孟仲子应付道：“昨天大王召见先生时，先生生病了，因此不能到朝堂上去。今天先生的病刚好一点，就到朝堂上去了。不过我不知道到了没有。”
齐宣王的使者刚走，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去寻找孟子，并让他们转告孟子道：“先生不要回家了，赶快到朝堂上去吧！”
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家借宿。
景丑听了原委，说道：“家里有父子，家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要讲究慈恩，君臣之间要讲究恭敬。我看到大王尊敬先生了，却没看到先生恭敬大王。”
孟子回答道：“大夫这是什么话！齐国人里，没有一个人跟大王谈论仁义之道，难道是因为他们觉得仁义之道不好吗？当然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大王哪里配知道仁义呢？这才是对大王最大的不恭。而我呢，跟大王谈论的都是尧、舜的治国之道。这样看来，齐国人没有一个比我更恭敬大王了。”
景丑马上回答道：“我说的不是这些。《礼经》上说：听到父亲的召唤，要不等到口头答应就要起身应命；听到国君的召唤，要不等到备好车驾就起身应命。可先生本来就要准备朝见大王了，但听到大王的召唤却又反而不动身了，这似乎不合《礼经》的要求吧？”
孟子听了，说道：“原来大夫指的是这件事啊。曾子说过：‘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晋国和楚国的富有。不过，他有富有，我有仁慈；他有爵位，我有正义，我哪里不如他呢？’曾子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吧。天底下有三样东西最尊贵，一是爵位，二是年龄，三是德行。在朝堂上爵位最尊贵，在乡野年龄最尊贵，至于辅助国君治理国家，就是德行最尊贵了。大王怎么能用爵位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有他召唤不动的臣民，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个臣民出谋划策，就应该亲自去拜访他。这就叫做尊重德行，否则就不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商汤先拜伊尹为师，然后才把他视为大臣，最后很轻松的就取得了天下；齐桓公也是一样，先拜管仲为师，然后才把他视为大臣，也很容易的在诸侯中称霸了。
现在，各诸侯国占有的土地都差不多，国君们的德行也不相上下，谁也不能比谁高出一筹。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喜欢听话的大臣，不喜欢教导他们的大臣。对于商汤和齐桓公来说，伊尹、管仲就是不能召唤的臣民。管仲尚且都不能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仿效的人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贤才不可招”的主张，意思是很明确：真正的贤才不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相反，国君们应该像商汤对待伊尹、周文王对待姜子牙那样礼贤下士，甚至要主动放低自己的身份延请贤才，贤才才会来辅佐他。
孟子“贤才不可招”的主张是儒家在用人方面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和孟子一生都在宣扬这种主张，尽管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原因，他们本身没有受到这种待遇，但这一主张对后世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
回到这一章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到，齐宣王和孟子本来约好了要见面，但齐宣王临时改变了主意，说请孟子明天到朝堂上去见他，这自然惹恼了孟子。其实，齐宣王没有听到在《公孙丑上》里记载的孟子和公孙丑的谈话，否则他也许就绝不敢这样对待孟子这个连管仲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孟子是自视很高的，所以，哪怕你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君，孟子也不愿意被你呼来唤去的，因此，他才躲着不见齐宣王。不仅孟子有这种经历，根据《论语·阳货》的记载，孔子也有这样的经历。然而，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孔子和孟子的这种做法，他们只会简单的认为这是书生们自以为是的迂腐行径，对孔子和孟子就没有多少好感，而孔子和孟子自己也不肯妥协，因此才有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的结果。那么，没有这份清高怎么样呢？在春秋战国时代，纵横家是没有“清高之气”的，比如苏秦和张仪，结果却是能够“身配六国相印”，在事业上不能不算是取得了成就。
这样说来，我们就很难理解了，难道孔子和孟子都错了，难道不愿被国君呼来喊去也错了？其实不然，老子和孟子呼唤和需要的不是自命清高，而是国君们对贤才的尊重，这是没有错的。有句话说：“将大有为之君，必将有所不召之臣。”儒家认为，当时孟子在齐国的地位是“亦宾亦师”，既是客人，又是老师，那么自然就不应该“以奉命趋走为恭”了，相反应该“以责难陈善为贵”。所以，当齐宣王拿出国君的架子时，孟子当然就可以不理睬他了。
不理睬国君，并不是在“还以颜色”，也不是在耍清高，而是在维护一种尊严，这种尊严说大了是贤才的尊严，说小了是孟子个人的尊严。
尽管在众人看来，孟子的行为是极其不妥的，但在孟子看来却很妥当，因为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人格也是平等的，齐宣王和他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