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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乾坤诗儒为诗而生

出身名门,奉儒守官引为傲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正月初一,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瑶湾村虽然有些干冷,但天气晴好。在唐朝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小儿子杜闲的家里,不时地有人在出出入入地忙碌着,好像有什么大事情就要发生。

果然不出所料,一阵清脆而浑厚的哭声,即刻打破了村落的宁静。接着,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的消息从郾城尉杜闲家传了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杜闲之妻、出身于清河名门望族的崔氏生下的。这个孩子,就是杜甫,字子美。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杜甫的出生,竟给当朝太子李隆基带来了好运。杜甫出生刚刚四个多月,唐睿宗李旦就改年号为“延和”,又过了三个月,也就是延和元年八月,唐睿宗做出决定,把皇位传给当时的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去安度晚年。李隆基即位后,改年号为“先天”,是为玄宗。不久,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目的是废玄宗取而代之,像母亲武则天那样做女皇。李隆基得知消息后,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几位重臣精心谋划应对策略,于先天二年、即713年主动出击,发兵擒获了太平公主,并赐死于家中。太平公主死后,唐玄宗的政权宣告稳定。从此,唐代进入了开元至天宝长达40余年政局比较稳定的鼎盛阶段,也称“开元盛世”。

其实,这只是一个巧合,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国泰民安,能生在一个盛世,也自然是杜甫的福分。

唐朝时期,人们推崇儒家思想,非常看重家世门第。正像杜甫后来在《进雕赋表》中所写的那样: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杜甫出身于一个有着遵从儒家思想、恪守官职,且有着儒学和文学传统的官宦世家,他耳濡目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大师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追溯杜家的家谱,可以看到在杜甫的祖辈之中,其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作为杜预的第十三代世孙,杜甫时常引以为豪。他总是把远祖杜预作为自己的学习楷模,并把杜预的英雄典故写入诗歌之中,颂其功德,赞其业绩,加以膜拜。杜预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杜甫后来也曾住在杜陵,因此他常称自己为“杜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

杜预是晋文帝时期的尚书郎,并承继祖父丰乐亭侯的爵位。杜预娶文帝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夫人,是一位地位显赫的驸马爷。杜预任职尚书郎四年后,转任参相府军事。晋文帝派镇西将军钟会伐蜀时,曾任命杜预为镇西长史。

杜甫极其崇拜远祖杜预的文韬武略,更是饱读他的著述。杜预一生,编撰了许多著作。其中,《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就是流传最早的《左传》注解著作之一,被收录在《十三经注疏》之中。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籍,一直保留到唐代的,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其他文集十八卷等。身为文化底蕴深厚世家的子孙后代,是杜甫的福气。

在杜甫的祖辈之中,暂且不论官职的大与小,单从世代为官来看,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杜甫的祖辈们为官,都恪守一种奉儒守官的思想。十世祖杜逊,官至魏兴(今湖北省和陕西省交界)太守,他将家从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迁至襄阳,因此,杜甫又有祖籍襄阳之说。杜甫的曾祖杜依艺,做过河南巩县的县令,他把家又随之迁到巩县,并在巩县定居。祖辈们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行为,对杜甫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

杜甫最为崇拜的偶像,是他的祖父杜审言。对此,杜甫常常感到无上的自豪。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中,那句“吾祖诗冠古”就是他对祖父诗歌成就的高度称赞。在儿子生日时,杜甫曾写下了一首《宗武生日》,就以“诗是吾家事”来勉励儿子要勤奋学习,发扬杜氏家风。

杜审言是初唐时的著名诗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杜审言与状元宋守节为同榜进士。杜审言先做了一些小官,慢慢地积累起功绩,最后成了修文馆直学士,成为皇帝的御用文人。当时,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词,清新流畅,自然纯朴,兼备笔力遒劲的诗风,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在初唐的诗坛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杜审言的诗词擅于描写景物,善工五律,文风浑厚悠长。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当时,杜审言因到江阴县任职而宦游他乡,即兴写了一首和诗。诗一开头就发出感慨,说明离乡宦游,对异土之“物候”才有“惊新”之意;中间二联具体写“惊新”,写江南新春景色,诗人怀念中原故土的情意;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全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杜审言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全文长达四十韵,为初唐近体诗中第一长篇。

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讴歌移火德,图谶在金天。

子月开阶统,房星受命年。祯符龙马出,宝箓凤凰传。

地即交风雨,都仍卜涧瀍。明堂唯御极,清庙乃尊先。

不宰神功运,无为大象悬。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

已属群生泰,犹言至道偏。玺书傍问俗,旌节近推贤。

秩比司空位,官临御史员。雄词执刀笔,直谏罢楼船。

国有大臣器,朝加小会筵。将行备礼乐,送别仰神仙。

城阙周京转,关河陕服连。稍观汾水曲,俄指绛台前。

姑射聊长望,平阳遂宛然。舜耕馀草木,禹凿旧山川。

昔出诸侯上,无何霸业全。中军归战敌,外府绝兵权。

隐隐帝乡远,瞻瞻肃命虔。西河偃风俗,东壁挂星躔。

井邑枌榆社,陵园松柏田。荣光晴掩代,佳气晓侵燕。

雨霈鸿私涤,风行睿旨宣。茕嫠访疾苦,屠钓采贞坚。

人乐逢刑措,时康洽赏延。赐逾秦氏级,恩倍汉家钱。

拥传咸翘首,称觞竞比肩。拜迎弥道路,舞咏溢郊鄽。

杀气西衡白,穷阴北暝玄。飞霜遥渡海,残月迥临边。

缅邈朝廷问,周流朔塞旋。兴来探马策,俊发抱龙泉。

学总八千卷,文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颂有人焉。

莫以崇班阂,而云胜托捐。伟材何磊落,陋质几翩翾。

江海宁为让,巴渝转自牵。一闻歌圣道,助曲荷陶甄。

后来,杜审言被称为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对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杜甫祖辈们的诗词,对他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如杜甫感言的那样:“吾祖辈的诗词至尊也。”

姑母恩泽,抚育之情常释怀

杜甫出生后,唐朝在玄宗李隆基的治理下,开始进入复兴时期,使大唐王朝在取得开国之初“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后,再一次拉开了“开元之治”的复兴序幕。

“贞观之治”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唐太宗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大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于627年即位时,刚好是而立之年。他在位二十三个年头,所取得的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贞观之治”使唐朝的国威远播四方,唐太宗因此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而“开元之治”是唐玄宗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又称“开元盛世”。玄宗李隆基于712年即位后,起用贤臣,虚怀纳谏,政治清明,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改革吏制,并大力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发展外交,使得天下大治,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唐朝因此进入全盛时期,文治武功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状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杜甫的父亲杜闲是一个读书人,是唐修文馆直学士、著名诗人杜审言最小的儿子。杜闲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与原配崔氏结婚,开元十一年(723年)与继室卢氏再婚。杜闲共有五子一女。长子杜甫为崔氏所生,次子杜颖、三子杜观、四子杜丰、幼子杜占以及长女均为卢氏所生。

由于杜审言的家教非常严厉,男孩子不考取功名不得结婚生子,杜闲一直到29岁时才迎娶崔氏为妻。杜甫出生的时候,父亲杜闲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因此,他对杜甫倍加喜爱,视为掌上明珠,整天“之、乎、者、也”地逗儿子。他的妻子崔氏出身于官宦名门之家,是个识文断字的女子,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比杜闲小了整整10岁。杜甫长大成人后,经常与自己的舅舅及表弟们往来。舅舅崔伟曾在郴州担任录事参军,有一首《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的五言律诗就是杜甫写给舅舅崔伟的:

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徐庶高交友,刘牢出外甥。

泥涂岂珠玉,环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驱驰厌甲兵。

气春江上别,泪血渭阳情。舟鹢排风影,林乌反哺声。

永嘉多北至,句漏且南征。必见公侯复,终闻盗贼平。

郴州颇凉冷,橘井尚凄清。从役何蛮貊,居官志在行。

杜甫在诗中赞誉自己的舅舅出身豪门大族,而且具有贤良的才能。杜甫的另一位舅舅崔顼曾在白水县做县令,他的一首五言律诗《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就是写给崔顼这位舅舅的:

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

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清晨陪跻攀,傲睨俯峭壁。

崇冈相枕带,旷野怀咫尺。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

危阶根青冥,曾冰生淅沥。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

泉声闻复急,动静随所击。鸟呼藏其身,有似惧弹射。

吏隐道性情,兹焉其窟宅。白水见舅氏,诸翁乃仙伯。

杖藜长松阴,作尉穷谷僻。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觌。

坐久风颇愁,晚来山更碧。相对十丈蛟,欻翻盘涡坼。

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烟氛蔼崷崒,魍魉森惨戚。

昆仑崆峒颠,回首如不隔。前轩颓反照,巉绝华岳赤。

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

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

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万国夫,休明备征狄。

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来释。

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可见,杜甫对舅舅崔顼也是非常尊崇的,见舅舅如同见念生母崔氏,时常心生隐痛,由此更加想念自己的母亲。

杜闲与崔氏夫妻恩爱,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杜甫视为掌上明珠。在父母身边,杜甫幸福地享受着父爱和母爱的呵护。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杜甫两岁多的时候,他母亲崔氏突患绝症去世。从此,杜甫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

杜闲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父亲。妻子过世后,他一直把爱心倾注在自己儿子的身上,直到杜甫9岁时,他才与继室卢氏再婚。

杜甫跟随父亲生活了不长时间,家在洛阳的二姑就把他接了过去。也就是从迈进二姑的家门开始,杜甫成了姑姑家中的一员,姑姑俨然成为了他的母亲。姑姑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杜甫,也无疑是杜审言重视家教的结果。

寄居在二姑家还没过半年,杜甫竟然就与二姑的儿子一起染上了可能是鼠疫的病。二姑的儿子仅比他大一岁,是他的表哥。二姑在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杜甫身上。结果,在尽心照料杜甫的过程中,忽视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当杜甫的病情渐渐好转时,二姑自己亲生的儿子却丢了性命。杜甫长大后,一旦与人谈起死去的表哥,就会禁不住地流出眼泪。

洛阳,是当时非常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曾经是武周王朝的首都,其繁华程度仅次于长安城。在高度开放的盛唐时期,洛阳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外国人。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与当地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都让年幼的杜甫感到非常的新奇。

在杜甫五六岁的时候,他的二姑就带着他上街,看公孙大娘表演剑器浑脱舞。公孙大娘是洛阳城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有着鲜卑民族的血统,显得年轻、漂亮而又富有野性。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一下子打动了杜甫,让他终身难忘,以至于他在五十年后还写出了“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的诗句来。

二姑不仅照料杜甫的生活,还给了他良好的教育。他的二姑深受父亲杜审言的影响和教育,是一个满腹诗文的女人。在二姑的身边,杜甫七岁写诗,九岁练字,杜氏家族“诗书传家”的传统,都被二姑原封不动地传授给了杜甫。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二姑的无私之爱,让杜甫一生为之感激。时漾涟漪,如一弯溪水,只能以甘甜的清泉相报。天宝元年、即742年,当杜甫的姑姑京兆杜氏去世的时候,杜甫悲痛万分,不能自己。他就像二姑的亲生儿子一样,跪孝在姑姑的灵柩前。悲痛之余,他拿起笔来,为姑姑写了洋洋千言、朴实感人的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他在墓志铭中写道:

甫以世之录行迹、示将来者多矣,大抵家人贿赂,词客阿谀,真为百端,波澜一揆。人载笔光芒于金石,作程通达于神明,立德不孤,扬名归实,可以发皇内则,标格女史,窃见于万年县君得之矣。其先系统于伊祁,分姓于唐杜,吾祖也,我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

呜呼!县君有语曰:“可以褐衣敛我,起塔而葬。”裴公自以从大夫之后,成县君之荣,爱礼实深,遗意盖阙。但褐衣在敛,而幽隧爰封,其所饰,咸遵俭素。眷兹邑号,未降天书,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呜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于斯,纪德于斯,刻石于斯。或曰:“岂孝童之犹子欤?奚孝义之勤若此?”甫泣而对曰:“非敢当是也,亦为报也。”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常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君子以为鲁义姑者,遇暴客于郊,抱其所携,弃其所抱,以割私爱,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杜甫在墓志铭中,清楚地记载着他曾经和二姑的孩子一起患病、自己活下来而姑姑的儿子却夭折这件事。他边写边哭泣着说:忆昔以往,甫幼重病近乎濒死,幸得二姑一汤一水悉心照料,得以存活。而如今,姑母溘然长逝,阴阳两地,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至亲至敬的抚育恩情,一言一笔一墨,都难以尽书胸怀。

早慧异才,宛如文曲下人间

杜甫七岁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文学禀赋。他在大人们面前,不可思议地写了一首《咏凤凰》,让在场的人无不惊叹不已:

凤凰出东方,翱翔于四溟。

凤鸣如箫声,凤舞天下平。

唐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吟诗作词最为盛行的时期,一些文人语落词出,大多是咏物咏景,说奇不奇,闻者不惊。但是,杜甫诗咏的是传说中的凤凰,可见他的超凡脱俗、词意大气、志向高远。

在唐朝的民间,还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杜甫是文曲星下凡来到了人间。唐冯贽所编撰的《云仙杂记》中收录的《文曲星吏》一文,就是专门写杜甫的: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吾秽,令汝文而不贵。”

后来,杜甫在七律《百忧集行》之中,记录了自己青春年少时无忧无虑: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这首诗的意思是:年少之时,无忧无虑,体魄健全,精力充沛,真是朝气蓬勃。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当梨枣成熟之时,少年杜甫频频上树摘取,一日千回。由于年老力衰,行动不便,因此坐卧多而行立少。一生不甘俯首低眉,老来却勉作笑语,迎奉主人。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一进家门,依旧四壁空空,家无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倦之色。只有痴儿幼稚无知,饥肠辘辘,对着东边的厨门,啼叫发怒要饭吃。

幼年时期,杜甫读到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诗经》又称《诗三百》,是中国古代文人从小必读的书目之一。它收入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共计305篇。别看杜甫年岁小,可他背诵起《诗经》来,却总是表情丰富,有模有样。对于《诗经》中的诗,杜甫不仅过目成诵,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解读诗歌的含义。

少年杜甫更喜爱《楚辞》。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以方言声韵的形式,来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的诗歌总集。他喜欢屈原的《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离骚》将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穿插转换,灵活运用,致使通篇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对于《离骚》,少年杜甫总是爱不释手,他完全被屈原的爱国情操所感染。

杜甫孜孜不倦,饱读诗书,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汉魏六府、六朝诗歌,还是《左氏春秋》、《国语》,等等,都能做到无所不读、无所不学。杜甫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读熟,读透,读出甚解来。有了这样的读书习惯,他才会在古诗、律诗、绝句等各个方面样样精通。就连排律诗体,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落笔流畅,得心应手。排律诗是律诗的延伸,其要求除首尾两联外,其余都要对仗,并有严格的押韵和粘的要求。

杜甫是排律诗体积极的完善者和大力倡导者。他的排律诗,对仗工稳,意境高远,语义贴切,堪称古今排律诗的典范之作。自唐宋以后,韩愈、元稹、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文人雅士,都极力推崇杜甫的排律诗。元稹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还说:“子美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更有人说,风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

提起杜甫读书和创作境界,明末王嗣在《杜诗笺选旧序》中评价说:“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财力之熊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所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傅,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和。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缅相纠,榛楚接塞,他人援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至不屑道者,失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这些评价,足以说明杜甫的诗词从情、境、兴、力、真、神等诸多方面交融而天成。他能在诗词创作上取得突出的成就,都是他从小博采众家之长的结果。

翰墨飞扬,洛阳古城展才华

在时间的长河中,杜甫和大唐王朝一起茁壮地成长。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十五岁的杜甫正值青春年少。少年的杜甫,仍然与二姑一起,居住在东都洛阳。他的父亲,还在担任郾城尉。郾城尉就是一个县尉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是主管县域内捕盗、治安等刑事、司法事务的官员,也是县令的副手之一,品级一般小于县丞。

将洛阳称为“东都”,是因为它坐落在长安的东边。在大唐王朝,洛阳是繁华程度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王权贵族、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而在武则天称帝并改国号为“周”之后,便在洛阳定都。洛阳素有“九朝古都,八朝陪都”的美誉,风光秀美,人杰地灵。

洛阳也是一个唐代文化气息非常浓郁的名城。许多王公大臣和富甲豪门的宅邸,都集中坐落在洛阳城内。别看杜甫才刚刚十五岁,模样显得单纯而稚嫩,但他的内心,却已身怀杜氏家族儒风之衣钵,诗才之敏捷。他谈吐文雅,出口成章,在洛阳名人雅士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名气。

作为诗词名家杜审言的孙子辈,杜甫自幼承继了杜氏家族饱读诗书的优良家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经自豪地说:“屈宋作衙官,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说:我老杜的文章,屈原、宋玉都只配打下手;我老杜的字,王羲之都得北面称臣。这话虽然有自吹自擂、骄傲自大、孤芳自赏的嫌疑,但也足以说明杜审言对自己的文章、对自己的字充满信心。至于杜审言的五言律诗,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对爷爷给予了“吾祖诗冠古”的评价:

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

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

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

斯文散都邑,高价越玙璠。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

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

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

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

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据史料记载,杜审言的书法是颇具功力的,也很有些王羲之的风范。同时,杜甫的父亲杜闲的书法,也被宋代著名学者蔡居厚大加赞许,称其为“简远精劲”,达到了书法遒劲、落笔有神的境界。祖父和父亲的影响,自然成为杜甫勤奋求学的内在动力。

读书之余,杜甫更是孜孜以求地习练书法和诗文。在洛阳城,杜甫所接触的,都是一些文人贤士。在这些文人贤士的熏陶下,杜甫自然习练一手好字,正像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一诗中所写的“书贵瘦硬方通神”那样,力求书法有“瘦硬”之风骨: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李潮八分小篆歌》是杜甫杰出的歌行作品。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喜瘦硬、重骨力以及崇尚高古意趣的艺术观念,既是针对李潮书法作品的评价,同时,也是杜甫本人书法和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对于杜甫的书法,明朝初年的国子监祭酒胡俨曾做出过评价,称其书法“字甚怪伟”,从中可以窥见杜甫在书法方面的高远追求。

自五岁就开始在二姑指导下阅读《诗经》,十五岁的杜甫已经有十年之久的书龄,许许多多文韬武略、满腹经纶的历代名人大家,都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当他得知唐玄宗在洛阳主持进士科考、大唐王朝的天子就在自己的身边时,心中的雄心壮志一下子燃烧起来。他深深地感到,洛阳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洛阳。洛阳独特而浓厚的文化气息无时不在感召着他,使他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文化繁荣的气候之中。洛阳的牡丹朵朵艳丽,洛阳的垂柳飘逸岸边。这些,都让杜甫为之动情。

在洛阳城内,一些文人雅士频繁出入翰墨场所,吟诗填词、书法绘画已蔚然成气,文化社交占据了上层社交的主导地位。当时,读书人若想在仕途方面有所建树,觅得良机一展宏图大志,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外,经常出入翰墨场展示才华,谋求得到前辈官贵赏识和引援,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径。

在翰墨场所,青春洋溢的杜甫幸运地结交了一大批名人文士,许多人都成为他读书习文的老师,其中,就包括曾任郑州刺史的崔尚、曾任豫州刺史的魏启心,二位均比杜甫年长二三十岁,称他们是忘年之交一点不为过。杜甫以老师之名称呼于二位,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探讨诗文,甚至吟诗对唱。

杜甫备受洛阳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他清新的诗文,睿智的才华,渐渐赢得了崔尚、魏启心二位老师的赏识。崔尚、魏启心认为,杜甫的文才很有东汉著名文学家班固和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的风范。班固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聪慧好学,九岁就开始作诗作赋,十六岁进入太学深造学习。后来,班固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同时还编著了《地理志》、《西域列传》等。扬雄,字子云,西汉时期著名的官吏、学者。扬雄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扬雄四赋”,包括《河东赋》、《甘泉赋》、《羽猎赋》和《长杨赋》,也称为“四大赋”。

书生意气的杜甫能得到一些资深前辈的赞许,可见他已在洛阳的文人名士中,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文学才华。

更令人感到惊诧的是,杜甫得到岐王李范的邀请,成为岐王府的座上宾朋。李范是唐睿宗李旦的第四子,唐玄宗的弟弟,可见他的皇室身份是多么显赫。李范酷爱文学,好学惜才,且广交文人雅士,提倡诗文交流。与此同时,杜甫还认识并结交了崔涤。崔涤在兄弟中排行老九,所以也叫崔九。此人在唐玄宗身边担任殿中监之职,常出入禁中,与皇帝亲密接触,是皇帝的宠臣。杜甫与崔涤志趣相投,两人很快结为好友。崔涤非常欣赏杜甫的文采,经常邀请杜甫到他的家中做客。

杜甫游刃有余地出入在翰墨场中,很有些春风得意的气派。自古以来,但凡有所成就的人,他的少年时期,就往往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聪慧,会让人感到惊奇。杜甫在他年纪尚轻时,就能够与上流社会中显赫人物结交相识,使他拥有广博的所见所闻,眼界大开。除了饱读万卷的诗书,积累丰富的诗书典籍知识外,丰实的人生阅历,更远远胜过原本枯燥的生活。可以说,从容出入翰墨场所,是杜甫进入诗词高地的起点,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师的阶梯。

倾注真情,三朝之事墨浸透

清朝文史学家浦起龙在他所编著的《读杜心解》一书中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意思是说,杜甫的诗作,大部分涉及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有关的重大事件,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诗,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还在纪实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

《读杜心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丛书之一,是比较系统地解读杜甫诗的一部专著。该书的作者浦起龙参考由宋代至清代历代的多种杜诗注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杜甫的诗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读。

浦起龙是大清王朝一位难得的文史学家,晚年留下了许多惠及后人的著作。由于科场屡屡受挫,浦起龙对八股文渐渐感到厌倦,进而转向对杜甫诗作的欣赏,并集中精力潜心研究。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积累后,浦起龙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开始撰写《读杜心解》。他起早贪晚,甚至是夜以继日,于雍正二年(1724年),写成了这部专门解读杜甫诗的鸿篇巨著。

《读杜心解》共收入了杜甫各种形式的诗歌上百首,并对每首诗均作了详细的注释及校注。全书收诗范围广,校注及注释客观准确,是杜甫诗研究中的一部创新之作。书籍编撰完成后,在清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成为当时关于杜甫诗研究的重要文献。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批注方面,不做烦琐征引与考证,并简化引文,力求简洁明了;在解读方面,以时文批点的形式,概括杜甫诗的段落大意,并着重运用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对杜甫诗进行阐释,其解往往能够深窥诗人的心志,弥补前人未曾发现的境界。该书的编纂体例为寓编年于分体之中,并将杜甫的文赋散附于相类的诗篇之后,形成诗文混排的独特编纂体例。

在《读杜心解·发凡》之中,浦起龙详细陈述了撰写《读杜心解》一书的目的意义和遵循体例:

西河不云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声成文谓之音。是故诗之兴也,心声之;其传也,心宅之。作诗、读诗、解诗,胥是物焉。千载遇之,旦暮也;毫厘失之,千里也。夫锋丽于刃,却刃求锋而寻诸欧冶,则近而远之也;月入于棂,倚棂求月而问诸方空,则远而近之也。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第悬吾解焉,请自今与天下万世之心乎杜者洁齐相见。命曰《读杜心解》,别为发凡以系之。

诗运之杜子,世运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气或近于霸。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也。别出春秋纪载体材,而义乃合乎风。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杜集》千四百有余篇,大抵皆怨诗也,变雅也,故其文为《史记》之继别,而其志则《离骚》之外篇,须识取不乱处乃得。

注舆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辞而出,事辞以神吻为准。故体宜勿混,而用贵相顾。

《骚》漠、邺中、江左诸诗,代各有注。李善、五臣注《选》,解行于注之中。降自唐初以后,诗注本渐少,大都所谓流连景光,陶写性灵之什,不注可也。惟少陵、义山两家诗,非注弗显,注本亦独多。然义山诗可注不可解,少陵诗不可无注,并不可无解。

在《读杜心解》的影响下,清代中晚期先后出现了一批以评点《读杜心解》为重点的杜甫诗学研究文献,如鲁一同、朱方蔼、秦应逵等人,分别对《读杜心解》进行了批点与补正。《读杜心解》批点本的出现,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杜甫诗,还大大地丰富了杜甫诗批评史学的文献资料。

杜甫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出生在唐睿宗时期的末年,生活却贯穿了唐王朝由兴盛到衰败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俗话说:不怕小时苦,就怕老来贫。杜甫所经受的,恰恰是小时清闲享福、老时奔波受苦的心酸历程。更加巧合的是,大唐王朝也同他的成长轨迹相吻合。杜甫年少时,国家正在励精图治;杜甫年轻时,国家正在蒸蒸日上;杜甫壮年时,国家正在如日中天;杜甫刚过不惑之年,国家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晚年漂泊之时,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可以说,杜甫的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

杜甫空有一腔“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他不但始终未得到重用,还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毫不留情地把他卷入颠沛流离的旋涡之中,让他饱受居无定所、衣不保暖、食难充饥的折磨,种种社会乱象像狂风暴雨一样摧残着他的心灵。他甚至用自己的那颗善良的心,来体察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从而体验到了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他发现了魔鬼的身影,他听到了魔鬼的声音。然后,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点燃,变成了一首首诗歌的火光,去照亮人间。

杜甫在《江汉》一诗中写道: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首诗是说:多年漂泊江汉,我也只是思归故乡的天涯游子罢了,在茫茫天地之间,我只是一个迂腐的老儒。天上云卷云舒,也只能如云彩般漂泊,与明月一起,孤独地面对漫漫长夜。我虽已到暮年,就像日将落西山,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依然存在,面对飒飒秋风,我不仅没有悲秋之感,反而觉得病逐渐好转。自古以来存养老马是因为其智可用,而不必取其体力,跋涉长途。

许多古人在评价杜甫时说:“子美之诗,三朝之事墨浸透。”这种评价,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晚唐司勋郎中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北宋礼部尚书胡宗愈在《成都草堂诗碑序》中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它具有史实的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三朝之事”,也就是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杜甫的诗中都有反映。

杜甫的诗,不仅提供了“三朝”的史实,可以证史,有些诗,还可弥补史实的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一诗: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

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都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甫诗中就可以清晰发现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

杜甫的诗虽被称为“诗史”,但他的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

杜甫诗现存1400多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写作过程中,杜甫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忧国忧民,喜怒哀乐俱成诗

也许,杜甫就是为大唐王朝而生的。他茁壮成长,大唐王朝就日渐兴盛;他步入衰老,大唐王朝就渐渐颓败。他的一生,适逢从大唐王朝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代,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代。如果大唐王朝一直保持兴盛的态势,也许杜甫不可能发出那么多的感慨来,大唐王朝就不可能出现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诗圣”。

杜甫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忆昔二首》:

忆昔之一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

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

劳心焦思补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

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

百官跣足随天王。愿见北地傅介子,

老儒不用尚书郎。

忆昔之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在唐玄宗统治前期,也就是开元时期的二十九年间,玄宗皇帝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贤臣辅弼,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的44年任期,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农耕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饮茶之风很快在全国范围盛行。唐玄宗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手工业的振兴与发展。从此,手工业迅速提振发达,尤以丝织技术精益求精为代表。同时,陶瓷业也有突破性的发展,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风行起来,唐三彩从此成为世界陶瓷工艺的珍品。在长安城内,城市布局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住宅区,市为繁华的商业区。坊和市的划分,在当时的世界上独领风骚,绝无仅有。长安既是当时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唐玄宗执政的开元期间,唐朝进入一个空前兴盛的时期。

其实,在女皇武则天被逼退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唐王朝已经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中宗遇害后,相王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铲除了韦武集团,并拥立相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两年以后的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退位让位于李隆基,是为玄宗。

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整顿朝纲,任用贤能,积极采取多项改革措施振兴朝纲。他建制谏官,恢复谏议制度。完善法制,删辑律令格式,编纂《唐六典》。农业上静民劝农,检括户口,开垦荒地,提高亩产。设置四监管理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繁荣商业,金融机构柜房出现,互市与海外贸易发达。正是因为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杜甫在诗中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这一切,居住在陪都洛阳的杜甫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杜甫的一生,在诗歌史上适逢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代。人们公认天宝末年是唐诗的转折点。天宝末年(756年),恰是杜甫三十年诗歌创作生涯的中间点。此时,杜甫上与李白等人同属盛唐诗人群体,下为元白等中唐诗人的先驱。如果说盛唐诗歌以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为主,那么杜甫的诗开始转向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也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从唐诗的发展史来看,杜甫是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杜甫所处的时代,在社会学、文学两个维度上,都是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呼唤伟大诗人的时代。杜甫就是为此而应运而生的伟大诗人。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他不但崇尚儒学,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在儒学史上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可以说,杜甫用他全部的生命,践行、丰富和充实了儒学本身。他满怀仁爱之心,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爱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不赞成非正义战争,不愿意看到战争给其他民族带来灾难。

杜甫具有过人的天才,而且是个早熟的诗人,进入长安以前就写出了《望岳》那样的名篇。他对诗歌艺术的追求精益求精,不但努力超越前人,而且不断地超越自我。李白的创作,在艺术水准上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而杜甫却不一样,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艺术风貌。杜甫对诗歌艺术的艰苦探索,完全可以用呕心沥血这个词才能形容。

杜甫诗是安史之乱前后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画卷,是用韵语的形式写成的一代历史。说杜甫诗是“诗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诗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帝国的最鲜明、最生动、最深刻的一种记录。“安史之乱”对大唐帝国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资治通鉴》中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大唐帝国的人口总数是5288万,有半个亿之多。而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已经基本平定时,大唐帝国的总人口已经骤减到1690万。十年之间,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关于安史之乱中人口的大量减少,杜甫晚年在湖南写的五言律诗《白马》是这样表述的: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

近时主将戮,中夜商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这首诗的大意是:东北方向来了一匹白马,马上空着没有人,但却中了两支箭。可怜马上的主人,估计已经看不到当初的意气风发。最近战争不断,白天夜里都在商量战事。战争使很多家庭死了人,流泪伤悲。

其实,诗中的白马是作者自画像。对安史之乱前后,黎民百姓各式各样非常态的死亡,记载得最详细、最生动的就是杜甫诗。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其他一些诗,都可以看到具体的描述。因此,杜甫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空白。这些,都寄托了杜甫对“开元盛世”一种无限的向往,也寄托了他对国家和平、人民安康的一种殷切期盼。

杜甫其人是诗圣,其诗作则是诗史。这两者完美结合,鲜明地体现了一代大师的儒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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