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留学和移民的剧变与剧痛
移民大潮带来剧变
上世纪80年代，除了早年那些在北美铁路干活的中国劳工的后代、中国结束内战后的移民之外，只有少数中国上层家庭移民到北美。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加入了这股向北美迁徙的大潮，很多中国学生也远渡重洋前往美加留学，随之成为新移民。1997年，香港有大量家庭纷纷移民加拿大。这一风潮随后被中国的台湾人赶上，他们以投资者的身份获得居留证，换来子女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机会。而现在，中国掀起了第三波移民大潮。情况看似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为了孩子能留学海外往往是移民的重要目的。
在形形色色的移民故事中，贯穿着一些并不美妙的音符：早期来自英国和意大利的移民，是当时北美移民中人数最多的种族，他们对黄种移民有偏见；后来，老移民对新移民也开始产生极大偏见，比如，同样是来自中国，香港移民对来自台湾的新移民，香港和台湾移民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都存在偏见。
35年前，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妹到加拿大开始全新的北美生活。
刚到加拿大时，我是整个学校唯一的亚洲人，我的口音总被来自英国的白种孩子取笑。为此，我不得不加劲学习英语，努力纠正口音，让我说起话来不会像一个新来者（英文用FOB即Fresh Off the Boat来形容这样的人，就是刚刚下船的难民）。而现在，我的高中母校超过97%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中文差不多已成了我母校的通用语言！
大量移民给北美带来了很多变化。新移民普遍比较富裕，他们在最高档的街区和最具竞争力的学校附近买房子。一轮又一轮移民潮带来的现金数额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以至于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以十倍以上的速度暴增。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温哥华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只需20万加币，邻居也都是地道的加拿大人。如今同样的房产已涨至12千万加币。许多老移民在这个黄金期出售房子，跟随当地人的脚步，前往温哥华郊区生活。如今在那些高档繁华的街区，白种人反而变得稀少，温哥华成为了“Hongcouver”（因为聚集在温哥华的广东人和香港人太多了，当地人以至西方媒体开始将温哥华“Vancouver”称呼为“Hongcouver”，其中的“Hong”来源于“Hong Kong”一词）。
随着移民潮，加拿大的教育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妈妈们都在下午茶时间悠闲地讨论时尚、食谱或是家居装饰。但是现在，亚洲母亲都是“开着直升机”的妈妈，她们带着孩子争分夺秒地参加各种课外班，想方设法让她们的孩子能在圣乔治或克罗夫顿这些温哥华最好的私立学校获得一席之地。妈妈们之间的话题也从家政转向如何让孩子进入加拿大或美国最好的大学。上世纪90年代，我申请大学时，从来没有听说过SAT考试，也不需要搜索哪里可以提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测试。而如今SAT和其他补习班比比皆是，孩子们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以考取自己最高的分数，最大限度地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开始通用同样的申请表格，无论学生要申请多少个大学，一键点击“发送”就可以完成。曾经，如果我被课堂上的一个问题卡住，我必须在课后向老师求助，或与朋友讨论，如今，学生可以去找他们的家教解决。时代似乎已经改变了，教育似乎惠及了更大的人群。但是，教育真的朝最好的方向行进了吗？
移民的大量涌入，悄悄改变了整个北美的生活环境。而形形色色的移民，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经济发达的东海岸外，加拿大其他地区往往没有白领工作提供给新移民。作为投资者前来的移民最终往往只能做些小生意，开杂货店或餐馆，不再有当年在高科技公司或工厂当白领的风光。我在最近的移民潮中观察到以下几种情况：
a.像我家的情况一样，父母依然在原来的地方工作，将孩子留给当地的其他人照顾或是上寄宿学校。
b.单亲留守，通常是母亲陪读，父亲继续在国内工作，挣钱提供家用、负担孩子留学费用。
c.家人在一起，但是不能维持在国内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父母通常以开杂货店、餐厅或小型企业谋生。其实，这些人当中不乏曾经的医生、律师或其他行业的翘楚。
不管哪一种情况，移民之后都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并且总不如之前预想的安宁与美好。这很符合哲学思辨中的“追寻新机遇，必定遭遇新挑战”。我和我的同辈人是留学生试验的“小白鼠一代”。父母与我的移民经验涵盖了以上三种情况，我曾亲身经历过，也看到过别人的经历。我家的经历非常典型，可以成为有移民想法的人考虑是否应该移民的参考。
下文描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北美移民世界”。有意移民或者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父母们，需要仔细考虑每项安排的利弊。父母希望子女能接受世界最优质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但需要清楚地了解，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被留学和移民大潮击碎的家庭
留学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不光是孩子需要支付，家庭因此承受的压力更大。“移民潮”造就了以下几种家庭。
第一类家庭：孩子在国外，父母留在家乡。
通常情况下，这些孩子会由寄养家庭的父母或国外的亲属照顾，要不就选择上寄宿学校。寄养父母有的是想获得一些额外收入，有的出于帮助那些想融入这个国家和文化的外国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你的孩子能够和他们相处并深入了解之前，寄养家庭父母的动机是很难判断的。在大城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的忙碌，善良的寄养家庭变得越来越少。反而，在小城镇可能更容易找到让人放心的寄养家庭。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人。”我认为父母在为孩子们选择寄养家庭时，抱着更审慎的态度是对孩子的负责。
如果选择寄宿学校，孩子同样会面临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在寄宿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在各种规则的束缚中成长，他们所获得的对个人的重视以及来自成年人的爱着实少得可怜。
因此，对于这类家庭，我觉得让亲人代为照顾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亲戚更值得信任。但父母往往会因为不能亲自照顾小孩而产生亏欠之情，进而加倍溺爱孩子。布拉德一家（我父母的邻居）就是这样的情况。
布拉德夫妇白手起家，经过不懈努力拥有了一家有数百名员工的公司，年收入超过千万美元。如今，夫妻俩留在亚洲管理业务，孩子在温哥华求学。对于这对创建了一个商业帝国的夫妻来说，时间始终是件奢侈品。当他们需要在亚洲监察业务、与客户拉关系时，他们只好委托在温哥华的亲戚负责照顾他们的孩子。为了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夫妻俩对小孩言听计从，要月亮不敢摘星星。那时，我与丈夫刚好就住在温哥华，当时我已经辞职，在家哺育刚出生的儿子。布拉德夫妇希望我每星期花几个钟头帮小布拉德补习数学。他们认为，从MIT毕业的我，肯定能帮助孩子提高数学成绩。
一开始，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父母的朋友。但一个月后，我发现小布拉德只希望家教能替他写作业，而对于学习知识没有任何兴趣。在与他的父母沟通后，我们采取了奖励机制：如果小布拉德能在数学考试中得到B，那么三个月后在他16岁生日时，他将得到一辆宝马车。然而，当最初的兴奋消失后，小布拉德重新变得散漫起来。我与他的父母再度沟通无效后，布拉德夫妇当着小布拉德的面对我说，小布拉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们有足够的钱聘请像我这样从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人为他工作。如果MIT的毕业生教不了他，他们还能聘请哈佛或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小布拉德即便只能考上普通大学，他将来的身价也是我的好几十倍。
我承认，我不会神奇的魔法，只得让布拉德夫妇另择良师。不久后，我从父母处得知，小布拉德数学得了C+，但他的父母仍然给他买了一辆宝马车，因为他们不想让儿子失望。一个月后，小布拉德的宝马车就撞坏了，他的父母又给他买了新的。高中毕业，小布拉德没能进入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父母高薪聘请许多导师为他补习，一年后，他终于拿到UBC的录取通知书。大学毕业后，小布拉德接手了家族企业。回国后，他过得风生水起。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小布拉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人的尊重、钦佩甚至是敬畏。
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布拉德一家”。很多人出国留学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学位，随便镀一层金，以此获得新的身份。但中国有一句老话，我们不应忘记：富不过三代。
第二类家庭：母亲在国外与孩子生活，父亲在亚洲工作，负责赚钱补贴家用。
在这种家庭里，父母是最大的牺牲品。这种生活时间一长，父母之间的婚姻纽带就越来越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人为地培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都不例外。然而，尽管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人们常无可奈何地放开另一半的手，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苦苦支撑。
夫妻的长期分离，带来的是隔阂、冷漠、猜忌。只有极少数的父亲不会有外遇。
陈太太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了使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她与三个孩子搬到温哥华。等三个男孩都成年，已经过去20年了，她与丈夫在这20年里从相濡以沫变成了形同路人。但是，她的孩子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变成博学多识的学者。当她的小儿子结婚后，她终于卖掉了自己在温哥华的房子，与丈夫搬回亚洲开始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已经太晚了——彼此分开的时间太长，他们之间已没有共同语言。最后，陈太太搬回了温哥华，她的丈夫留在了亚洲。现在的她，花一些时间来照顾孙子，学习园艺和太极拳，想方设法用这些新兴趣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但她坚持与家人分开，始终独居。我的母亲在谈及她时，说她现在已经把生命看得很开、很淡……
第三类家庭：全家移民加拿大。
许多夫妇为了子女的教育，放弃家乡的高薪职位，在北美重新开始。在这儿，我想说说我父亲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舍弃在家乡开办的药厂，在温哥华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他却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地社会的局外人。他试过在木材场工作、当过餐厅服务生、开过小餐厅，他干着这些低级别的工作，却仍然要被其他本地工人歧视。最后，这位曾经的百万富翁只好像其他移民一样，用自己的积蓄去投资股票和期货市场，期望获得利益。当然，我的父亲是非常努力与自强的男人，其他很多移民根本不像他一样做过这么多尝试，他们更多是花时间打高尔夫球，过着看似悠闲的生活。但我经常听到他们的妻子在与我母亲闲聊时，坦承她们的忧虑，并自问：“这样吃老本能够维持多少年？”
这些对未来的焦虑让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期望孩子们能努力学习，在移民的新环境里获得成功。第一代移民的孩子们，许多在学校出类拔萃，并最终成为光鲜的白领专业人士，拥有稳定的工作。但不可否认，这是上一代放弃自己的光明前景换来的。但也有一些移民的孩子加入了亚洲黑帮，或者成天与不学无术的人厮混在一起，毫无所谓地活着。他们的父母对子女混乱的生存状态爱莫能助。我曾认识这样一对移民二代夫妇，他们生活的唯一意义就是等待年迈的父母早点儿去世，这样他们便能继承所有的遗产。而当他们的父母最终在90多岁撒手离世时，这对夫妇也差不多是半截入土的人了。他们的儿子正在走他们年轻时的老路：泡酒吧，在高尔夫球场挥霍时光，不屑于体力劳动，又没有本事当白领，唯一的愿望是等待父母早些死……
我知道，这些真实的移民故事会吓到一部分憧憬国外美好新生活的家庭。但当报纸杂志以及移民中介大肆宣传那些堪称罕见的成功移民故事时，那些少数成功故事的背后，难以计数的失败和痛楚也需要被大家了解和重视。
希望这些真实的移民故事能帮助那些有移民梦、留学梦的人更好地看清眼前的路。中国人一贯尊崇“家丑不外扬”，但当你决定移民时，还是多问问那些老移民们，他们会把自己曾经的辛酸血泪当成朋友或者熟人的经历与你们分享。知道事情的正反面后再做决定，这样胜算会更多一些。
1.9 寄宿和出国一定能培养孩子的独立品格吗
现在似乎很多父母有送自己的小孩去读寄宿学校或出国留学的想法。父母们为什么愿意让那么小的孩子离开自己呢？我经常听到的理由是：
“孩子太依赖我了，自己什么都不会做。我想让他锻炼锻炼，学习独立，将来就不会这么脆弱，经不起打击了。”
“我们做父母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把他送到更好的环境里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帮助。我们小时候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我们要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长大了以后比我们幸福。”
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其实，将孩子抛给他人照顾可以说是拿孩子的未来和前途进行赌博。父母让出自己的责任，由他人成为孩子人生方向的领路人，由他人来塑造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孩子人生最关键的性格形成阶段，父母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没有与他一同分享苦乐。这样的人生缺憾一旦形成，便很难补救了。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说父母就撒手不管。健康的“独立”品格并不是以下这些情况：
a.对人缺乏信任感。
b.即便与最亲近的人相处，也会存在“亲密恐惧”心理。
c.缺乏寻求他人帮助的能力或缺乏对帮助需求认知的能力。
d.不易与他人维系健康、稳固的关系。
健康的“独立”品格怎样培养呢？我认为只有在充满爱和安全感的环境中才能培养起来。
我并不是劝说父母一定要放弃选择寄宿学校，尤其是有的父母迫不得已必须这样做，我只是希望这些事例能成为父母做决定时的参考。即使不得不让孩子小小年纪便离家学习，父母还是可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保持与孩子间亲密的交流。
下面是三位寄宿学生的真实故事。
伤心后悔的父母
王先生和王太太从小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经过多年奋斗，王先生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王先生想让儿子得到最好的学习机会，不愿让儿子承受高考的压力，希望他能接受西方的教育，因此，他和太太拿出一大笔积蓄，将儿子送到澳大利亚读书。刚到澳大利亚时，儿子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碰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当地的语言，进而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变得像位本地人了。
王先生和太太很为儿子满口流利的英语骄傲，周围的朋友也是羡慕不已。可是，他们的儿子却不喜欢读书，也不知道尊敬父母，高中毕业后，他的考分没有达到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更没能通过国内高考，不能进中国的大学学习。最后，儿子还是回到国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儿子很看不起父母，觉得父母很俗气，不愿跟父母在一起，自己整天在屋里玩电脑游戏。每当王先生向儿子提出找个工作或继续学习的意见时，儿子就会冲他大吼大叫，抱怨让他出国全是父亲的错。王先生和太太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们觉得自己和儿子之间似乎有一层隔膜，他们无法走入孩子的心灵世界。夫妇俩满心懊悔，真希望当年没有让儿子出国读书……
被疏忽的露西
露西在出国之前就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因此去寄宿学校上学并未让她感觉有多受伤。露西的父母都是成功人士，时常忙碌奔波，照顾她的时间很少。不过，露西的哥哥因为是家中的男孩而备受家人的呵护。从小到大，露西在家里都觉得自己不受重视。露西被送往美国东海岸一所知名的寄宿学校就读。在那里，露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但她仍觉得需要获取更多的奖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她无论如何努力，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由于没有亲人相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打理，露西变得非常独立。结果，露西变成了一位外表冷漠、难以信赖他人、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在工作时，露西总感到危机四伏，因此在言谈举止甚至穿戴上都无法表现出温和的状态。遇到难处时，露西也是独自担当，因为她觉得不能把弱点暴露给任何人。幸运的是，露西在寄宿学校碰到了一位可亲的老师。这位老师像母亲般呵护着露西，给她温暖的关怀。
父母将露西扔给了寄宿学校，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但老师鼓励露西善待父母，做孝顺的女儿。露西下了不少功夫去重建与父母间的亲情。可是由于彼此间认同点很少，露西对父母始终觉得疏远。要找回已淡漠的亲情并不容易，露西只有在未来艰难地继续修补与父母的关系。
比尔的心声
寄宿学校绝对能让人变得独立。学校里的老师、看护人员、室友不会为你包揽一切事务，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打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陷入麻烦。你能在寄宿学校学到的就是责任和结果。离开了父母的关爱和监督，孩子可以自由地交朋友，甚至做出许多出格、糟糕的事。我是被公立学校开除了之后才进的寄宿学校。父母希望我在寄宿学校能学好，结交良友。然而寄宿学校的同学不会真正在意对错，只是当心别在违规之后，被校方抓住。
碰到问题时，我会去请教那些年长的校友，寻求他们的意见。但是这些校友自身未必就有正确的价值理念。寄宿学校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学习好的事物，比如专业知识、语言以及其他的知识和技能，可是像泡吧、色情、酗酒、吸毒之类的现象也非常多。在这儿，我也认识了不少名人，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此后，我因在校内吸毒被抓，后被送往戒毒机构。之后，我又去了青少年教习所。在这些机构中，我碰到了对我有如亲人般温暖的好心人，他们对我关怀备至，所以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我在寄宿学校的一个室友的妹妹也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是一所女校。室友告诉我，因为性别的差异，他们兄妹俩对寄宿生活的体验大相径庭。女孩会因想家而哭泣，男孩们却不分昼夜地纵情于音乐和派对。男孩和女孩对离家生活的体验和看法真是迥然不同。
现在我已经成年并结婚了。我以后不会让孩子离开我，家庭成员原本就不应该分开，家庭本应是家人们集结的纽带。我和妻子从结婚那天起便坚定地持有这种观念。在塑造孩子的人生观方面，没有谁能取代父母的位置。在寄宿学校，老师们照看几百个孩子，每个孩子得到的关注并不多。全球顶级寄宿学校的师生比例是1：8。然而，即便是采用了最佳的师生比，也只是运用于课堂教学，不能顾及学生生活的各个层面。相比课堂时间，学生在课外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学生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
父母在遇到是否要孩子离家读书的问题时，需要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多方面地考虑问题，做出决定。毕竟无论何种决定，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孩子的未来掌握在父母的手里。
1.10 出国留学的竞争压力会比国内小吗
有些父母因为经历过艰辛或贫寒的生活，就希望孩子能少受些苦。因此，不少父母期望孩子到国外接受“快乐教育”，以为这样就能让孩子避免承受比如高考这类激烈竞争的压力。
然而事实上，竞争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严酷现实。国外不同于国内，国内的竞争只限于应试领域，而西方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竞争却是国际性的，涉及的领域也是方方面面的。
国外一流大学的招生率与中国名校的录取比率持平，入学申请者来自世界各地。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清晰明确的，只限于一个方面——高考分数。西方大学却把学习成绩和考分视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对西方大学而言，衡量学生学业表现更为重要的标准是：观察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以评定其相关技能、领导力、主动性、对特定兴趣领域的热爱程度、团队精神、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风险的能力、处理失败的方式、个性、创造力等。在此，我想引用美国MIT招生网站上的内容加以说明。
你与申请学院的适配度
你可以去咨询MIT任何一位负责招生事务的人，他们都会一致表达出这样的理念：考分固然重要，可是申请者和学院之间的适配度才是推动录取进程的关键。由此，我们也常会被问到何谓“适配”。以下是关于该问题的几个主要的评量指标和描述：
认同MIT肩负的让世界更美好的历史使命，愿意与之协同努力。
具备协作精神。
具备进取意识。
敢于承担风险。
具备实践性的创造力。
充满热情和活力，具备较强的求知欲。
具备MIT社群的特质。
具备权衡轻重缓急的意识。
“记住，没有哪一份个人资料能被奉为‘最佳适配资料’，不管其中信息显得多么出类拔萃。MIT要招收一个班的学生，就像要选1000个人组成一支登山队，准备一起去攀登一座有趣又崎岖的山。我们显然希望这支队伍的成员都受过良好的登山训练，耐力持久，对登山运动充满兴趣。与此同时，我们也期望每一位成员都能给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譬如，乐观的心态或幽默感、令人称赞的个人经历、天资卓越、爱好广泛、成绩卓著等。在此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想招一群一模一样、完美无缺的登山选手。我们需要的是一群各有所长的人，以使大家能共同携手，彼此欣赏和激励。”
这一段是最重要、最经典的关于美国顶尖大学录取学生流程的描述。
西方大学的申请流程更着重于学院文化以及申请者与学院文化的适配度，所以大学里的每所学院都有各自内容丰富、翔实的介绍网站。网站对学院的核心使命、价值观、学院文化都有阐述。这些价值理念，对每所学院来说，就像是他们为自己的“登山队”所制定的征服目标。比如，MIT的目标是通过科技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斯坦福大学的目标是通过创业或创新来为世界做贡献。
大学申请过程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功课以便深刻认识自己，校方会要求申请者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学生想通过求学收获什么，也会让学生对自身与所申请学院的适配度进行自我评估。我常会从申请海外留学的高中生口中听到这样的评述：申请进程的最大益处并不是最后能获准进入所申请大学就读，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通过回答申请表里的各项问题让他们做了一次深层次的自省，甚至有时还能发现些让自己和父母都感到吃惊的个人素质。
有对父母曾告诉我他们女儿的申请经历。在女儿申请海外留学之前，父母并不怎么看好女儿，因为女儿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然而，在协助女儿申请入读美国大学期间，父母帮着评点女儿的论文，从中发现了女儿身上他们以前从未知晓的天赋、梦想和兴趣。结果，女儿虽然没有被所申请的那所一流大学录取，却接到了不少其他优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这就是我反对申请者让留学中介公司完全包办其申请流程的原因之一。信誉良好的中介公司会辅助申请者完成自我挖掘的过程，但不会告诉申请者如何才易被所申请学校录取。可是像这样的中介公司在中国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中介公司都是鼓吹自己手里掌握着录取“秘方”，只要客户愿意给他们支付丰厚的酬金，他们就能保证让申请者进到梦寐以求的大学里。为了让申请者顺利被学校录取，这些公司会让学生避开自我挖掘的步骤，这样有可能会让学生进入一所不适合他的学校就读。这样的结局是很不幸的，学生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换来的却是徒劳无益和心中的愁烦。
出类拔萃的独特个性
西方大学的入学申请过程并非程式化的模式，学校除了要参考申请者的学习成绩之外，还要求每位学生对自身的特点有充分的了解。例如，一位中国男孩对数学和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也很擅长，同时他的钢琴或小提琴也演奏得相当不错，但他可能与其他中国男孩没有太大差异。对这位男孩来说，要让自己表现突出，除了在一大群与自己履历相近的申请者中成为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尖子，还要是他们中间钢琴或小提琴演奏得最好的人。这便使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选取两份具代表性的学生资料用以说明。
例一
这位男生来自香港，他是作为一名音乐天才被MIT录取的。13岁时，他就与世界级的交响乐团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同台演出。与此同时，他创作的交响乐曲也被公认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因为在作曲领域表现杰出，他被称为“亚洲的巴赫”。同时，他对生物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是这方面的优等生，他今后想从事医学研究，于是他在MIT主修生物学。尽管他的履历看起来属于典型的亚洲男生类型，可是在大量对数学和科学有兴趣并具备精湛乐器演奏才能的亚洲学生中，他还是显得出类拔萃，所以顺利地被MIT录取了。
例二
某次面试期间，有好几位来自中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向MIT提交了入学申请资料。在被中国各地的MIT面试官面试之后，他们却无一获准通过。有好多人会追问：奥赛金牌得主都不能被录取，那还有谁能被MIT录取呢？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已经招收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位曾在全球性奥林匹克科学竞赛中获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对MIT来说，只需要一位奥赛冠军来为“登山队”做贡献，况且已经招收了一位冠军中的冠军。当然，其他的申请者也很出色，可是无论他们对数学有多热爱，或者本身有多优秀，他们仍无法超越前面的那位冠军，所以便没能被录取。
多元化的学生构成
尽管西方大学没有明文规定对每类学生的配额限制，他们还是希望学生的构成能够多样化，所以，不会出现哪个学院全都是中国学生或全都是欧洲学生的情形。也就是说，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多半是来自中国的其他申请者。如果你的孩子与其他的中国申请者大同小异，他就很难在众多类似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为了让大家更为具体地理解班级的学生组成，下面是从MIT网站上摘录的2013年即将毕业的学生的相关数据。
性别：男55%，女45%
种族和国籍：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92%、非洲裔美国人9%、亚洲裔美国人26%、白人36%、墨西哥裔美国人8%、印第安人1%、波多黎各人2%、其他西班牙族群5%、其他/无回复5%、国际公民8%
地理分布：新英格兰13%、亚特兰大中部16%、东南部和波多黎各17%、中西部和平原地区13%、南部/西南部9%、西海岸20%、海外11%
被代表的州：美国国内48个州
被代表的国家：全世界5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今年来麻省就读
学校教育类别：公立学校70%、私立学校15%、宗教学校7%、外国侨民学校6%、在家教育1%
2013年总共有从856所高中毕业的学生来麻省就读。
其他西方名牌大学也有类似的统计数据。这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能被海外一流大学录取，孩子就得力争成为他所属类别或申请者里最拔尖的学子，所以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将在不同规则的指引下进行一场不同方式的角逐。
1.11 申请大学，就像相亲一样
丽丽很想嫁给她的大老板，因为他有名又有钱。她到处打听，想要了解老板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当她观察到跟老板约会的女孩子都穿红色裙子的时候，她就常常穿红色裙子，希望能够吸引老板的注意；她看到那些女人大部分都留着长头发，于是也把自己的头发留长；她听到老板在办公室听爵士乐，于是去购买爵士乐光盘在办公室放，虽然她喜欢的是古典音乐。通过对各种细节的关注，丽丽把自己打造成了她认为会吸引老板的那类女人。但是，老板最终却爱上了一个喜欢穿牛仔裤、听流行音乐、头发剪得短短的活泼女人。丽丽在心里纠结得咬牙切齿：我到底哪儿做错了？为什么老板会选她，而不是我呢？
晓云也有类似的经历。她把自己打造成男方会喜欢的女人，并成功地嫁给了心上人。但是结婚后，她却发现自己很不快乐。她这才明白，自己并不爱丈夫，婚前真正吸引她的只是丈夫外在的名誉和高收入。她常常问自己，很多人羡慕她嫁给条件这么好的丈夫，为什么自己还不知足，为什么不能就这样继续过下去。
其实，申请一所欧美著名大学的过程和相亲很相似。当申请者想尽办法要把自己打造成自认为学校想要的学生时，常常会惊讶地发现最终被“录取”的人完全超出想象。或者申请者想尽办法“入门”了，却会发现自己跟学校“不匹配”，然后内疚地责备自己不知足，劝自己要珍惜机会，继续坚持走下去。
在申请者和学校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很多结果都不是公式化的，不是凭数字能决定的，而是一个“相配”和互相吸引的感觉起决定性作用。中国传统的门当户对，还是有道理的。过了“门槛”以后，就需要看其他内在的品质是否匹配了。
在“相亲”的过程中，当周围的人催促孩子要去哪里就读、去哪个国家、去哪里工作时，申请者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吗？要是他对自己还不了解，别人如何帮助他呢？要是他懵懵懂懂就被推着“入门”了，以后是否会怪罪别人只知道逼他前进，却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呢？
作为父母和教育者，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要孩子听话，给他们灌输知识，帮孩子进入名校，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业，跟我们喜欢的人结婚，而是做一面真实的镜子，帮助孩子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欣赏自己，然后让他根据对自己的了解，为自己做选择、做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你的孩子认识自己吗？
1.12 认识自己
申请者的真实故事
约翰尼和他母亲一起与我会面。他母亲是个典型的“直升机妈妈”，一直在他头上盘旋关注。她希望约翰尼能进入美国顶尖的大学，而MIT是她的首选。这位母亲甚至把儿子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做了计划，包括他应该参与什么活动，以及应该就读什么学校。
我们的谈话从约翰尼有着完美的数学SAT分数以及最优异的成绩单开始。我们在一起整整谈了一个小时，他母亲控制着整个谈话过程，而约翰尼则在座位上坐立不安。每当我要问约翰尼一个有关他的兴趣爱好的问题时，他刚说出第一个词，他母亲就接过话茬来替他回答。她滔滔不绝地夸他有多聪明，他和MIT如何般配，他的成绩如何优秀……我告诉她我希望在学生身上发现的一些品质，并建议他们去考虑一些问题，以确定对于约翰尼来说，MIT是否是恰当的选择。直到他们母子离开，我仍然没弄清楚是什么促使约翰尼要申请MIT，是什么激励他每天从床上爬起来面对学业。
另一位申请者想要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他的成绩在他的高中名列前茅。面试过程中，当我问他想学什么专业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我想我也许会去学当前的热门专业。”他的生活选择纯粹以经济发展情况和当前的社会潮流为依据。
在电影《死亡诗社》中，主人公托德是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优秀学生，家人倾其所有送他进入一所高级私立学校。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托德就明白，他必须要获得学业的成功，然后成为一名医生，以报答父母对他的“投入”和“牺牲”。然而，在影片的中间部分，托德爱上了戏剧。当他鼓起勇气尝试演出时，他真正的激情被唤醒了，他发现自己当演员很有天分，他爱上了表演。为了避免被父母发现，他在夜里悄悄地出去参加戏剧排演。然而，他的父母还是发现了他的“不务正业”，强烈要求他放弃。伤心的托德不愿意无奈地度过余生，于是以自杀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而那位以名言“Carpe Diem”（拉丁语，意思是“抓住今天”）传达对诗歌和生活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学生的英语老师，因为托德的死遭到谴责，被驱逐出学校。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有多少个“托德”，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梦想，无奈或迷茫地生活着。
那些无奈地走过人生黄金岁月的“托德”们，与那些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人生的申请者们，都令人同情。
我的自我发现之旅
从小到大，我都是个乖孩子。我总是因为听长辈和老师的话、从来不违背他们对我的指令而受到表扬。我的生活中心是取悦那些对我重要的人，为此宁愿隐去真实的自我和真正的期待。我擅长学习，通常学校里的亚洲好学生普遍选择医学专业，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既受人尊重又能保证生活无虞，不会受经济环境的影响。
我要读大学了，父母告诉我说，我应该为以后做一名医生开始做准备，于是我成为了医学院预科生。到MIT后，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份医学研究工作：在麻省机械工程系和哈佛医学院的优秀教授身边，用液体力学的主要理论来预测尿液的流向。在大学的前三年里，我与教授们合作撰写发表了很多篇研究论文。
因为科研经历，我获得了进入美国顶尖医学院的好机会。但其实，我从内心害怕到医院做研究工作，因为我难以忍受医院的氛围——空气里充满了疾病甚至死亡的气息。有时候，那种压抑的气氛会完全击垮我。与此相反，我通过参与很多业余社团活动发现，我喜欢和他人一起工作，共同为新的活动出主意，或者策划有趣、有意义的活动。不管我参加什么活动，通常我都会被推举到领导者的位置上。我的朋友和指导老师告诉我，如果我去从事商业，一定会做得不错，尤其是在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选择商业，我的父母会非常失望，他们想让我成为一名医生而不是销售员，因为后者并不是很受尊重。整整三年时间，我都在选择中挣扎。最终我还是告诉父母，我决定毕业后从商。他们自然很失望，极力劝我打消这样的念头。但是那时候，我很确信，如果我去做一名医生，结果一定很惨。不是我不能胜任或者不会被医学院录取，而是在我接下来的人生里，每天都不得不去做一些我并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在做毕业论文时，我没有选择相对容易并且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的液体力学，而是找到一位在大公司做管理顾问的指导老师，研究考核和提高公司效益的方法。尽管之前我没有任何的相关背景，要更加努力学习来补充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我非常兴奋，经过努力我的论文拿到了A+的成绩。
我从不后悔自己毕业时的决定。自我发现的过程让我明白，我的激情所在并不是特定的某一学科或者专门技术，而是去帮助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充分发挥我的激情与我学什么技术没有关系。我没有在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死气沉沉的专业技术工作之后才发现没有出路，而是顺从我的内心选择，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发现了真正的自己。
最终，我的父母动摇了，并支持我的决定。
下面是另一个MIT学生的自我发现之旅。
卡洛斯·普列托（墨西哥当代大提琴演奏家）——从总裁到大提琴家
1975年，38岁的卡洛斯·普列托（他是MIT1958级毕业生）宣布他将卸任芳迪多拉·蒙特雷公司（一家在业界居领导地位的墨西哥钢铁公司）总裁，并辞去多个国家商业组织的主席之职，这一消息令他的同事震惊不已。当他告诉人们，他想成为一个职业的大提琴演奏家时，所有人都抱怀疑态度。他难道要在正当盛年时放弃已有的地位和成就吗？大家觉得他不过是休个年假，暂时不想工作，要去玩玩大提琴罢了，一年后肯定会回到他的办公室来。
普列托的音乐家朋友们同样心存怀疑：他确实是个蛮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但要达到专业水平还需要长时间的刻苦练习，更不要说旅行、排练和音乐会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了。他们也预言他必定会改变初衷，不久之后就会重返商业舞台。
但普列托的行动证明所有人都错了。
如今，他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大提琴演奏家。作为新音乐的推动者而备受推崇的他，说服一大批作曲家谱写新的大提琴演奏作品，并首次公演了其中的80多首。虽然他的工作步调已经有所放松，现在每年只开75～80场音乐会，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每年100场，但他将在2008年出版他的第七本书。他自己讲述这一切时说：感受世界闻名的音乐厅的表演，研究智人的语言发展史，或分析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等等，都是雕刻时光、感悟人生的寻常举动，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我利用在飞机上的长途旅行来读书和写作。”
（摘自《科技评论》杂志，2008年5～6月）
自我发现之旅的关键是，要在某一个领域从事一项职业，不仅取决于自己是否擅长，更要问自己是否喜欢这项职业。每片雪花、每个指纹甚至每个人的视网膜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人就更是独特的存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容易使学生习惯模仿别人，走安全路线，因为这样更容易过上舒服稳妥的生活。然而，每个人生来并非是为模仿别人，而是发现他自己独特的样子，实现适合自己的蓝图。2008年10月，我有幸受邀参加北京市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长共同参加的一个会议，当时，我被刘长铭校长所说的话深深打动，他说：“当我们的学生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熏陶三年后，毕业后登上国际舞台，他们都能够站得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根在哪里、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而不是去盲目地模仿别人。”
自我认知令人与众不同
2008年11月底，我在一个广播节目中听到，一位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向两位银行业的资深人事经理咨询如何在当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找一份工作。人事经理的回答我非常赞同，因为那正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倡的。两位经理都说，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没有人会特别关注学历或智商，而更关注软实力——情商，在困难时候情商对成功而言更必不可少。而他们所提到的情商素质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自我认知”，这个素质能使一个候选者在缺乏方向和信心的人群中鹤立鸡群，引人注目。其他素质，比如忠诚、沟通能力、团队精神、首创精神、坚韧不拔，以及领导能力，也都被提及。不过，如果缺乏自我认知（其作用犹如控制一艘船的舵），其他技能就没有了方向和焦点。
当公司想要裁减员工时，第一批要走的就是那些曾在短时间内频繁换工作的人，不管他换工作是为了短期财务收益还是因为缺乏方向感；另外，就是那些在其岗位上不快乐，总表现出消极情绪和牢骚满腹的人。而在困难时期不断提升的，则是那些明白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因为他们不管境况如何，始终不屈不挠。时局艰难，但他们总是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因为他们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在心中已然建构好的蓝图。当未来飘摇不定时，大家都在寻找不失自信的人，而不管他的年龄、经验和教育背景如何。身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大家的心因恐惧而颤抖时，那些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确信困难时期终将过去的人，将影响他身边的其他人，并引领他们至安全地带。
在前面的故事中，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父母，他们原本是帮助孩子明白、接纳和拥抱真实自我的最适当人选。然而，他们却让自己的孩子远离梦想，无法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父母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负面经历，或许是因为他们在追随一种计划好的、流行的社会思潮，总之，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轻信某些所谓能带来稳妥舒适生活的良方，以为这样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么就将他们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法强加在孩子头上。归根结底，是父母的心态出了问题。
父母的责任
自我认知从哪里来呢？美国一所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自我形象的树立，80%要归功于伴他成长的周围人群反映给他的信息。而这些人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其父母。一个人从小树立自我形象，其重要性是成长过程中的其他任何人或事无法比拟的，它会以种种潜在而巨大的力量影响其生活决策。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担负着极其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尽父母的本分，首先观察、研究、理解并接纳自己，然后观察、研究、理解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
目前，社会上父母们的普遍做法很令人遗憾——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优秀的孩子做比较，以此来督促他们，希望能使他们像那些“榜样”一样优秀。事实上，对于孩子建立自尊，这样做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甚至引起他们的叛逆。因为他们会感到，在父母看来，他们永远也不会做得足够好。实际上，父母越是肯定孩子的独一无二，他们越想成为自己本来的样子，也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我们越是清晰准确地向孩子传达真实的自我信息，就越能让他们得以自由释放，从而树立正确的自我形象。
我大学毕业时，我的朋友珍还在大学学习物理。她才华横溢，在我离开波士顿之时，她正准备攻读物理学方面的硕士学位。后来当我听说她已经中途放弃物理领域的研究课题时，我大为吃惊。若干年后，我在印度的新德里与她重逢，她正在致力于帮助最贫困的印度乡村女性获得教育机会。印度女性因为社会等级低而受到歧视，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珍身穿便宜的印度棉布衣服，风一般地冲进旅馆，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问她是否后悔放弃物理学专业，她回我以满足的一笑，说：“不后悔。我现在做的是我生来该做的。”她的话道出了“自我认知”的全部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