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
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进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队员持枪站在哨卡口。我们来到了米尔沙卡伊公寓所在的马克洛里安街区。这是一个苏联人修建的公寓街区，米尔沙卡伊住在五楼。
米尔沙卡伊这时已经是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协助管理警务。我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客厅里全是客人，大多数是男士，在等候他的接见。有些人是来办警务事项的，有些是给在狱中的朋友或亲戚求情的，许多人是从巴达赫尚省来拜访他的，场面还真有点混乱。
我哥哥到三楼来接我们，我一见到他，泪水就夺眶而出。喀布尔和我离开时相比改变了许多，我不知道这对我的家庭和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穆基姆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他的不在场印证了我最大的担心，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准备承认他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他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他去了巴基斯坦，还计划去欧洲。“什么时候？”我问。大约40天前，他们回答，但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接着我看到了客厅书架上有他的一张照片，相框上装饰了丝绸花。这是个不祥的征兆，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穆基姆的命运。
“你为什么用花装饰相框？”我问嫂子。她的身子不自在地抖动了一下，小声回答道：“因为，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我很想念他。”我知道她也在撒谎。在阿富汗，用花装饰相框是悼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人一直想保护我，但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需要的是真相。我母亲根本还不知道实情，完全相信他去了巴基斯坦。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公寓里随便看看，无意中拿起客厅摆着的几本书和照片。我看到一本日记本，不是出于对穆基姆的怀疑，而是出于无聊与好奇心。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首诗，一首透露残酷事实的诗。这首诗由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阿明所写，是一首挽歌，里面描述了穆基姆遇害的过程。我一看前三行就失声尖叫。与其说那是愤怒的狂叫还不如说是痛心的哭喊。这是穆基姆遇害的最有力的证明。母亲和哥哥冲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已经哭得不能自抑，几乎没办法说话，只能站在那里，朝母亲挥舞着日记本。她颤巍巍地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盯着诗歌，并没有看懂，但哥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无论谎言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刻，都该结束了。当母亲听到了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回荡在混凝土墙壁上，像一把钢钻，钻进我们的心。关于哥哥之死的证据无可辩驳，像一把锤子，深深地敲进我的心。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大得难以承受。全家人挤在客厅，沉重地见证穆基姆的死讯。
那一晚，悲痛将全家人再次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母亲、姐姐、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三个姨母一同放声大哭。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健康的年轻人无端地被夺去生命？这公平吗？为什么？我家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