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政治结构与环境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政治结构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政治结构的变化不是巨大的，不是全然不顾原有状况，而是在原有形式基础上新的改动。众多因素综合作用，使长株潭城市群政治结构必须变革。长株潭城市群政治结构发生变革既有原因，也有条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还有历史启示。
4.1 长株潭地缘政治形态是变化的
研究长株潭城市群的历史，无法考究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于何时，只是论述与现今长株潭城市群地域基本一致的行政区。
地缘政治关系决定地缘政治结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地缘政治形态。
“地缘政治关系并非杂乱无章，一团乱麻似的堆砌在一起，而是通过一定的排列与组合形成特定的地缘政治结构，这种排列与组合关系可以按垂直与水平两个纬度来观察。从纵向来看，各种地缘政治关系不是同等的，而有主次之分，各种关系所处地位具有高低排列的次序，主要关系支配次要关系。从横向来看，地缘政治关系存在水平排列的次序，出现一些地缘政治界限将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分割开来，有全球性的、区域性的、次区域性的分界线，前者决定后者。因此，可以通过地缘政治关系的排列，即地缘政治结构来认识地缘政治形态。”
历史上，长株潭地缘政治形态十分明显地分成3个阶段，1922年和1951年是分水岭。历史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先一市后两市再三市。1922年之前是一市也就是长沙市，1922-1951年是两市也就是长沙市和湘潭市，1951年之后是三市也就是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政治结构呈现分化瓦解之势。由统到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长株潭地缘政治结构的演变为再变革提供了启示：事物的发展存在三段论，或许由分到统也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只是新统远不同于旧统。
4.1.1 从长沙一统到一分为二
1）城市格局：先湘潭为强后长沙为盛，鸦片战争是分水岭
城市群城市格局是变化的，有些城市曾经繁华但今天不再，有些城市过去微不足道而今今非昔比，比如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而不是上海。扬州因盐商和漕运兴起，清中叶以前是世界级城市，其繁荣昌盛程度不让伦敦、巴黎，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运河时代的结束为其他城市所取代。
历史上，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格局经过了先湘潭后长沙两个阶段。鸦片战争前为湘潭时期。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长沙经济地位远不如湘潭。
鸦片战争后，中心城市地位发生了变化，长沙成为英、日等国势力掠夺湖南资源之首冲，特别是1902-1903年中英、中日通商条约的签订，长沙成为商埠，从而商业地位大大提高，长沙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据点和门户。
如把长株潭看成一个城市，或把洛杉矶看作一个城市群，长株潭类似于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洛杉矶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格局。长株潭目前是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把洛杉矶看成一个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类似于洛杉矶城市群。
2）地缘政治形态：先长沙一统，后长沙、湘潭分立，株洲长期属于湘潭
与城市格局交相辉映，长株潭地缘政治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长沙之名经过了长沙-湘州-潭州-长沙过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长沙郡，是长沙得名之始。晋时又改为湘州，隋改潭州，最后定名长沙。株洲最早叫建宁，后称槠洲，后改为现名。湘潭之名始于南宋。
“作为一般地名而言，湖南之名，当由来已久，难以考实。而作为行政区划的建置来说，则湖南的名称始于唐代。后历宋、元、明数朝，疆域各有不同；至清初正式建湖南省，湖南的省名和疆域基本确定下来，沿袭至近现代，少有变革。”
先秦时，长沙并不是政治中心，经济并不发达。楚最先在湖南设立的黔中郡治所在湘西北的沅陵。1999年，发掘了沅陵侯吴阳之墓，吴阳系长沙王吴臣之子。沅陵侯吴阳之墓的发现，使得“沅陵”之名得以证实。
湖南经济最发达地区是湘西北澧水下游一带，这里接近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
秦朝以来，除了两次短暂时间外，长沙是较大区域的政治中心。唐代764-769年的5年时间，湖南观察使治所不在潭州（今长沙）而在衡阳。康熙年间，治所在贵州偏桥镇维持了半年，在湖南沅州维持了半年。据刘泱泱（1998），宋代设有湖南路（后改为荆湖南路，但习惯上仍简称湖南路），治所还在潭州（今长沙），辖境与唐代湖南观察使辖地大体相同，唯增加全州（在今广西境内）。元代全国始建行省，湖广行省治所在长沙，辖境与宋代荆湖南路同。明承元制，仍设湖广行省，有湖南道宣慰司，领有长沙、衡州、永州、宝庆4府及郴州1州。辖境仍在今湘中、湘东、湘南地区，但不再包括今广西全州。清沿元、明旧制，于地方仍建行省，但省制划分有较大变化。“在清代康熙三年（1664）之前，湖南与湖北是一个省，即湖广行省。”“康熙三年，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为湖南建省之始。”
湖南建省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除去炎陵县，长、株、潭在一个行政区。1664-1895年间，长沙建制没有变化，一直称长沙府，驻地长沙，并一直辖长沙、善化、湘潭、湘阴、宁乡、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攸县、安化县和茶陵州。1916年，设湘江道，驻地长沙，辖长沙、湘阴、浏阳、醴陵、湘潭、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茶陵、保庆、新化、武冈、新宁、城步、岳阳、平江、临湘、华容、常德、汉寿、沅江、澧县、安乡、临澧、南县27县。期间酃县（今炎陵县）一直不属于长沙府和湘江道所辖。除去炎陵县的株洲市，还有湘潭市一直属于长沙府、湘江道。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四分五裂。湖南全省共有2个省辖市、10个行政督察区、77个县。1933年，设长沙市（不辖县）；1943年，设衡阳市。1947年长沙、浏阳、湘潭、醴陵4县属于专员公署驻地在岳阳的第一行政督察区，攸县、茶陵、酃县属于专员公署驻地在耒阳的第二行政督察区，湘乡、宁乡属于专员公署驻地在益阳的第五行政督察区。
株洲、湘潭有2000多年隶属长沙的历史。秦行政区划发生重大变化，设立郡县制。秦设长沙郡，西汉设长沙国，东汉设长沙郡，后多次变化，到明清时设长沙府。整个历史过程中，现在的宁乡、浏阳、湘潭、湘乡、醴陵、攸县、茶陵等均为长沙行政区所辖。1922年实行省县制，湘潭从长沙划出。
株洲和湘潭最早是分开的，后株洲属于湘潭，新中国成立后分开。株洲以前叫建宁县。隋废建宁县，并入湘潭县，成为湘潭县的一个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这里还是一个不到7000人的湘潭县属小镇。
长株潭从一极变为两极是历史的必然。单极格局城市群的政治中心一般就是地理中心，在地理空间结构上形成一种中心-外围关系，在政治结构上形成一种上下统治关系，空间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结合，出现一种等级制结构：从内向外，居高临下；从外及内，众星拱月。“单极格局受单一力量中心独立支配，易形成缺乏灵活性的僵局。”就像宗主对附属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单极格局的结构过于简单，孤立无援，缺少互动，缺少活力。
4.1.2 三市分立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株洲从湘潭县划出，设立区辖市，1956年改为省辖市。1983年全国实行市管县制，设立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三市分立地缘政治呈现新的特点。
长株潭从两极变为三极是历史的必然。“两极格局受两个竞争性力量中心支配，维持不稳定的简单平衡，结构缺乏柔性。”两极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竞争性的，并且由于没有第三方的牵制，因而并不稳定，是一种不成熟的平衡，暂时的平衡，迟早会破裂。城市群两极要有较大的空间距离，否则结构存活期更不长久。三足鼎立有利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
“三极格局由3个力量支配，结构富有弹性，有利于保持格局稳定。在两极格局中，因缺乏第三方力量中心的调节和制约，两大力量中心容易形成对峙僵局，使结构失去弹性。三极格局则不同，它包含3对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每个力量中心都有两对双边关系，因而行为体的对外关系具有选择性，从而避免因某一双边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僵局，使结构具有活性和保持运动。3个力量中心之间可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牵制，构成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这个结构富有弹性，具有自我表现调节功能。在甲、乙、丙3个力量中心构成的三极格局中，当甲乙两个力量中心因相互作用力过大，如关系紧张或过于接近，而可能使结构发生改变时，甲丙、乙丙之间关系会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它们之间的力量作用关系，并反馈到甲乙间的互动中，使结构恢复平衡或达到新的平衡。因此，三极格局具有有利于稳定的结构基础。”由于三极格局具有能够稳定结构的自我功能，因此力量中心之间并不像两极格局那样要求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
三足鼎立也有对策与不对策之分。3个力量中心之间可以相邻，也可以相互分离。它们之间的距离组合关系有：一是相互邻近，即3个行为体彼此都有共同边界；二是相互分离，即都不存在共同边界；三是两个行为体有共同边界，而与第三方分离。如果3个力量中心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则形成三足鼎立的对称结构。如果3个力量中心之间有一方明显远离于其他两方，即呈不对称三极结构。在地理上不对称的三极格局中，距离较远的一方承受结构所致的压力较小，并享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呈现一种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以称为“远方优势”。“在不对称的三极格局中，距离较远的一方具有结构所致的地缘政治优势，这是力量中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行为体之间竞争关系受距离因素制约的体现。力量中心之间因距离不等，其相互作用力不同，两个较近的力量中心相互作用强，它们相互牵制也强；而距离较远的一方因受结构的约束力较弱而相对自由，在互动中具有灵活性，表现出远方优势。”
无论是3个城市还是3个市政区的政治地位，均呈现一种不对称的三足鼎立格局，并且这种不对称性相同。长株潭城市群主要由长沙、株洲和湘潭3个城市构成，在行政区划上由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3个市政区组成。长沙的城市规模远大于株洲和湘潭，城市的三足鼎立呈现一大二小不对称格局；尽管三市都是地级市，但长沙是省政府所在地，致使长沙市市政区政治地位高于株洲市和湘潭市，市政区政治的三足鼎立同样呈现一高二低的不对称格局。
4.2 长株潭政治结构到了再变革之时
长株潭一体化受到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的干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层次结构的现代化受到压制，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逼迫我们考验长株潭地缘政治现状，迫使我们做出突破性的改革。长株潭地缘政治结构已到了发生再变革之时。
4.2.1 城市群发展的最大限制性因素——行政区经济负面效应作祟
1）长株潭城市群地缘政治（一体化）一波三折
人们政治认知长株潭自古一体，对长株潭自古一体产生政治情感，从而树立了长株潭一体的政治信念，只是由于政治环境的考虑，政治态度表现不同。人们的政治心理是市政区和城市群交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物。
一体化政策以前，政治行为局限于各自市政区。一体化政策以来，政治行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市政区之间的政治联系增多。
但一体化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波折。一体化一波三折也反映出三市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区政治文化色彩。三市存在行政区政治文化，看重各自行政区利益，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或不能利益均沾。
2）多方博弈
长、株、潭是一种混合动机策略博弈，两两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冲突。
一致较少，冲突较多。冲突突出表现为：一是对湘江水的利用上。长沙不仅水质性缺水，而且资源型缺水，“其人均水量仅1460立方米，在全国属中等水平”。湘江是长株潭的生命线，围绕湘江，长、株、潭3个城市之间存在诸多争斗。株洲为了经济发展，污染了湘江水。长沙将从浏阳株树桥水库引水95万吨/日，“自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以来，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今年10月，长沙市民便能喝到‘长寿水’了”。二是交通之争。哪个城市都想成为铁路枢纽，株洲成为铁路交通枢纽，湘潭、长沙的很多铁路运输必须取道株洲。
每个城市都想长株潭航空港建在本市，但长株潭航空港建在长沙，株洲、湘潭的航空运输必须取道长沙。三是招商引资之争。四是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建设之争。省、中央的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建设，都想落户各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