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联市需要一个民主政治环境。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联市制结构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联市制结构的健康运行，需要民主政治环境继续优化；联市各级政府第一要务是改善民生，但民生需要民主。民主可以说也反映了民生，因为民主反映了单个公民的政治权益。
长株潭联市制结构的建立，民主政治进入了发展新时期。对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工商业高度发展条件下，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不断向贵族阶级争权的结果。我国在独立自主、社会秩序安定条件下，31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中产阶级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之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条件越来越好。对于长株潭联市，联市制结构的建立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尽管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够大，中产阶级尚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无须再等，而要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其实，利益团体少是民主欠缺的一个外在表现。政治民主，人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才能发展利益团体。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亦然。
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民主，在实现形式、机制等方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各国国情不同，民主也有其特殊性。“民主需要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可以有许多形式，仅就公民的选举而言，就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等等，这是民主的特殊性。”（俞可平语，2009）“政治学家发现，民主政治有许多普遍的要素。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在哪一个国家或在哪一个时代，只要是民主政治，它就至少必须具备以下这些要素，否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制度。①握有实际权力的各级政治领袖直接地或间接地是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的；每一位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普选的政治，它与普选制分不开。②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是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其他东西；法律是公民和政府的最高行为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法治，而不是神治或人治。③国家的政治权力得到人民的有效制约；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各司其职，并且相互制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有限权力的政治，不允许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④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和条件；国家鼓励而不是禁止公民的积极参与，包括竞争式的政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式的参与政治。⑤每个公民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言论权和自由选择权；当公民与政府之间，或者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意见向左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宽容的自由政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我们在看到普遍性的同时，也要看到特殊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有中国特色，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西方学者判断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多党制，二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三是政府领导人的普选制。但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准，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只要能够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和选举制度，都应当认为是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人民真的有没有“当家做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当家做主”；政府的行为是不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评价民主政治及其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方面，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中国式民主”是我们的选择。
既要程序民主，又要实质民主，通过程序民主实现实质民主。
1）参与型政治文化迅速形成
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极为重要，政治参与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参与是公民为表达或维护利益而进行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与过程，它是“人民当家做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本质要求。“参与政治系统的民主体制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据《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重版译者序言，“他们把政治文化模式分为村落地域型、臣民依附性和积极参与型3种典型类型。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依附性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的特征则表现为，公民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是指公民对政治有密切的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在阿尔蒙德看来，三种典型的政治文化类型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累计过程。这种演进和累积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替代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在经验的现实中，每一种政治文化（除村民文化之外）都是一种复合体。例如，当臣民文化产生时并不一定排斥村民文化那种对以初级的和亲密的社区为中心的认同取向，而只是在世系群、宗教社区和村落的认同取向上增添了一个对政府机构特定的臣民取向。同样地，参与型文化的产生也不排斥臣民和村民的取向模式，而只是臣民和村民文化中的一个附加层。……而每一种显着的政治文化类别特征（村民的、臣民的或者参与的政治文化）往往与其政治权力结构有关，如臣民文化与中央集权结构有关，参与型文化与民主结构有关。”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呈现整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义务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特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为整体要作出牺牲，应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受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政治文化作用，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没有一席之地。
促进长株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迅速形成是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
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并不意味着村落文化、臣民文化消失，而是形成一种混合的公民文化。长株潭联市公民文化不能停留在村落文化和臣民文化混合阶段，如此的话，民主政治无法发展，而要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迅速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村落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文化混合的公民文化。长株潭联市三者混合的公民文化，特征有二：对于政治，许多人是积极的，但也有许多人充当较消极的臣民角色；积极参与的人，也没有排除臣民角色和村民角色。联市尽管已有积极参与者，但凤毛麟角，可以说参与型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气候，参与型政治文化迅速形成乃联市之需。
其实，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还能促进对联市制结构的认同。联市制认同靠政治输出但主要靠政治输入。政治输出、政治输入是站在政治一方考察的。政治系统是环境中的行为系统，行为系统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并影响环境。政治系统通过输入、输出维持生存。“输入包括支持和要求，支持的形式有服从法律、投票等，要求是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希望和要求，如社会福利等。”输出主要是政治系统通过制定决定、法律和政策等形式影响环境运行。现代民主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权力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才能获得合法性，因此投票、议政等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合法性及联市制认同建立的基础。在传统社会中，流传君权神授等观念，人们对政治统治有一种非理性的敬畏与服从，缺乏主体性和权利意识，是臣民，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延续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专制政治等输出手段。
联市制是民主制，要采取手段打开输入渠道，扩大政治参与，通过主要靠政治输入来获得大众对联市制的认同。对联市制的认同从情感走向理性。
2）政治结构分化
没有政治结构的分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政治，政治结构不能单一，政治结构分化是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没有政治结构的分化，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化。“通俗地说，政治结构的分化，首先是指政治层面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其次是指行政层面各职能部门分别承担比较确定的任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而使各自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朝历代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政体形式，根本不存在权力制衡、政治参与和管理分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把推进政治结构的分化作为一项坚定不移的战略任务，下决心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政治机构进行合理分权，以促进政治结构的分化，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与高效率。”
长株潭联市制结构的建立及其运行，必须政治结构分化。政治结构分化能够形成一种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可乘之机，并且行政机关也趋于分工，从而为公信政府的建立奠定基础。分化必须彻底。分化不能碎片化，要整体推进。
（1）政治与行政二元
政治与行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二分。政府功能就是政治与行政，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学一度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威尔逊、古德诺创立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但这种二分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的二分。无论何种政体，政治与行政是国家的两种基本功能，两种功能存在差异。政治与行政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往往是政治优先行政从属，因为表达国家意志的政治组织是由公民直接或间接授权形成的，政治正当性较高，而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组织是执行政治系统决策的权力系统，地位相对较低。联市行政是公共行政而非统治行政，不能行政政治化，不能政治化行政。政府官员退出人大，使政府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和受到根本监督的政府。
但政治与行政是有紧密关系的，二元不是二分（离）。政治与行政是政府为实现自身功能所进行的实现国家意志活动过程的两个环节，二者相互依存。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英国采取的是内阁向议会负责的形式实现政治对行政的控制，美国则是通过政党实行政治对行政的控制。“一种行为准则，即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如果得不到执行，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执行一种并非国家意志所表达的行为准则，倒真是执行机构在行使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利。”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行政执行，考虑到行政可能对政治产生反作用而致力于国家意志的表达；在处理行政问题时，必须考虑政治对行政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统一于国家意志之中，政治与行政必须协调。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政治与行政二分，是多党政治的无奈选择。多党政治制度要求行政纯属一种技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不因不同政党上台执政而发生改变。
我们没有党派政治之分，政治与行政更加需要协调。政府机关功能不是毫不相干的。执行国家意志的行政机关可以提出建议，几乎都拥有立法权，特别是政府设置了法制办；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机关，通常又有权用某种方式控制行政机关。政治与行政的分立是功能上的分立，不是把与这两种功能相对应的政府机关也进行分立。虽然政府机关难于实现要么行使政治功能要么行使行政功能，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或主要行使政治功能或主要行使行政功能。
（2）公共政策制定多主体
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化是政治结构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分配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公共政策主体包括国家公共法权主体（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某些政治领袖人物，直接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政党、利益团体，直接主体）、社会非法权主体（不见诸于公众的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间接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政策一般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中国不尽然，并且大体上中国追求一蹴而就，西方国家慢吞吞。然而中国也有不如意之处。一是中国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是国家公共法权主体，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治法权主体、社会非法权主体相对要多。二是中国公共政策来源主要是政治领袖和权力精英，或突发事件，或大众传媒；而西方发达国家，问题很多是由民众提出，要求政府解决。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提出政策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受到各种限制，问题不一定能马上解决，但总希望有所改善，逐渐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