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民主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多半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逐渐改善问题，不是一次就把问题完全解决。为了政治民主化，联市各级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制定主体结构和政策来源结构必须改变，结构至少走向多元化。
（3）党政分开
中国二元政治权力结构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是国情的需要。
据朱兆军（2007），“由于我国宪法在确认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地位的同时，又同时确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并且拥有对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权。
因此，从形式上来看，我国的政治权力同时拥有两种权力分配方式和两套权力组织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最突出的地方是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并列对口设置。在权力的分配上，党的各级组织机构与各级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又呈现出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党的权力实际高于国家权力的特点，具有权威主义体制的特征。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设计是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宪政结构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个最高权力机关，党的组织机构也不可能具有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但在我国的政治运行过程中，两套权力体系同时运转，并且以党的权力体系为轴心，两者事实上又统一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独特的权力体系不仅完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很明显，这种两套权力体系并列运行，同时党的权力在其中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权威主义体制是有着相当强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的党一元制是历史形成的。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合作制乃必然选择。二战后模仿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治冲突不断，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怨声载道。只有实行一党制，发展中国家才能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但据冉伯恭、曾纪茂（2008），“这种类型国家的政党往往党国不分，政党透过国家机器对社会对民众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但因为社会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也就缺乏制约政党以及国家机构官员的力量，因而轻则造成官僚主义泛滥，重则对社会构成重大压迫。”“对上负责”的干部任用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府际关系，即“相互阻隔的横向关系”和“相对顺从的纵向关系”。“国内政府间纵向关系是依托国家结构以及行政区划的具体划分，在垂直结构中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一般而言，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取决于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由于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的不同，再加上权力机构的影响以及政党政治运行体系的制约，不同政治体系中的政府间纵向关系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所谓国内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垂直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政府间关系。具体到中国来讲，是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立法关系、司法关系、财政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行党政分开。从1979年开始，撤销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设立人民政府，同年，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署办公，党政机构的职责有了分工，党不再代替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机关。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国家行政工作主要由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打破了“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模式。但党政分开还没有到位，以党代政现象还相当严重，党政分开需要继续，尤其是联市。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章）“中国的党政分开是一个政治范畴，是在政治领域中的功能性分开，而不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的结构性分离。”党政二元，党是党，政府是政府。党是政治组织，不是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
政府不是党委的执行机关。党与人大的关系必须改变，通过人大工作，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政府的领导班子在党内继续担当一定职务，以体现党对政府的领导。政府的大政方针，由党决定，具体就是要召开党的常委会。党的常委会所形成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以宪法为基础。在分权制衡的外观结构中，共产党不要成为专制其上、主宰一切的权力中心，以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制衡政治结构能够正常、恒久运作。
3）选举民主
现在存在“黑老大”戴上了“红帽子”、政府官员与“江湖人士”过往甚密现象。黑社会层次分明，“黑老大”居黑社会高端，在大街上打砸抢烧者居黑社会末端。黑社会有一个组织，“黑老大”是组织头目，经济基础雄厚。“黑老大”通过戴上“红帽子”或与官员狼狈为奸混进政治领域，获得“保护伞”，进而搞活自己那个组织的经济。反过来，戴“红帽子”的可能是“黑老大”，官员可能与黑社会一伙，这充分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官员不都是“好官”，进而充分暴露出我们的选举制度存在问题。黑社会与市场经济相伴随，但政府官员要与黑社会针锋相对。
民主是人民的统治，但人民无法直接统治而只能间接统治，间接统治就需要选举。选出最能代表公共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是我们选举的目标，这样就需要民主选举。发展选举民主，在党委领导下，变革选举政治。
联市人大的代表由成员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成员市人大代表由街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街区人大代表实行选民直接选举制度。联市、市、街区实行人大常委专职制度。
联市、成员市、街区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竞选制。领导就是责任，责任重于泰山。领导干部负有领导科学发展、管理社会事务、应对突发事件等重要责任。领导层的产生不能任命，行政官员的遴选与任用办法必须放弃，而要在党内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这是树立政治权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扩大基层民主在内的一些具体制度的推进，已经为竞选制积累了条件。目前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形式主要有考选、推选和民选。
其实可以引进竞选。联市、成员市主要官员的产生遵循3个步骤：第一步，确定多个候选人，候选人包括毛遂自荐的、本级党委推荐的、上级党委选定的；第二步，上级常委会通过票决制进一步缩小候选人范围；第三步，几个候选人在本级人大会上竞选。任上官员不称职，上级党委可免去他的党内职务，对于行政职务，适宜本级人大开会决定，责令其按法定程序辞职不合时宜，除非其主动辞职。湖南省人大在罢免副省长方面可以说开了先河。1989年5月，在湖南省第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代表联名提出对杨汇泉副省长的罢免案，结果以506票赞成、162票反对、98票弃权获得通过。
街区竞选程度更高。前面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外公开招聘街区区长”，这种招聘也是竞选。党委不提候选人，只是招聘的区长要交党委审核。竞选、审核出来的区长可以组阁，提出的内阁成员报人大审议。
4）协商民主
通过民主选举出了官员，不能万事大吉，而要通过制度制约其权力，防止其独断专行，也就是说其决策之前必须充分协商，在决策过程中要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专家的意见。思想库有官方的、半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协商民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凡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要经过专家充分论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民主监督
要让人民群众知道协商民主充分与否、是否依法行政、行政效益如何，这就是民主监督。实现民主监督，关键是人大、政协发挥作用和政治参与。
人大是人民群众的权力机关，发挥联市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人大监督是法律监督。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和监督，就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最具权威、最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人民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实现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制约、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重要方面。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一种政治监督，一种以批评和建议形式的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参与是人权的重要内容，长株潭政治参与已有一定基础，但还远远不够。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针对湘潭市区内大桥收费问题，2008年5月，他联合5名法学博士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向湘潭市政府等3部门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后，他又牵头联合4名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并引起省政府重视，最终促成了湘潭市政府2009年元月停止第一、二、三大桥收费决定的出台，并拆除3座大桥的收费站。倪洪涛质疑大桥超期收费，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展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建设透明、公开的法治政府需要更多倪洪涛式的法律践行者来弘扬可贵的公民意识”。
其实可以把人大会议与公众政治参与结合起来，如实行人大会议公众旁听制度。大力发展互联网政治，发展“草根”网络监督。
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迅速形成使公民愿意知情，愿意参与，愿意表达，愿意监督，因此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6）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率先推进
发展基层民主可以由下至上推进民主，发展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都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发展党内民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织部分。
实践表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实践表明，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党内民主是核心权力层的民主，因而对社会民主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化。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了党员享有的八大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发展党内民主，最基本的要使党员拥有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党员的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条件，只有明确党员的这些权利，党员才会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建设才会有起色。实行票决制，杜绝“一言堂”。
在街区党委领导下，建设街区“草根民主”。实行街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街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实行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市委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实行街区区长竞选制；街区群众广泛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7）财政预算民主化
财政是关注的焦点，变为联市以后，公民对财政的关注会直线上升。
不要继续实行封闭型财政管理，要让民众知晓，敢言，能言。税收高低无所谓，瑞士税收占GDP的比重高达51%，但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相当高。财政预算制度要大为改观。一是财政预算案的执行要严格。
财政预算相当重要，但与美国相比显得不严格。在美国剑桥市，财政预算案一旦通过便成为法律，市政委员会主要是监督、考查市政经理实行财政预算案的情况。二是预算案的制定要民主。在美国，每年的7月1日至第二年的6月30日为一个财政年度。剑桥市下一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一般在4月中旬市政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并在当年的6月30日之前通过。这种讨论是公开的，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参加，提出自己的问题，要求市政经理给予解答。财政部2009年3月20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数据，这是财政部首次向社会公开。三是联市各级财政的收支都要公开化，并接受民众咨询。四是实行人大对“一府两院”在财政预算、重大项目、重大决策等问题进行询问、质询制度。五是税收创设程序应该民主化。要创设新的税种，税率是多少，不能政府自作主张，而要听取民意，反复讨论，反复研究，最后形成的结果不是政府作出的而是公众的决定，这样不仅是政治民主化，而且新的税种更加好执行。六是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合二为一。“按照中国政府收入统计口径，政府收入体系包括税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债务收入、政府收费收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支出体系，一般包括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在绝大部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收入规模几乎等于预算资金，政府支出大小取决于政府收入规模和政府债务多少，预算外的政府资金数额很少。”中国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也包括预算外资金，建立联市制结构后，取消预算外资金，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合二为一。只有一个资金有利于资金统一管理，有利于政府支出体系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政府收入性质发生了变化，促进信用政府建设；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有利于财政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