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文化传承、社会变迁与民族教育研究。文化传承、社会变迁与民族教育是近年来回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琪研究员以《从〈中华归主〉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穆斯林》为题，分析了《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一书中涉及到的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穆斯林的社会状况的调查，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穆斯林，讲演以文本解析的方式，站在他者的立场，以独特视角为与会学者展示了这一调查情况。季芳桐教授以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为考察点，调查分析了东部城市流动穆斯林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就业状况。作者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法，展现了流动穆斯林的人口、就业特征、收入情况和社会网络结构。白友涛博士与陈畅硕士基于对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和回族社区的关注，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主要从群体互动的视角研究了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相互关系。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流动穆斯林促进了大城市回族社区和整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适应了城市生活方式，促进了自身的现代化。虎隆副研究员以虎学良所写的《回教女子三字经》为研究文本，从回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到时代使命的高度，着重阐述了虎学良关于回族女童的教育观，并结合当前的回族女性教育状况，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思考，旨在使这一课题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王伏平副研究员着重阐述了清末民初河北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经文家、翻译家海思福大阿訇的生平事迹和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梁莉莉硕士、马忠才硕士在专题讨论中分别就《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其保护现状调查》和《回族村落的社会分化：动力与机制》专题作了精彩发言，并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热烈讨论，尤其是郝苏民教授、马平研究员、白友涛博士等人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富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并就两位年轻学者在研究中有待提高和改善的调查技术和方法，提出了建议。中央民族大学朱雄全教授作为评议人，结合自己的研究，着重从开拓民族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价值转换，文化资源重新阐释、重新实现、重新创意以及构建和谐乐园等方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文化创意和价值转换问题，发言主题新颖，观点独特，使人耳目一新。
论坛学术总结先后由杨圣敏教授、刘成有教授、丁俊博士和杨文炯博士发言。杨圣敏教授总结中主要谈了当前回族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如要加强比较研究，尤其是与其他民族的研究要作横向比较，才能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回族学研究要增强开放性，增强国际交流，要借鉴、交流和学习国际上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刘成有教授认为，从民族宗教的角度看，吴忠市有它独特之处。多宗教以和平方式进行合而不同，吴忠的伊斯兰教正是如此，并希望吴忠市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成功典范。丁俊博士和杨文炯博士分别就回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谈了自己的看法。段琪研究员从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程和失败教训，讲到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的对话以及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问题，通过两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以比较的方式加以分析和反思。
马志俊（1975~），男，回族，宁夏海原县人，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06年度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综述，海正忠
2006年度，国内发表的对伊斯兰教、回族研究的论文数量约500篇，与2005年基本相当。大部分文章集中在史学、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对于伊斯兰教在非、欧、美洲的传播发展及回族伊斯兰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燮藩作《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历史演变》说：什叶派伊斯兰教自16世纪引入伊朗后，经历了数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由从外部输入、依附王权的教派，壮大为制约王权、代表民族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什叶派自身从教义到教规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张倩红的《伊斯兰世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论述了历史上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种族上是近亲、在地理上是近邻，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远古时代，他们来往密切，并有着相互联姻的历史记载。第一圣殿被毁以后，流落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带来了犹太文化，并对伊斯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对半岛上的反伊斯兰势力采取强硬政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并出现了宗教冲突。但当伊斯兰政权稳固之后，双方又出现了和睦相处的局面，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犹太人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军事地位，为王朝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山大学副教授范若兰博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伊斯兰教与现代化”阶段性成果的两篇文章：《移植与适应：13~18世纪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特征》和《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前文认为13~18世纪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和发展时期，表现为王权观念的移入、苏非派传教方式与本土信仰的融合、伊斯兰教法与本地习惯法的适应，形成了早期东南亚伊斯兰教“不正统”的特点。后文主要探讨了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论述了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印尼穆斯林人口约占88%，伊斯兰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合作与冲突不仅对印尼独立运动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影响到独立后印尼的政治发展。
研究伊斯兰教人物，要提及的是介绍纳斯尔教授的两篇文章：马效佩的《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从纳斯尔其人其学、“圣道伊斯兰教”观、对“圣道伊斯兰教”观的一些思考三个方面对其作了述评。高健龙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家纳斯尔》中说，纳斯尔是当代世界为数不多的跨越了两个世纪、学贯东西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家、思想家。当代国际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Nasr）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上，对伊斯兰教哲学与东西方哲学精神经过长期探索后，体认到“现代主义”观念对传统伊斯兰教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从而提出“圣道伊斯兰教”观的宗教哲学概念。
另外，龚缨晏在《伊斯兰地图学的天才：比鲁尼》一文中介绍了11~12世纪伊斯兰地图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比鲁尼。孙巨娟在《科学大众（中学版）》撰文介绍了被后人誉为伊斯兰“医学之王”的阿拉伯人——阿维森纳。
在伊斯兰哲学研究方面，论述较多，内容庞杂。
沙宗平博士的《伊斯兰教“真一”说与中国古代天帝观》，运用大量史料，对伊斯兰教“真一”说与中国古代天帝观进行了考证与比较，有助于对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在哲学层面深层次的认识。“真一”是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核心概念，指真主的真实、独一与真主所具有的所有属性；天（帝）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是对宇宙主宰等的称谓。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蒋真的《哈桑·图拉比与苏丹的“伊斯兰试验”》一文对哈桑·图拉比的宗教政治思想和苏丹的伊斯兰化进行考察，以期为复杂多变的苏丹政治演变理出一条思路。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狂潮从东向西移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位于非洲北部的苏丹也因两度官方伊斯兰化引起世人关注。其中，以哈桑·图拉比（Hassanal Turabi）为代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苏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体力量，其领导的宗教政党与国家政权的有效联盟，开创了战后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新尝试，被称之为“伊斯兰试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田瑾撰写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的环境观分析》中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都包含一定的环境思想，但它们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伊斯兰教认为真主主宰自然生态，自然万物听命于真主，人类应当为真主创造万物的理由赞美和管理好自然资源；基督教认为自然万物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自然资源存在价值等价且均是服务人类的工具；而佛教则认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应该而且也可以和谐相处，人应该尊重自然并爱护自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蔡伟良教授撰写的《试论凯拉姆学的产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认为：对外征战结束后，在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智得到了首次开发，并开始注重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深度思考，从而促成了凯拉姆学的问世及各教义学派的形成。随着凯拉姆学的命题讨论、问题争辩的日渐深入，倡导“理性”成为席卷全社会的一种思潮，并给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加速了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孕育过程。
台湾世界新闻大学客座教授俞力工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不应混淆》一文中说：就原教旨主义的概念而言，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东岸某些反对现代化发展的基督教团体。在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运动冲击当头，这些宗教团体强烈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商品文化的扩张，反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脱序。他们为了提出反制，主张严格地按照《圣经》、教会的意旨，维持社会固有的稳定与秩序。就此意义而言，虽然原教旨主义有其守旧的一面，但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还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多可视为本地区的反潮流、反现代化的社会运动。
在伊斯兰哲学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从美学、伦理学等方面作了大量撰述，不再一一赘述。
在对世界各地伊斯兰教的研究方面，陈建民的《非洲保护伊斯兰遗产的努力》说：在历史上，非洲是最早认识伊斯兰教的大陆。非洲大陆至今仍保存着大量伊斯兰文明遗产。许多年以来，非洲各国的穆斯林们努力保护这些伊斯兰遗产。他们在各地成立了许多研究中心，为研究和保护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遗产作出了巨大努力。如：马里共和国的伊斯兰文献研究中心、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历史文化中心、乌干达的保护伊斯兰遗产中心等。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暨南大学专门史博士生张来仪的《鲍罗达列考对坦桑尼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评介》一文说：坦桑尼亚是以班图黑人为主的多部族国家，坦噶尼喀（大陆）3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45%信奉伊斯兰教，其余信奉原始拜物教；桑给巴尔岛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尽管坦桑尼亚部族众多，宗教信仰多元化，但在全面建设自己的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其中可资借鉴的经验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维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良好关系。坦桑尼亚当前良好的族际关系、教际冲突鲜见的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国际问题学者的注意。
苏畅的《伊斯兰解放党与中亚安全》一文说：2001年“9·11”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逐渐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新代表。该党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成员数量多，组织严密，思想激进。伊斯兰解放党给中亚安全带来挑战，有“社会化”、“政治化”和“暴力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应客观看待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对中亚安全的影响，该党不会成为破坏中亚稳定的主要力量。伊斯兰解放党问题只是中亚地缘政治变化的因素之一，它与中亚国家调整“亲俄疏美”的外交政策有关，同时也给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带来新契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王三义撰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探微》认为：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被占领土上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它先后制造了多起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宣称为袭击事件负责，以表明它的力量和影响的存在。相关的书籍和新闻报道中一般把“圣战者组织”与其他极端组织并提，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其实，“圣战者组织”有其产生的特殊背景，有成熟的政治主张，思想来源和组织结构也较复杂，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印尼语讲师朱刚琴在《试析爪哇伊斯兰教的和谐价值观》说：印尼人口的89%是穆斯林，爪哇族是印尼最大的民族，其中85%是穆斯林，而穆斯林中的大部分是爪哇伊斯兰教信徒——阿班甘。作者拟从爪哇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及特征这个角度探析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不同的爪哇穆斯林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方式。爪哇伊斯兰教强调的是实现内心或精神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价值观，但现实的印尼社会却与“和谐”相距甚远，所以爪哇伊斯兰教所崇尚和追求的只能说是理想中的和谐。
在政治方面，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安维华撰著《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利益的取向和判读》，认为美国政府在制定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尤其是在制定对一些热点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时，有其利益的考虑，但实行某种政策后，并未得到预期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有一些因素影响对利益的判读，新保守主义即其中之一。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既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也存在利益上的交会。
对伊斯兰圣战观的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的《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是2006年度几篇从伊斯兰圣战观的角度立论的著述之一。文章认为伊斯兰的圣战观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观念。《古兰经》有关圣战的规定，反映了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社团的发展，教法中有关圣战的规定又反映了7~10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发展状况。10世纪开始，圣战观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伊本·泰米叶和瓦哈比派分别在圣战的两个低潮期激活了圣战观。赛义德·库特卜使圣战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并催生了以埃及为中心的第一波伊斯兰恐怖主义；阿卜杜拉·阿泽姆使圣战观国际化，并催生了以本·拉登为代表的第二波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对圣战观的曲解和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