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聚居区每个穆斯林家庭每年在家里至少举行一次宗教活动（门宦称“尔麦里”），包括在职干部、教师等平时不到礼拜寺礼拜的穆斯林，通常都会在已故父母的三七、百日、周年、三年、五年邀请阿洪和有威望的宗教人士在家里念诵《古兰经》、赞圣，纪念已故父母，祈求真主佑助平安。很多穆斯林家庭重视斋月前念夜，即伊斯兰教历8月各家各户都请阿洪到家里念诵《古兰经》，迎接斋月的到来。调查结果显示，每年在家里分别举行1次、2次、3次、4次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中，格底目为22、21、26、24人，伊赫瓦尼为14、44、26、22人，哲赫忍耶是23、42、52、118人。被调查对象中大约70%的哲赫忍耶穆斯林每年在家里举行3～4次“尔麦里”。每个家庭举行一次宗教活动开支在300～1000元不等，超过一半以上的门宦教民每年在家举行的宗教活动比格底目和伊赫瓦尼多1～2次，他们用于宗教活动的花费也比格底目和伊赫瓦尼教民多几百元。
从清真寺举办的宗教活动看，各教派的清真寺一般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或圣纪举行宗教活动集体庆贺，一般每年1～2次。门宦所辖的清真寺除了每年1～2次节日庆贺外，还举行大小“尔麦里”数次，周围信教群众前来参加并奉献乜帖。各教派的信教群众到道堂和拱北参加宗教活动。门宦教民则很看重道堂和拱北举行的宗教活动。作为门宦的重要宗教活动中心，道堂和拱北每年举行若干次规模不等的“尔麦里”。如G道堂每年9月、11月、12月都要举行隆重的“尔麦里”。K道堂每月有8次固定的“尔麦里”（每周一和周三举行），居住在道堂附近的教民都参加，此外每逢三月二十七、正月十三、四月初八、五月二十七、十一月二十二、六月十九等纪念日，道堂都要举行大型的“尔麦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数万人聚居在道堂或拱北，集体赞念《麦达乙海》或《穆罕默斯》（赞圣词），缅怀已故宗教导师和贤达。数万信教群众同时聚集在道堂或拱北内，白色的帽子和盖头汇聚成壮观的场面，教民们真诚地赞念真主，高声地集体赞念，富有韵律的赞词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心灵的、灵魂的震撼。会念的和不会念的穆斯林身处其中，感受到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穆斯林皆兄弟的平等精神。“尔麦里”前后的闲余时间，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在一起畅谈、交流，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和社会等级的隔阂。门宦为教民缔结了宽广的社会网络，为成员提供了资源关系网络，使其在通婚、出行、经济活动等方面获得一定实惠。规模庞大的信教群众为道堂和拱北捐献数目可观的乜帖，使得门宦有能力修建更多的清真寺，举办规模更宏大的宗教活动，吸引更多的信教群众，获得更多的虔诚教民的宗教奉献。
余论
从上述清真寺和道堂经济看，教派门宦的组织模式与其经济资源整合机制有密切的关联。单一教坊制下宗教组织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整合基本在社区范围内，或在社区的延伸范围内；海乙制和门宦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则超越了社区的局限性，拥有更宽广的社会资源网络。一般而言，城市清真寺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能力最强，城镇次之，农村最低。清真寺可利用盈余的资金开办新式经堂教育和幼儿园，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教育培训、弱势群体救助等活动，服务于穆斯林大众。如J清真寺是海乙寺，其地理位置好、房产多，人口规模大、教民收入高，J清真寺年收入45万多元，97%的收入来自房产和门票等，教民的乜帖只占2%。A清真寺开办新式经堂教育，吸引各个教派、门宦的信教群众前来学习。绝大多数清真寺与穆斯林之间是基于社区的互惠关系，依靠社区内穆斯林的宗教奉献维持清真寺基本开销，清真寺根据自己的能力服务社区教民。如B清真寺把存款无息借给本坊穆斯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各清真寺寺管会平常会到穆斯林家里看望贫困的教民，给予支持和安慰。
应当说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各教派和门宦开展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所需资金。但另一方面，西部回族聚居区的伊斯兰教各个教派和门宦，其草根性又决定了他们在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欠缺，面对内部不同教派、门宦以及外部其他宗教组织的竞争，他们难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
第一，绝大多数清真寺和道堂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穆斯林企业家的自愿捐助和信教群众的奉献，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宗教组织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能力。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清真寺和道堂一般不向穆斯林家庭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很少开展社区之外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社区内的穆斯林不把清真寺和道堂看做解决自己困难的主要依靠力量。在某市发放的661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穆斯林遇到困难时，仅有13.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要找清真寺解决，50.5%的人找家庭解决，25.7%找朋友解决，13.8%找邻居，7.3%找单位解决。农村部分清真寺因信教群众经济收入低而陷于贫困，连阿洪的生活费用也无力解决。
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穆斯林企业家日渐成为西北回族聚居区城市和城镇清真寺经济的主要支持者。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穆斯林收入较低，给清真寺捐赠的乜帖、天课非常有限。对某市661份调查问卷显示，当地居民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1万～2万元、2万～3万元的家庭分别为34.9%、37.4%和16.6%，仅有4.5%的家庭年收入3万～5万元、3.2%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27]。尽管七成半的被调查对象报告缴纳天课，但是由于收入相对较低，决定了天课数量的有限。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家庭每年缴纳的天课不足千元，不到10%的家庭缴纳的天课低于2000元，仅有1.8%的家庭和2.3%的家庭分别缴纳2000～3000元或3000元以上。因此仅仅依靠信教群众的宗教奉献，难以支付清真寺维修、建设所需经费。A、F、G三座清真寺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家的捐赠。他们或以施散天课的方式，或以直接捐赠的方式支持清真寺，有的企业家负担清真寺冬天的取暖费。尤其在清真寺修缮之际，捐款多来自穆斯林企业家。
第二，精英的缺失是清真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影响力有限的重要因素。民国年间西北伊斯兰教界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宗教精英大力支持下，各清真寺兴办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民族、宗教人才。当代伊斯兰教无论门宦还是教派，普遍缺乏精英参与；当前的清真寺、道堂、拱北没有教内外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支持，也很少与学界、政界、媒体及其他宗教团体联系，因此，伊斯兰教组织发展空间有限，能够提供的社会服务亦很有限。
一个具有民族性、宗教性的回族社区，如何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发展？传统宗教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社区组织资源将长期存在于回族聚居地区。当代西部地区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应当依托于传统伊斯兰教的组织模式与其经济资源整合机制，积极开展回族社区建设，在社区文化教育、劳动力培训、老年人服务、弱势群体救助等方面有更多作为，在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更广阔的积极作用，以更好地促进伊斯兰教与西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
注释：
[1]农村、城镇部分清真寺依然保留了家族特点，有本家族的清真寺和墓地，主要由本家族人员任阿洪和寺管会主任。
[2]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3]如1958年同心县296座清真寺，至1961年合并为22座，“文化大革命”时该县被拆除的清真寺202座，房屋3081间，其中政府占用683间，学校占用1104间，集体占用1284间。
[4]教坊内的穆斯林一般称做“高目”（阿拉伯语），复数为“高玛尼”，波斯语称为“哈宛德”，本文统一称做教民。
[5]如韦州东寺原名东拱北，1966年被拆除，1984年本坊穆斯林举散虔诚包帖，由高目强文元、海长瑞、丁长林、周学崇、马风歧、金玉祥、乌彦得、海珍组织重建，建拜房3间，东西厢房2间，共支付人民币18000元。
[6]据寺管会主任介绍目前A清真寺尚欠开发商200多万元。
[7]穆斯林认为斋月出散包帖，得到真主的回赐更大。2004年斋月在10月，故斋月收入未在表中。
[8]根据A清真寺于2004年7月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
[9]根据D清真寺寺管会会计账目制表。
[10]根据E清真寺2005年12月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
[11]根据F清真寺2006年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因原表日久残破且下部缺失，支出情况暂空。
[12]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由海乙寺（聚礼之寺）和稍麻寺（附属寺）组成的复合式寺坊曾是回族社会早期的寺坊结构形式，很多地区都存在过”。
[13]马注：《清真指南》卷8·禁解。
[14]“门宦”二字，是清代满、汉族官员借用汉语“宦门”“门阀”二词称呼西北穆斯林地区的苏非教团，以强调其领袖具有世袭身份、地位与特权。2006年8月笔者对道堂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15]何兆国：《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2002年。
[16]2006年8月笔者对道堂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17]据G道堂2007年公布的乜帖名单制表。
[18]3万斤面粉是解决建筑工人的伙食。
[19]根据I清真寺和J清真寺2006年公布的建拱北乜贴表制表。
[20]访谈该寺寺管会主任记录。
[21]根据2005年K清真寺盖德尔捐赠乜帖表制表。
[22]如甘肃华寺寺管会主任一职由马伏海长子马成河的后裔担任。
[23]如虎夫耶洪门的中心寺是几座地理位置好、人口多、经济收入高的清真寺，20世纪90年代该门宦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海原县清真大寺和同心县清真大寺的教长，现任门宦负责人担任同心县清真大寺的教长。
[24][25]〔意大利〕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181页。
[26]数据来源于J清真寺寺志。
[27]有关部门统计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12元。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