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东1958年发表的《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佳作。此文完稿于苏联的列宁格勒，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苏联所藏的大量外文原始文献。文章全面叙述了从中世纪开始至17世纪上半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与中国明朝灭亡”为止的中英关系，特别是英国人来到中国之前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的种种努力，17世纪英国人来到中国沿海的背景与过程。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张轶东的研究文章。更加遗憾的是，对于这篇堪称代表当时中国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论文，后来的研究者很少关注，致使一些已被张轶东阐明的错误说法直至20世纪末还有流传。进入20世纪后，一些学者对张轶东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更深的研究。50多年前，张轶东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大英帝国是瓦解了，可是英国还拥有较发达的工业与科学。不过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约只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是一定能够在工业生产水平方面赶上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入21世纪，中国的GDP总量终于超过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张轶东所期待的迟了30多年。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依然难以读到张轶东文章中所依据的那些文献资料。看来一个国家仅凭GDP，还是无法成为世界上的强国的。
第四，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考古学研究。
1949年之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考古学研究与科技史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先讲考古学研究。
在五六十年代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中，重点首推福建泉州。而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开创者则是吴文良。吴文良1903年出生在泉州的一个贫苦手工业家庭，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吴文良曾在泉州的不少中学做过教师，讲授过生物、历史、英语、中文等课程。吴文良对泉州的文物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致力于搜集泉州的文物碑刻，包括许多墓碑。
而收集墓碑，在当时是“为士人所不齿的事”，但吴文良“却不以为然，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每当他收集到有价值的古代外国人宗教石刻时，就立即刷洗，并作文字记录。吴先生以微薄的教员薪水收入，除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外，还经常紧缩家庭生活费用的开支，资作购买宗教石刻之用。例如拉丁文天主教的安德肋·佩鲁亚斯主教墓碑，就是1946年他在石匠铺偶然发现的，其时墓碑尖拱已被琢去，碑面飞天和十字架也大部被凿去，幸好及时发现，并以25美元高价收买，这才得以保存至今”。环顾当今社会，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像吴文良那样如此珍爱历史文化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和了不起。
吴文良所搜集的墓碑、石刻等文物，内容极其丰富，包括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石刻、用拉丁文书写的天主教石刻、用叙利亚文字书写的景教石刻、用蒙古八思巴文字书写的景教石刻、用汉字书写的摩尼教石刻、用泰米尔文字书写的印度教石刻，此外还有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文物。其中有些文物非常珍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上面提到的那块安德肋·佩鲁亚斯主教墓碑为例。这个安德肋·佩鲁亚斯是意大利人，后到泉州传教。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中，还保存着他从泉州寄回欧洲的信件。不过，国内外曾普遍认为，此人似乎并没有“专门传教”，后因“不惯中国生活，年迈思归故乡”，于1336年“随元朝大使由陆道西归故里”。安德肋·佩鲁亚斯墓碑的发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安德肋·佩鲁亚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最终埋在泉州的土地上。再如，吴文良于1954年发现了一方元代“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高级僧侣的墓碑，碑上有中文，还有用古叙利亚文字书写的突厥语碑文。明教就是摩尼教，大秦教则指景教。此碑被发现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1963年，日本学者致信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索求拓本。后来，夏鼐对这方墓碑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指出：“这块墓碑的重要性在于：（1）宗教史方面，它的发现表示公元14世纪初泉州一带江南各地有过很多景教徒以致需要设置一位管理诸路明教、秦教（景教）等的教长。这墓碑虽然不采用叙利亚文（即景教官方语），但仍用叙利亚字母来拼写突厥语，可见景教在这里影响之大；并且这位教长（主教）本人便是一位突厥族（汪古部）人。（2）在语言学方面，这块墓碑的发现表明，当时这种文字不仅流行于中亚七河地区和内蒙古旧汪古部地区，并且还被远宦泉州的汪古部人带到江南一些地方来，并且表示东突厥与西突厥语，已稍有分化。”吴文良还亲自登临泉州的九日山，对山崖上的石刻进行逐一校对，并对石刻的时间、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吴文良指出：在九日山的摩崖石刻中，“其中有一部分的摩崖特别高，刻字面积也特别大的，多为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提举市舶司，共同为当时航行于南海和中国港湾之间的番舶祈求信风并预祝他们的船舶能‘满载而归，顺风抵达’而举行的‘祈风典礼’的纪念题字”；石刻多为南宋时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土地大部分为外族所占领，宋朝政治中心已经南移。同时，陆路国际交通路线已被截断。南宋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南方经济及发展海外交通并奖励国际贸易以补偿财政上的不足”。这些石刻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祈风仪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被认为“是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贡献”。
1954年，吴文良将自己数十年苦心搜集来的石刻捐献给国家，著名学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此亲自书写了《褒奖状》。在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正式出版。此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英中协会主席、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1958年，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世界通史》，要求中国提供图片一百幅，‘特别请求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转告吴先生，提供泉州宗教石刻照片十五幅’。”除了吴志良搜集的石刻外，泉州还有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物遗迹。
1949年之后，曾专门调查过相关的遗物遗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涂关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调查》，《考古》1959年第11期）。庄为玑的《宋元明泉州中外交通史迹的价值》（《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是较早全面地介绍这些遗物遗迹的一篇文章。庄为玑还发表过《谈最近发现的泉州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和《续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等文章，根据遗物遗迹探讨了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庄为玑还与吴文良就泉州清净寺的建造年代、建筑式样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这样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也促进了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
由于泉州有着丰富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古迹，所以，在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1959年7月15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文物资料，并且编写了《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至1962年，共出版9期）。即使在“文革”期间，泉州也有不少外国银币出土，其中主要是16、17世纪的西班牙银币。
顺便提一下，1957年，还有人介绍了福建长乐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石碑和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前者是研究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可靠实物依据，后者为研究宋代泉州商人远赴东南亚贸易提供了重要资料。
泉州之外，另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城市是广州。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广州发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所立的《重修天庆观记》石碑。碑文记载说，来到广州贸易的三佛齐商人见到道观天庆观“遗塞芜没”，残破不堪，返回国内后，将此告诉三佛齐的大首领地华迦啰；地华迦啰自愿出资，派人到广州来重修天庆观，先后历时十二年方告完成；地华迦啰还“以十万金钱买田，在观供奉”。
1962年，戴裔煊发表了《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往来贸易关系以及关于三佛齐和注辇国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指出这个碑记“本身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文章考释了三佛齐名称的由来、三佛齐人重修天庆观的原因、三佛齐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认为，《重修天庆观记》碑文还可以补正《宋史》等史料的一些错误记载，“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解决《宋史》《三佛齐传》和《注辇传》词的矛盾，有助于我们证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当时人宋括的《梦溪笔谈》等书关于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国王‘奉贡’事的记载不足为据，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官方对注辇国认识的错误”。戴裔煊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印度尼西亚学者将其译成印尼文，在本国发表”。国内的讨论文章，主要是郭威白的《论广州在宋代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并就“熙宁十年三佛齐注辇国‘朝贡’问题与戴裔煊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熙宁十年前来中国入贡的是注辇国，而不是像戴裔煊所说的那样是三佛齐。
1964年，广州发现韦眷的墓葬。韦眷是一个著名的太监，《明史》中有传。此人于1475年出任广东市舶司提举，掌管广东的海外贸易。韦眷在广州假公济私，敲诈勒索，搜刮了大量财富，《明史》说他“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至富”。
1964年，广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在扩建球场时，发现了韦眷的坟墓。墓中出土了红珊瑚、松香等海外舶来品，还发现了三枚外国银币，其中两枚是满剌加银币，一枚是威尼斯银币。后来夏鼐对这些银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满剌加银币铸于1459年，威尼斯银币铸于1457-1462年间，“这三枚外国银币以及同出的红珊瑚，便是他侵克外商所得，甚至于有可能便是他侵克回回阿力的赃物的一部分，因为阿力由阿拉伯来华时，中途曾在满剌加停留过，而阿拉伯是威尼斯商人到东方来经商的中继站之一”；特别是那枚威尼斯银币，“可印证13-14世纪时威尼斯在欧洲与东方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威尼斯货币在当时既然这样流行，就无怪于这枚银币在铸造后不到40年便传到广州而被埋入墓中做随葬品”，同时也证明了“广州当时在海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当时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的腐败”。此外，1960年，在广东英德的南齐墓葬中，也发现了三枚来自波斯的萨珊朝银币，反映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扬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1949年之后，在这里不断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1952年，扬州发现了一块元代拉丁文墓碑。由于这是“我国境内的最早的罗马天主教碑石之一，所以立即引起外国基督教国家学者的兴趣。
他们纷纷报道这个重要发现。福斯特（Foster）于1954年介绍泉州基督教石刻时，也提到这件扬州拉丁文墓石。在我国1963年才在《考古》上发表”。几天后，在扬州又发现了一块拉丁文墓碑，被称为“第二号”墓碑，与前一块（第一号墓碑）在1963年第8期的《考古》上同时公布。夏鼐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第一块墓碑的主人是1342年去世的一个女子，第二块墓碑是1344年去世的一个男子，这两人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一家人，来自意大利，到了扬州后就在此安家。所以，这两块墓碑“反映了14世纪前半期扬州的基督教情况”。
扬州的伊斯兰教文物古迹也有不少。城里的仙鹤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名寺之一。1957年，发现了四通元朝的墓碑，“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碑文以阿拉伯文为主体，间夹波斯文的地名。只有一块碑的正面系用中文楷书刻字”。
建筑专家陈从周还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过扬州的普哈丁墓园和仙鹤寺。他的文章发表于1973年，但文章最后附记写道：“本文测绘图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同学1961年在扬州实习时所绘。”因此，作者在60年代就应当开始此项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