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古代中国学者未能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海外政策，积极开放的很少，竭力压制的为多。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现代人所津津乐道，备受推崇，引以为豪。其实，正是那位组织下西洋活动的永乐皇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海禁措施，沉重打击了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外贸易。所以，有学者认为，郑和实际上是明朝“厉行海禁和敌视海外移民”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毁灭了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就郑和本人而言，虽然他被现代中国人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明史》中，郑和是被归在“宦官”传中的，寥寥数语、错误甚多。他不仅没有跻身于文武功臣之列，甚至排在“隐逸”、“方伎”、“外戚”和“列女”之后。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体制。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孔子等“圣贤”所写的著作被尊为经典。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还精心设计出了一套周密的考试与官员选拔制度，用科举制度的魔棒驱使着社会精英们埋首苦读，以成功地登上仕途，获取高官厚禄。
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则是儒家经典。这样，研读儒家经典就成了唯一的“正途”，其他知识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探险，而且还建立航海学校，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搜集与分析海外知识，组织专家绘制航海图，鼓励研究航海问题（例如经纬度的测定）。这些促进海外贸易和海外探险的政策措施，在古代中国是见不到的。在古代中国上层学者中，专题研究海外交往问题的很少，终生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则更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中国人是在100年前开始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而欧洲学者却在500年前就已经注意到郑和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往往从经济的角度把海上丝绸之路看成是一条贸易航路，而在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则被视为海外各国向中国进行朝贡的外交通道。
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化积累、强大的政治优势，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的文明中心，而海外各国则被视为落后的蛮夷番邦。《清朝文献通考》在介绍周边各国时，从地理学的角度表达了这种观念：“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元朝的张翥在为《岛夷志略》所写的序中则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文明中心观：“大抵一元之气，充溢乎天地，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既然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那么中国皇帝自然就成了天下共主了。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曾明言：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以内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这样，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就是“称臣纳贡”的朝贡关系，连接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航路，则成了海外各国前来向中国朝贡的“贡道”。明朝政府对各国来华的海上朝贡路线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暹罗“贡道由广东”，吕宋“贡道由福建”，等等。梁廷枏在《粤道贡国说》的前言中说：“我朝威德覃敷，远无弗届。朝鲜一国率先效顺，厥后琉球、越南、日本相继叩关，咸称属国，同奉正朔，久列藩封，方物贡期，胥归定例。此外，则西海穷陬，从古未通之国，靡不向化输诚，梯赆航琛，来庭恐后。入贡道路，例按海洋远近，分隶沿边各省，宗伯掌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紧闭的大门，动摇了传统的朝贡体系。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明确规定，自此之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条约还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样，中国由原先的闭关锁国一下子变成了海禁废弛，国门洞开。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英国人，不再被视作是虔诚的朝贡者，而是被看成是“贸易通商”者，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交通线也从蛮夷“贡道”转变成了“通商”航路。
虽然今天的中国人都把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看成是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划时代事件，但在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他们闭目塞听，自欺欺人地把这场战争轻描淡写地称为“夷衅”，顽固地拒绝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只有林则徐（1785-1850年）、姚莹（1785-1853年）、魏源（1794-1857年）、徐继畲（1795-1873年）、梁廷枏（1796-1861年）、夏燮（1800-1875年）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睁开了眼睛，怀着救亡图强的强烈责任感，开始虚心而冷静地观察正在剧变的世界，其代表作有：
（1）魏源的《海国图志》。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0年7月6日，浙江定海被英军占领。9月16日，英国陆军上尉安突德在舟山测绘地图时被乡民捕获，送到宁波府。当时在宁波负责浙东防务的是钦差大臣伊利布。魏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并结合其他材料，写成《英吉利小记》。
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像是在中国封闭的门窗上第-次捅开一个小洞眼，透进一丝外部世界的光亮，使人们最初窥见了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1841年春，道光皇帝将伊利布撤职查办，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到浙东指挥抗英。魏源加入到裕谦的幕府中，但数月后辞归。同年夏天，被免职发配到新疆伊犁“赎罪”的抗英主将林则徐路过江苏京口，与魏源“对榻倾谈”，并嘱咐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以林则徐所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于1842年编成，共50卷。1847年，扩充成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
（2）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徐继畲，字健南，号松龛，山西五台人。1826年考中进士，在陕西、福建等地做过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畲调任署理汀漳龙道，积极筹划漳州、泉州一带的海防。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中深得朝廷器重，不断升迁，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是时正值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其中福建一省就独占了神州和厦门两口”，徐继畲主持了紧张而复杂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因出色表现而升任为福建巡抚。1850年，一名英国传教士及一名英籍医生租住神州城内神光寺的两间房屋，当地一些士绅要求立即把英国人驱逐出城。而徐继畲则认为不宜操之过急，而是应当设法使英国人自觉自愿地搬离，以避免激化矛盾。最终，徐继畲被革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受命管理京师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第一个大学校长，而且是第一所外语学院的校长”。徐继畲的名作《瀛寰志略》于1844年开始撰写，初名《舆图考略》，后经扩增，更名为《瀛寰考略》，最后定名为《瀛寰志略》，共10卷，1848年刊刻。
（3）梁廷枏的《粤海关志》、《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梁廷枏，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梁廷枏出生于名门望族，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戏曲家、书画鉴赏家、历史学家。鸦片战争前，曾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广州越华、粤秀书院院监等职。1836年，梁廷枏受两广总督之聘编成《广东海防汇览》。1839年，编成《粤海关志》30卷，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粤海关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广东与海外各国的通商历史，被誉为是“我国第一部海关志，……是一部海关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海关通史”。鸦片战争期间，梁廷枏成了林则徐的幕僚，为抗击英国侵略者积极献计献策，深得林则徐赏识。1846年，梁廷枏根据西方译著以及中文资料，写成了《海国四说》。此书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和《粤道贡国说》组成，其中的“合省国”就是美国，“兰仑”即英国伦敦。他的另一部著作《夷氛闻记》大约完成于1849年，主要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同时简要回顾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早期历史。
（4）姚莹的《康輶纪行》。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姚莹自1808年考中进士后，曾游幕广东，后在福建、台湾、江苏等地做官，对海外形势比较了解。鸦片战争期间，姚莹任台湾兵备道，领导台湾军民在“抗英保台”中取得重大胜利。1841年9月和1842年3月，两艘英国人的船只在台湾沿海搁浅，船上的英国人成了俘虏。
1842年6月，姚莹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奉道光皇帝之命将其中的139人“就地正法”。在英国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问罪。最后，姚莹被降级派往四川。从1844年到1846年，姚莹又被两次被派往西藏。在往返四川藏的途中，姚莹不顾冰天雪地、道路崎岖，刻意留心沿途山川风俗，多方搜集资料，1846年完成《康輶纪行》的初稿，1848年定稿，共16卷。
（5）夏燮的《中西纪事》。夏燮，字谦甫，安徽当涂人。夏燮生长于一个学术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于史学，兼擅韵”，著述丰富。鸦片战争期间，他正担任直隶临城训导，当时“恶声方戢于村鸡，讹言又传于市虎。于是蒿目增伤，裂眦怀愤，爰蒐集辑邸抄文报，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为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专史而积累资料。但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他一直将《中西纪事》书稿“藏之笥中”。1859年以后，夏燮对他的书稿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增订成24卷，于1865年公开出版。此书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过程，着重研究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鸦片战争前，虽然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已经活动了200多年，但中国人对于英国依然所知甚少，有许多认识是完全错误的。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对英国的无知暴露得彻底无遗。鸦片战争的战火已经燃烧了近两年之后，1842年5月道光皇帝还要求在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向英军俘虏问明以下事实：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大清帝国的堂堂皇帝对英国的认识尚且如此，他的臣民们则可想而知了。
在上述几部著作的作者中，魏源、徐继畲、梁廷枏、姚莹，都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并且发挥过重要作用。夏燮虽然不在沿海，但一直在深切地关心着战争的进程。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事实，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是何等的愚昧无知。魏源写道：“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未可谓留心边事者乎？”在他们看来，这种无知状态的形成，知识分子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魏源指出：“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姚莹则以更加严厉的文笔地批评说：“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缺术”，结果“误天下国家也”。
所以，“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其原因“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