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批先驱者异口同声地呼吁，为了民族的安危，必须了解世界、研究世界、学习世界。魏源写道：“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夷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姚莹的一个梦想是“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海外诸国，“然后徐筹制夷之策”，以“喋血饮恨”，“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为此，年迈的他最后表达了这样的心愿：“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要了解“外夷”，认识世界，首先必须了解海外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其次必须了解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及海上航线，这些国家为什么要与中国发生联系，何时与中国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如何演变的。第三，由于不少海外国家在中国古籍中已经有所记载，但在不同时代的相关记载中又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稽考。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有些研究甚至直接涉及古代丝绸贸易问题。例如徐继畲告诉人们，公元6世纪前期，东罗马帝国“有航海至中国者，携蚕桑之种以归，试植之，与土性宜，由是茧丝之利兴焉（泰西兴蚕桑之利已一千数百年，而中国之人不知，以为皆从粤东贩往）”。因此，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人实际上已经开始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了。或者说，这些学者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他们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夷夏”观，承认海外也有文明国家。试看魏源对于弥利坚（美国）的这段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袅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既然海外也存在着既“武”、“智”，“公”，又“周”、“富”、“谊”的大国，那么中国也就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海上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第二，开始考察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历史。魏源概括说：“诸番通中国自汉始，岭南榷番税自唐始。其前求异珍，唐后则榷货税，益国用。然明中叶，闽、广犹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国，无欧罗巴，亦无所谓鸦片也。南宋已忧钱币漏泄，明时亦有奸民假冒之币，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徐继畲对欧洲人的来华经过有过如下叙述：“葡萄牙人精于算数，习天文，用仪器测量日出入并星躔度数，知水陆之方向远近。明初，其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由亚非利加之西境，转而东，历亚非利加之东境，抵五印度之西境。复转而东，至麻剌甲，又从苏门答腊、噶罗巴之海峡，遍历东南洋诸岛国。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隆庆初，抵粤东香山县之濠镜（即澳门）。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两。疆臣林富代请许之，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诸国通市粤东之始。其后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佛郎西、英吉利继之。”他还介绍了欧洲人来华的航线：“欧罗巴诸国来粤东，皆从大西洋海开行，沿亚非利加之西岸，南行至尽头之岌阿稳曷朴（一作好望角，俗称大浪山。），乃转而东北。舟行至此，风涛最恶，彼土人惯于浮海，亦罔不栗栗危惧，过此乃额头称庆。浮印度海东北行，入苏门答腊、噶罗巴之巽他海峡，又东北而至粤东，计程约七万余里。俗称来三去五，盖由大西洋来中国约三月程，回国则须五月程。”此外，徐继畲指出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实际贸易情况：“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每岁商船至中国，多者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所贩鬻者，多棉花、洋布粗重之物。至如洋米、胡椒、苏木、海参之类，皆从东南洋转贩，并非西产。”近年来，海外白银流入中国问题，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但不少人将不同种类的银元混为一谈，甚至把明清时代的银元与现在的美元混为一谈（因为在外文中货币单位往往都被写作dollars）。所以，徐继畲的如下文字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西洋诸国行用番银，成色高者，欧罗巴、印度所铸。其常行者分四种，曰墨西哥，曰秘鲁，曰玻利非亚，曰智利，成色高下不同，粤东人能辨之，闽人不能辨也，但称为吕宋番，又称鹰仔番。”
第三，指出了中国古籍中的一些错误记载。魏源认为，《明史》等中国史书关于“东南洋”国家的记载，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西洋与南洋不分”，例如“谓佛郎机近满剌加，何翅秦越同席？”二是“岛国与岸国不分”，三是“同岛同岸数国不当分而分”。顾炎武在其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苏门答腊就是“古大食也”。徐继畲认为此说“大误”，并注曰：“苏门答腊一土，古名婆利洲，为西南洋极大之岛。明人不知为何地，以隔海万里之大食（即波斯一带）当之，误之甚矣。”徐继畲不仅指出了顾炎武的错误，而且还提出了苏门答腊即古婆利洲的观点，这也是现代一些学者的观点。
第四，探索比对中外文献、审音勘同等研究方法。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写道，此前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著作都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海国图志》则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他们开始将外国人的记载与中国文献进行比对，以求索历史真相。例如，徐继畲把《汉书》关于大秦的记载与古罗马历史进行对比后，认为“意大利之为大秦无可疑矣”。“大秦”问题，在20世纪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徐继畲曾阐述过研究海外国家的困难之处：“南洋诸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比古今一大变局，……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记载。然地名国号，辗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特别是用汉语译写的外国地名，研究难度更大。徐继畲感叹说：“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个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辗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于是，这些学者开始用审音勘同的方法对外国译名进行研究。徐继畲本人在其《瀛寰志略》中就“将译音各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辨认”。这样的研究方法，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发挥。
第五，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魏源、姚莹、徐继畲不仅探讨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许多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例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说过：“真腊民色甚黑，号为昆仑，唐时所谓昆仑奴也。”徐继畲认为：“今考南洋诸岛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独真腊为然，且黑有甚于真腊者。至昆仑二山，乃南洋小岛，蛟龙之宅，寂阒无人。地虽近真腊，而非其属，何以黑民独称真腊，而又以昆仑为名耶？盖昆仑为南洋往来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为诸番之通称，而因以为黑民之别号。唐代正当真腊强盛之时，当役属南洋诸番部，故又以昆仑专属之真腊也。”南海“昆仑”问题，正是20世纪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六，开始反思中国的海外贸易管理体制。古代中国一直基于“朝贡”体制来管理外贸，但随着欧洲人的东来，这种僵化的贸易管理方法已经根本无法应对富于扩张性的西方贸易体制。有学者写道：“清王朝这种传统的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制度，与西方势力正在积极营建中的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全面的冲突、碰撞。”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贸易体制的冲突而引起的。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的姿势出现在世界上，但一些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既落后又腐败的海外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了，比较典型的是夏燮。他首先肯定了海上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点，指出追求贸易利润是正当的：“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欧洲人“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怪！”因此，如果中国的贸易管理体制及贪官污吏不断损害外商的正当利益，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外商的怨恨，并且使中国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一自贪吏侵渔，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他在分析鸦片战争的原因时，有过这样的评论：中国官方强征豪夺，不断加税，“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