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他们开始以一种超越东西方的眼光来看待郑和航海的价值。如南炳文先生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力图结合前两大类极端表现而产生一种折中之论或超越之论。他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不仅批判郑和航海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更批判西方航海及其代表的近代文明；这样，15-16世纪中西航海所代表的外交模式皆不可取。在他看来，理想的外交模式应当是“互利”的。
而上述陈尚胜、赵令扬的文章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尤其是陈先生。他已经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了。这表明，陈先生已经意识到，如果不了解儒家精神或东方精神的深层特征，是无法对郑和航海等行为进行深刻而客观的理解的。他发现的中西“以理服人”和“以力服人”的不同外交价值观，是解开中西走向不同道路之谜的关键所在。这说明陈先生已经逐渐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对比两种价值观。这同时也说明，对郑和航海价值进行客观定位是可能的。
2.关于郑和船队、航海路线的研究
进入80年代，关于郑和船队的研究成为焦点之一。首先是关于宝船规模真实性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质疑其真实性的，如杨槱、唐志拔等；一种是肯定其真实性的，如席龙飞、庄为玑、郑鹤声、郑一钧、洪长倬等。
杨槱等人认为，史书上关于宝船规模的记载可能有误，若改为十八丈长四丈四广就合理了。唐志拔也认为，无论从技术、材料，还是时间上看，明代人都无法造出那样大的船。席龙飞、何国卫则认为，史书上关于宝船规模的记载是合理可信的，因为宝船可能是福州船型，这类古船长宽比例皆偏小，而不是比例偏大的沙船船型。根据当时的技术，完全可以造长四十四丈的大船。庄为玑、庄景辉也认为，建造这样的大船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郑鹤声、郑一钧以更丰富的史料说明了郑和宝船的真实性。洪长倬通过实地考察论证了宝船的真实性，认为当时的技术和设备是可以造出如此规模的大船的。金秋鹏则依据《天妃经》卷首插图断定，郑和宝船不一定完全由南京宝船厂制造，它具有福船的特征。
其次是关于郑和船队上的装备和设施的研究。唐志拔经过考证，认为郑和宝船上装备着各种兵器，大致可分为三类：冷兵器，如弓、弩、标枪、砍刀、镖等；燃烧性火器，如火球、火药箭、火枪、火蒺藜等；金属管型火器，如铜制或铁制大中型铳炮、铜制手铳等。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郑和船队航线和《郑和航海图》的研究出现了高潮。
沈福伟对郑和船队在东非南印度洋的航线进行了考证。他认为，从第三次下西洋开始，郑和船队不仅进入了索马里南部的贝纳迪尔沿海，而且深入到坦桑尼亚的基尔瓦苏丹国和莫桑比克境内。自基尔瓦·基西瓦尼以北直到瓜达富伊角的东非沿海各地，都在郑和宝船定期航行范围内。据他考证，郑和船队到东非的主要航线，以摩加迪沙为中心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区航线以埃尔、瓜达富伊角和亚丁为目的港，南连马尔代夫，东通科泽科德；南区航线以摩加迪沙、布腊瓦、蒙巴萨、基尔瓦·基西瓦尼为目的港，南通莫桑比克海峡，东接马尔代夫。具体航线多达7条。万明也对郑和的航线进行了研究，她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开辟了诸多新航线。据统计，其出航点有20多处，所用航线达42条之多。其特殊贡献是开辟了通过印度古里和溜山直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及东非海岸各港口的多条远距离横渡印度洋的航线。可以说，郑和的远航贯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廖大珂认为，郑和及其船队去过澳洲。他说，早在宋元时期中国海船就到达过澳洲西北海岸，而文献记载中的“女人国”就是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女权制社会。根据《郑和航海图》，可以看到郑和船队曾穿过巽他海峡到达澳洲西北角。
还有学者对西洋的地理范围进行了考证。陈高华等学者认为，东西洋分界应在马六甲海峡西口。李金明则认为，明代东西洋分界不能仅仅依据贸易路线，还要考虑航向、风向、洋流等要素。开往东洋的船只朝东南航行，开往西洋的船朝西南航行，受季候风影响，两者都难以逾越文莱。因此，加里曼丹北岸和西岸之间的地带就是东西洋的分界线。陈佳荣也强调加里曼丹西岸是元明时期东西洋的分界标。刘迎胜认为，虽然“东洋”、“西洋”的地理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自唐、五代、宋元以来，形成了两条航线：一条是从福建、广东沿大陆海岸线出发向南向西航行，其所经诸地（东南亚、印度）皆称为“西洋”，此航线可称为“大陆航线”；另一条是横渡台湾海峡到琉球（台湾），或横渡南海北部至吕宋诸岛，然后沿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参照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此航线可称为“岛屿航线”。总的说来，“东洋”指南海以东地区，“西洋”指南海以西地区。东洋的尽头就是西洋。因此，学术界对于古代东西洋的界限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另一种观点是以加里曼丹西岸为界。
还有学者对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及方法进行了研究。谢海泉从风信、航行方位、天文航海、测天定位法等方面说明郑和航海方法的多样性，并且说明了当时人们表现在航海上的聪明才智。武定国对郑和船队的队形、航行方法、定位方法和导航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郑和船队在队形上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编队；在航行和定位方法上采用了推算航法、风流压差修正法、对景定位、测深定位、天文定位等方法；在导航方法上使用了按导标航行、过门航法、测深导航、天文导航等方法。
因此，郑和船队具有高超的航海技术。
关于《郑和航海图》的研究也出现很多成果。刘南威等学者详细剖析了《郑和航海图》中的天文学成就——牵星术。牵星术就是通过观测星辰（主要是北极星）的海平高度（仰角）来确定海上船舶在南北纬度上所处位置的一种方法。正是借助于这种牵星术，郑和在航海途中详细记录了其航线。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术及其所体现的天文导航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朱鉴秋等人对郑和航海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与西方同时期的航海图（波特兰图）进行了对比，认为《郑和航海图》地理范围较大，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但数学精确性不够，比例尺也不科学。而波特兰图则具有很强的数学精确性。孙光圻、陈鹰重点探讨了郑和牵星术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他们发现，无论是其牵星术中使用的技术（牵星板），还是术语（“指”、“角”），都明显地带有阿拉伯天文因素。李金明考察了《郑和航海图》中“石星石塘”、“石塘”和“万生石塘屿”的地理范围，从而证明南海诸岛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刘铭恕对新版《郑和航海图》的绘制方法及特点给予了解释和说明，认为其基本忠实于历史。
3.关于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各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交流。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洪焕椿全面介绍了郑和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据统计，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所交往的国家多达34个，这些国家同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真腊、暹罗、满剌加、锡兰、古里、天方等国。施子愉通过对三种文献的解读展示了郑和对外交往过程中所采取的和平宽容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明朝与西洋各国的友谊。晁中辰认为郑和下西洋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是使节往来频繁、来访级别提高、官方往来范围扩大。晁中辰概括了郑和与亚非国家政治和经济交往的准则：在政治上是礼尚往来、友好共处；在经济上是公平交易、平等互利。季士家考证了渤泥国（文莱）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指出虽然郑和船队没有到过渤泥国，但其来朝也是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的产物。另一个与郑和船队没直接关系的国家是古麻剌朗国（库马拉朗），徐作生对其与明朝的友好关系作了考察。陈公元研究了郑和与中非国家的交往过程，认为郑和四次造访非洲，加强了中国与中非国家的友谊。孔志远通过考察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三宝庙文化，讨论了郑和对中印两国友谊作出的贡献。施存龙研究了郑和与马六甲的友好交往历史，并且指出，明朝政府中断下西洋活动后，使中国丧失了海上优势，便利了西方殖民者的扩张。
还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武力活动进行了探讨。例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莱瓦塞斯提出，郑和挑起了锡兰战役，在此战役中被郑和俘虏的是国王维阇耶巴忽六世，而不是亚烈苦奈儿。时平对此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亚烈苦奈儿是锡兰国王，正是他挑起了这场战役，后他被俘获至中国。
对于郑和与海外诸国的经济往来，学者们也较为关注。田汝康发现，郑和下西洋期间的胡椒贸易对中国和亚非各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胡椒从珍品变为常物；政府的垄断价格措施导致胡椒成了折俸物品，暂时缓解财政危机，而折俸又加剧了胡椒的常物化。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则是胡椒贸易拉动了它们经济的发展。何平立对胡椒贸易的研究和田先生很接近，只不过他对胡椒贸易的影响多加了一条：刺激了私人海上贸易活动的兴起。还有学者对郑和的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例如罗宗真认为，1995年发现的明初官窑瓷实际上是为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而专门生产的；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外销瓷器，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不仅限于经营封建农业经济，也开始关注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国与各国政治文化的交往。
关于郑和下西洋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陈炎高度赞扬了郑和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认为郑和开拓的丝瓷之路不仅改善了当地人民穿衣、饮食用具的问题，还丰富和美化了他们的生活，并拉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王介南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考察了郑和下西洋对于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友好关系的积极影响。颜夏梅探讨了郑和下西洋在推动中外医药交流上的贡献。陈公元研究了郑和下西洋与中非之间的历史友谊。孔远志总结了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和意义。
还有学者看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万明认为郑和航海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绝唱，而是对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1）朝贡贸易的衰落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2）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3）大明宝钞的衰落与银的普遍使用；（4）社会整合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的兴起；（5）政治的腐败与奢侈之风的兴起；（6）理学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这些转变都和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的关系。万明还对郑和下西洋停止的原因作了全新的探讨。她认为，明代下西洋被禁不是由于海禁政策的复苏，也不是由于国库的匮乏，而是由于郑和航海对国内和国际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第一是郑和航海带来了巨大的国库收益，但却损害了官员的利益。因为香料的大量涌入导致其急剧贬值，而政府依然以官价来将其折俸给官员，致使官员俸禄飞速下降，生活日益困窘。因此官员们都反对再下西洋，当年幼的英宗继位后，大臣们的意见便占了上风。第二是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南洋海上贸易的兴盛，造就了马六甲这一盛极一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这样，中国人不必再去西洋，所有贸易都可以在马六甲得以实现，下西洋因此显得多余。
郑一钧认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完备的医疗制度；掌握了高水平的、实用的海洋气象观测技术；掌握了高超的针路测定技术；创造性地使用了“过洋牵星”航海术；收集了丰富的太平洋、印度洋的地理知识；标绘出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开辟了诸多通往印度、西亚、东非的航线；获得了关于海外各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气候知识；等等。
在过去的30年中，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研究可谓欣欣向荣，硕果累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也将与日俱增，并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本章作者：贾庆军，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