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的陆上交通，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欧洲，但是，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则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交往，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近代转型，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早在19世纪后期，中国学者就开始探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有关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不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大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热烈。一些老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末香港、澳门的回归，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而中国与世界的密切交往，则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从区域上来说包括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历史关系，从内容上来说包括航海贸易、使团往来、宗教传播、文化交往、人员迁徙等。从1978年开始到2010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下面按几个专题，对过去30年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与评述。
一、关于早期中葡关系史的研究
1497年，葡萄牙国王命令达·伽马率领船队前往印度。这年年底，他的船队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5月来到印度西海岸的商业中心卡利库特城。达·伽马发现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直达印度的新航线，此后，一批又一批的葡萄牙人沿着这条新航线来到印度，并不断向东开拓。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开启了通向中国的海上门户。此后，一些葡萄牙人沿海路来到了中国。1517年8月，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来到中国广州。这样，葡萄牙就成了第一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发生联系的西欧国家。不过，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早期活动过程并不是非常清楚，由此，就产生了关于早期中葡关系史的几个焦点问题。
1.关于Tamao的讨论
根据葡萄牙人的历史记载，明代葡萄牙人在入据澳门之前曾在广东沿海的一些地方活动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Tamao。对于这个地点的考证，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9世纪初，瑞典人龙思泰在其所著《葡萄牙人在华居留地史纲》一书中首先提出，Tamao就是广东沿海的上川岛。20世纪初，葡萄牙人杰萨斯在《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认为Tamao是下川岛。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的长文中，通过将中西文史料进行对比，主张Tamao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屯门海澳”。我国学者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张天泽的《中葡早期通商史》等都采用了此说。张维华先生在《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一书中，也反对“上川说”，认为“屯门为东莞县之海岛，葡人初来中国时之停泊地也”。葡萄牙学者白乐嘉则另倡新说，认为“Tamao可能就是伶仃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赵立人在《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早期活动的地点》一文中，评价了19世纪之后出现的五种不同观点，即“上川说”、“伶仃说”、“屯门说”、“舵尾说”和“大屿山说”，并且总结说：“上川说、舵尾说、大屿山说都各有其理由，然目前证据不足，有待继续探讨。而至今尚流行于国内的‘屯门岛’和‘伶仃’二说，前者根本不存在，后者基本上是臆测，不宜再视为定论了。”施存龙的《葡萄牙人早期在广东活动地Is.Tamao应为我国何岛？》一文，通过追溯各种观点的渊源，认为已经提出的种种观点“都欠中肯”，主张Tamao“就是珠江口外南头岛”。
1995年，汤开建在《学术研究》上发表了《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Tamao新考》一文。汤开建通过考察曹学佺《广东名胜志》、胡宗宪《筹海图编》、郭棐《广东通志》、《明一统志》、《粤大记》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等中外文献，认为“葡人将上川岛称之为贸易岛是有充分依据的”，认为“Tamao一词在葡文史料中所表示的是一中国地名，但在中文中所应表示的原始意义却应有二：一是大澳、一是屯门，其译音均为Tamao。巴罗斯《亚细亚》一书中记载了四次葡人使团到达Tamao，前三次即1514年的Jorge Alvares，1517年的Fernao Perez Andrade及1518年的Simao de Andrade，这三人所到之Tamao，均是上川岛西北之大澳。
1521年葡人使臣Diego Calvo第四次来中国时，由于被中国政府拒绝而遭驱逐，没有进入广州，遂退泊Tamao，而这一Tamao，即是中国文献中的“东莞南头”或“屯门”，最后在屯门澳中葡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葡人被赶出屯门”。因此，他认为“中国与葡萄牙最先接触的地方是在上、下川岛”。这样，到了20世纪即将结束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屡遭质疑的“上川岛”说被重新提出，并且引发了新一轮的学术讨论。
施存龙在2002年、2005年先后发表了《中葡关系起点不应在上下川岛当在南头岛——<；中葡关系的起点：上、下川岛——Tamao新考>；辨析》和《葡人初来地“贸易岛”或“屯门岛”应是南头岛再考》两篇文章，除了重申“西方文献记载葡人在Tamao活动的情节与中国明清文献记载葡人在南头岛屿或屯门海澳活动的情节相符合”，还对他所倡导的“南头岛说”展开进一步的论证。2006年，张廷茂在《Tamao：在上川岛还是在屯门澳——Tamao考订研究的学术回顾》一文中，对相关学术争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析，并且认为：“此一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纠正上川岛之误和确定Tamao为屯门澳内何岛；对上川到说提出质疑，是Tamao考订研究的重要进展，将考察的目光由上川岛转向南头福建的屯门海澳，使此一研究沿着正确的思路发展。”目前，关于Tamao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要彻底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有待更多中外文新史料的发现。
2.关于Liampo、双屿的研究
1522年，明军在新会西草湾打败葡萄牙人，并将其逐出广东沿海。葡萄牙人沿海北上，16世纪中叶在浙江沿海建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Liampo的走私贸易居贸地。16世纪末，有两个葡萄牙人对Liampo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一个是平托（Fernao Mendes Ponto），他在《远游记》中将Liampo描绘成“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葡萄牙人居留地。另一个是克路士（Gaspat da Cruz），他在《中国志》中讲述了葡萄牙人在Liampo的贸易情况。20世纪中期，方豪通过将中外文史料进行比较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葡萄牙人所说的Liampo，就是中国史书所说的“双屿”，位于浙江宁波沿海（现在属于舟山市）。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军队在朱纨的指挥下，捣毁了双屿，并以木石填塞港口。此后，双屿港逐渐湮没，并且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方豪虽然将Liampo考定为双屿，并且认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位于佛肚山（今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但由于这一带的岛屿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双屿港的具体地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断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徐明德根据方豪的说法，在《论16世纪浙江双屿港国际贸易市场》一文中提出：“双屿指今六横岛和佛渡岛”，其理由是“因为佛渡和六横岛是悬于东海之滨的两座较大的对峙岛屿，所以朱纨、品笃统称它们为“双屿”。龚缨晏指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文‘屿’字，是指小岛。而六横岛是舟山群岛中仅次于舟山本岛的第二大岛，面积90多平方公里，佛渡岛的面积也超过7平方公里。这样的两个大岛，显然不能被称为‘屿’”；“明代的嘉靖《定海县志》把佛渡、六横与双屿并称，这说明双屿并不是指佛渡岛和六横岛。他还认为也不可能是与‘双屿’名称相符的那两个小岛，主要是由于那两个岛屿狭小荒芜，从来无人居住，根本不可能是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
施存龙在《葡人私据浙东沿海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实》一文中提出，现在六横岛的涨起港应当就是明代的双屿港，其理由包括：“涨起港之名出于海湾游积成路段，形成今日的农田村庄”；“在其口门左右有上峙山、下峙山，与当年朱纨奏折所说的‘两小山如门障蔽’相符”；由于港口门有两小屿，在未淤连前的朱纨年代，地形成分汊水口及立与航门中央的双屿，也形成水口，必然有人把守，这又与朱纨所述“各水口贼人昼夜把守”相符；“该湾底有一条来自六横山上流下的小溪诸如，这也同平托所描述的‘又有风景优美的小溪，溪水味甘，源出高山’情景相合”；“有古港和涉外的蛛丝马迹”。
王慕民认为“当年葡萄牙人屯据的双屿港实为双屿水道内的一个支港，它位于水道北部，野佛肚岛以东，即六横岛西部的大麦坑和张起港之间”。他还进一步推测，“大麦坑与张起港之间的棕榈外湾和棕榈湾所组成的单一港口，可能就是16世纪那个闻名于世的国际海商贸易基地”。
对于双屿港的规模和繁华程度，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曾这样写道：“至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在双屿建屋千余所”，“殖民地有居民约三千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其余为来自别国的基督徒。每年贸易总额在三百万克鲁札都以上”，“岛上还有两所医院和一所恤孤院，每年费用为三万多达卡。市政厅的租金则每年高达六千达卡。所以人们总是说，这是葡人在东方所有殖民地中人口最多，也最富有的一块殖民地”。王慕民根据中外文史料认为，“《游记》关于双屿殖民地的记述，完全是平托以里斯本、果阿和澳门等城市为蓝本而编造出来的”。王慕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游记》只是一部充满玄想和虚幻的小说，而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虽只是一部故事小说，但并不全是平托头脑中的虚幻想象，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以某些史实为基础而又加以创作的小说。”“我们可以将《游记》作为研究的参考，但决不能将它当做史料而随意引用，否则就会将研究引入歧路，从而得出与实际相违的结论。”廖大珂认为，“葡萄牙人在双屿主要从事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后发展成在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从事三角贸易”；随着走私贸易的发展，双屿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葡萄牙人居留地；“平托的游记在某些细节上或许有夸大杜撰之嫌，但就其对重大史实的描述而言，是相当准确的，并为其他中外记载所验证，决不能一概视为妄言”。
廖大珂还探讨过朱纨捣毁双屿港对东亚贸易体系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彼此竞争的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到来，不仅受到沿海居民的欢迎，而且也被早在这里活动的中日海商集团视为‘羽翼’，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样，“双屿成为联结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大三角贸易市场的中心”，而这一局面，无疑严重威胁到了明朝政府的朝贡贸易体系，是明王朝所不能容忍的。廖大珂进而指出，“朱纨事件是近代的与古代的两种贸易体系之间对立和冲突的产物”；“朱纨事件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嘉靖倭患的发生和葡萄牙人占据澳门”。
进入21世纪，对于双屿港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态。例如，龚缨晏根据中国古地图资料（特别是明代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中的宁波沿海地图），“推测被明军所填的双屿港，很可能位于青江岭的西北侧”。再如，有关部门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希望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最可靠的依据。2011年7月，在舟山召开了“郑和航海既双屿港国际论坛”，会议编印的《舟山双屿港国际论坛文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最近的研究动态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