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兴盛就是从这次迁徙开始的。他们来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是泾渭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平原,气候宜人,土质松软,简直是天然粮囤。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历经苦难,饱经沧桑,来到这片丰饶的土地,那还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周的GDP直线上升,仅仅数十年的光景就变成了一个富强之国。随之,周王室造宫殿,修宗庙,建城郭,到了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一代,还有意识地接受商文化,与商通婚,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周本是殷商的一个诸侯国。姬昌被商王封为“西伯”,统领西方诸侯,所以姬昌又被称为“西伯侯”。自周强盛以来,雄心已起,始终坚持东部大开发战略,对殷商江山虎视眈眈。慢慢地,殷商和姬周之间开始有了摩擦。周作为一个地方诸侯逐渐不听殷商这位中央领导的话了,而殷商也切身地感觉到了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今天出土的甲骨文的卜辞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寇周”的记载。在姬昌去世前九年,他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国号为周,公开和朝廷叫板。此后六年,周依次消灭了商朝四个较大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随后,周又在岐之东建立了新都丰邑(今陕西长安县附近),东进意图更加明显。
文王死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春天,他的儿子武王联合若干诸侯国,大举伐商,仅牧野一战,就把商朝给灭了。据说当时很多老百姓竟然开门揖盗,纷纷倒戈,以至于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直接攻陷了商的都城朝歌。
殷商的灭亡,又一次将嬴姓一族推到了命运选择的十字路口。当时,很多嬴姓的后裔都在商纣王政府担任高官。特别是中衍一系的后代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显赫一时。蜚廉与费昌一样,是位善于驾车的出色司机,而恶来是个大力士,据说手能劈虎,父子二人对殷纣可谓忠心耿耿,都竭尽自己所能为气数已尽的殷商效力。
商朝的命运,注定了蜚廉父子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嬴姓是商朝的贵族,是殷族的本家,两者有着共同的族源和血缘关系,不可能像其他部落和族系一样当墙头草,弃商归周。但是,他们又无法挽回败势,扶殷商大厦于将倾。武王伐纣,牧野大战,恶来率领敢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周武王杀掉。而蜚廉当时正在北方为纣王采石,幸免于难。对殷商忠心不二的蜚廉回来以后,见纣王已死,殷商已亡,痛心疾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爬上了霍太山,筑坛祭拜殷纣王。结果得到了一口石棺,石棺上铭文说:“上天让你幸免于殷亡之乱,是怜你对殷商的一片忠心。现赐你石棺一口,以光耀后代。”蜚廉死后,就葬在了霍太山。
这些细节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太史公老人家写史书,看起来叙事平稳,并且还讲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和传说,但其实他在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暗示。而这些暗示,才是真正的信史。他从不评论历史,而是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这种“微言大义”的本事,后世无人能及。这里也是一样,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从“恶来战死”、“蜚廉坛祭”的描述中感觉到嬴姓与殷商之间有一种同气连枝的关系。如果没有同出于东夷一族的血缘纽带,嬴姓一族也不会在殷商如此显贵;如果没有这种族源信任关系,嬴姓一族也不会誓死效忠;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嬴姓的后裔完全可以像以前弃夏归商那样弃商归周。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坚守,何尝不让我们动容?
不消说,和殷商的关系越亲密,和周朝的关系也就越疏远。嬴姓在殷商时期越显达,在西周也就越边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前朝是座上客,到后朝就成了阶下囚。正因为和殷商的这种亲缘关系,西周初期的嬴姓一族经营地相当惨淡。特别是恶来的后裔——秦,更是始终没有得到周朝的信任。对周朝的历代君主而言,秦,是可以利用的,但绝对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周朝从头到尾都在利用秦,不管是一开始的西陲大夫,还是后来分封为诸侯,秦的地位一直都是最低的,直到秦把周灭掉,自己当了老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被强迫迁徙的异族
商朝灭亡得如此之快,不仅让后来的人瞠目结舌,就连周王室自己,也像做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西周初期几代君主的意识中,他们始终铭记着“小邦周”代替“大邑商”的戏剧性转变,老在考虑小邦为什么能够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的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君王地位,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周王室一方面强调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商的母族——东夷各族的镇压。他们知道,商朝虽然已经被灭了,但和商朝有着血缘关系的东夷各族却没有臣服。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了,没有轻举妄动,但那是因为没有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他们肯定会得势不饶人。
武王克殷后两年过世,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没错,就是“周公解梦”那个周公)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管叔鲜、蔡叔度心怀不满,散布谣言,说周公旦要谋反,并鼓动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联合诸侯国奄和淮水下游的东夷各族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了三年,才将这场大乱平定。这场东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其中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象的。《诗经·豳风》里有一篇叫做《东风》的散文,相传就是周公东征之后所作:“我出征到了东山,常年不能回家。
我从东边回来,细雨蒙蒙连绵不绝。鹳在小丘上鸣叫,妻子在屋中叹息。打扫庭院,堵塞鼠洞,我的征人就要回来了。那圆圆的葫芦,放在裂开的木柴上,从我没看见它算起,已经有三年了。”
这位多才多艺的周公东征平叛后,给了殷商残余势力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击垮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夷部族。随后,周公又对其做了分化工作,化整为零,免得他们凑在一起生事。就这样,殷商的后裔或部族,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分给鲁国的殷民有“六族”,分给卫国的殷民有“七族”),有的被强制迁徙,有的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这么说来,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就是当初逃亡的商人的后裔),南到江南都有。
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东夷始终是周的心腹大患。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周公东征以后,随即又请王命在今天洛阳的地方建造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东都成周与武王所建的西都镐京(也就是岐、丰之地)东西相对,互相照应。这样两个都城,既巩固了自己的老根据地,又加强了对东方的控制,算得上是两全其美。
东都修建好后,周公又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时刻监视。从此,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也是效仿了周人的做法,“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六国中那些有钱有势,有资格有条件造反的贵族全部迁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来看着,防止他们叛乱。但令周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真正的大患其实是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嬴姓估计就是周公平叛以后被强制迁徙的东夷分支。也许嬴姓参与了这场叛乱,被俘虏以后,成为周人眼里最危险的东夷恐怖分子,于是被强制发配到大西北西戎反动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劳动改造,一方面替天子养牛牧羊,另一方面可以抵抗西戎对周的威胁。
这样一个带有前科,底子不干净的部族肯定得不到周王室的信任。对于周朝的历代君王而言,嬴姓部落估计也仅仅只有利用价值。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养牲口、赶车,另一方面,可以用来牵制西戎。表现好了,就给个枣吃,表现不好,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我们上面说过,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一起为殷商效力,后来恶来被武王所杀。
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的儿子是孟增,孟增很受周成王宠幸,被封到了宅皋狼。孟增又生了衡父,而衡父生了造父。传说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八匹骏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拍马屁。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当司机,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周穆王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开心得不得了,竟然忘了回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徐国徐偃王(也是嬴姓诸侯国)造反的消息,把周穆王急得不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行千里,使得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在平叛中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镇)赐给了他。自此以后,造父一族就称为赵氏,成为了赵国的始祖。
自蜚廉之下五世至造父,嬴姓这一支系凭借自己善驾的传统本领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信任,被封到了赵,有了自己的姓氏。古代以封邑为姓氏,造父一族于是被称为“嬴赵”。分析其暴发的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嬴赵一族充分发挥了本族善于驾车的本领,处处表现自己的忠诚,不是为领导寻找宝马良驹,就是陪同首长游山玩水。尤其是造父,在平叛徐偃王造反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有功自然有赏。其次,季胜一系要比恶来一系底子干净,最起码没有参加助纣反周的反革命活动,三代根正苗红,算是一个革命分子。因此,这一支系获得信任和封邑还是要容易一些。尽管这样,造父也仅仅只被赏了一座城,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
第一块根据地
我们再来看恶来这一系。
恶来的儿子是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又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而大骆生了非子。到了非子这一代,该系仍然无所作为,既没有封邑,也没有政治地位,更别说有自己的氏了。只能投奔了赵城的造父,寄人篱下,不可谓不惨淡啊!
非子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犬丘已经接近西周西部的边界了,荒山野岭,自然无所作为。非子喜好马和各种牲畜,畜牧技术精湛。犬丘人把这个养马高手推荐给了当时的周孝王。孝王于是就把非子派到汧水、渭水之间(今陕西宝鸡附近)负责养马。非子很能干,马匹繁衍得很快,周孝王非常满意。
据今天的考古学者推测,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的牧场是汧水、渭水交汇冲积而成的一片河谷地。这里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加上气候湿润,是天然的农牧场所。
于是,“汧渭之会”就成了秦最早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周室崛起的地方,周古公率领部族迁徙到这里,才有了后来西周的强盛。后来,秦国以农耕畜牧立国,就是占尽了地利。若干年后,秦文公向东狩猎,来到这个地方,回想自己的祖先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发了万千感慨。最后,秦文公甚至将秦的都城也迁到了这里,自此打开了向东扩张的窗口。
孝王见非子养马养得很有前途,就打算把他立为大骆的正宗继承人。如果此事能成,非子一族就真的能够拥有“汧渭之会”这块土地了。但是,这个时候突然蹦出来个申侯,对这件事横加阻拦。申侯是当时西姜申戎的国君,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大骆,为正妃。她生的儿子叫成,已经被立为嫡子。是亲三分向,申侯在内心里根本不想让非子来继承父业,夺了自己外孙的位置。
于是,他找周孝王去论理,他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嬴姓一族被强制下乡到大西北来以后,由于受犬戎的同化,已经是西戎的一部分了。申国的祖先郦山之女嫁给了嬴姓的祖先胥轩,通过和亲,才把这一系拉拢了过来,成为和睦西戎、保卫周朝西陲的重要力量。而他自己,也是把女儿嫁给了大骆,目的仍然是拉拢嬴姓一族。
因此,让谁来接班,已经不再是大骆的家务事,而是一个关系国家是否稳定的政治问题。一旦废嫡子成而立非子,和亲拉拢嬴姓的目的就会失败。和亲失败,西戎总有一天会造反,那时候西陲边界就没有现在的稳定局面了。
申侯的这种论调无疑是揣着小心眼的。他心里也许根本没有替周朝的社稷江山打算,唯一的私心不过是担心自己的外孙失去继承权罢了。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艳妃褒姒,废太子而立褒姒之子,并多次耍看诸侯玩,造成诸侯反叛。这个时候,申侯(当然已经不是上面的那个申侯了)竟然趁火打劫,勾结西戎造反,大举伐周,最后攻陷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下,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看来,对周朝来说,申国本身就是一个定时炸弹,让他去推行和亲政策保卫西陲边疆,迟早有一天会引狼入室。
可是,申侯的这一番大论在当时却说服了周孝王。因为,在孝王眼里,再也没有比坐稳自己的王位更重要的事情了。最终,他还是把申侯之女所生的成立为了大骆嫡子,而放弃了非子。但是,毕竟非子畜牧有功,也不能就这样算了。最后,孝王咬了咬牙,赏赐了非子一块土地——秦,恢复他的嬴氏姓(脱离了造父的赵氏),非子因此被称为秦嬴。
说到这里,嬴秦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如果非子的后代碌碌无为,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大秦帝国了。非子并不是大骆的嫡子,但司马老太公偏偏在《史记》里写了一句“大骆生非子”,也许就是暗示了非子的独特身份。当然,大骆还有很多儿子,不过那些儿子都没有出息,太史公也就懒得再去调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