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2009年举行了一次“南陈北崔”书画特展，邀请本人作一次公众讲座，有些惶恐。本人对于中国绘画史所知甚少，只能从自己熟悉的明清史角度，谈些粗浅的看法。
要读懂画，必须先读懂画家其人；而想了解画家其人，则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看清楚了时代在画家身上留下的烙印，才能明白画作隐含的志趣与情怀。这就是讲座题目的用意。
一、陈洪绶的才情与品格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是才华横溢的画坛奇才。他的代表作《九歌》、《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等，久享盛名，蜚声中外。同时代人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说：他的画作流传于朝鲜、兀良哈（蒙古）、日本、撒马儿罕（中亚、西亚）、乌思藏（西藏）等地。这些地区不惜以高价收购他的名画，商业利益驱动下，赝品层出不穷，有所谓“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的说法。仿制他的画作的竟然有几千人之多，不知道有没有打破古今中外的记录？毛奇龄举了一个例子：宁波人袁鹍，家庭贫穷，在日本商船上做账房先生，把两幅陈洪绶的名画藏在竹筒里，送给日本船主，船主大喜过望。其实是仿制品——“亦传模笔也”。朱彝尊说：陈洪绶画作，赝品纷纭，精美的赝品大多出于他的弟子严水子、严山子、司马子雨之手，怪不得能够以假乱真。
画坛奇才都有天赋。他四岁时，就在墙壁上画了长达八九尺的关公像，栩栩如生。老人见了情不自禁跪拜，并且长期供奉。朱彝尊感慨地说：“盖绘事本天纵也！”
《清史稿·陈洪绶传》如此评价他的绘画成就：“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之所以能够超越仇英、唐寅这些名家，除了天赋，还应归功于早年下过苦功，潜心临摹前辈画家名作。比如，在杭州府学临摹石刻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像》，又临摹周昘的《美人图》，不止一遍，而是再三再四，还不罢手。友人对他说：你的临摹画已经超过了周昘原画，为什么还不满意？陈洪绶回答说；“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未尽也。”这段话见于毛奇龄《陈洪绶别传》以及《清史稿·陈洪绶传》，可见已经传为美谈，众所周知了。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他的美学追求很值得当今画家深思：临摹前辈大师的名作，被观众叫好，以为超过了原作，恰恰表明与原作的差距，还没有真正学到前辈的“能事”。有了这样的境界，所以钱塘冯秀才写诗称赞他：“三百年来陈待诏，调铅杀粉继前人。”继承了前人的精髓，才能成为三百年来首屈一指的画家。
这样的奇才，往往有奇特的品格，或许可以概括成“狂狷”二字，那是类似于竹林七贤的名士风度，恃才傲物，放浪形骸，不拘小节。
请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他的描写：“中年，纵酒狎妓自放，客有求画者，罄折至恭，勿与。”有钱有势者拿了巨额银子，恭恭敬敬来求画，他不予理睬。这是他狂狷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就更加狂狷了：“及酒边召妓，辄自索笔墨，虽小夫稚子，征索无弗应。”只要有酒喝，有妓女作陪，他自己找来笔墨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儿童，有求必应。
陈洪绶喜欢“纵酒狎妓”作画，有他的诗《赠妓董飞仙》为证：
桃花马上董飞仙，自擘生绡乞画莲。
好事日多还记得，庚申三月岳坟前。
毛奇龄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说明：“老莲总角为画，便驰骤天下，特以好酒，尤好为女子作画，故女妓每载酒邀作画。是诗实录也。”诗中谈到桃花盛开的春天，骑马而来的董飞仙，拿了绢帛请陈洪绶画莲花，陈洪绶由此想起二十三岁时与她同游岳坟的美好日子。
陈洪绶不仅画好，诗也写得好，上面那首广为传颂。此外，王渔洋颇为欣赏他的一首《忆旧》：
枫溪梅雨山楼路，竹坞茶香佛国眠。
清福都成今日忆，神宗皇帝太平年。
晚年，他与好友毛奇龄相约在萧山会面，又担心暮年随时可能死去，写了下面的诗：
萧山相绝旧时亲，兼想湘湖雉尾莼。
明岁有期今岁往，老迟五十二年人。
诗写得清新脱俗，情意绵绵。可惜的是，他的画名太大，把诗名完全掩盖了。清代学者阮元对陈诗“流传甚寡”颇为感叹：“能诗而名勿著，为画所掩也。”
“南陈北崔”确实名副其实，陈洪绶与崔子忠两位大师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不仅艺术水平不相伯仲，而且品格也如出一辙。《清史稿·崔子忠传》说他“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仕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这种品格显然是一派名士风度，宁愿“家居常绝食”，也不肯轻易卖画，有财有势者用重金收购，他一概拒绝。史可法送给他一匹名马，他立刻卖掉，请朋友大吃一顿，一天之内挥霍殆尽。
陈洪绶何尝不是如此，毛奇龄说他喜欢喝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
在陈洪绶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同乡前辈徐渭（徐文长）的影子，他晚年居住在徐渭故居青藤书屋，绝非偶然。徐渭这位文人画家，行事怪异，也是不拘小节的风流名士。无怪乎人称“三百年间两奇士”。
二、陈洪绶与刘宗周
陈洪绶生活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顺治九年（1652），大部分时间是在明末度过的，入清以后不过九年而已。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明代人，不是一个清代人，准确地说，他是一位明代遗老。令人不解的是，《明史》没有为他立传，倒是《清史稿·艺术传》中有他的小传。
陈洪绶由画坛崭露头角，是在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其间，他曾经有过短暂的踌躇满志的一段时光。崇祯三年（1630），陈洪绶乡试落第。科举道路走不通，不得已“纳粟入监”——出钱成为国子监生。崇祯皇帝对他颇为欣赏，召进宫中临摹历代帝王像，使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宫廷御用画师。然而命运与秉性的驱使，终于使他走向归隐。
这和他的老师刘宗周有很大的关系。
万历四十三年，十八岁的陈洪绶投身一代名儒刘宗周门下，求学问道。学识渊博的刘宗周登上政坛以后，清正廉洁，疾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执拗而无所顾忌。这种风骨影响了陈洪绶一生。在明清鼎革之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遗老风度，几乎亦步亦趋。
崇祯十五年，言官姜采、熊开元因为向皇帝进谏，而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引起正直官员的不满。在一次御前会议快要结束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为姜、熊二人求情，被皇帝驳回。一向敢于直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挺身而出，请求释放姜、熊二人。他的话讲得直截了当：国朝从来没有言官因为进言而被关入锦衣卫监狱的，姜、熊二人开了先例。他愈说愈激动，无所顾忌地反驳皇帝的话：“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私刑！”皇帝顿时肝火大旺，训斥道：“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刘宗周依然侃侃而谈：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不可用则置之不理，即使有罪，也应由三法司定案。姜、熊二臣因为进言而下狱，有伤国体，也有悖于皇上当初求言的初衷。
皇帝恼羞成怒，大喝一声：刘宗周候旨处分！
在场的大臣惊讶之余，纷纷为刘宗周辩护，希望皇帝收回成命。皇帝拒不接受，火气愈来愈大，信口开河，说了一句令众人大吃一惊的话：熊开元背后的主使者，想来就是刘宗周！
刘宗周的同僚、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光宸仗义执言，说明事实真相：刘宗周秉性耿直，从来不会客，和熊开元不相往来。宗周与臣在同一衙门，臣极了解他……皇帝不等他讲完，厉声喝道：金光宸也一并惩处！在众多大臣再三恳请下，皇帝总算从宽发落，把已经拟好的圣旨——“刘宗周革职，刑部议罪”，抹去“刑部议罪”四字。
第二天，即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三十日，两袖清风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在肩扛包袱的仆人陪伴下，从顺城门出京，踏上了回乡之路。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刘宗周的凄凉落寞，而是大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陈洪绶作为他的学生，含泪送别恩师，写诗一首，抒发“夫子受谴去国”的悲愤：
青鞋布袜嗟行矣，苹乌糜庭良可叹。
诵道嵇山瞻北阙，浮云不许老臣观。
次年七月，陈洪绶怀着对时局绝望的心情，离京南下，回乡隐居作画。他在诗中说：“病夫二事非所长，乞与人间作画工。”深秋抵达杭州，画出名作《水浒叶子》，用自己擅长的绘画方式，向恩师刘宗周学习，以北宋末年社会动乱的历史画面，曲折地影射明朝的末路，希望当局者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