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他的老师刘宗周，在家乡绍兴获悉京师沦陷，徒步前往杭州，要求浙江巡抚黄鸣俊为已故崇祯皇帝发丧，并且发表讨伐李自成檄文。不久福王在南京监国，建立弘光小朝廷，给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表示：大仇未报，不敢受职。
一年后，清军南下，南京弘光政权崩溃，杭州潞王投降。正在吃饭的刘宗周，推案痛哭，从此移居郊外绝食。朋友相劝，他沉痛地说：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因为自己罢官在野，而且寄希望于南明中兴。南都之变，主上（福王）自弃其社稷，当时可以死可以不死，因为还希望后继有人。现在浙江也投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死意已决，便乘船到西洋港，跳入水中，被人救起。心灰意冷的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死，时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的死，显示了遗老们与明朝共存亡的风节，极大地震撼了陈洪绶，影响了他晚年的行止进退。
三、“甲申之变”与陈洪绶的痛楚
“甲申之变”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的改朝换代，对于恪守传统道德的士大夫而言，是一场灭顶之灾。这种情怀，当代人是难以理解的，而这恰恰是了解晚年陈洪绶的关键。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深夜，准确地说，是三月十九日子时（午夜一点左右），走投无路的皇帝朱由检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棵大树下，上吊自尽，王承恩随后也上吊殉葬。皇帝的死，意味着大明王朝的崩溃。
一部分崇尚士大夫气节的官僚，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
大学士范景文眼看大势已去，感叹自己身为大臣不能为天子出力，深深愧疚，从此绝食。十九日京城沦陷，传闻皇帝驾崩，叹息道：只有一死，来报答陛下。随即在妻子陆氏灵堂前自缢，被家人救下后，赋诗明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向皇宫方向跪拜号哭，纵身跳入一口古井中。他是内阁大学士中唯一为国殉难者。
户部尚书倪元璐在京城陷落后，向北跪拜皇宫，为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报国而自责；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南方的母亲。然后换上便服，祭拜关公，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吾死分也。”（南京大有可为，死是我的本分）之后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才可以给我收尸。随即在厅前自缢，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主翁再三嘱咐，不要阻拦他殉难。他的儿子遵照父亲愿望，直到崇祯皇帝殡殓后，才给父亲合棺下葬。李自成的部下得知这一情况，表彰为“忠义之门”、“真忠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十八日率领御史上城墙巡视，遭到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同僚吴麟征，握手挥泪，互相鼓励，誓死国难。次日，获悉国难，抱头痛哭，带了印信、官服，前往吉安会馆（江西吉安同乡会），祭拜文天祥，题写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随之上吊而死。
像他们那样殉节的还有：兵部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等。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卖身投靠新朝。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首席大臣，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李自成训斥魏藻德：你受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何偷生？魏藻德连忙叩头说：如果陛下赦免，一定赤胆忠心相保。对于这些朝秦暮楚的人，李自成不屑一顾，命令士兵把他们囚禁起来。
其他降官一千二百多人，身穿青衣，头戴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等待录用。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处理此事的牛金星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才是忠臣，怕死偷生者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嘛？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顺治皇帝对于为明朝殉节的大臣，也给予高度评价。就在陈洪绶死于非命的顺治九年，下达圣旨，表彰前朝忠臣，要求政府部门对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等二十人，拨地七十亩，为他们建造祠堂，给予祭祀。
这些殉节大臣的风节，无疑对陈洪绶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言行，有很大的影响。对他激励更大的是，当清军南下，南明福王政权、唐王政权、鲁王政权相继崩溃，江南抗清义士所表现出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他的老师刘宗周绝食而死是一个榜样，另一位他尊敬的前辈——大名鼎鼎的黄道周，刘宗周的志同道合者，也是一个榜样。
黄道周被唐王政权任命为大学士，临危受命，他主动请缨，前往江西招募抗清义旅，以图恢复。从广信出衢州，到达婺源，遭遇清兵，战败被俘。清朝当局把他押解到南京，路过东华门，他坐地不起，淡然地说：此地离高皇帝陵寝最近，就死在这里吧。监刑官把他就地处死。
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以《三垣笔记》而为人所知的李清，在扬州获悉甲申之变，嚎啕大哭，几次昏厥过去。此后，每逢三月十九日，必定设立灵位祭奠。有人问起，他说：我家世受国恩，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硁硁，有死无二。南京失守后，他回归故乡隐居长达三十八年，闭门著书，杜门不与人事。以《物理小识》而著名的方以智，在南明桂王政权官至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不久，称病辞职。桂王屡次起用，他都婉言谢绝，陷入矛盾之中——“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在归途中被清军俘获，清军大帅企图招降，左面放着官服，右面放着利刃，让他选择，究竟是升官还是死亡。方以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右面的利刃——死亡。这一举动使清军大帅顿生礼敬之意，释放了他。他随后出家为僧，更名宏智，字无可，别号药地。
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崇尚气节的士大夫在明清鼎革之际，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光芒。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旨归却是一致的。一些人在一线作战，为抗清而捐躯；一些人在改朝换代的紧急关头，坚持明朝遗老的节操，以身殉节；另一些人虽然苟且活了下来，却选择冷眼旁观的不合作态度。陈洪绶在鼎革之际的言行，只有从这种宏观视野中，才能得到索解。
明末时，陈洪绶寓居于青藤书屋，获悉甲申之变的消息，悲痛欲绝。据当时人说：“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对于明朝的灭亡，他内心极其痛楚，又不能直接流露出来，只能纵酒狂呼，这种狂士行为，其实是佯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如此，旁观者把他看作狂士，他自己也自以为狂士。而这恰恰表明他很清醒，是佯狂。
南明唐王政权授予他翰林待诏、监察御史，他都没有接受。清军攻陷绍兴，清朝当局以死相威胁，命他作画，他誓死不肯。为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他到绍兴云门寺削发为僧，自称悔僧、云门僧，改号为悔迟、老迟，对自己苟且偷生表示深深的悔意。
这种情意，在他的诗中有所流露：“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对现实不满，又不能发泄，只能表现为放浪形骸的狂士，如同竹林七贤那样的佯狂。邵廷采这样描写当时的陈洪绶：“饮酒放豪，醉辄骂当事人。第闻蕺山（刘宗周）先生语言，则缩颈咋舌却步……先生既没，朝夕仰礼遗像，题壁云：‘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这种不合作的狂士风度，是新朝当权者不能容忍的，死于非命似乎是必然的归宿。
顺治九年（1652），在杭州卖画度日的陈洪绶，突然如痴如狂，东躲西藏，从杭州回到绍兴，不久就离奇死去。
关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病死，被杀，自杀。在我看来，被杀的可能性最大。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有一句话值得细细玩味：“晚岁在田雄坐，尝使酒大骂”，隐约道出了他的死因。
田雄是晚明江北四总兵之一黄得功的部将，南京陷落，黄得功自刎，他挟持福王（即弘光帝）投降清朝，新主赞扬他“有斩将擒王之功”，是“真功臣”，因此官员亨通，由浙江总兵升任浙江提督。明朝遗老对此人深恶痛绝。田雄附庸风雅，宴请陈洪绶。陈洪绶佯装酒醉，当众大骂田雄。一手掌握浙江军事大权的田雄哪里肯放过他！
同时代人丁耀亢哀悼陈洪绶的诗，特地指出：“时有黄祖之祸”。所谓“黄祖之祸”，是借用才子弥衡当众羞辱曹操，死于江夏太守黄祖刀下的典故。诗中所云“名高百尺莫登楼”，“始信才多不自谋”，都在暗示他死于非命。在当时的专制政治高压下，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只能暗示而已。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看出了此诗的言外之意，点明：“陈洪绶以不良死。”所谓“不良死”，可以理解为非正常死亡，或者说死于非命。
陈洪绶的死于非命，令人想起魏晋名士嵇康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