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雪伦
我出生于镇北范市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我和弟弟从小就给别人当雇工，13岁那年，又去上海虹口一家南货店当学徒。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怕鬼子烧杀掳掠，我逃难回到家乡。1941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鬼子举着太阳旗横行霸道，到处烧杀，浙东大地沦陷。正当我找不到出路而又不甘心当亡国奴时，1941年夏天，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从浦东过来的宗德部队，他们经常在山区活动。我在山上砍柴时，有几次叫我去帮他们挑东西。他们打鬼子，爱人民，同我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从他们那里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不久，在中共慈溪县委领导下，在我村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又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使广大佃农的生活有了改善，组织起农会和自卫队，而且迅速发展壮大。之后，我又进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镇海流动教师团举办的夜校里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我前进的方向，党的领导犹如红星闪闪照我去战斗。1943年10月，年仅21岁的我，经过党的教育考察后，由驻村负责民运工作的陆子奇和李裕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走上了像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一样“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既光荣又艰险，既充满革命激情又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程。那时，我主要担任丈亭区特派员和区工委书记兼西区武工队指导员……
一、日寇投降，主力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告无条件投降。我们终于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反共，制造内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9月19日党中央及时作出战略决策，规定我党我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9月20日华中局，又转发来党中央电令：“浙东、浙南、皖南部队北撤。”22日，华中局就北撤工作的具体安排，电示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外，全部北撤。为了争取和平，9月30日起，中共浙东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忍痛北撤。三北的党组织决定我和其他少数同志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我是由三北地区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山同志找我谈话。布置任务：“部队北撤后，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地、县、区实行三级特派员制，单线联系，任命你为丈亭区特派员。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他要我充分认识地下斗争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思想上必须具备对党的事业的坚定性和积极性，叫我两天内赶到丈亭区就任。
二、改名换姓，隐蔽山村
第二天，我拿了李乐山同志的介绍信，到掌起桥找到慈溪县县长谢仁安同志，他当即写了信，叫我下午随同一位通讯员同志去丈亭区找区委书记田风同志。在崔夹岙找到了田风同志后，他介绍了丈亭区各乡党组织情况和进行单线联系的主要党员名单，决定我改姓换名为方顺裕，同各乡党组织联络的暗号为：“一根扁担、两只麻袋，三北人，卖盐的。”后介绍我到三七市乡一个只有12户人家的石泉村冯忠勤家落脚，以做雇工的合法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冯当时是个比较开明的民主人士，田风同志派人把冯叫来，在室外同他个别谈话，他表示同意。当晚，我就随同他去冯家，名义上作为冯忠勤师兄的儿子在他家当雇工。这时正是中讯稻收割季节，我就帮助他家割稻。
10月初，我开始在丈亭区下属的二六市、云湖乡、渔溪乡、三七市乡、祝江乡活动。分别以砍柴人、卖梨人身份，利用节日、庙会之机，与各乡党支部书记接上关系，并布置了隐蔽埋伏、等待时机的任务，对极个别同志害怕敌人的胆怯心理，及时做思想工作并作相应的组织调整工作。
19日晚饭时，我的直接领导、中共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同志派范祥飞等两个武装同志来石泉村与我联系，并叫我与他们一道到他那里去，蒋子瑛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向他汇报了工作后，他就当时的形势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他再三强调要做好党员的思想工作，当前敌人白色恐怖是黎明前的黑暗，个别同志胆小害怕的情况是难免的，但对思想动摇的人决不能接上关系。并说去三北回来后再来找我。
部队北撤后，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乡村干部。我白天在田畈里劳动，只是在晚上晒谷场上独自一个人盼星星、望月亮，想念领导，想念党。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蒋子瑛等同志仍然没有派人来与我联系。我如孩子失去亲娘一样的焦急，口虽不说，心知有异。再加上冯忠勤怕时间长我会暴露而连累他，一个人悄悄去了上海避风头，由他妻子告诉我不要再在他家做雇工。当晚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如果去别处找落脚点，就要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这是党铁的纪律所绝不允许的。这时，党的教导我牢记在心上。“对党的事业坚定性和积极性”使我最后决定：仍坚持原地斗争，前后5次转移到同村党员家里和其他户里落脚，但又必须积极想法寻找上级党组织。
三、茫茫大海，孤身寻党
1946年11月，在做好与各乡党支部书记联系后，我毅然离开这生我养我的三北地方，望着巍巍四明山、滔滔姚江水，带着雄鹰展翅飞，不怕暴风骤雨的心情，冒着随时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的危险，孤身一人踏上去茫茫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征途。
原来，我在北撤前担任龙山区委组织候补委员时，曾布置王长亨、许梅生两同志去上海暂时隐蔽。我想，去找他们打听一下可能还有希望。终于，通过他们两人找到了我在镇海工作时认识的原慈镇县联络站站长陈文舟同志。由她带我见到了小严同志（原名严永洁，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的爱人），见到了她如见到了亲人，我向她汇报了一年多来坚持原地斗争的情况和来上海的目的。小严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要我在上海住几天，留下地址，由华中局为了加强北撤后三北地区党的领导从山东调回浙东担任慈镇县特派员的赵士炘同志来接头。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一夜未睡。
第二天，赵士炘同志找到了我，在马路上我跟在他后面，边走边谈。我当时激动得如同孩子跟着亲娘一般。从他那里得知许多我在山村隐蔽时难以知道的情况：1946年6月，我们北撤部队在山东发起解放泰安的战斗，首战告捷，攻城三日得胜的消息，我高兴得跳起来；1945年10月下旬，蒋子瑛等6个同志离开我后在庄桥洋墅地方被敌人包围，除1人突围外，其余都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我听后悲痛得失声痛哭。发誓回去后必向敌人讨回这笔血债。最后，赵士炘叫我仍回丈亭区原地坚持斗争，并向我传达了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武工队的任务。
四、夜接主力，出击三北
1947年4月中旬，赵士炘同志派叶子辉同志来丈亭接我到掌起桥他的住处，在听我向他汇报从上海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后，即布置今后怎样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5月21日，他又派叶子辉同志来我处，叫我到他住处，要我于25日晚上在丈亭郁家湾地段接应四明主力部队过姚江，召开区特派员以上干部会议，并协助主力部队出击三北地区敌人。他并告诉我接头时间和暗号：晚上10点钟，划3根火柴。对江亦划3根火柴。我回到石泉村和同村党员叶浪才商量后，决定叫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党员陈大江一起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经过暗号联络后，我们带着主力部队经太平湖、太池墩至五峰寺宿营。当晚，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同志备信叫我连夜赶到唐李叶家湾民主人士叶子康家中接中共上海分局领导林枫同志和王起同志来开会。后来因林枫同志改变了路线，我没有接着。第二天转移到史祥寺宿营。在史祥寺同敌人打了一仗，当场击毙敌班长一名后，兵分两路突围。顾德欢同志叫我带陈布衣、薛驹和王起同志等30余人从后山撤出，经唐李叶家湾到香岙后，陈布衣同志叫我仍回丈亭区原地。
五、敌后武工，重任在肩
1947年7月，慈镇县武工队派来陈龙虎、李贵浩、虞炳单、余贵法4个武装同志来丈亭区活动，宿营在番薯厂村，被伪保长告密，三七市保警中队40余人包围宿营地，虞炳章和余贵法两同志被捕去，后在慈城大宝山中壮烈牺牲。8月，国民党《慈溪日报》刊登国民党慈溪警察局公告，提我脑袋，悬赏5000大洋。这些不仅吓不倒我们，反而更激励我们去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去创造万里江山披锦绣的雄心壮志。这个月下旬，我们在赵士炘、沈宏康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西区敌后武工队，由我担任指导员。开始只有4人、1支步枪，两支短枪和1颗手榴弹，后逐步发展到46人，各配有轻机枪、步枪、短枪、掷弹筒等武器。别小看武工队的作用，它肩负着战斗、锄奸、宣传、征粮和发动群众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它必将以英勇顽强、敢打出生入死的硬仗而吓破敌胆不敢进山区的小三五支队的形象而载入浙东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荣史册。
开展武装斗争，讨还战友血债，这是我们敌后武工队队员每个人必欲达到的一个目的，因此，我们白天上山，晚上下山，早出晚归，与敌周旋，寻找战机，作一殊死激战。这样，有时敌人上山清剿，我们就转到敌人据点附近村去。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在深山冷岙中找隐蔽的地方，用竹席搭“公馆”，盖房子，依靠地方党员和群众送粮食、传情报，有时一天吃不上饭，风雪天蹲在高山上，武工队员没有一个叫苦喊累。那时我们向往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反动派，分田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和平生活。
武工队没有武器怎么办？我们先从民主人士叶子康处要来了4支短枪，再向伪乡长地方去缴，向敌保警中队去缴。至 1949年5月23日，我们武工队进行了向丈亭保警中队二六市分队开火、反包围，二六市上王村突围，蜀山渡缴枪，三七市塘李村策反，祝家渡干岙村突围，二六市叶家湾接受起义等大小战斗中，共策反8人，接受起义36人和所携全部武装和子弹，击毁敌机枪1挺、缴获步枪16支、短枪1支。
特别是二六市相岙村反包围一仗，由我亲自指挥。那出生入死的激烈战斗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是 1948年8月一天晚上，我和武工队长徐策等12个同志有意住在相岙村伪乡长虞乐君家。果然，他一边叫妻子接待我们，一边深夜向二六市保警分队告密。对敌斗争的残酷性，锻炼了我高度的警觉性。凌晨4时，我就叫醒同志们，撤离到山上。果然敌30多人前来包围，我们就给他们一反包围，与敌展开一场殊死激战，整整打了半个小时后，敌人一部分迂回从后路包抄过来。我就命令武工队撤到里山去，但3个同志（一个是由上海来的山峰同志，另一个是患有哮喘病的周金宝和殿后的我）终因跑得慢撤不出去。这时，我决定在柴树中隐蔽起来。敌人在柴山中继续搜索。我们在树丛隐蔽处看得见敌人，但不知敌人是真看不见还是怕死假装没看见而吆喝着离去了。这样与敌人斗智斗勇有惊无险地到唐李与其他同志会合。这一硬仗，吓破敌胆，使敌人不敢再进山区半步。群众中，关于“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真的回来了”的消息也迅速在慈镇大地上传开。
通过这一伪乡长告密事件，我们认识到锄奸工作的重要性。第二天，我们武工队就潜入二六市据点捉拿虞乐君。连捉3次都没有捉着，最后他不得不逃到天津。然而他最终逃不出人民的严厉惩罚。1950年镇反运动中把他从天津捉回来镇压。在锄奸工作中三七市保警中队密探捣蛋阿兴，二六市保警中队密探徐志生、师永贵等一个个在我武工队员正义的枪声中倒下去。
征收爱国公粮、爱国特捐，这是我们武工队的又一重要任务。因为我们三北地区是比较富裕的，是四明山主力部队重要的经济补给来源。经过我们武工队发出并必须由我亲笔签名的爱国特捐，从现在价值来说有100多万元人民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四明山根据地，作主力部队供应所必需的粮食、棉衣、药材之用。当时，我和队长徐策、会计周士谦都腰缠万贯，身带黄金。同志们都戏称我们为“过路财神”。但我们个个都深知这些钱是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决不可丢失，更不可随意乱用当时，武工队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粒子弹两个洞，带着钞票做啥用？”它真实描述了我们这些武工队员为党、为革命、为浙东解放，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更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革命英雄主义本色。
六、胜利曙光，浙江解放
1949年5月24日，慈溪解放。我们终于迎来了浙东解放的胜利曙光！我也走完了这段光荣、艰险、充满激情和传奇色彩的“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革命历程，胜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丈亭区特派员、西区武工队指导员的光荣任务，参加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工作。
2006年6月26日，选用时有删节
从战场到大漠再到海洋
朱贻瑾
执中、稚华和泰栋多次来信，嘱我为凤中纪念文集《报效祖国》栏目写一篇从事国防科技事业的经历。之所以久久不能动笔是因为这个事业无比伟大，而我从事的工作又是那么平淡微小，不敢下笔也不好下笔，经子型一再来电催促，只好撷取一些片断写成权作向母校汇报吧。
1945年1月，我从三北平原上了四明山，在梁弄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到1990年在江阴远洋测量船基地离职休养的46年军旅生涯中，有三分之二时间工作、战斗在国防科工委所属的单位。这31年中亲身经历了我国尖端武器研制试验，从初期的艰苦创业到一次又一次震惊世界大振国威的巨大胜利的全过程。忆及往事，历历在目……
一、从朝鲜战场到大漠深处
1958年，我和周曼云同志所在的第二十三军作为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到祖国，驻地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是一座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充满俄罗斯风韵的繁华城市，对于我们这些在朝鲜山沟的坑道、地窝子里住了七八年的志愿军官兵来说，简直是进了天堂。
8月，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哈尔滨出生了，组织上给分了一套两居室，我们乐融融地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不到半年，一纸命令，让我们到大西北的某地去报到，只知道是一个绝密部队。我们含着泪把孩子送回上海，带着简单的行李走向大漠深处……
由于尖端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出于保密的需要，决定了进行这种研制和试验的人们只能在远离城镇没有生命的地方去从事自己的事业。酒泉卫星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就建在大戈壁滩上。周围四五百公里荒无人烟（相当于整个浙东）。极目望去，全是铺满灰褐色砾石的戈壁和沙丘，山上则是赤裸的怪石，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在流经的季节河边才有一些耐盐碱的胡杨树、骆驼刺和沙枣。白天沙漠里烫得可以烤熟鸡蛋，晚上就得盖着皮袄睡觉。那里一年下不了几场雨，洗了衣服用不着晒，晾在屋里不到半天就干得刮刮响，好多初来的人都干燥得嘴唇开裂，鼻孔流血。一刮起大风更是沙尘蔽日，伸手不见五指，正如唐诗里描绘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我们进入场区时，许多宿舍楼还没有来得及粉刷，为了抢时间，就投入了紧张的设备调试，操作训练。当时正值全国大灾荒年，供应十分困难，连制度规定的基本口粮都不能保证，而且还要每天扣出三两救济甘肃、内蒙古的灾民，我们只好去采集野生的沙枣和骆驼刺磨成面掺在玉米面里蒸糊糊充饥，虽然苦涩不堪，也只能强咽下去。待接来另两个孩子后更是发愁，他们幼小的年纪就得跟着我们吃苦，内地带回的一小包奶糖和饼干都成为只有在节日里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偶尔分来几个苹果，连削下的皮都吃个精光……
历史可以作证，在那些日子，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和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为两弹一星的伟大工程而夜以继日地探索着，攀登着……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甚至晕倒在工作台上，这件事惊动了聂荣臻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为此特地向各大军区请援，从东北调拨来一批黄豆救急，但也只能给工程师职称和团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四斤。四斤黄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那时可是激动人心的大事情呵！
我们的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又是在国家刚刚从战争破坏的废墟上初建，工业体系尚未建立，人才、资金极为缺乏的大地上进行的（1957年，全国预算支出仅为30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仅为139.9亿元，钢产量为535万吨），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在技术、原材料、精密仪器设备方面严密封锁。赫鲁晓夫又背信弃义，悍然宣布在 1960年9月1日前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了全部合作协定，更是从背后捅了一刀。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更加奋发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短短的十年中试制成功一系列威力强大的导弹核武器，并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从事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又是一件相当危险的工作。每次发射前得加注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燃料和氧化剂，它们具有极强的毒性，稍有泄漏和污染都可置人死地而且极易爆炸。前苏联的战略火箭总司令就是在一次发射试验中爆炸身亡的。特别是 1966年10月27日，我们首次在导弹上装上实战用的核弹头并在本土进行两弹结合试验就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壮举。为了防止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那天离发射场60公里的居住区——某城的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全部登上升火待发的列车，弹体飞越的村镇居民也作了紧急疏散的准备。
那次在发射架底下掩蔽部的操作人员压缩到只有6个人，而发射部队的政委坚持留下陪同给大家鼓气壮胆。他们7人事先都留下遗书——誓以生命来换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据说这份遗书被送到正在守候的周总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阅后极为感动，当即挥笔写下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主席把国防科研战士比作民族英雄文天祥，这是对我们的最高褒奖。
核弹头经过9分多钟的飞行终于在千里外的上空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从此我国真正拥有用来还击敌人的作战实力，任何妄图动用核武器来侵略的狂人都得考虑也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灾难。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为了纪念我曾经参与的这一伟大事件，我在事后向回收分队要来第一级火箭脱落的残骸上的一段铝合金导管，一直保留至今并拟赠母校保存。毕竟它在推动核弹头飞向目标的壮举中，也曾经起过些许微薄的作用。
二、卫星在召唤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的飞速进步，多种型号威力更大的火箭试制成功，已经有能力把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了。
早在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就说过“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因为发射卫星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它要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摆脱地球引力，它将在各大洲上空遨游，为中华民族在宇宙空间争得一席之地。我们更要有自己的通信卫星、气象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等等才能在平时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和摆布，在战时取得主动权。
为了测量卫星的轨道，及时掌握卫星内部各种情况和它发送来的信息以及控制它的行动，就需要在全国建立一个测控网，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建在我国领土的最边远的地方。
1970年，“东方红”卫星发射在即，各测量站正在厉兵秣马，迎接战斗，经过我主动请缨，基地决定派我去西域某测量站。从戈壁滩到更加艰苦、更加边远的西域，这是一场更加严酷的考验。但是，卫星在召唤，神圣的使命感在催促，我们全家毅然登上西去的列车。
当时铁路只通到乌鲁木齐，到那里还要坐汽车走1500公里，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通过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因为那时只有一条简易的沙石路面的公路，好多地段像搓衣板一样，有些险要地段又有坍方雪崩的危险。我们沿着唐僧西天取经的路颠簸了整整7天，大卡车上装着行李、杂物，还有站里的器材，我们全家只好蜷缩在木箱上，车轮扬起的沙土直往头上和脖子里灌。兵站里只供应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好在三个孩子跟着我们在戈壁滩吃苦惯了，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这个站位于祖国的最西端，距阿富汗、巴基斯坦很近，而到北京有3500公里，晚上9点半太阳还没下山。当地居民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走在街头似乎到了《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伯国家，那时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十分落后，且维吾尔族农民基本上不吃蔬菜，禁吃猪肉，当地供应十分困难。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全靠自己在盐碱地上挖排碱沟，修水渠，开荒种地来解决吃菜问题。科技人员也不例外，他们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为了迎接我国卫星的上天，都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沙漠的边缘，在极差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最尖端的科学事业。我在1979年曾接待过一批美国的科技人员，他们十分惊讶中国顶尖的技术军官竟是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连连伸出大拇指说：“中国人了不起”。并说：“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会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下……”
卫星发射前，全国各测控台站都要进行多次设备检查和模拟合练，机房彻夜灯火通明，为了确保实现周总理提出的“万无一失”的要求，做到设备绝对可靠，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硬是对几十台设备的几十万个电子元件和线路焊接点用人工一个一个测量。我们领导干部也跟技术人员一样，为了这个目标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登上太空轨道，当《东方红》的乐曲响遍宇宙传到机房时，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尽情跳跃。遨游在五大洲上空的中国卫星，冲刷了压在我们头上一百多年的屈辱羞耻，它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让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小看我们，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无比自豪！
那一天在全国范围里凡是测量台站通向指挥中心、通向北京的电线杆下，每隔两根（一般是一二百米）就有一个荷枪的民兵，总计动员了400多万人来守护我们的线路，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光缆，更没有通信卫星，所有数据信息传输就靠这电话线，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业绩。
作为站政治委员的我，最知道我们科技人员和战士为之作出的牺牲，很多人在任务准备期间无法回内地探望临终的老人或病重的妻儿；有个女工程师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在计算机机房日夜操劳，直到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孩子降临人间，为了纪念，她给孩子取名叫小波——太空传来的电波。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极为困苦和待遇极微薄的年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是应该名垂青史的。
由于这个站在尔后的几十颗卫星的测控任务中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而且由于平时设备维护保养好，数次在紧急情况下奉命开机，出色完成任务，又鉴于全站指战员长期坚守边疆，无私奉献，经中央军委批准，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被授予国防科委先进党委的光荣称号。
三、从沙漠走向海洋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纠正了用人方面的“左”倾错误，也考虑到我在边疆已经工作了20多年，国防科工委在1980年下令把我调到某卫星测控中心任政治部副主任，又于1984年调我到北京怀柔指挥技术学院任副政委，1986年我被调到江阴远洋航天测量船基地任政治委员，从此我又投入了一场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当中。
由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已经研制成功的射程为8000公里～12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即将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原有的建在领土上的靶场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向太平洋发射；核潜艇的战略导弹水下发射自然要在海上试验，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要打到36000公里高空，从我国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到5000公里外的赤道上空才能进入轨道，因此必须建造一支能到达世界各大洋的测量船队，这就是著名的“远望号”测量船。
我的命运可以说充满向对立面转化的极端例子，这次又从干旱困苦的大西北边疆调到繁华的江南水乡，从昆仑山畔走向波涛浩淼的大洋，虽然我不懂航海，严重晕船，为了航天事业只能勇敢地接受大海风浪的挑战。
远洋测量船全部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由我国一家著名的造船厂和全国上百家科研厂、所于1979年建成。它的排水量达21000多吨，船长190米，它可以连续一百天在海上作业不停靠港口，续航能力为18000海里②（相当33400公里）；它的发电量足可供一个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生活用电；它达到的性能指标和测得的数据精确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卫星公司的专家说：“你们在海上测量达到的精度与我们美国四个地面测量站的数据几乎完全一致，简直不可思议。”“远望号”上布满巨大的天线和几十台（套）电子设备，它每次出航都载有几百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海上科学城。
我到基地后曾多次随“远望号”去太平洋执行任务，也多次在舟山洋面停泊补给淡水、油料和蔬菜，每次补水船来，我都要灌上一瓶，这是我家乡的水，似乎还带着四明山竹林的清香。
但是真正进入太平洋就没有上船前想象的那样浪漫和富有诗意了，六七级的风浪是经常遇到的，有时遇到风暴浪高达五六米，两万吨的大船在巨浪大涛的拨弄下像一块积木片，一会儿被举上十几米的浪峰之顶，一会儿又被抛进深谷，钢铸的甲板格格响，舱室里的杯盘哗哗落地，船首激起巨大的水幕从30米高的桅顶上越过，倾泻在后甲板上。那次与我同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们忍不住呕吐头晕，不得不停止对我的采访。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研人员还得在闷热的舱室里进行操作，他们每人的工作台旁都放着一个塑料桶，实在忍不住就在机器旁呕吐，有时连胃液、胆汁都呕吐出来，几天下来人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虚弱无力。为了完成任务，还得强打精神，目不转睛地注视仪表信号，进行精确操作，这就需要有惊人的意志力才能坚持得住。
见到这种情景，常常让我感动万分。我常常想，海军特级英雄麦贤得在与国民党的军舰的战斗中，身上、头上中了几十块弹片，脑浆都流了出来，但他仍然坚持操纵机器直到战斗结束；志愿军特级英雄邱少云在烈火烧身时，为了不让身边潜伏的战友暴露，忍住剧痛，纹丝不动，直到光荣牺牲，靠的难道不就是这种惊人的意志力和他们的崇高使命感吗？
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在1987年中修技术改造后以崭新的面貌，四次远征南太平洋和台湾海峡，取得优异的成绩，特别是1988年一年中三次出海表现突出，于1989年双双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这也是邓小平同志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前最后一次亲自签署的命令，足见他对科技强军的重视和殷切期望。这是“远望”人十年拼搏、奉献和发挥精湛技术获得的殊荣，我也以能在离休之前分享这份光荣而感到自慰。
在此稿搁笔之时，真感到“激情仍如旧，萧疏鬓已斑”。回想60年前，我们凤中同学都是一群纯洁虔诚的热血青少年，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目睹日本兵耀武扬威、烧杀掠夺，都为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而悲愤，都向往着祖国从软弱积贫中浴火重生。我们含着泪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握着拳头唱着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抛弃优裕温馨的家庭生活，毅然投笔从戎奔向四明山，就是因为我们从事实的对比中相信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们当年的选择没有错，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敢于在武器装备和国家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出兵，击退侵略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而且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领导我们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科学壮举，它是震慑战争狂人的法宝，是争取几十年以至永久和平的根本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将在21世纪中叶，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衷心希望现在凤湖中学的小朋友，发扬当年凤中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气概，为祖国更加富强而学，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21世纪的国际竞争就是科技力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衷心盼望我们的凤中也能培养出像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科学家。
①朱贻瑾，现名丁永泉，凤中三年级学生。1945年1月上四明山，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北撤。抗美援朝回国后，从事国防科研工作。1989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离职休养。
②海里。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一海里等于1852米。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