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柏静
我是镇北范市太平闸村人，1943年我16岁时，由沈宏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开始，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前身）就在我家乡开辟工作，我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就有了认识。1944年，由组织上介绍到四明山梁弄，在四明专署财政科做出纳工作。
一、新四军北撤，回家打埋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纵队司令部和行政公署在梁弄召开庆祝大会。纵队谭启龙政委和何克希司令在大会上宣告日本已投降，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是谁知道高兴没几天，形势就起了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党中央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击破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命令浙东纵队北撤。一些年纪小的或体弱的同志回家打埋伏，我也是被动员回家的一个。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是很想不通的。领导同志说：“北撤是很危险、很艰苦的，你们跟不上要掉队。”我哭着说：“不是说党员要经得起恶劣环境的考验吗，怎么不给我们考验了？”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把你们留下来也是保存革命的力量，不作无谓牺牲。部队以后回来了仍会把你们叫回来。现在你们必须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打埋伏。
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上给我写了介绍信，并随带入党志愿书，让我去找三北特办。和我同行的有郑伟成（会计）、董碧奋两位同志。我当时18岁，董碧奋和我同岁，郑伟成比我小2岁。临走时组织上发给我们每人一元抗币，在路上用。
我们3人含泪离开了部队。但是因为不认识路，瞎走乱闯，翻山越岭，夜里在山缝里过夜，就这样走了3天才到了三北。可是三北特办已经北撤了。我们3人分手，各自回自己的家。我回到了太平闸。我们这个村群众基础好，受共产党的影响深，有不少地下党员。在群众的掩护下，我回到家里没有出事。
离开了组织，比失去父母还要痛苦。真是天天想，夜夜盼，盼部队早回来，让我归队。等呀等，3个月过去了，音信全无，我急了。我记得过去在过组织生活时听说过，如果6个月没有过组织生活，要算自动脱党。又听说过，不可以接横关系，这样叫我怎么办？到 1946年3月，眼看半年快要到了，仍没有找到组织，我想只好找横关系了。我想起了沈宏康，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打听到他并未北撤，还在地方上坚持。我托邻居岑云钿（地下党员）找寻沈宏康，如果发现他来了告诉我，我有事要找他。半月后的一天，岑云钿告诉我：宏康来了，住在自己家里。我就赶紧溜出家门，到宏康那里。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是上级决定他留下来坚持工作的。我把组织介绍信和入党志愿书交给他时，真像孩子找到母亲那样开心，与组织接上关系心里踏实了。从此，我由沈宏康单线领导，在村里工作。他布置我以结拜姐妹的形式团结妇女，从中发展新党员。我发展了3名女党员：岑银花、叶娟素、蔡阿月，都是个别联系的。
1947年春，沈宏康来村里对我说，上级党指示，要在浙东重新组织武装部队。我听了非常高兴。他交代我：要动员一些青年参军。我提到家里的钱张勇、岑水根、洪表三个雇工可以作为动员对象。他说：“现在马上要春耕了，你家三个雇工走了，耽误春耕怎么办？”我说：“不顾它了。”他又说：“你父亲要骂怎么办？”我说：“顾不得这许多了。”因为我们家比较封建，我是女青年，不能多和男青年接触，只好请男党员岑永钿和从四明山部队里回来的老同志岑永仁协助做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和岑永仁把钱、岑、洪3个人请来，由叶娟素（我家阿姨，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在外望风，我们动员他们参军。岑永仁还谈了他在四明山三五支队时的部队生活，讲了官兵如何平等、亲如兄弟等等。我接着谈了些穷人怎么会穷？是被地主、资本家剥削而穷的。穷人要翻身，全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地主剥削阶级等话。他们3人听了都点头同意参军。我向沈宏康汇报了，没过几天，他们3人就秘密跟沈宏康走了。我挨了父亲好一顿骂。
二、在联络站工作
1947年7月发生了一件事。在此之前有一天，沈宏康回到村里，我把蔡阿月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他。他在接应浦东部队过来时，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没抓住沈宏康，却抓去他披着的衣服，衣服的口袋里就有这份入党志愿书，上面还有我这个介绍人的名字。因此，沈宏康急忙赶回来通知我和蔡阿月立即离开家里。我不能再留在太平闸工作了，便对父亲说：“敌人要来抓我了，得马上送我出去。”父亲急忙雇了只脚划船，送我到几里路远的招宝庵，我就躲藏在庵里，这是预先与沈宏康约好的。没过多少天，沈宏康分配我去山南清水湖黄沙闸地方的慈镇县东区联络站做站长。
在那里，我住在甲长家，他虽然是白皮红心，但当时那地区白色恐怖厉害，对于我去做联络站工作，住在他家，他本人和他们一家人是很害怕的。我为了站住脚跟，在他家家务什么都干，帮助女主人做鞋子，给他们绣拖鞋花等等。他们很怕我拿笔或看书，于是我不看书也不写字，完全像一个农村姑娘一样。他们做什么，我就和他们一起做。慢慢地女主人喜欢我了，他们家里比我小的子女都叫我姐姐。我认为只要站住脚，就是胜利，就能起到联络站的作用。所以给他们做事，我都很乐意。
当时联络站的工作主要是，沟通县工委与3个区（东区、中区、西区）武工队的联络，互通情报。我们东区联络站只有一个通讯员，是个50多岁、只有一只手的男人，大家叫他阿万伯。我和他出去时以父女相称，我真的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有空给他做鞋子、洗衣服。他也把我当女儿，亲昵地叫我“阿英”。
我在东区联络站工作约3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区联络站工作。中区的白色恐怖比东区更严重，我们住过慈北的谢家、鲤池头冯家、方家、洪魏等村，这些地方离敌人的据点及乡公所都很近，只有三四里路，好在我是农民家女儿，很适应农村生活。
我们的联络站能生存，能开展工作，全靠当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有敌情，总是群众先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脱险，这种事例很多。如有一天傍晚，我要把一些机密文件送出去，化装成走亲戚的姑娘，拿着馒头篮出门，刚走到村口，对面有一支敌军过来了。正当我进退两难时，我住的一家冯乾芳老伯冒险而出，向我喊道：“阿英！今朝太晚了，外婆屋里明朝去！侬回来！”我答应一声：“噢！”就回头走进他们屋里，安全地脱险了。
当时环境很恶劣，敌人经常来搜查。我们白天在村子里活动，晚上就乘着小船到河荡芦苇中过夜。这是一只旧船，船底有点漏了，半夜里水满舱板了，把我们的背部浸湿了。当我们惊醒过来，起身把水舀出去，舀干了倒头又睡。那时年纪轻，身子结实，经得起这样的磨炼。
三、被捕
1948年8月6日，我们联络站驻在现在的慈溪县东安乡鲤池头冯家，站内有我和通讯员岑雅琴（女），还有政治交通员竺冠玉（女）、武工队员黄立明，以及谢家来的地方党员二嫂、谢春泉共6个人。那天我们正在吃中饭，忽然听到外面有枪声，我们知道有了敌情。我马上叫二嫂、春泉、黄立明、岑雅琴4人先跑。我和竺冠玉藏好站内的信件，洗好碗，收拾好房间，消灭了我们躲过的痕迹。因为我们住的那家只有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两个人，不能留下有别人住过和这么多人在房内吃过饭的迹象，否则要连累了老太太。
我和竺冠玉收拾好房间，跑了出去，刚走到一处稻田边的路上，一群敌人突然从田里冲出来，把我们包围了（事后知道来的是慈溪县政工队特务）。在这些敌人中，有个叫阿六的，原在东区武工队当通讯员，曾经到我们联络站送过信，认识我，他被捕后可耻地做了叛徒。他当场指认我，对敌人说：“这人叫百英，是联络站站长。”敌人把我和竺冠玉抓起来，狠狠打了我一顿，要我交出联络站的信件和钞票，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又由叛徒阿六带路，到我们住的房子里搜查，但什么都没有捞到，只是抢去了老太太家里的衣服。
做联络站工作时，对于被捕和牺牲，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记得当时担任慈镇县中区工委组织委员的林之山对我说过：“我们干革命工作，时时有被捕、坐牢和牺牲的危险，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宁可自己牺牲，绝对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出卖同志和损害群众利益。”他又说：“如被敌人包围了，宁可被敌人打死，也不要做俘虏。”
我不幸被捕了，回忆起林之山的话，我想想现在是经受考验的时候了，我一定要做硬骨头。我想到竺冠玉虽然和我一起被捕，但叛徒并不认识她，不知她是什么人，我如何能使她脱险呢？想来想去我还是自己先死了好，她可以任意编造口供，蒙骗敌人。我活着，敌人便会两面耍花招，在她面前说我已经出卖她，在我面前却说她已经怎么供认了。我如果死了，敌人便无法编造了。因此，我决定等敌人押我到洪魏大河边时投河自尽。
我在路上偷偷对竺冠玉说：我要跳河，你帮我松绳子（因为我们两人的手是绑在一起的）。竺说：“好，免得吃苦头！”暗暗地把我手上的绳子弄松了。到了洪魏大河边，我把绳子挣脱，一下子跳进河里。我原以为敌人会开枪打死我，没想到敌人想要从我身上得到情报，不让我轻易死掉。敌队长胡觉民忙叫一个士兵跳下河来抓我，我同他在河中搏斗，我想把他一起淹死。敌队长看到一个人对付不了我，又叫两个人跳下来。我一人对付不了3个敌人，结果仍被他们抓上河岸来。
我被抓上河岸以后，敌人围住了我。敌队长胡觉民气坏了，狂怒地用木壳枪头乱打，我的头被打出3个洞，血流满身。敌人把我和竺冠玉再绑牢，押到慈溪县的东埠头乡公所。
在乡公所我被绑了一夜，也被逼问了一夜，我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敌人把我和竺冠玉押到慈溪城的政工队里，又对我审问，逼我承认竺冠玉是我熟悉的同志；要我供出所有住过的地方；逼我承认是联络站站长，是共产党等。我只说是联络站里烧饭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坚持说不认识竺冠玉。敌人果然耍花招，骗我说：“竺冠玉说认识你的。”我故意大喊大叫说：“我不认识她，她怎么会认识我”要他们叫竺冠玉来对证。敌人当然不会这样做。后来我装得呆头呆脑，连父母的名字也说不知道。敌人用种种刑具来吓我，我也装得无知无觉的样子。我说：“我是什么都不知道，要打煞我也只好由你们打煞了。”夜里也装得睡得很熟。敌人真以为我是一个呆子，连父母名字也不知道，动刑也不怕。
这样，在政工队里审问了一个星期，然后我被解到慈溪警察局拘留所里，同刘素琴（沈师桥妇女会会长）、顺求女（东区通讯员，也到我处送过信，认识我）3个人关在一起。
在拘留所里，我时刻惦念着竺冠玉的安全，后来我托服役犯阿洪（刘素琴对我讲过，阿洪曾受陆子奇同志教育，比较可靠）了解竺冠玉情况。竺送回来一张条子说：她因为没有口供，组织上通过三北阿谦嫂来保她，明天要出狱了。这样，我才放心了。
后来，我又被审问一次，关在慈溪县监狱里，两个月以后，1948年10月初，被押解到杭州的浙江省第一监狱。
四、在杭州监狱
在杭州浙江省第一监狱，我被关在女牢里，同陆子奇关在一起，陆子奇先于我被捕关在那里。她对我很好，看到我来了，对女看守说我是她的侄女，让我与她关在一起。
第二天，陆子奇对我说：“我们不要白白坐牢，要把牢房当作学校，读书学文化，将来出去能为党做更多工作。”这样，我参加牢房里的学习。我们牢房里有10个人，除了一位老太太和有孩子的家属外，8个人都努力学知识、学文化。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陆子奇那时老是患头痛，但她用毛巾把头扎起来，毫不松懈地读书、学习。那时学习用的书、报、笔、纸等等都是靠同牢房难友李真的父亲李作尧老伯伯偷偷带进来的。李老伯伯有正义感，当时在杭州开小杂货店，常到牢房来看望女儿（李真是浙大学生，因于子三事件而入狱的，后来也奔赴三北，参加革命）。他来的次数多了，女看守对他也熟了，不大防范，所以他能给我们偷带些东西。
在牢房里，我们全室难友团结一致，谁有人探望收到送来的东西，不分你我，大家一起享受。虽然狱方只给我们一天吃两顿饭，每顿只一碗，但是我们把饭倒在一个桶里，有的胃口小，吃得少，可以多出来给胃口大的吃，并能多余下来，留到第二天当早饭吃。这样，可以把两顿饭分3顿吃。
我们把牢房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活儿大家抢着做，看起来像个学校的寝室。在生活上全室难友也互相关心。陆子奇对我们真像长辈关心孩子一样。有一次，天寒地冻，我因受冷，肚子痛，可是没有东西取暖，陆子奇就用自己热身体伏在我肚子上，给我取暖。果然没多久，我的肚子就不痛了。
在放风时，陆子奇要我们去和其他牢房的女犯人交朋友，并叫我们做宣传工作。我们和其他牢房的女难友放风时，偷偷告诉他们：我接触过，看见过共产党的部队是怎么对老百姓好，怎么有纪律等等。难友们很喜欢听，乐意与我们交朋友。有一个名叫石淑芳的女犯，出狱后还拿了东西来看望我。
1949年初，解放大军陈兵长江，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蒋介石退居奉化，李宗仁当代总统，他们迫不得已，又耍假和平搞和谈。党中央提出：要国民党反动派立即释放被关的所有政治犯。这样，我在 1949年2月初被释放了。出狱后，在李作尧老伯伯家住了约一个星期，然后由组织上派谢家阿大伯接我回慈北。不久，陆子奇也出狱了。她出狱后给我作了证明，经慈镇县工委讨论研究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仍担任慈镇县中区联络站站长，直到全国解放。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第二卷）
